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谁

第 1 章：商鞅是谁

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乱世

要理解商鞅为什么能做成那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首先得把时间倒回两千三百多年前，看看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模样。

公元前475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这个名称听起来有些奇怪，诸侯国之间打仗又不是为了争夺“世界”，为什么要叫“战国”呢？原来，这个词最早是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提出来的，他在写《史记》的时候，用来形容那个时代的特点：战争极为频繁，诸侯国之间几乎没有停战的时候，大小冲突此起彼伏，整个中华大地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

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这254年时间里，历史上记载的战争就超过了两百次，平均每年都要打一仗还多。有些年份甚至同时有好几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展开。跟之前相对和平的周朝前期相比，战国时代简直就是一部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好战呢？这要从西周的分封制度说起。周武王灭掉商朝后，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了自己的亲戚和有功的贵族，让他们去各地建立诸侯国，拱卫周天子的统治。在那个时代，诸侯国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都要服从周天子的号令，就像一个大家庭里，子女要听父亲的话一样。周天子掌握着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之间如果发生争端，往往由天子出面调停。

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周天子的权威越来越弱，周王室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哪还有力量去管诸侯国的事？一些强大的诸侯国趁机崛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争夺对其他小国的控制权。那些实力不够的国家，要么被迫向强国称臣纳贡，要么干脆被吞并消灭。

到了战国时代，这种兼并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最初可能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经过几百年的混战蚕食，到战国中期，只剩下七个实力较强的国家，它们被历史学家称为“战国七雄”：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和秦国。这七个国家分布在今天中国的不同区域，每一个都拥有辽阔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其他国家的土地和财富。

这七个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任何一国想要单独吞并另一国都非常困难，因为其他五国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面干预甚至组成联盟。这种局面就像一场七人参与的国际象棋对弈，每一步棋都要考虑对手的反应，同时还要防备其他人突然出手。在这种竞争态势下，一个国家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它能否比其他六国更快地发展壮大自己。

战国七雄的地理分布很有意思。齐国和燕国位于今天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一个在山东半岛，一个在东北一带。楚国占据着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七国中疆域最辽阔的一个，势力范围涵盖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大部分地区。韩国和魏国位于中原地区，是四战之地，周围强邻环伺，生存压力最大。赵国在韩魏北边，与北方草原接壤，民风彪悍，军事力量雄厚。秦国位于西方的关中盆地，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在七国之中长期被视为文化落后的“蛮夷”之邦，被东方六国排斥在中原文化圈之外。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既然七个国家实力相近，为什么最终是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商鞅和他在秦国推行的那场改革。战国时代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谁能找到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让国家的人力、物力得到更充分的调动，谁就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商鞅正是那个找到答案的人。

不过在当时，秦国还只是一个偏居西隅的二流国家，面临着被东方六国吞并的危险。年轻的国君秦孝公日夜焦虑，四处寻找能让秦国转危为安的良策。而来自卫国的没落贵族公孙鞅，正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秦国，走进了秦孝公的视野，登上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舞台。

商鞅的身世：从卫国的没落贵族说起

商鞅的原名叫做公孙鞅，这个名字里藏着关于他身世的重要信息。在先秦时代，“公孙”是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称号，意思是“公爵的孙子”或者更宽泛地说是“贵族的后代”。一个人如果姓公孙，往往说明他的祖先曾经是某位国君或者高级贵族。

商鞅出生于卫国。卫国是周朝初年分封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封，地处今天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卫国的开国之君出身显赫，按照道理说，后代应该世代显贵才对。但是到了商鞅出生的时代，卫国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它原本的领土被周边大国不断蚕食，国君的权威也一天不如一天。到战国中期，卫国甚至被魏国打得连都城都丢了，沦为一个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的小国。

商鞅出生的时候，卫国名义上还存在着，但实际上已经从堂堂诸侯国变成了魏国的附庸。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孩子，生在一个行将就木的小国，这种出身对于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幸运。不幸的是，他没有家族资源可以依靠，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幸运的是，正因为家族衰败，他反而能够摆脱门第观念的束缚，凭借真才实学去闯荡天下。

商鞅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史料中记载得不多。我们知道的是，他从小就对治理国家的学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读了许多法家的典籍。法家是战国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主张用严明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而不是像儒家那样依赖道德教化。在这个诸侯争霸的乱世，法家的思想显得格外实用。

