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的奇幻漂流

第 1 章：一部书的奇幻漂流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公元982年，也就是北宋太平兴国七年的某一天，一个读书人走进汴梁城的官方藏书楼，想要借阅一部书。这部书刚刚编纂完成不久，尚未正式颁行，但已经在士大夫圈子里传开了抄本。他翻开厚重的书页，发现里面收录的不是经史子集的传统文章，而是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故事——有人能听懂蚂蚁说话，有鬼魂跑来和人喝酒，有书生在墓穴中度过十年恍若一梦，有狐狸修炼成精化为美女。这些故事来自远古的传说、佛教的因果、道教的仙话、当代的见闻，篇幅长短不一，却都被分门别类地编排在一部书里。

这位读书人看到的就是《太平广记》。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小说”为名的总集，收录上起汉魏、下至唐末的五千多个故事，篇幅之巨、内容之博，在它诞生之前的任何一种文献中都没有先例。更奇特的是，这样一部“奇书”并非出自某个小说爱好者或藏书家之手，而是由北宋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文化工程。

这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它是如何被编出来的？在它之后近千年的岁月里，又经历了怎样的流传与变迁？今天的读者该用什么方式去接近它？这些都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宋初的文化政策与编书热潮

要理解《太平广记》的诞生，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北宋初期，看看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想什么。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政权建立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个新生王朝获得文化上的合法性，让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为它服务，才是更棘手的问题。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后来的宋太宗）选择的路径是崇文抑武、大兴文教。具体措施包括：扩大科举取士规模、优待文人士大夫、建立完善的藏书制度、鼓励文献整理与编纂。

太平兴国年间的编书热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太平广记》不是孤立的作品，而是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共同构成北宋初年的四大类书编纂工程。其中《太平御览》完成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一部综合性百科全书，征引古籍超过一千种。《文苑英华》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是一部文章总集，选录南朝梁至唐代的文学作品约两万篇。《册府元龟》完成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是一部历史类书，侧重历代君臣事迹的汇编。《太平广记》完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是这四部书中最早完成的一部，也是性质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它收录的内容在传统学术分类中属于“小说”，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遣读物。

为什么官方要郑重其事地编纂一部“小说”书？这需要从宋太宗的私人兴趣说起。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的记载，宋太宗酷爱读书，即位前就藏书万卷，即位后仍手不释卷。他尤其喜欢野史杂说和志怪故事，认为这些内容虽然不如经史那样庄重，但能起到“补教化、广见闻”的作用。《太平广记》的编纂，官方说法是“聊以垂之于来裔”，意思是留给后人阅读，但实际的推动力很可能就是太宗本人的喜好。

编纂工作的总策划是当时的宰相李昉。李昉（925-996年）是五代到北宋的文坛耆老，历仕后燕、后汉、后周三个政权，入宋后深受太宗信任。他主持编纂的《太平御览》规模宏大、体例严谨，是北宋官修类书的代表。但李昉本人对志怪故事也有浓厚兴趣，他家中藏书丰富，其中不少是当时的文人不愿意公开承认阅读的“闲书”。由这样一位既有官方地位又有私人阅读趣味的人物来主持《太平广记》的编纂，再合适不过。

编纂班子的人数史籍记载不一。《太平广记》书前所附的《太平广记表》署名李昉、吕文仲、吴淑、赵邻几、董淳、徐铉七人，但实际参与工作的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文献整理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进行抄录、校对、分类、编次。据学者估算，编纂期间至少有数十名书手和校官在各个工作环节中发挥作用。

编纂工作的基本流程是这样的：首先由专人根据皇室藏书和各地献书搜罗故事来源，这些来源包括正史中的志传、诸子书中的寓言、佛道典籍中的灵异记录、文人别集中的志怪篇章、以及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然后由编纂者对原文进行删改润色，统一文体，去除明显的荒诞成分，保留故事的基本情节和趣味性。最后按照内容分为92个大类、150多个细目，按照时间顺序或内容相关性编排正文。

从太平兴国二年到三年，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五百万字左右的巨著。这个速度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想象，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合理性：宋初皇室藏书经过五代战乱后损失惨重，但宋太祖、太宗两朝通过赏赐、购买、献纳等途径迅速充实了藏书规模；编纂团队中不乏熟悉古籍的学者，他们可以凭借记忆和现有文献快速完成初稿；更重要的是，官方修书往往追求速度，“日力有限”而“书浩博无穷”的矛盾迫使编纂者必须在限定时间内交出成果。

