神话诗的诞生

第一章：神话诗的诞生

2018年，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的纪录片正在拍摄。导演想找一段能让人“看见”莎士比亚创作状态的画面，摄影师扛着机器在环球剧场附近转了好几天，素材始终不满意。直到有一天，剧组的年轻助理随口说了一句：“要不我们拍诗人写诗的场景？想象他在一个房间里，就对着纸和墨水。”导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对，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

这段对话后来被剪进了纪录片的幕后花絮里，没有引起太大关注。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它触及了一个被忽略已久的事实：威廉·莎士比亚，世界上最著名的剧作家，一生中写下的文字，大部分根本不是供舞台演出的。那些十四行诗、那些叙事长诗、那些他亲笔签下名字交付出版的作品，和戏剧完全不同。

《维纳斯与阿多尼》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是戏剧，没有角色需要穿上戏服、走上舞台。它是一首一千一百多行的长诗，讲述爱神维纳斯如何疯狂地爱上英俊的猎人阿多尼，如何向他倾诉衷肠、遭到拒绝，最终又如何因为一场意外，永远失去了他。这首诗写于1593年，出版后成为伦敦最畅销的诗集之一，莎士比亚亲自监督了至少六个版本的印行。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停下来想一想：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在剧院因瘟疫关闭、没有收入来源的困境中，为什么不去写更多剧本赚钱，反而去写一首在当时看来“赚不了大钱”的叙事诗？是什么驱使他在那样的时刻，选择用诗歌而非戏剧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

这就是第一章要探讨的核心问题。答案涉及瘟疫、出版业、莎士比亚的野心，以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在成为“戏剧大师”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对语言本身着迷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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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剧院关门时，诗人登场

1593年的伦敦，和今天的城市一样热闹、拥挤、气味混杂。伦敦桥上来往的行人、泰晤士河边叫卖的小贩、环球剧场里每周聚集的两千多名观众，构成了一座永远不缺故事的都市。但那一年，一场瘟疫改变了一切。

瘟疫不会敲门通知。它从伦敦的下水道和贫民区开始蔓延，先是一个街区的几户人家病倒，然后是相邻的街道，然后整片城区。按照都铎王朝的做法，每当瘟疫死亡人数超过一定阈值，市政当局就会下令关闭所有公共聚集场所。1592年底到1593年，伦敦的剧院被迫多次关门。对于靠演出吃饭的剧作家和演员来说，这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观众、没有工作。

莎士比亚当时二十八九岁，已经在伦敦剧坛崭露头角。他为女王剧团写剧本，和同事们一起住在舰队街一带的廉价公寓里，日子过得不算拮据，但也远谈不上富裕。剧院的反复关闭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1593年春天，伦敦的瘟疫格外严重，剧院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历史学家估算，那一年伦敦的人口因为瘟疫减少了将近五分之一。

就在这段被迫离开剧院的日子里，莎士比亚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有些“反常”的事：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一首长诗，然后把稿子送到出版商手里，要求对方以“四开本”的形式出版。这本小册子薄薄的，封面印着一个戏剧化的场景：爱神维纳斯赤裸着身体，跪在年轻英俊的阿多尼面前，双手握住他的手腕，满脸恳求。

这就是《维纳斯与阿多尼》。它不是莎士比亚第一次写诗，证据显示他在剧院工作期间已经在创作十四行诗，但《维纳斯与阿多尼》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1593年4月，这首诗以“四开本”形式面世，封面上明确印着“威廉·莎士比亚作品”的字样。出版商理查德·费尔德为此支付了一笔钱，数额不详，但可以确定这是一次有商业意图的出版行为，而非单纯的朋友馈赠。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版诗歌？

一个直接的答案是生存压力。剧院的关闭意味着莎士比亚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他需要找到新的方式来维持生活。出版诗集可以带来版税收入，虽然比不上演出分成，但总比坐吃山空强。更重要的是，在瘟疫期间，伦敦的读者并没有消失。这些人需要阅读、需要娱乐、需要某种方式来打发隔离在家的时光。一本装帧精美、内容引人入胜的诗集，完全可以填补剧院的空缺。

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如果只是为了赚钱，莎士比亚完全可以尝试写更多剧本，然后等剧院重新开门后卖给剧团。事实上，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大多就是这么做的。那么，是什么让一个靠写剧本谋生的人，在那个特殊时刻选择转向诗歌创作，并且决定把它变成一本正式出版的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莎士比亚本人。不是那个被供奉在文学殿堂里的“大师”，而是一个在1593年的伦敦、面对瘟疫和失业压力、需要为自己和家人找到出路的年轻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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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写戏剧的人，首先是个诗人