据说商鞅曾经求学于一位名叫尸佼的大学者。尸佼是当时有名的法家人物，对商鞅的思想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鞅后来在秦国推行变法时提出的许多主张，都能追溯到尸佼的思想源头。这段求学经历让商鞅系统地掌握了法家的核心理论，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早年受到的教育，往往会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商鞅研读法家典籍的经历，让他坚信一个道理：国家的强盛不是靠国君的仁德或者臣子的忠诚，而是靠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只要制度设计得当，普通人也能发挥出超常的能力，国家机器就能高效运转。反之，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即使国君再有才能，臣子再有忠心，也不过是沙上建塔，经不起风吹雨打。

带着这样的信念，年轻的商鞅离开了日益没落的卫国，前往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魏国，去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魏国是战国初期的霸主，拥有吴起等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对于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来说，魏国无疑是最理想的舞台。

在离开卫国之前，商鞅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多年以后，当他在秦国功成名就、位极人臣的时候，卫国已经被彻底灭掉，变成了秦国的附庸。而他自己，也从那个默默无闻的没落贵族，蜕变成了一个能够左右天下格局的伟大改革家。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它让你失去一些东西，又在别处给你打开新的可能。

魏国岁月：公叔痤门下的幕僚

商鞅到达魏国后，在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门下做了一个中庶子。中庶子是什么官呢？按照当时的制度，中庶子是相国府里的一种属官，主要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同时作为相国的随从和顾问参与政事的讨论。这个职位不算高，俸禄也不算丰厚，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接近权力的核心，了解国家的运作方式，积累从政的经验。

公叔痤是魏国的一位老臣，在相国的位置上坐了很多年。他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官僚，出身名门，行事稳重，但缺乏开疆拓土的魄力和锐意改革的勇气。在他执政期间，魏国虽然还能维持霸主的地位，但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北边的赵国和东边的齐国不断挑战魏国的权威，而西边的秦国也在虎视眈眈地盯着魏国的河西地区。

不过，公叔痤虽然能力有限，却是一个善于发现和举荐人才的人。他在担任相国期间，曾经向魏惠王推荐过不少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鞅和后来成为秦国名将的庞涓。庞涓的故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里先说说商鞅。

商鞅在公叔痤手下做事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个中庶子，但他对魏国的政治局势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注意到，魏国的强大主要依靠两样东西：一是魏武卒这支精锐部队，二是李悝当年变法留下的制度基础。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岁月，这两样优势都在逐渐消磨。魏武卒的战斗力因为长期不打仗而下降，制度的活力也因为官僚体系的僵化而减弱。而魏惠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既没有改革的意愿，也缺乏识人用人的眼光。

商鞅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知道自己在魏国很难得到重用，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机会。这种耐心和定力，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大多数人如果在才华得不到认可的环境中，往往会变得愤世嫉俗或者自暴自弃。但商鞅没有。他把在魏国的这段经历当成一种学习，一种积累。

公叔痤去世前夕，发生了一件对商鞅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事。病入膏肓的公叔痤把魏惠王召到床前，用尽最后的力气向他推荐商鞅。公叔痤说，他手下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公孙鞅，虽然官位不高，但才干出众，足以担当治理国家的大任。他建议魏惠王把整个魏国都交给商鞅来治理。如果魏惠王不信任商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掉，绝对不能让他离开魏国。

魏惠王听了这番话，心里半信半疑。他既觉得公叔痤病得神志不清，说话可能是胡言乱语；又隐隐觉得这个推荐太过荒唐，一个中庶子怎么可能治理整个魏国？他既没有答应重用商鞅，也没有按照公叔痤的第二个建议把他杀掉，只是敷衍了几句就离开了。

公叔痤看到魏惠王的反应，心里明白这位国君没有把自己的话当回事。他把商鞅叫到跟前，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公叔痤说，他知道自己推荐得很冒失，魏惠王肯定不会采纳，但他作为臣子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他建议商鞅趁魏惠王还没有回过味来，赶紧离开魏国，另寻出路。

这件事把商鞅彻底看清楚了。魏惠王这个人，既没有识人之明，也没有用人的魄力。在他手下做事，不会有什么出头之日。商鞅没有去魏惠王面前表忠心，也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他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离开的时机。

又过了几年，公叔痤去世，魏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商鞅知道，自己在魏国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他需要一个新的舞台，一个能够让他施展才华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来自西方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秦孝公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声称只要有人能让秦国变得强大，他就愿意跟这个人共享秦国。

这道求贤令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商鞅人生中的迷雾。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秦孝公的求贤令：命运的转折点

