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其人

司马光其人

公元 1084 年的秋天，一部耗时十九年、卷帙近三百的史书被送进了北宋皇宫。这部书后来被宋神宗命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它的主编司马光当时六十六岁，距离他离开汴京政治中心、退居洛阳已经整整十四年。对于一个以修史为天职的士大夫而言，这部书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政治遗书。它诞生在一个士大夫政治理想被时代拒绝之后，也诞生在一个人孤独但清醒的暮年。

读《资治通鉴》，首要之事不是追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 403）发生了什么，而是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写这部书的人，究竟是谁？一个宋代士大夫为什么要花二十年心血，编一部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通史？答案并不藏在书里——它藏在司马光的人生轨迹中，藏在他的家世、政治遭遇和朋友交游里。要理解《资治通鉴》的取向与盲点，首先要理解司马光这个人；理解司马光这个人，则需要把他放回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具体语境之中。

史官世家：从司马迁到司马光

司马光从来不否认自家的史学传统。他在《进书表》里追述过祖先，将远祖认作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并以"史臣"自任。这当然是一种追溯式的建构，但这种建构本身透露了他对自身使命的定位：他不仅仅是在修一部史书，而是在延续一个"以史为业"的家族传统。

从家谱的层面看，司马氏的史学传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血缘直线。司马迁之后，其家族在两汉之交便衰落流散。再往后，晋朝的司马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属于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的另一支司马氏，是政治上的皇室而非史学家族。司马光在《家谱》里自称系西晋宗室司马孚之后，而司马孚据传是司马懿的弟弟。这种追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意味：北宋士大夫普遍存在"门第"意识，司马光将自家嫁接到一个显赫的宗室谱系上，既抬高了门第，也为"史官世家"的说法找到了依据。

真正塑造司马光史学兴趣的，是宋代以前的几代祖先在仕宦与著述上的积累。他的高祖司马彪是后晋时期的处士，著有《九州春秋》等书；曾祖司马恭曾任后汉的助教；祖父司马炫在北宋初年为真定县令；父亲司马池历任州县地方官，最终升至秘书省秘书监、侍读学士，是仁宗朝一位有名的清流士大夫。

司马池在儿子成长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以清廉谨慎著称，并以文教为地方主政要务，先后在多处州县任职。司马光随父亲辗转于各地，少年时代目睹了地方政治的细部运作：赋税征收、诉讼裁决、学舍管理。这种深入基层行政的经历，使他日后在朝堂讨论制度时始终保持对"地方实情"的敏感——而《资治通鉴》中那么多关于具体政令如何执行、如何走样的细节，正是这种敏感的产物。

司马池还为儿子延请了多位名师。值得一提的是庞籍，他不仅是司马池的同僚，后来更成为司马光政治上的导师。庞籍在仁宗朝主张慎重边防，反对盲动开边，这一立场日后被司马光全面继承——他在《资治通鉴》中对汉唐以来开边之事的评价，几乎全是审慎乃至保守的。若追溯这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源头，庞籍的影响不可低估。

家学传统在"奉朝侨洛"之后变得尤为具体。北宋时期，洛阳成为文化重心之一，司马氏在此结庐。司马光兄弟数人聚居于此，父亲司马池去世后，他本人又在熙宁年间再次回到洛阳定居，前后达十五年。"奉朝侨洛"既是宋代"寄居官僚"现象的具体表现，也是司马光能够完成《资治通鉴》的地理基础。若不是洛阳的相对隔绝，没有汴京政治漩涡的日夜消耗，他不可能完成这样规模的著作。

从"史官世家"这一层面看，《资治通鉴》的编纂动机可以归结为：第一，家族使命感的内化——修史被视为司马氏代代相承的文化责任；第二，父亲辈政治立场的延续——审慎、清廉、重视制度细节；第三，洛阳地理空间所提供的写作可能。这三个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司马光"必须修史"的内驱力。

