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史学家的地图

一位史学家的地图

1968年，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历史学家正在讲授一门奇怪的课程。这门课不研究任何具体的历史时期——不是法国大革命，不是美国内战，也不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本身：他们如何思考历史，如何撰写历史，以及这种思考和撰写方式在过去一百年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选课的学生不多，但这门课的讲义后来成了一本书，成为理解二十世纪史学思想最可靠的指南之一。这位历史学家就是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而这本书就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学家如何研究历史？这个问题初听起来有些绕，就像一个人站在两面相对的镜子之间，影像层层嵌套，令人眩晕。但正是这种“绕”，揭示了历史学最深刻的一个秘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从来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制，而是历史学家在特定时代、特定立场、特定方法论指导下的一种建构。这意味着，理解历史学本身的历史，与理解历史同样重要。

从柏林到纽约：一位历史学家的学术漂泊

要理解伊格尔斯为何会走上这条独特的学术道路，需要回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那是德国历史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它的黄昏。

1906年，伊格尔斯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舅舅威廉·狄尔泰——一位在德国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哲学家。狄尔泰毕生致力于探索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认为历史学、文学、哲学这些面向人的学问，不能用研究物体运动的方法来研究，而必须理解人类经验本身的结构。这种“理解”而非“解释”的方法论主张，在年轻的伊格尔斯心中埋下了关注历史学自身性质的种子。

伊格尔斯在柏林大学完成学业，正值兰普雷希特倡导的新史学运动与兰克学派的对立达到顶峰。他亲历了德国历史学界围绕“历史主义危机”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当所有历史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主观视角的印记时，历史学还能声称自己是科学吗？纳粹上台后，作为犹太知识分子的后代，伊格尔斯在1933年失去了大学教职，此后辗转流亡，最终在1939年抵达美国。

这段流亡经历塑造了伊格尔斯一生学术工作的底色。他在美国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逐渐从一个德国式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比较历史学家。他亲身体验了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与美国“进步主义”史学、英国“辉格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的碰撞，这种碰撞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歧，而是浸透着个人生活经验的具体感受。他曾在哈佛大学的档案中读到德国史学界的自辩书，也曾在美国的课堂上面对学生关于“历史相对主义”的困惑提问——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不同国家的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而理解这种隔阂本身，就是一项值得倾注毕生心力的学术事业。

伊格尔斯的学术转向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此之前，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出版了关于多伯勒尔《北极点》的研究专著。但从那时起，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历史学本身的问题：美国的历史学家如何思考历史？德国史学传统的独特性何在？法国年鉴学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历史学的革命”？这些问题不再是某个国家内部的专业议题，而是跨越国界、需要在比较视野中才能看清的宏观议题。1968年，他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历史学》，1975年，《二十世纪的历史学》问世。此后，他又多次修订扩充这两部著作，直到2012年（当时他已年过百岁）仍在修订《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最新版本。这种不断修订的态度本身，恰恰反映了他对历史学理解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永远在路上，每一个时代都会用新的问题意识去重新审视过去。

一部史学史的诞生：为什么要在1968年写这本书

现在来回答本章的核心问题：伊格尔斯为何要写一部二十世纪的史学史？他希望读者从这部著作中获得什么？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把目光投向1968年前后的西方学术语境。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越战阴影下的美国大学校园，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法国的“五月风暴”让整个巴黎陷入瘫痪；德国的学生抗议者烧毁了法兰克福的社会科学大楼。在历史学领域，1968年同样是一个转折点。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质疑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为什么要研究政治史和外交史？为什么不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物质条件？年鉴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社会史、经济史、心态史等新领域蓬勃兴起。而与此同时，实证主义史学仍然坚守自己的阵地，历史哲学领域则爆发了关于历史解释的逻辑结构的新一轮争论——亨普尔提出的“覆盖律模型”认为历史解释本质上与自然科学解释无异，而与之对立的“反律模型”则认为历史理解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

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伊格尔斯着手写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但他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记录这些争论，更是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二十世纪的史学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它将走向何方？