让我们把镜头转向西方，看看秦国那边发生了什么。

秦国的先祖是给周王室养马的，因为养马有功被封为诸侯，建立了秦国。在西周和春秋时代，秦国一直是西方的重要力量，曾经短暂地进入过中原，还一度成为春秋霸主之一。但是到了春秋末期，秦国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先是在与晋国的长期对峙中耗尽了国力，后来又被西边的戎族入侵，不得不向东迁徙，放弃了原来的领地。

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在七国之中的地位相当尴尬。它的文化比东方六国落后，被视为“蛮夷”之邦；它的军事力量虽然不弱，但跟魏国、赵国这样的强国相比还有差距；它的地理位置虽然险要，但也意味着它时刻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在东方六国眼里，秦国是一个危险的存在，但又算不上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渠梁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孝公。秦孝公登基的时候大约只有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了一道震动天下的求贤令。

这道求贤令是这样写的：

“当年我们的祖先秦穆公，曾经称霸西戎，开疆拓土，让天下诸侯都来朝贺，那是多么辉煌的功业啊！但是从那以后，历代国君没有能够继承穆公的雄心，导致国家日益衰落，疆土不断缩小，被四周的强国欺凌。我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现在我继位了，我愿意拿出秦国的土地和官爵作为赏赐，招募天下的贤能之士。谁能够让秦国强大起来，我就让他分享秦国的土地和权力，跟他一起治理秦国。这道命令不是说着玩的，我一定说到做到！”

这道求贤令措辞恳切，力度空前。它告诉所有想要建功立业的人：秦国现在很落后，但这恰恰意味着机会；秦孝公很有诚意，只要你真有本事，秦国就是你实现理想的舞台。

秦孝公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道求贤令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已经意识到，秦国跟东方六国的差距正在拉大，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吞并消灭。春秋时代，秦国还有函谷关这样的天险可以守，但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简单的争霸战，而是灭国战。每一个强国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弱国的土地，等待着把它吞并的机会。秦国如果不变法图强，结局只有一个：被某个强国消灭。

秦孝公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年轻君主。他不甘心让秦国在自己手里衰落下去，他要让秦国重现穆公时代的辉煌。但是，仅有雄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到能够实现雄心的方法和人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求贤令应运而生。

这道求贤令发出之后，很快就传遍了天下。有不少士人慕名来到秦国，想要碰碰运气。但大多数人都是些夸夸其谈之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很快就被秦孝公打发走了。

商鞅也听说了这道求贤令。他经过仔细的分析，认为秦国是他实现理想的最佳选择。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秦国虽然落后，但也意味着阻力较小。东方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制度和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往往会触动这些人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而秦国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的图画。

第二，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商鞅。能够发出这样的求贤令，说明秦孝公是一个有魄力、有决心的君主，值得追随。历史上多少改革失败，往往不是因为改革方案不好，而是因为君主不够坚定，半途而废。

第三，秦国的地理位置虽然偏僻，但也远离中原的纷争，可以专心发展。东方六国之间矛盾重重，经常发生战争，很难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进行改革。而秦国四面都是强敌，但只要处理好跟六国的关系，就能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积蓄力量。

综合以上考虑，商鞅决定前往秦国，去见秦孝公。他隐约感觉到，这将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

三次游说：说服秦孝公的政治智慧

公元前361年，商鞅离开了生活多年的魏国，踏上了西去的道路。这一年，秦孝公刚刚继位不久，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商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秦国的都城栎阳。

要见到秦孝公并不容易。在古代，普通人想要面见国君，必须通过层层引荐。商鞅在栎阳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请他帮忙引荐。景监被商鞅的谈吐和见识所折服，答应了他的请求。

秦孝公接见了商鞅。但是，第一次会面的结果让商鞅非常失望。

秦孝公坐在王座上，听商鞅讲他的治国方略。商鞅讲的是帝道和王道，也就是上古圣王的治国之道，讲的是如何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让百姓心悦诚服。商鞅讲得很投入，他认为这些道理是治国的根本，秦孝公一定会感兴趣。

但是，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他对商鞅讲的那一套完全提不起兴趣，甚至还怀疑景监是不是找了个骗子来糊弄他。会面结束后，秦孝公把景监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说商鞅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不值得重用。

景监把秦孝公的反应转告了商鞅。商鞅不但没有沮丧，反而笑了。他对景监说，秦孝公不喜欢帝道王道，这不是商鞅的失败，而是秦孝公的格局还不够。没关系，换一个话题再谈一次。

五天后，商鞅再次获得了面见秦孝公的机会。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开始讲霸道。霸道是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等诸侯采用的治国之道，核心思想是用武力征服天下，用赏罚激励百姓。商鞅讲得滔滔不绝，秦孝公听得也入神多了。