北宋士大夫政治：从庆历到熙宁

理解司马光，要把他放回一个具体的政治世代。北宋的士大夫政治在仁宗朝达到第一次高峰，其标志是庆历新政（1043—1045）。范仲淹主导的这场改革，核心议题是澄清吏治、重视军事、纾缓民力。庆历新政最终失败，但其所开创的士大夫以天下自任的精神气质，深刻塑造了下一代的政治人。

司马光于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时年二十岁。这一年是庆历新政前五年。彼时他初入仕途，被授为奉礼郎、华州推官等地方小官，远离中枢的改革论辩。但他的政治立场鲜明地站在范仲淹一边。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抨击宰相吕夷简被贬，司马光曾为其辩护；宝元二年（1039），他在《涑水记闻》中记载此事时，仍对范仲淹的遭遇深致同情。这种同情不仅是对个人的，更是对士大夫"以道事君"理想的认同。

庆历新政的余波一直绵延到英宗、神宗两朝。在仁宗后期，司马光以直谏闻名：嘉祐六年（1061），他与范镇等人力主立皇嗣（即后来的英宗），这一事件标志着他进入北宋政治的核心圈。在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他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已被视为台谏系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真正决定司马光后半生命运的，是熙宁二年（1069）开始的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随后升任宰相，推行包括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在内的一系列新法。这场改革与庆历新政有两个根本性差异：第一，它的力度更大，已经触及经济基础的层面；第二，它直接挑战了司马光等人所代表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政治原则。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冲突，在两封书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一封是《与王介甫书》，反对"以桑弘羊之术害天下"；第二封具体回应新法的实施细则。司马光对新法的批评包含三个层次：财政层面，他质疑青苗法的实际收益远低于官方声称；制度层面，他强调"祖宗之法"是经过长期检验的稳定器，不应轻动；用人层面，他对王安石大量提拔新进、排斥老臣的做法深怀忧虑。这三层批评在《资治通鉴》中都有自己的回响：他对商鞅、王莽、隋炀帝一类变法者的负面评价，他对制度因革中"变"与"不变"的辩证论述，都是在为当下的政治辩论提供历史依据。

需要强调的是，司马光并非一概反对变革。他在政治生涯中支持过一些渐进调整，例如在仁宗朝对冗官冗费的批评。但他反对的是激进的、自上而下的、用人不慎的全面变法。这种反对并非出于对王安石个人的敌视——二人在变法前私交尚可——而是出于对政治过程本身的理解差异。这种政治理解上的差异，最终把两人推向了截然不同的位置：王安石继续在朝中推行改革，司马光则于熙宁四年（1071）离开汴京，以西京留守司御史台的名义退居洛阳，从此再未回到权力中心，直到神宗去世。

十六年的分离（1071—1087，扣除神宗去世后的回朝），从历史上看，是司马光个人的悲剧；但是从《资治通鉴》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离又是一种必要的"成全"。熙宁、元丰年间的洛阳岁月，几乎为这部巨著提供了所有的写作条件：书局的设立、同人的网罗、资料的搜集、文本的打磨，都是在洛阳完成的。

三朝元老：从勤政台谏到退居洛下

司马光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恰好对应三朝皇帝。

第一阶段是仁宗、英宗朝（1038—1067，约三十年），他以谏官和台谏系统中的士大夫形象出现。司马光的早期政治活动有几个特点。其一，重视礼制与制度细节。他在《资治通鉴》中对典章制度的关注，与他早年任职礼院、参与讨论郊祀、宗庙制度有直接关系。其二，敢于直谏，不避权贵。嘉祐年间，他曾因反对朝廷赏赐过度而力谏，史载"光累章极谏"；他还曾就宫中内侍干预朝政问题，向仁宗提出系统批评。其三，言论必须留下书面记录。司马光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当面谏诤之后，随即撰写札子或备忘录，将谏诤的经过详细记载。这种习惯为《涑水记闻》和后来《资治通鉴》的撰写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训练。