在伊格尔斯看来，二十世纪史学最核心的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历史学的科学化追求与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自我认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 这一张力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塑造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史学争论。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兰克学派的信条是“如实地再现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话成为现代实证史学的座右铭。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利用原始档案，运用严格的考据方法，客观地重建过去发生了什么。他相信，只要方法得当，历史学家能够像自然科学家观察自然现象一样“观察”过去的政治、外交、战争，从而获得关于过去的可靠知识。这种信念支撑了一百多年的实证史学传统。

然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种信念开始动摇。狄尔泰、克罗齐、科林伍德等哲学家指出，历史学家研究的不是自在的“事实”，而是由人类行动和意义构成的世界。任何历史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解者的视角，因为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诠释活动，而非被动的接收。科林伍德那句著名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正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达：历史学家研究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事件，而是行动者的思想和意图。

到了二十世纪，这种哲学层面的争论被翻译成了具体的史学方法论分歧。法国年鉴学派试图在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他们接受历史学需要科学方法的训练，但拒绝把历史学降低为史料考据；他们强调“长时段”和“结构”的重要性，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寻找深层的结构性力量——地理环境、经济结构、人口变化、心态结构。与此同时，在英语世界，社会史学家如E.P.汤普森抗议年鉴学派过于关注结构而忽视人的能动性，他坚持“历史是由人们创造的，而不是在他们的头顶上降临的”；计量史学则试图用数量方法为历史学赢得某种“科学”的确定性；而在美国，“历史社会科学化”的倡导者如索恩·戴维德森等人则呼吁历史学家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借力，建立可检验的历史理论。

面对这一切，伊格尔斯想要做的，不是站在某一派立场上评判其他各派的高下，而是勾勒出这场持续争论的来龙去脉，揭示每一派立场的内在逻辑和局限。他在书中表现出的立场是明确的：他本人倾向于历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反对将历史学完全纳入科学范式的做法；但他同时承认，实证史学传统在史料批判、叙事严谨性方面积累了宝贵的遗产，年鉴学派倡导的结构分析也为我们理解历史变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对二十世纪史学复杂性的如实呈现。

伊格尔斯希望读者从这部著作中获得什么？我认为，他希望读者获得一种“史学自觉”。就像一个人学习说话，不仅要学会如何表达，还要学会审视自己的语言一样，学习历史的人也需要审视自己理解和书写历史的方式。伊格尔斯在书中反复追问的，不是“什么是正确的史学方法”，而是“我们在用什么方式思考历史，这种方式从何而来，有什么预设，有什么局限”。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他所说的“批判的历史学”——它不仅批判历史，也批判历史学本身。

三次大转向：二十世纪史学的思想地形图

理解了伊格尔斯的写作初衷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二十世纪史学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伊格尔斯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复杂而精密的思想地图，我在这里尝试把它简化为三次主要转向——当然，任何简化都是有风险的，因为历史的真实面貌远比“三次转向”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次转向：从政治史到社会史

传统史学——无论在德国、法国还是英国——都把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的决策、国家之间的战争、条约的签订、革命的爆发。这种取向的集大成者是兰克学派，他们把外交史和政治史提升为一门精密的技术活，培养了整整几代受过严格档案训练的专业历史学家。

然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种“事件史”的研究范式开始遭到质疑。最早的挑战来自法国。1900年前后，亨利·贝尔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杂志，倡导“综合”（synthèse）的历史方法——不是孤立地研究事件，而是寻找事件之间的联系，理解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这一传统后来被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继承，在1929年创办了《年鉴》杂志。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们认为，传统政治史只关注历史的表面——那些耀眼的事件和人物——而忽略了支撑这些表面现象的深层结构。他们主张“倒转历史学的等级金字塔”，把经济、社会、人口、文化放在前台，把政治史降到次要位置。

这种转向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意味着历史学家开始问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不再问“谁赢得了这场战争”，而是问“战争期间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不再问“革命是如何爆发的”，而是问“革命之前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心态是怎样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从政治舞台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研究方法也从单纯的文献考据扩展到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工具。