但商鞅知道，霸道也不是秦孝公真正想要的。霸道虽然比帝道王道务实，但它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能见效。秦孝公想要的是速效药，是能让秦国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的灵丹妙药。

第二次会面结束后，秦孝公虽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生气，但对商鞅的印象也只是“还算有点道理”而已。

商鞅第三次求见秦孝公。这一次，他开门见山，直接讲起了富国强兵之道。他告诉秦孝公，前面的那些道路都太慢了，秦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套能够立即见效的制度。他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改革方案，包括废除井田制、推行县制、奖励耕战、严刑峻法等内容。

这一次，秦孝公彻底被商鞅的方案打动了。他越听越兴奋，不知不觉间竟然把身体凑近了商鞅，两人一谈就是好几天。

事后，景监问商鞅：“前两次国君都对你不感兴趣，为什么第三次就突然转变了态度？”商鞅回答说：“第一次我讲帝道，讲的是无为而治，秦孝公觉得太慢，没有耐心听；第二次我讲霸道，讲的是称霸中原，秦孝公觉得虽然有用但太远，不够迫切；第三次我讲强国之术，讲的是如何让秦国在十年之内称霸诸侯，秦孝公这才来了兴趣。”

这段对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说服别人，不仅仅是把正确的道理讲出来，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商鞅三次游说，内容一次比一次接近秦孝公的真实需求，最终成功地打动了这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国君。

从这段经历中，我们可以学到几个重要的启示。

首先，了解受众是说服的第一步。 商鞅不是不知道帝道王道是治国的正道，但他更清楚秦孝公现在最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强国之策。如果他一上来就抛出最理想的方案，往往会因为不切实际而被拒绝。好的说服者会根据受众的需求和接受程度来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

其次，坚持和灵活并不矛盾。 商鞅三次游说，每次讲的内容不同，但他的核心主张——建立一套严明的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始终没有变。他变化的只是包装方式和切入角度，而不是根本立场。这告诉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保持策略上的灵活性。

第三，时机和平台比能力更重要。 商鞅在魏国的时候，才华没有得到施展，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魏国没有给他发挥的舞台。秦国给了他这个舞台，他才能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伟大改革家。人才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成长，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秦孝公被商鞅的方案深深吸引，两人越谈越投机。最终，秦孝公决定采纳商鞅的建议，在秦国推行变法。商鞅在秦国的政治生涯由此正式开启。

商鞅的抉择：为什么是秦国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商鞅为什么选择去秦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如果单纯从实力的角度来分析，战国七雄之中，魏国、齐国、楚国的实力都在秦国之上。商鞅在魏国生活多年，对魏国的情况最为了解，照理说他应该留在魏国才对。但事实恰恰相反，他选择了当时实力并不突出的秦国。

要理解这个选择，必须站在商鞅的角度思考问题。

商鞅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研究法家学说，不是为了著书立说，而是为了找到一个能让国家快速强盛的方法。他在魏国的经历让他明白，魏国的政治已经腐化，魏惠王不是一个能够成就大业的君主。继续留在魏国，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当一个安稳的官员，终老一生。

这不是商鞅想要的人生。他想要的，是亲手主导一场改革，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强国。这个理想在魏国不可能实现，因为魏国虽然还有变法的空间，但阻力太大，君主又不支持。齐国和楚国虽然强大，但它们的既得利益集团更加根深蒂固，外来者想要推动改革几乎不可能。

秦国的优势恰恰在于它的“落后”。落后意味着没有那么多既得利益者需要照顾，改革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落后也意味着秦孝公对改革的期望更迫切，支持力度会更大；落后还意味着秦国的政治生态相对简单，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人际关系需要应付。

当然，选择秦国也有风险。秦国地处西陲，文化相对落后，战略环境也比较恶劣。如果改革失败，商鞅可能连退路都没有。相比之下，在魏国或者齐国，即使改革不成，至少还能保住性命。

但商鞅显然不是一个贪图安稳的人。他敢于冒险，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方案是对的。历史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秦国正是凭借商鞅的变法，从一个二流国家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存在，最终统一了天下。

商鞅的选择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机遇往往藏在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当所有人都挤破头想进最热门的公司、最繁华的城市时，真正的机会可能恰恰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敢于与众不同，敢于选择别人不看好的道路，有时候反而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当然，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商鞅之所以敢选择秦国，更重要的是他有底气。他的底气来自于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来自于对法家思想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