英宗治平三年（1066）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英宗下诏设立书局，命司马光主编一部"通史"，覆盖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目标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一诏命可以视作司马光一生事业的正式起点。它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北宋前期修史传统与英宗本人对历史教训的兴趣共同促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书局最初设立于汴京崇文院，这是皇家图书馆的一部分。英宗朝的设置，是这一项目获得官方认可的第一步。

第二阶段是神宗熙宁朝（1068—1077，约九年），这是司马光政治生命最艰难的时期。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司马光成为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他在神宗面前多次与王安石当面辩论，这种辩论以"反复辩论不能使之改"而告终。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写于熙宁三年初，是他对变法的总批判。在写给神宗本人的上书中，他详细列举了新法在执行中产生的具体问题，例如青苗钱实际上加重了贫户的负担，而非减轻。

矛盾的激化使司马光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艰难的选择：离开权力中心。熙宁三年（1070），他以"西京留司御史台"的散官身份请求外任，获准退居洛阳。所谓"西京留司御史台"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名义上属于台谏系统，实际上既无弹劾权，亦无发言权。它的设立本是为了给某些不愿与新法合作的士大夫一个体面的去处，使其保留品级俸禄而不必真正任事。司马光接受了这一安排，自此，他同时担任两个角色：名义上的西京官员，实际上的书局主编。这两个角色看似分裂，实则相辅相成——前者让他在政治上保有身份，后者让他完成了对政治身份的反向补偿。

第三阶段是元丰朝至元祐初（1078—1086，约八年），这是他收获硕果的时期。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完成进呈，距书局设立已十九年。次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在元祐年间被陆续废除，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但司马光已经六十九岁，健康日益恶化，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去世，距离他回到汴京不到一年。

司马光去世时，《资治通鉴》进呈还不到两年。他生前未能完成重新修订的最后工作，也未能完成心中"修订至东汉中叶"的计划。但他已经完成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史，覆盖了正统史学所要求的全部时段。

从三朝政治生涯的整体轨迹看，司马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宋士大夫：以文章起家，以台谏立名，以修史成业，终以宰相收官。他的政治理念并非新创，而是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总结而成；他的人格气质则受家学、师友、政治环境多重塑造。若没有熙宁变法后的退居洛阳，他很可能在"元祐更化"的政治荣光中被消耗殆尽，而《资治通鉴》也很可能只是另一部残缺不全的史书——也许成书于他生前，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完整。

熙宁十五年：洛阳书局与同人作业

把视线转向司马光人生最重要的十五年——熙宁四年（1071）到元丰七年（1084）——可以看到《资治通鉴》成书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书局移设洛阳、编辑同人的选定、《通鉴》的草稿与定稿。

书局移设洛阳

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获准退居洛阳时，书局仍在汴京崇文院。但仅仅一年之后，他便请求将书局迁至洛阳。这一请求表面上是出于便利（他本人已经在洛阳），实际上深层原因是汴京崇文院完全由新法控制下的中书省管辖，书局的日常运作受干扰太多。新法主导下的台谏系统对司马光多有弹劾，若书局留汴京，编辑人员的选用、经费的拨付都将面临阻力。迁至洛阳，意味着书局摆脱了中书省直接干预的可能，进入了相对独立的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洛阳书局并非司马光个人的私修机构。它名义上仍由皇帝敕设，司马光是"奉敕编集"。经费来源包括"给扎俾就闲局"——即由朝廷供给书局经费。熙宁九年（1076）前后，因为司马光与新法派的矛盾加剧，书局经费曾被削减或拖延，这迫使他多次上书请求维持。保留官方身份的另一个好处是，书局的政治色彩相对淡化，避免被直接定性为"反新法的私修项目"。这种精心维护的"半官方、半私人"状态，使得书局在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保持了微妙的位置。