编纂者的学术背景与编纂动机

《太平广记》的编纂者不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书吏，而是五代到北宋转型期的代表性文人。他们的学术背景和私人趣味，对这部书的编纂方针产生了深刻影响。

先看李昉。他是典型的五代遗民文人，早年经历战乱，亲眼见过政权更迭的残酷，对政治的中心议题持谨慎态度。他能够在宋初保持相位多年，靠的不仅是才学，更是谨小慎微的处世风格。但李昉并非没有个人情趣。他与当时的文坛名流多有唱和，诗文中偶尔流露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更重要的是，他收藏了大量“杂书”，其中包括不少在正统文人看来“不入流”的志怪、传奇作品。他的儿子李宗讷后来也以藏书闻名，父子两代的藏书活动为《太平广记》的编纂提供了文献基础。

吕文仲的经历更为特殊。他早年在南唐任职，后归降北宋，在宋太宗朝做到翰林侍读。他的学术特点是博闻强记，对佛道典籍尤其熟悉。在《太平广记》的编纂中，吕文仲很可能负责了佛道两类的资料收集和文字校订工作。

吴淑是宋初著名的文学家、词人，也是李昉的晚辈。他后来独立编纂了《事类赋》等著作，在类书的编纂体例上有自己的创新。吴淑对民间故事和世俗生活有浓厚兴趣，这一点在他的私人创作中有明显体现。

赵邻几和董淳的资料较少，但从零星的史籍记载来看，他们都是熟悉古文献的学者，负责的工作应该是原始材料的整理和初步编目。

徐铉是南唐旧臣，入宋后以学问渊博著称。他是《说文解字》注本的作者，在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有深厚造诣。虽然徐铉的主要贡献不在小说领域，但他参与编纂的事实说明，《太平广记》的编纂班子并不是一群“专门”研究小说的人，而是一群博学多识的学者，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被征调来参与这项工程。

那么，这些编纂者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真的觉得志怪故事有价值吗？

从历史记载来看，宋初文人对“小说”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在传统的学术分类中，小说属于子部，地位低于经、史、集三部，被认为“刍荛之言，刍荛者之所轻”（出自《庄子》）。另一方面，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志怪和轶事小说就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士大夫私下阅读这些作品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自己对这类书籍的喜爱。

《太平广记》的编纂，恰好为这种矛盾态度提供了一个化解的出口。通过官方编纂，小说从私人阅读的对象变成了国家藏书的组成部分，其合法性得到了承认。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也尽可能地为这些故事寻找“教化”的功能，例如强调因果报应、表彰忠孝节义、贬斥邪佞奸恶，使得整部书在趣味性之外也具有一定的道德寓意。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这些编纂者中的某些人确实对志怪故事抱有真诚的热爱。李昉在他的诗文中曾经提到自己“平生有三癖”，其中之一就是喜欢“异书”。如果这一自述属实，那么《太平广记》的编纂就不只是完成公务，而是部分地满足了他个人的阅读愿望。

编纂过程中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值得关注。例如，编纂者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文字润色，使那些原本粗糙或冗杂的故事变得更加流畅易读。他们还统一了故事中的地名、官名、度量衡等称谓，使之符合宋初的习惯。此外，他们删除了部分被认为过于淫秽或荒诞的内容，使得整部书的格调相对健康。这些处理方式，使得《太平广记》既保留了原始故事的基本面貌，又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阅读趣味。

从《太平御览》到《太平广记》：两部类书的关系

《太平广记》常常被与《太平御览》相提并论，因为两部书几乎同时编纂、主编同为李昉、书名都带有“太平”二字。但实际上，它们在性质、功能和学术价值上都有显著差异。理清这两部书的关系，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太平广记》的独特性。

《太平御览》是一部标准的类书，编纂目的是为写作者提供资料检索的便利。它的体例是“事类相从”，也就是把相同主题的材料归集在一起。例如，谈到“天”，就把所有与天有关的典故、诗句、轶事排列在一起；谈到“马”，就把所有与马有关的名物、制度、诗文归为一类。这种编排方式使得《太平御览》更像一部工具书，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快速查找到相关资料。

《太平广记》虽然也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但它的编排方式完全不同。它不是按主题分类，而是按故事内容分类。每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被完整收录，而不是被拆散归入不同的类别。例如，一条关于黄粱梦的故事，不会被拆成“梦”“仙”“寓言”三个部分分别归类，而是作为完整的故事放在“博物”或“梦”类之下，读者可以完整地阅读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

