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讷的轨迹

那是一个秋日傍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Fayerweather Hall 三楼的经济学研讨室里坐了二十多人。弗兰克·奈特刚结束他关于"自由放任伦理基础"的报告，正用麻布手帕擦拭眼镜。一位身材瘦长、面色苍白、二十九岁的访问学者从后排站起来。奈特看了他一眼，这位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年轻人，已经不止一次打断过他的演讲了。

"奈特教授，"阿巴·勒讷开口，"您论证里有一个隐含的命题需要检验：私人所有制的功能仅仅是产生一组反映稀缺的价格信号。如果是这样，由中央计划机构来设定同样的价格，难道不是可以达到同样的资源配置结果吗？"

研讨室短暂安静下来。奈特是反社会主义传统的旗手，勒讷则是一个到 1929 年还在公开场合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年轻人。两人争论的核心并不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而是一个更精确的问题：理性的经济规则是否独立于所有制形式？换言之，市场与计划能否共用同一套"语法"？

这个问题后来构成了《统制经济学》整本书的潜台词。要理解这本书，必须先理解写下这本书的那个人。

一、来自罗马诺夫卡的少年

1903 年 2 月 7 日，阿巴·普塔希亚·勒讷出生在沙俄帝国比萨拉比亚省的一个小城罗马诺夫卡（今属摩尔多瓦）。他的父亲本亚明是一个并不成功的商人，母亲妮塔出身于当地一个稍有文化的家庭。这一年，离罗马诺夫卡几百公里外的基辅正在发生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整个帝国的犹太社区都笼罩在恐惧之中。

关于勒讷的童年，现存的材料不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一个在迁徙中度过的童年。大约在 1908 年前后，五岁的勒讷随家人迁往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目的地是雅法城外一个刚刚兴起的犹太农业定居点。那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东欧犹太青年中激起的乌托邦浪潮之中，许多家庭相信回到祖先的土地并亲手耕作，是摆脱数世纪迫害的唯一出路。

勒讷的父亲显然属于这一波浪潮的一员。乌托邦的承诺并没有兑现。雅法的气候对来自寒冷比萨拉比亚的移民并不友好，奥斯曼当局对犹太移民的态度也日益收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把巴勒斯坦境内的外国侨民视为敌国公民，勒讷一家再次陷入困顿。

1915 年前后，年仅十二岁的勒讷被送往伦敦投靠亲戚。这是二十世纪初东欧犹太离散史中反复出现的故事：父母把孩子先送到伦敦或纽约，等条件成熟再接出来。年幼的勒讷独自登上前往伦敦的轮船，行李箱里大概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本母亲塞进去的意第绪语启蒙读物。

到达伦敦后，勒讷被安置在东区亲戚家中，进了当地一所小学，然后是海克尼技术学院。白天他在各种小店里做学徒，做帽子、卖报纸、在裁缝铺打杂，晚上去夜校读书。这段时期对他后来的政治觉醒至关重要。东区的工人运动、独立工党的演讲、战末期席卷英国的进步风潮，都对一个刚刚脱离传统犹太社区的少年产生了深刻影响。

约在 1919 年前后，勒讷读到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并且成了一个认真的（后来他自称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二十年代初，他参加独立工党外围活动，关注俄国革命的进展。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所身处的这个不平等、剥削、阶级固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能够被另一种制度取代。对一个从东欧流亡而来、在伦敦东区小店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犹太人而言，这种信念几乎是现成的。

真正塑造他后来知识结构的，是在他二十岁出头时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1923 年前后，他通过入学考试，开始在 LSE 修读经济学课程。那时 LSE 经济学系的灵魂人物是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一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下的英国经济学家。坎南不信任抽象的数学模型，强调对真实经济制度的历史考察；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怀疑的，但并不蔑视。多年以后，这种"既怀疑又不蔑视"的态度，将在勒讷自己身上以一种反向的方式重现。