编辑同人的选定

《资治通鉴》的成书不是司马光一人的功劳，而是集合了一个小而精的编辑团队。核心同人有三位：刘恕、刘攽、范祖禹。

刘恕（1032—1078）是这个团队中最富学术创造力的成员之一。他长于考据，是最先对《资治通鉴》编纂中遇到的史料问题提出系统解决方案的人。刘恕的专长是汉代以后的部分，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这一段落纷乱、史料缺失最严重的时期。他所撰写的《通鉴外纪》虽然独立成书，但其考据方法直接迁移到了《资治通鉴》的相关卷次。可惜刘恕早逝，年仅四十六，《资治通鉴》的长编在他去世时尚未完成，这给后来的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

刘攽（1023—1089）则承担了两汉部分的初稿工作。他的背景比刘恕更接近传统经史，对汉代典籍的熟悉程度尤高。他同时也是北宋著名的经学研究者，所著《东汉刊误》是后来《资治通鉴》汉代部分的关键参考书之一。刘攽性格诙谐，与司马光结识多年，是书局中最早的合作者之一。

范祖禹（1041—1098）在三人中年纪最轻，加入书局最晚。他负责唐代部分，尤其是中晚唐史料的整理。范祖禹后来独立撰写了《唐鉴》十二卷，成为唐代政治史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这种独立著述的能力，正是在《资治通鉴》的唐代编纂中得到锻炼的。

除这三位核心同人外，司马光本人的两位助手——司马康（其子）和范冲——也在后期参与了稿本校订的工作。司马家学传承在编纂过程中再次显现：司马康协助父亲审稿，延续了父子两代共同著述的传统。

整个编纂团队的规模极小，大概只有五六位全职成员，加上一两位助手。这个规模相对于《资治通鉴》的体量来说显得极为精干。之所以能以小规模完成大工程，依靠的是两个因素：一是宋代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基础（前代实录、杂史、笔记等），二是司马光本人精益求精的删削笔法——他在《与范淳父书》中自述"竭其心力，不敢效前人之冗沓"，意思是绝不堆砌史料，而是严选、删并、整合。

从长编到定稿

《资治通鉴》的编纂采用了著名的"长编—删并—定稿"三段式工作法。

第一步是"作丛目"与"作长编"。所谓"丛目"，即将所有相关史料按照年代顺序汇集，标注出处。长编则是丛目的延伸，把每一条史料转化为连贯的叙事文本，最终形成一份完整的史事底稿。这一步主要由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助手完成。刘恕所长编魏晋南北朝部分动辄以"字"计，单一卷次便可达数万字之巨，可见史料初稿的极度繁复。

第二步是"删并长编"。这是司马光本人的核心工作。他阅读每一段长编，决定取舍，重新组织叙事，使最终文字"有体要"。这一步所需的工程量比第一步更大，因为司马光不是简单删除多余文字，而是要重新理解每段史料的政治含义，再用简练的笔法表达出来。他在书信中说："每修一代之史，便重新整理；每读到不妥之处，往往数日不安。"这种近乎苦行的工作节奏，是《资治通鉴》能够在文字上达到极高水准的根本原因。

第三步是"写出定稿"。经过反复删并后，司马光本人或其口授由司马康记录，最终誊正成正式的《资治通鉴》文本。从最初的长编到最终定稿，二者之间的文字比例常常在十比一以上——也就是说，每十段长编文字，最终在《资治通鉴》中只保留一段。这个比例说明了《资治通鉴》的"剪刀"远比"铲子"重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马光对叙事时间感的把握。编年体史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同一时间多地多事并行时如何处理。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往往用以下技术：同一时间下发生的多件事，依次叙述，使用"是时"或"其时"作为衔接词；若是跨越多年的事件，则以"初……及……"的结构回溯前世今生。这种叙事方法朴素有效，让读者随时保持在时间线的稳定感觉中。