这种编排方式使《太平广记》更像一部“阅读型”文献，而不是“检索型”文献。它的编纂目的不是提供资料索引，而是提供一个可供连续阅读的故事宝库。

两部书的资料来源也有显著差异。《太平御览》主要取材于经史正典，兼及诸子百家，但很少涉及纯粹的志怪传奇。《太平广记》则把重心放在“小说”类文献上，包括《搜神记》《幽明录》《异苑》《集异记》《玄怪录》《续玄怪录》《传奇》《博异志》《酉阳杂俎》《冥报记》等数百种书籍。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在此之前从未被系统整理过，《太平广记》的编纂实际上保存了大量濒临失传的珍贵文献。

还有一个重要差异体现在篇幅上。《太平御览》正文约五百万字，加上注引的文献，实际字数超过一千万。《太平广记》正文约三百万字，规模略小于《太平御览》，但在“小说”这一类别内部已经是空前的巨型汇编。

从编纂时间线来看，《太平御览》先于《太平广记》完成，这说明宋太宗在《太平御览》编纂接近尾声时就有了编纂第二部书的想法，而且明确了第二部书的主题是“小说”。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太宗在主持《太平御览》的过程中意识到，现有的文献分类体系没有给予志怪传奇足够的重视，有必要专门编纂一部书来弥补这一缺漏。另一种可能是：《太平广记》原本就是《太平御览》编纂计划的附属项目，后来因为资料积累丰富才独立成书。但无论如何，两部书的编纂几乎是无缝衔接的，都服务于宋初文化建设的大目标。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太平广记》编纂完成后，曾经短暂地遭到冷遇。宋真宗年间，大臣曾上书建议将《太平广记》从皇室藏书中撤出，理由是其中部分内容“语涉妖谶”，不宜公开流传。这一建议是否被采纳，史籍记载模糊，但可以确定的是，《太平广记》在北宋中期的流传范围确实有限，远不如《太平御览》那样被广泛翻刻和引用。直到南宋以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和印刷术的普及，《太平广记》才逐渐进入更广泛的阅读视野。

版本的流变：从私家抄本到通行本

《太平广记》诞生于公元978年，但它的第一个刻本要等到六十年后的北宋仁宗时期才出现。在这两千多个日夜里，这部书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有限的人群中流传。手抄传播是这个时代文献传承的基本方式，但这种方式带来的问题也格外突出：每一次抄写都可能产生新的错误，抄写者的个人偏好会影响到文本的取舍，年代的久远会让原本就难以辨认的字迹更加模糊。

目前能够确知的最早刻本出现于何时？学者们通过版本学的考证，基本认定现存的《太平广记》可分为两大系统：一种是以“高丽本”为代表的早期传本系统，另一种是以“嘉靖本”为代表的明代刊本系统。前者保存了较多宋代文本的原始面貌，后者则经过明代学者的系统校勘，在文字校订方面有所改进，但也引入了新的改动。

“高丽本”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这个版本曾被朝鲜半岛的藏书机构收藏。最晚在十五世纪，这个抄本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并被完整抄录保存。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将“高丽本”与明代刊本进行对读，发现两者在文字上有大量差异，而这些差异中相当一部分可以用“明代刊本擅自修改”来解释。这说明宋代原本《太平广记》的面貌，在流传过程中已经被部分改写了。

明代是《太平广记》版本史上的关键时期。现存最早的完整刊本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谈恺刻本，这个版本也被称为“嘉靖本”或“谈刻本”。谈恺是明代官员，他偶然得到一个《太平广记》的早期抄本，决定出资刊刻以广流传。他的刻本以校勘精细著称，但遗憾的是，他使用的底本本身就有不少错误，刻本完成后又陆续发现新的问题，谈恺在序言中曾感叹校书的困难。

万历年间，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版本：许云峤刻本。这个版本以嘉靖本为基础，但做了大量的文字改动，其中部分改动改善了文意，部分改动则可能是误改。许云峤本在晚明流传甚广，是清代以后各版本的共同源头。

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收录了《太平广记》，但四库馆臣对这部书的处理方式值得关注。他们没有将《太平广记》视为“正经”著作，而是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并对部分内容做了删改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四库馆臣在校勘上没有下太大的功夫，主要依赖明刊本进行排印，没有利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高丽本”。这导致《太平广记》的四库本在校勘质量上反而不如嘉靖本。

进入近代，《太平广记》的版本研究逐渐成为专门之学。1920年代，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多次引用《太平广记》，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根据明刊本排印的“涵芬楼本”。这个版本后来多次重印，是民国时期最通行的读本。1960年代，中华书局以涵芬楼本为底本，参考“高丽本”和其他版本进行系统校勘，出版了《太平广记》点校本。这个版本是目前学术界最通行的引用本，也是图书馆和书店中最容易找到的版本。