今天的读者提到莎士比亚，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通常是：环球剧场的木制舞台，华丽的戏服，假声高唱的宫廷角色，观众在阳光下仰头观看。这当然是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我们只看舞台上的莎士比亚，就会错过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加原初的身份：诗人。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让我们换一种说法。戏剧是一种集体艺术，它需要演员、剧场、观众才能完整呈现。一出戏写出来之后，作家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要靠导演、演员、舞台设计师共同完成。没有这些人的参与，剧本只是纸上的文字。

诗歌不一样。当莎士比亚写下一首十四行诗或者《维纳斯与阿多尼》这样的叙事诗，他完成的是一件完整的事。读者打开书页，直接面对的是语言本身。不需要任何人扮演维纳斯，不需要任何舞台来呈现猎人的森林，词语本身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每一个读者的想象中，而每一个读者的想象都可能略有不同。

对于一个热爱语言的人来说，这种“直接性”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诗人不需要和剧院老板讨价还价，不需要应付演员的即兴发挥，不需要在审查官的眼皮底下小心翼翼。诗人面对的是纸张和墨水，是语言最纯粹的可能性。

从创作生涯的角度看，莎士比亚的诗歌写作几乎和戏剧写作同步开始。他早期创作的十四行诗，在1588年到1594年间已经在伦敦的文人圈子里流传，只是没有正式出版。这些诗展示了一个在语言上极具野心的年轻人，他试图在意大利十四行诗的基础上，创造出属于英语的诗歌形式。这些实验为他后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养分——试想《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那些诗意的独白，那些语言的节奏感，如果没有诗歌写作的长期训练，很难达到那样的效果。

《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出现，把这种双重身份公开化了。当莎士比亚决定出版这首诗，他实际上是在向伦敦的读者宣告：我不只是一个写戏的人，我也是一个诗人。这首诗的体裁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声明。六音步双行体是古典诗歌的最高形式之一，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都曾用这种形式写作。在英语世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用过这种形式，但此后几百年间几乎没有人尝试。莎士比亚选择这种古典形式，等于是在向传统致敬，同时也在向读者展示：看，我也能够驾驭这种最难的形式。

1593年的伦敦读者收到《维纳斯与阿多尼》时，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剧作家尝试用最高雅的诗歌形式，讲述一个来自古典神话的爱情故事。这个组合在当时很新鲜。莎士比亚不是第一个把古典神话写成英语诗歌的人，但他把这两种传统——戏剧的叙事能力和诗歌的语言技巧——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这首诗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无论男女，无论老幼，都在读这首诗”。它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英语诗集之一，莎士比亚生前至少再版了六次，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出版市场上非常罕见。更重要的是，伦敦的知识界开始认真地讨论这位“年轻诗人”。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这就相当于一个拍了很多年商业电影的人，突然出版了一本诗集，结果一上市就成了文学榜单的冠军。

这对于理解莎士比亚的创作动机至关重要。他不仅仅是在瘟疫期间寻找收入来源，他也在借这个机会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更高定位。戏剧可以让他谋生，但诗歌可以让他留名。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文人的普遍心态：戏剧是“商业艺术”，诗歌是“高雅艺术”。如果你想被后世记住，光写戏剧是不够的，你必须证明自己也能驾驭纯文学的形式。

《维纳斯与阿多尼》就是莎士比亚的这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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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一百行诗里的故事

让我们把视线从1593年的伦敦移开，聚焦到诗本身。《维纳斯与阿多尼》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但要理解它为什么在出版后引发轰动，我们需要仔细看看莎士比亚是怎样讲述这个故事的。

故事的核心来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是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神话汇编之一，成书于公元8年左右。在奥维德的版本里，维纳斯爱上了阿多尼——一个以美貌著称的年轻猎人。但奥维德讲得很简短，故事只有几百行，重点放在维纳斯的悲伤和阿多尼的死。莎士比亚在奥维德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展，把这个简短的插曲变成了一个一千一百多行的复杂叙事。

诗的开头，维纳斯在狩猎中偶遇阿多尼，立刻被他惊人的美貌俘获。她走向他，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求爱。

这里需要停下来，想象一下1593年的读者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时的感受。莎士比亚笔下的维纳斯完全不像传统神话中端庄高贵的爱神形象。她被描绘成一个热情洋溢、甚至有些急切的女人。她跪在阿多尼面前，抓住他的手，用尽各种方式试图说服他接受她的爱。她赞美他的美貌，说自己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的声音充满哀怨，她的动作充满渴望。

这种对神祇的大胆改写，在当时的读者看来既惊险又刺激。维纳斯是爱神，是奥林匹斯山上最尊贵的女神之一，但她在这首诗里展现出的“人性”——或者说“激情”——让读者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坠入爱河的女人，只不过这个女人恰好是一位神祇。