司马光自述其工作时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他在洛阳的宅邸中，常年保持夜间烛火通明。这种近乎自虐的工作节奏，使他在十五年内完成了三千余万字长编的删并，最终留下二百九十四卷正文、三十卷目录、三十卷《考异》。后者是司马光对史源差异的系统说明，在中国史学史上独立开辟了"考异"这一体例，对后来史学传统的影响至为深远。

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资治通鉴》正式进呈。这一版本由司马光亲自装订，从装潢到纸张都显示出对作品的无比重视。神宗接到后赐名"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司马光回朝任宰相后一年多便去世，但《资治通鉴》已经以其完整面貌流传于世，并在后来的南宋与清代成为士大夫最推崇的史书之一。

党争与著述：政治理想何以诉诸历史书写

司马光一生有两个面向：政治上的司马光与史学上的司马光。它们常常被分别讨论，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人。然而在熙宁、元丰的洛阳岁月里，这两者深刻地交织在了一起。

熙宁年间，司马光并非一个纯粹的书斋学者。他仍然密切关注朝政，对新法派的具体政策提出批评；他通过书信与在朝的旧友保持联系，参与台谏系统的论辩；他阻止变法中的部分提案，可能对元丰年间某些政策的调整产生过影响。这种程度的政治参与，使他对"在野"状态的痛苦有切肤之痛。他在写给范镇的诗中说："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和范景仁〈久雨》》）这种对人事无常的感慨，是他与日俱增的真实心境。

在党争持续激化的背景下，编修《资治通鉴》逐渐承担起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它既是皇帝敕命下的官方任务，又是司马光表达政治主张的私人场域。当他被排除在朝政之外，当他的政治主张在当下无法推行，他选择将这种主张诉诸历史书写——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间接地规范当下的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史资治"的政治表达方式，也是为什么宋神宗最终赐名"资治通鉴"的真正原因。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表达的政治主张，并不是简单地以评语的形式出现。他几乎不在叙事中插入个人议论（这是《左传》《史记》一类史书的常见做法），而是通过选材和叙事倾向本身透露立场。具体表现包括：对权臣弄权、女主专政、外戚专横、外戚祸国等叙述，往往予以详尽的史料铺陈；对君主听信谗言、杀戮直臣等行为，往往铺陈前因后果而不直接谴责，让读者自行判断；对帝王"克己节欲"的克制行为，往往赋予更高的叙事权重；对宽仁、轻徭、慎刑的政令，往往多方补证。这种历史编纂上的"无声论说"，比任何直接的道德说教都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宋代士大夫整体的修辞风格。

理解了这一层面的《资治通鉴》，便可以解释一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一个坚定的复古主义者，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但他在史学方法上却是一个创新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鉴体"，建立了"考异"体例。这种矛盾源于两个不同的面向：政治上，他倾向于过去；史学上，他面对的是整部中国历史，他要为这种面对找到有效的形式。复古与创新的并存，正是北宋士大夫政治困境的折射，也是《资治通鉴》的深层张力所在。

熙宁、元丰十五年最重要的产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而是司马光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综合体在纸面上的延伸。没有熙宁变法带来的政治边缘化，他或许仍会修史，但不会投入全部身心；没有洛阳的物理空间，书局无法落地；没有十五年的连续专注，三百卷不可能完成。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它们共同源于"党争"这一个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治通鉴》不仅仅是"历史的镜子"，更是政治抗争的特殊形态。当一个士大夫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他便将政治理念注入历史书写之中；当历史书写被赋予道德评判的功能，它就超越了"资料汇编"的层面，成为对当下的侧面批评。这种"通过过去来谈论现在"的史学方法，是中国史学传统最深层的特征之一，司马光以《资治通鉴》的方式把它推到新的高度。

本章小结

司马光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他是一位以史学为业的政治人，其修史活动始终与他的政治命运紧密缠绕。他的家世让他承袭了"史官世家"的文化责任；他的父亲与早期师友塑造了他审慎、清廉、重视制度细节的政治气质；他的三朝宦海沉浮使他先后扮演台谏系统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