点校本的价值在于，它通过版本对勘尽可能地还原了文本的原始面貌。但任何校勘都不可能完美，点校本也留下了大量未能解决的校勘难题。例如，某些人名、地名在宋本和明本中存在差异，校勘者必须做出选择，但选择本身往往带有主观判断。这些未决问题，恰恰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

作为“故事渊海”的定位与阅读策略

《太平广记》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宣言。“广记”意为广泛记录，编纂者的野心是把唐末以前最重要的故事文献一网打尽。从结果来看，他们基本做到了。书中收录的五千多个故事，涉及神话传说、历史轶事、佛道灵异、民间习俗、动植物怪、梦兆预言等各种题材，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宇宙”。

如何阅读这样一部书？如果把它当作工具书来使用，主要功能是查找特定主题的相关材料。但《太平广记》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把它当作一部可以连续阅读的长卷，从任意一页切入，沉浸在故事的世界中。

这里提供一种具体的阅读方法，供读者参考：

第一步是选择入口。《太平广记》分为92个大类，其中“神仙”“女仙”“鬼”“神”“报应”“征应”等类别的故事最富有想象力，适合初次接触的读者。“才子”“可笑事”“嘲诮”类别的故事更具人间烟火气，适合对世俗生活感兴趣的读者。“方士”“异人”“异僧”类别的故事则展现了宗教文化的丰富面向。

第二步是通读与精读结合。不必按照页码顺序阅读，而是选择感兴趣的主题通读一遍，形成对这个主题的总体印象。然后挑选其中的某个精彩故事进行精读，关注故事的情节结构、叙事技巧、语言风格，理解它在同类故事中的位置和特点。

第三步是建立联系。《太平广记》中的故事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往往引用更早的文献来源，或者被后来的作品改编、续写。阅读时可以尝试追溯故事的原始出处，或者对比它在不同时代文本中的不同版本，观察故事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的。

第四步是保持批判距离。《太平广记》的编纂者不是中立的信息传递者，他们在选材和文字处理上有自己的偏好和取舍。阅读时要意识到：这些故事是被特定立场的人筛选和编辑过的，它们的“真实性”是有限的，但作为文化文本，它们反映的是编纂时代及其前代的观念和想象。

最后一种阅读策略是把《太平广记》当作一个“数据库”来进行研究性阅读。例如，可以把所有关于“梦”的故事抽取出来，分析梦在古人心目中的功能和意义；可以把所有关于“狐狸”的故事集中阅读，观察狐狸精形象从早期到唐代的演变轨迹；可以把“冥报”类故事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联系起来考察。这种研究性阅读需要借助索引和数据库的帮助，但一旦建立起特定的关注点，就能从看似散乱的故事中发现隐藏的规律和趋势。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太平广记》的生命史 978年 : 编纂完成 李昉主持编纂 收录5000+故事 1038年前后 : 北宋刻本 最早刻本出现 手抄本时代结束 1566年 : 嘉靖本 谈恺刻本 明代首个完整刊本 18世纪 : 四库本 收入《四库全书》 归入子部小说家类 1961年 : 点校本 中华书局出版 学界通行本 当代 : 数字化 数据库检索 跨文本分析 ```

本章小结

《太平广记》诞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是北宋官方文化建设高潮期的产物。它的编纂既服务于政治上“右文抑武”的国策，又满足了编纂者个人的阅读兴趣。这种官私交织的动机，赋予这部书独特的性格：既有官方修书的严谨体例，又有私人阅读的趣味追求；既被赋予“教化”的名义，又保留了“消遣”的实质。

从版本史的角度看，《太平广记》的流传充满了曲折。宋代的手抄本、明代的刻本、清代的官修本、民国的排印本、当代的点校本，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文本的变异与重构。“高丽本”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见宋代原本面貌的窗口，也让人们意识到：今天读到的《太平广记》并非原封不动的历史遗留物，而是近千年阅读、选择、修改、传播的结果。

理解《太平广记》的“奇书”属性，是进入这部书的第一步。它奇在体量——五百万字的篇幅、92个大类的分类体系、五千多个故事的容量；它奇在来源——数百种书籍被拆解、重编、归类，形成一个统一的叙事网络；它奇在命运——一部本该被遗忘在藏书楼中的官修类书，却在后世的阅读中不断被发现和重塑。

《太平广记》不是一部等待被破译的密码，而是一座等待被探索的城池。它的大门向所有读者敞开，但探索的路径需要向导。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从这部书的内部组织逻辑入手，看看编纂者是如何把散乱的故事编织成一张有序的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