阿多尼的拒绝同样值得注意。他不像后来浪漫主义诗歌中的那些冷漠美人，对爱的追求无动于衷。他拒绝维纳斯是因为他更热爱狩猎，在他看来，追猎野猪比谈恋爱有意义得多。这个理由今天听起来可能有些好笑，但它触及了一个深刻的主题：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因为专注于自己的志趣，而对周围人的爱视而不见？

维纳斯没有放弃。她不断恳求，不断诉说，试图让阿多尼明白她的心意。诗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呈现这种对话和内心独白，这让读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如何碰撞。维纳斯代表的是一种完全被情感驱动的存在，她的存在意义就是爱；而阿多尼代表的是另一种存在方式，他通过行动、追逐、征服来定义自己。

悲剧发生在诗的后半部分。阿多尼去狩猎一头野猪，维纳斯预感到危险，极力阻止他。但阿多尼不听。结果，野猪杀死了他。

当维纳斯发现阿多尼的尸体时，诗歌进入了最感人的段落。莎士比亚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神的悲痛——她抱着阿多尼的尸体，泪水落在他的伤口上，从伤口流出的血变成了银莲花。

这就是诗的结尾。

1593年的读者在读完全诗后，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整首诗几乎没有一句完整意义上的对话，所有的内容都是维纳斯的独白或者叙述者的讲述。这意味着莎士比亚有意地回避了让阿多尼开口说话。整首诗中，阿多尼的态度、反应、想法都通过维纳斯的视角或者叙述者的旁白来呈现。这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读者始终无法直接听到阿多尼的声音，他的拒绝、他的固执、他对野猪狩猎的执着，都只能从外部来理解。

这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选择，还是形式本身的限制？我们无法确定，但这种“声音的缺席”让阿多尼成为了一个谜。他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维纳斯的爱？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在某个时刻动摇过？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正因为没有答案，它们在读者脑海中持续发酵，让这个年轻猎人的形象变得格外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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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90到1595：一个诗人的五年