为了帮助读者建立勒讷一生的整体坐标，下图按时间顺序标注了从出生到去世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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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敦政经学院：在罗宾斯与哈耶克之间

1927 年，勒讷以一级荣誉通过 LSE 的经济学学士考试，被留下来继续做研究。他的导师是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一个三十出头、言辞锋利、即将因《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成名的年轻人。罗宾斯 1929 年从坎南手中接任 LSE 经济系主任，把整个系的研究方向朝奥地利学派边际主义大大推进了一步。

那一年秋，勒讷结识了另一位年轻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哈耶克 1931 年正式就任 LSE 图克讲座教授，正在赶写那本后来成为二十世纪保守主义经典之一的《价格与生产》。1931 至 1935 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就资本理论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这场论战使 LSE 变成了整个英语世界边际主义研究的重镇。

勒讷最初被这一新气象吸引。他原本带着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训练进入 LSE，熟悉马克思、熟悉工人运动的修辞、熟悉苏联五年计划的进展报告。当他接触到罗宾斯和哈耶克的边际主义方法论之后，他的头脑开始发生变化。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在罗宾斯的课堂上第一次意识到，经济问题并不是'谁应该拥有生产资料'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任何制度下都存在的稀缺与选择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背叛"。勒讷没有立刻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也没有从此倒向哈耶克那种彻底的"自发性秩序"传统。但他的论证重心发生了转移：他开始相信，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是"如何在不同制度下解决稀缺"，其次才是"哪种制度更可取"。这正是《统制经济学》核心方法论转向的雏形，用现在的话说，他把"规则"与"制度"分开来研究，并把前者作为经济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反复看到这一区分。

在 LSE 的几年里，勒讷同时参与了多个方向的研究。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垄断理论的论文，与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有过接触，并开始认真思考一个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否用价格机制来运作的问题。1930 年前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两个人后来各自独立地构造了被合称为"兰格与勒讷模型"的论证：在理论上，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可以通过试错法找到一组均衡价格，让资源在计划经济中得到有效配置。

这个论证在 1930 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它似乎一举回应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根本性质疑。但同时，它也使勒讷与传统社会主义者拉开了距离：他已经不再为苏联式的命令经济辩护，而开始主张一个由"理性规则"主导的经济。

罗宾斯和哈耶克对勒讷的这一走向反应复杂。罗宾斯欣赏勒讷的智力锋芒，但不喜欢他为社会工程服务的倾向。哈耶克更警惕，在他看来，勒讷正在为一种本质上危险的设计主义打开大门。但两人都不否认勒讷的才华：他是那一代 LSE 毕业生中最有原创性的人之一。

1932 年秋，勒讷获得了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年。这一次旅程，把他带到了弗兰克·奈特面前。

三、哥伦比亚：与奈特的那场辩论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在 1930 年代初是美国最活跃的学术阵地之一。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总部就设在校园旁边；与此同时，阿林·杨（Allyn Young）此前几年留下的关于竞争性市场的精密理论传统仍在延续。

弗兰克·奈特是芝加哥大学的标志性人物，但他每年都会到东海岸来访一两次。1932 年秋，他受邀到哥伦比亚做一个关于"自由放任的伦理基础"的系列讲座，勒讷正好坐在听众席里。两人此前有过通信，奈特读到了勒讷在《经济学杂志》上关于垄断的文章，并就一些技术问题与他有过交流。面对面的辩论，这还是第一次。

奈特的方法论背景与勒讷截然不同。他是一个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美国思想家，相信"自由的秩序"在伦理上优于任何形式的集体控制。在他的著名论文《自由社会的伦理基础》中，他论证说，竞争性市场之所以值得捍卫，不仅因为它有效率，更因为它尊重个体的自主判断。在他看来，一个由中央计划机构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无论表面上多么"理性"，本质上都是把某种"集体意志"强加于个体。