但这次转向也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当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结构”而不是“事件”，越来越关注长时段的变化而不是具体的政治决策，他们面临一个危险：历史中的人消失了。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关注的是几个世纪为单位的变化，这种宏大叙事固然有助于理解历史的大趋势，却可能让历史的血肉——那些具体的、有情感有选择的个人——变得模糊。于是，E.P.汤普森在1963年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大声疾呼“社会史必须把阶级作为活生生的经验来研究，而不是作为一个统计类别”；福柯在1970年代揭示权力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最细微的毛孔；再到1980年代的新文化史，历史学家们又开始关注象征、符号、话语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每一次转向都是对前一次的反思和修正，但也可能带来新的盲点。

第二次转向：从科学化到反科学化

如果说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转向主要是研究对象的扩展，那么从科学化到反科学化的转向则是方法论层面的根本反思。

二十世纪初，历史学的科学化几乎是所有国家史学界的共同追求。在德国，实证史学要求历史学家像自然科学家收集数据那样收集档案材料，然后“如实地”描述历史发生了什么；在法国，年鉴学派的早期领袖们虽然批评兰克学派的政治史取向，但他们同样追求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只不过他们眼中的“科学”不是物理学式的，而是社会学式的——他们相信可以像涂尔干研究社会事实那样研究历史的长时段结构；在美国，“进步主义”史学家如查尔斯·比尔德虽然批评“客观性”的神话，但他们追求的是另一种科学——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性历史学。

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股反潮流逐渐兴起。促使这股潮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哲学领域，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确定性”的重新审视，间接影响了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反思；历史哲学领域，柯林武德的“历史思维”观念、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都强调理解与解释的独特性，反对将历史学纳入自然科学的逻辑框架；更直接的是，年鉴学派自身的实践暴露了“科学化”历史学的内在矛盾——当布洛赫试图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封建制度时，他发现历史理解无法被简化为几条抽象的规律；当布罗代尔构建他的长时段理论时，他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变化既有规律可循，也有偶然性和人的选择介入其中。

到了二十世纪末，这种反科学化的倾向达到了某种高潮。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对“深层结构”的强调，福柯对知识-权力关系的揭示，话语分析对历史叙事建构性的揭露——这些理论资源被引入历史学，带来了对“客观历史”这一观念的深刻质疑。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如海登·怀特甚至提出，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带有文学性和修辞性，历史学家的工作与小说家的工作之间的区别远比我们想象的模糊。

伊格尔斯本人对这场“反科学化”运动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欢迎对实证主义简单化的批判，同情历史理解需要人文主义视野的主张；但他对后现代主义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保持警惕——如果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建构的、话语的、修辞的，那么历史学家还有什么理由在“真实的过去”与“虚构的叙事”之间做出区分？伊格尔斯的立场是：历史学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它对过去的经验性质负责，历史学家不是小说家，他们的工作受到档案材料的约束，受到逻辑和证据的检验。在这个意义上，他继承了启蒙时代的遗产——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种“理性”和“客观性”的理想从来不能完全实现，但放弃这一理想意味着放弃历史学作为知识探索的根本承诺。

第三次转向：从西方中心到全球视野

传统史学——无论在德国、法国还是英语国家——基本上都是“西方”史学。它们研究的对象是西方文明，它们的方法论预设也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历史学教科书讲述的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革命——仿佛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要么是边缘的、要么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和后殖民批评的兴起。印度历史学家苏巴妮亚·古普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等人指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本身就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把欧洲的现代化描述为普世进程，把其他文明的独特经验边缘化或“他者化”。与此同时，年鉴学派内部的批评者——如伏维尔等人——也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时段划分是否适用于所有地区。

更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全球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取向逐渐兴起。它试图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观察跨文化交流、商品贸易、疾病传播、环境变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彭慕兰的《大分流》是全球史的代表作之一，它通过比较1750年前后中国与英格兰的发展轨迹，质疑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

伊格尔斯本人对这一转向持欢迎态度，但同时也保持冷静的批判精神。他指出，全球史虽然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但它自己也面临方法论的挑战：当历史学家书写“全球”层面的历史时，他们如何处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当他们使用比较方法时，如何避免把欧洲概念强加于非西方社会？伊格尔斯晚年特别关注德国与中国的史学交流，试图在两种不同的史学传统之间建立对话，这本身就是他追求的“史学自觉”的体现——不是把一种传统当作标准来评判另一种传统，而是在相互理解中寻求各自的反思与改进。