要理解《维纳斯与阿多尼》为什么出现在1593年，我们需要把它放回到莎士比亚的创作轨迹中。从1590年到1595年，这五年间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用时间轴来梳理这段时期：

```mermaid timeline title 莎士比亚1590-1595年间的创作轨迹 1590-1591 : 《亨利六世》上篇出版 开始创作十四行诗系列 1592 : 《错误的喜剧》上演 《亨利六世》中篇、下篇完成 伦敦瘟疫开始蔓延 1593 : 《维纳斯与阿多尼》出版（4月） 瘟疫导致剧院大规模关闭 《鲁克丽丝失贞记》创作/出版 1594 : 瘟疫缓解，剧院重新开放 与宫务大臣剧团合作 1595 : 《仲夏夜之梦》创作 《罗密欧与朱丽叶》创作 《尤利乌斯·凯撒》创作 ```

这个时间轴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1590年到1592年是莎士比亚在剧坛确立地位的时期。他的早期作品集中在历史剧领域，《亨利六世》三部曲让他成为伦敦最受关注的年轻剧作家之一。与此同时，他私下里一直在写十四行诗，这些诗虽然没有出版，但在文人的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瘟疫在1592年底开始爆发，剧院的关闭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方向。

1593年是一个转折点。《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出版是他第一次公开自己的诗人身份，而紧接着出版的第二首叙事诗《鲁克丽丝失贞记》进一步巩固了这个身份。这两首诗的成功给他带来了名声，也为他在瘟疫期间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让伦敦的知识界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仅仅是个“剧作家”，他还是一个能够驾驭古典诗歌形式的“文人”。

1594年瘟疫缓解后，莎士比亚重新投入戏剧创作。这一年他加入了一个新的剧团，开始了一段创作高峰期。《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尤利乌斯·凯撒》这些后来被视为经典的戏剧，都诞生于1595年左右及之后。从这个角度看，《维纳斯与阿多尼》就像是暴风雨中的一个短暂停歇，莎士比亚在这段被迫离开剧院的日子里，完成了从“剧作家”到“诗人兼剧作家”的身份升级。

为什么这种升级很重要？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人的地位是由他能够掌握多少种文学形式来决定的。纯粹的戏剧写作被认为是一种“工匠活”，虽然能赚钱，但不够“高雅”。能够写诗、写十四行诗、写古典形式的叙事诗，才代表了一个作家真正的学识和品位。莎士比亚通过《维纳斯与阿多尼》证明了自己不只是一个会写台词的人，他也是一个能够在文学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诗人。

这个身份在此后的岁月中持续塑造着他的创作。十四行诗组曲《爱人的怨诉》大约在1593年后开始流传，它展示了莎士比亚如何在诗歌和戏剧之间自由穿梭，把诗歌的抒情力量注入戏剧的语言中。如果我们仔细听《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那些著名的独白，会发现它们和《维纳斯与阿多尼》中的段落有着相似的节奏感和意象密度。这不是巧合——是诗歌写作的训练让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变得更加丰富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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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不会过时的问题

《维纳斯与阿多尼》写于1593年，出版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英格兰。但它没有被时代遗忘。四个多世纪后，我们仍然在读它、在研究它、在把它改编成电影和舞台作品。这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一首四百多年前的诗，今天的读者仍然会觉得它有吸引力？

答案涉及三个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每一章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回应它们，但在这里，我们先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

《维纳斯与阿多尼》描绘了一种非常极端的爱。维纳斯是爱神，她对阿多尼的爱不是日久生情的结果，而是一见钟情的狂喜。她被他的美貌击中，立刻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漩涡。这种爱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它太过强烈、太过自我，以至于更像是一种执念而非真正的情感连接？

阿多尼的拒绝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没有被维纳斯的美貌和神格打动，他有自己的追求——狩猎和征服。这是否意味着，真正的爱必须建立在双方平等的意愿之上？单方面的热情是否能够被称为爱？

第二个问题：美与死亡之间有什么关联？

阿多尼死于一场狩猎。杀死他的是一头野猪，而这场狩猎原本是他追求男子气概和荣耀的方式。维纳斯之所以爱他，正是因为他的美貌。但这份美貌最终也导致了死亡——如果他不是一个如此出众的猎人，他可能不会执意去追逐那头危险的野猪。

这个故事暗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逻辑：美本身可能就是脆弱的、短暂的、容易消逝的。莎士比亚在诗中反复强调阿多尼的青春和美貌，而这种强调本身就带有一种悲剧性的预兆——我们知道，这份美最终会消失。

第三个问题：经典作品为什么能够穿越时代？

这是最抽象、但也最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阅读《维纳斯与阿多尼》，不是为了了解1593年的伦敦发生了什么，也不是为了学习古罗马神话。这些知识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那么，是什么让这首诗仍然值得花时间去读？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经验中那些不变的东西。爱、死亡、美、欲望、拒绝、悲伤——这些主题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消失。虽然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1593年的人完全不同，但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仍然可以从几百年前的文本中找到共鸣。

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语言本身的力量。莎士比亚在《维纳斯与阿多尼》中展示了对英语的精湛驾驭，这种驾驭本身就让这首诗值得一读。即使你对故事不感兴趣，单是欣赏那些词语的组合、那些节奏的变化、那些出人意料的比喻，就能获得审美的满足。

这三个问题不会在本书中得到“最终答案”。它们是开放的问题，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可能给出不同的回应。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它们，会不断被它们追问。希望你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形成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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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这一章的核心任务是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剧作家会在瘟疫期间写诗？

答案涉及几个层面的因素。首先是现实压力：剧院的关闭切断了莎士比亚的主要收入来源，他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维持生计。出版《维纳斯与阿多尼》为他带来了一笔收入，虽然具体数额不详，但这首诗在随后几年间再版六次，说明它持续地为他带来版税。

但仅仅把《维纳斯与阿多尼》理解为“应急之作”会严重低估它的意义。通过这首诗，莎士比亚完成了从“剧作家”到“诗人”的身份宣告。他选择用古典的六音步双行体来写作，这个形式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宣言：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写戏的人”，他要证明自己也能驾驭最高雅的诗歌形式。

这首诗的故事来自奥维德的《变形记》，但莎士比亚的版本在篇幅和深度上都大大扩展了。整首诗聚焦于维纳斯对阿多尼的单恋，描绘了爱神的热情与猎人的拒绝，最终以阿多尼死于狩猎、爱神悲痛欲绝收场。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有意让阿多尼在整首诗中几乎不开口说话，这种“声音的缺席”让这个年轻猎人成为了一个谜。

从创作生涯的角度看，《维纳斯与阿多尼》标志着莎士比亚诗歌创作的公开化。此后的几年间，他将迎来戏剧创作的黄金期，但诗歌写作——无论是叙事诗还是十四行诗——始终是他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双重身份让他的戏剧语言获得了独特的质地：他在诗歌中锤炼的节奏感和意象密度，后来都成为他最著名戏剧的标志性特征。

最后，本章提出了三个贯穿全书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美与死亡有什么关联？经典作品为何能够穿越时代？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为理解《维纳斯与阿多尼》提供了一个持续深入的视角。

第二章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在1593年的伦敦，详细探讨瘟疫如何改变了那座城市，以及莎士比亚如何在被迫离开剧院的困境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