勒讷的回应则更加技术化。他在 LSE 学到的方法论告诉他，奈特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私人所有制的功能究竟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究竟是什么。如果私人所有制的功能仅仅是产生一组"反映消费者偏好的价格信号"，那么只要计划经济能够复制这套信号，它就达到了同样的效率水平，而与"集体意志强加于个体"无关。

奈特在反驳中提出的关键质疑是：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谁来决定生产什么？消费者难道不是要通过"用脚投票"，即在市场上表达支付意愿，才能影响生产吗？勒讷的回答是：消费者在计划经济中同样可以表达偏好，只要他们面对的是一组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建议价格"，并且被允许自由选择买卖的数量。那么，计划机构就只需要"模仿"市场上本来会发生的事情。

辩论的最后，奈特抛出了一个勒讷后来在通信中多次提到的问题，大意是：如果计划真的能像市场一样工作，那为什么社会主义者还要如此费力地捍卫计划呢？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市场呢？

勒讷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承认，这个问题让他一时语塞。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市场和计划在理论上是等价的，但实践中可能各有优劣，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个回答虽然不尽令人满意，却为后来《统制经济学》的写作埋下了伏笔：经济分析的对象是规则，不是制度本身。

在哥伦比亚的那一年，勒讷还完成了若干篇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论文。1933 年，他发表了关于"成本与价值"的长文，主张在长期均衡中，价格应当等于边际成本而非平均成本，否则会出现资源配置的扭曲。1934 年，他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与国际贸易"的论文，提出了后来被称作"勒讷对称定理"（Lerner Symmetry Theorem）的命题，即关税对国内价格的扭曲效应与对外国生产者的歧视效应在数学上是对称的。这些论文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但也让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变得微妙：他实际上是在用边际主义的工具来改造社会主义，而不是反之。

1934 年，勒讷回到 LSE 担任讲师。在接下来三年里，他继续与哈耶克、罗宾斯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但研究方向越来越偏离两位导师的轨道。哈耶克正在筹划一本后来成为保守主义圣经的书，而勒讷则在酝酿一本本质上与之针锋相对的书。

四、1943—1944 年：写一本与时代对话的书

1943 年秋，勒讷已经定居纽约。1939 年他以某种临时身份随一个英国商业代表团访问美国，结果被战争滞留；他先后在几个战时机构中工作过（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生产局下的计划处、以及后来被称为"沃伦委员会"的咨询团体）。他不属于任何"圈子里的人"，但分析能力让几个关键人物印象深刻。

这一年发生了三件让勒讷重新思考自己写作计划的事情。

凯恩斯革命的余波是其中之一。《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1936）出版已有七年，凯恩斯主义正在英语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变成正统。战时英国财政部（凯恩斯本人就是其中的灵魂人物）和美国财政部（以阿尔本·哈里曼为首）都在用凯恩斯主义的工具组织战时生产。但凯恩斯的短期管理思想与关于长期资源配置的福利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勒讷认为，这种鸿沟正是他可以填补的地方。

英国的战后规划辩论是另一个背景。1942 年底《贝弗里奇报告》发布，引发了关于英国战后是否应建立"国家福利体系"的全国性讨论。1943 年，贝弗里奇本人出版了《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主张用国家干预保障充分就业。这些讨论激发了勒讷的兴趣：一个"福利国家"将如何在长期中配置资源？这正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苏联的经验则是第三个因素。1943 年是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的一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西方观察家开始重新评估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尽管代价巨大，它似乎确实在短时间内动员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勒讷不喜欢斯大林主义，但他无法否认那种"动员能力"中包含某种方法论上的启发。

在这些背景之下，勒讷开始写《统制经济学》。1943 年夏他着手写作，主要利用周末和晚间时间；1944 年春，他完成初稿，并把手稿交给麦克米伦（英国）和麦格劳—希尔（美国）两家出版社同时审阅。最终，《统制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于 1944 年在英国、1944 年稍晚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的中心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经济问题在本质上是规则问题，而不是所有权问题。