历史学家书写历史学史：一种特殊的挑战

在进入本章总结之前，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看似技术性但实则根本的问题：历史学家书写历史学的历史，这项工作有什么独特之处？

表面上，这项工作与任何历史研究一样：收集材料，分析文本，梳理脉络，做出评价。但仔细想下去，你会发现一种特殊的自反性困境。历史学家书写历史，关注的是“过去的实际情况”；历史学史家书写历史学，关注的是“过去的人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过去”。而当历史学史家——比如伊格尔斯——在书写二十世纪的史学时，他本人就是这个二十世纪学术共同体的一员。他的立场、偏好、盲点，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对这段历史的呈现。这不是可以完全克服的局限，而是任何历史理解——尤其是对“理解”本身的理解——都必须面对的结构性处境。

伊格尔斯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这种处境。他生长于德国学术传统，又在美国学界工作了大半生，他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同情，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复杂态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欣赏与批评，都带有这种双重身份留下的印记。但恰恰是这种“自反性”，使得伊格尔斯的工作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他没有假装站在一个中性的“上帝视角”来俯瞰二十世纪的史学，而是以一个当事人、一个参与者、一个反思者的身份，提供了他的观察和判断。这种观察和判断是可以被质疑、被修正、被超越的——而这正是知识的生命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阅读《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一种思维训练。伊格尔斯示范了一种面对复杂学术传统的态度：不是简单地接受或拒绝某种观点，而是追问这种观点从何而来，它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它在什么前提下成立，它的局限在哪里。这种态度，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mermaid flowchart TD A[二十世纪史学] --> B[第一次转向:政治史到社会史] A --> C[第二次转向:科学化到反科学化] A --> D[第三次转向:西方中心到全球视野]

B --> B1[年鉴学派:长时段与结构] B --> B2[社会史:工人阶级与日常生活] B --> B3[新文化史:象征与话语]

C --> C1[实证主义:档案与客观性] C --> C2[历史社会科学:理论与计量] C --> C3[诠释学转向:理解与意义] C --> C4[后现代批判:叙事与建构]

D --> D1[后殖民批评:欧洲中心质疑] D --> D2[全球史:跨区域比较] D --> D3[环境与生态视角]

A --> E[伊格尔斯的核心关怀] E --> E1[史学传统间的对话] E --> E2[科学化与人文性的张力] E --> E3[批判的历史学自觉] ```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伊格尔斯为何要写一部二十世纪的史学史？他希望读者从这部著作中获得什么？

通过本章的叙述，我的回答是：伊格尔斯写作这部史学史，是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份理解二十世纪史学的思想地图。这份地图不是静态的、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在阅读和使用中不断被修正和补充的。他本人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经历，他对德国历史主义、美国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等多种史学传统的切身体验，使他能够以一种比较的视野来审视二十世纪史学的三次大转向：从政治史到社会史，从科学化到反科学化，从西方中心到全球视野。这三次转向不是彼此替代的简单更替，而是在争论和对话中相互塑造、形成今天多元并存的史学格局。

更重要的是，伊格尔斯希望读者获得的不是某种“正确的史学方法”或“标准答案”，而是一种面对历史学的反思姿态。历史学家书写历史学史的特殊挑战——自反性问题——恰恰揭示了历史理解本身的结构：我们总是在特定的视角、立场、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去回溯过去，而这些视角、立场、问题意识本身也是可以被审视、被质疑、被超越的。批判的历史学，首先意味着对自身前提的批判。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沿着伊格尔斯绘制的思想地图，深入探索二十世纪史学的具体面貌。我们会看到实证史学如何积累起辉煌的遗产，又如何遭遇它的危机；我们会看到年鉴学派如何掀起“历史学的革命”，又如何在自我反思中不断调整航向；我们会看到历史哲学的争论如何从“历史是否是科学”演变为“历史叙事是否是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