勒讷在书中区分了"所有制"（ownership）与"控制"（control）两个概念。所有制回答的是"谁拥有生产资料"，控制回答的是"资源依据什么规则被配置到不同的用途上"。勒讷论证说，只要后者（控制）遵循一组理性的规则（即每一项资源的价格等于它的边际社会收益），无论前者（所有制）是私人所有还是国家所有，资源配置的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个论证在当时具有惊人的颠覆性：对保守派而言，勒讷等于在说，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可以达到资本主义的效率，这是对"自由放任"传统的根本性挑战；对社会主义者而言，勒讷等于在说，中央计划机构没有必要直接命令生产什么，这是对苏联式命令经济的根本性批判。

但勒讷的论证还有第二个层次：他并不认为理性规则在实践中会自动实现。恰恰相反，他强调，控制（即规则的具体实施）必须由某种公共机构来监督。在资本主义下，这种监督通过反垄断法、价格管制、汇率干预等手段实现；在社会主义下，这种监督则通过计划机构本身实现。两者都可能出现失败，但失败的原因不是所有制本身，而是规则的执行方式。

这正是《统制经济学》与早些年的兰格和勒讷模型之间的关键区别。1936 年兰格和勒讷提出的著名模型，是在"理想型"的框架下讨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1944 年的《统制经济学》则把这个问题拉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之中。它不再问"社会主义可不可能"，而是问"任何制度下，理性规则如何能够被维护"。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转向。

出版后，《统制经济学》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哈耶克在他即将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回应了勒讷的论证，但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而非勒讷个人。熊彼特是勒讷多年的通信伙伴，他在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中已经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给出了温和但明确的肯定；他读了《统制经济学》之后给勒讷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后来保存在哈佛大学熊彼特档案中），认为勒讷的论证"在福利经济学的现有框架内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他补充说"我们两个都在用过于静态的工具来思考一个本质上动态的问题"。

萨缪尔森当时还是二十岁出头的助理教授，他读了《统制经济学》之后给勒讷写了一封热情但有保留的信。他认为勒讷关于"控制"和"所有制"的区分是"对经济学词汇的一个重要贡献"，但警告说"任何把这两种概念完全分开的论证，都会在实践中遇到困难"。这封信后来成为 1947 年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写作的若干灵感之一。

初版的反响并不热烈，但也不冷淡。麦克米伦把它作为"现代经济学前沿系列"的一部分推出，得到了几篇重要的书评，其中《经济学杂志》的评论者写道："本书的论证无论你是否同意，都无法忽视。"麦格劳—希尔的美国版在第二年加印了一次，主要销往大学图书馆。这本书从未成为畅销书，但它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逐渐显现：它直接影响了 1950 年代美国"混合经济"理论的发展，间接影响了 1960 年代发展经济学中的"计划与市场"辩论，并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 1980 年代之后关于"治理"（governance）与"产权"的讨论。

本章小结

1944 年的阿巴·勒讷，年仅四十一岁，已经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从罗马诺夫卡到伦敦、从 LSE 到哥伦比亚、从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到边际主义的继承人的多重转变。《统制经济学》是这些转变的结晶，它既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也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辩护，而是对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即理性规则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作出认真的探讨。

理解勒讷的轨迹，对理解《统制经济学》的文本至关重要。他的犹太离散史背景、他在东欧犹太社区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少年经历、他在 LSE 接受的边际主义训练、他与奈特和哈耶克的辩论、他在 1943 年置身其中的战时语境，所有这些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传记细节，而是这本书写作的具体压力。

沿这条线索继续往前，一个看似简单的词——"控制"——在勒讷笔下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个词会引发战后经济学如此激烈的争论？通过对"控制"一词的语义分析，勒讷真正的对手就显露出来：不是某个具体的经济学家，而是二十世纪关于"计划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整个话语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