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哈林顿

詹姆斯·哈林顿（1611—1677）在中文世界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个名字对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的学生来说，要么完全陌生，要么只是一个模糊的"英国共和主义者"。对比之下，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构成了庞大的注释传统，译者、学者、研究生前赴后继地在这些文本上工作。哈林顿没有这种传统。他的代表作《大洋国》在汉语学界的完整研究，可能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这种边缘地位是真实的，但也是反常的。哈林顿生活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英国内战（1642—1651）、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政体、王政复辟（1660）——他亲历了英格兰君主制的崩塌与重建，并在流亡与牢狱中完成了他的政治构想。他的《大洋国》不只是一部乌托邦叙事，更是一部严肃的政治经济学论著，里面讨论的"财产—权力"关系，被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起点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哈林顿这么重要，为什么他在主流政治思想叙事里几乎不可见？既然他被边缘化了，为什么每隔几十年，总有学者把他重新挖出来？

这两个问题构成本章的核心。我们将依次处理四件事：哈林顿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边缘—中心"双重位置；从马克思到波考克到当代分配正义论者，"哈林顿复兴"的三波学术史；"麦饼悖论"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成为政治问题；本书后续十四章的阅读路径。

哈林顿的尴尬位置：被低估的鼻祖与被反复挪用的资源

哈林顿的边缘化，首先是因为他无法被归入任何一个现代政治哲学的"流派"。霍布斯是绝对主权论者，他的核心命题是主权者对内对外的绝对权威，为了论证这一点，他把自然状态描绘成人对人像狼的战争。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核心命题是生命、自由、财产权的天赋性，以及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卢梭是浪漫派的源头，他把公意抬到了至高位置，个体意志应当服从于公意，否则就要被"强迫自由"。

哈林顿不属于这三家中任何一家。他既不主张绝对主权，也不主张天赋权利，更不主张公意至上。他的核心命题是另一套逻辑：政治权力来源于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的分配决定政府的形式。要理解这个命题的革命性，可以把它放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具体语境里。

英国内战前夕，少数贵族（特别是王党保皇派）掌握着英格兰大部分土地，而中产阶级、乡绅、新兴商业利益几乎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1640年代长期国会的召开、内战的爆发、查理一世被处决（1649），这些事件在哈林顿看来，不是宗教冲突的结果，而是"财产天平"重新分配的必然反映。他在《大洋国》的序言里写道："一个国家的财产分配如果倾向于平民，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平民的；如果倾向于贵族，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贵族的；如果倾向于君主，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君主的。"这句话被后世学者反复引用，因为它几乎是用一句话说清了马克思后来用几卷《资本论》才说清楚的东西，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哈林顿的处境因此变得微妙：他既不是保守派（他支持共和），也不是激进民主派（他反对普选）；他既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先驱，也被自由主义者视为先驱，还被共和主义者视为旗帜人物。每一方都从他那里拿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都没有完整地阅读他的文本。1970年代以后，随着共和主义研究的兴起，这种"切片式挪用"的局面有所改善，哈林顿开始被视为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持有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引文来源。但即使如此，系统的中文学术研究仍然稀缺。

这种"被反复挪用但很少被完整阅读"的处境，是哈林顿边缘化的真正原因。他太容易被切片，被拿去支撑别人的论点，而他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反而无人问津。

三波"哈林顿复兴"：从马克思到当代分配正义

哈林顿不是第一次被发现，他已经被"复兴"过很多次。理解这些复兴的轨迹，能帮我们看清哈林顿思想的不同切面，也能帮我们判断当下重读他的必要性。

第一波复兴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由马克思发动。在1862—1863年间写作的《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马克思专门用一节讨论哈林顿，称他是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之一"。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哈林顿比亚当·斯密早了一个世纪，就系统地讨论了财产（特别是土地）的分配如何决定政治权力的结构和走向。马克思的原话是："哈林顿在他的《大洋国》里，已经把财产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来处理。"马克思的这段评论长期被埋没，因为《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出版，1905—1910年才由考茨基整理出版，1956年以后才有更完整的多卷本学术版。

这波复兴的影响是间接的，它主要通过二十世纪英美的左翼历史学家传递下来。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中讨论了十八世纪英国激进运动的思想资源，把哈林顿的"土地法"传统追溯到了1640年代的小册子。克里斯托弗·希尔在《颠倒的世界》（1972）里重新挖掘了内战时期的激进群体（掘地派、平等派、第五君主国派），把这些群体放在了哈林顿的延长线上。这些历史学家的工作，重新把哈林顿放置在了英国激进传统的位置。

第二波复兴发生在1970年代，由J.G.A.波考克发动。1975年出版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是这场复兴的标志性事件。波考克在这本厚达六百页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大西洋两岸（英格兰、苏格兰、北美）的现代政治思想史，应当被重写为"共和主义传统"的历史，而哈林顿是这个传统的核心人物。波考克认为，哈林顿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传统移植到了英格兰，并且把它和财产理论结合了起来，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新英格兰共和主义"。这个命题直接挑战了当时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叙事"，也就是把现代政治思想史写成从霍布斯到洛克到密尔的自由主义演进史。

波考克的复兴影响极为深远。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关于英国内战、北美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研究，都要回到他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约翰·邓恩（John Dunn）等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呼应了波考克的工作。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在1990年代以后的共和主义复兴（所谓"新共和主义"），同样是把哈林顿视为核心资源。

第三波复兴发生在最近二十多年，这次的核心不再是历史学，而是政治哲学。它的标志是罗尔斯、柯恩、沃尔泽等分配正义论者对"财产—权力"问题的回归。G.A.柯恩（G.A. Cohen）在《挽救正义与平等》（2008）中直接回到了马克思—哈林顿式的命题：财产结构是不是正义的首要问题？柯恩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他的论证方式比哈林顿精细得多。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的诸领域》（1983）里讨论了不同领域的分配逻辑，其中"成员资格"、"安全与福利"、"金钱与商品"等领域的边界划定，背后都有哈林顿的影子。这些讨论的共同点是：分配正义不能只谈程序（罗尔斯式的"公平机会"），必须谈财产结构本身。

下图是这三波复兴的简化谱系：

```mermaid flowchart LR A["马克思 1863<br/>剩余价值理论"] --> B["汤普森/希尔 1960s<br/>英国激进传统"] B --> C["波考克 1975<br/>马基雅维利时刻"] A --> B C --> D["斯金纳 1978<br/>近代政治思想基础"] C --> E["哈贝马斯 1990s<br/>公共领域转型"] D --> F["当代分配正义论战<br/>罗尔斯/柯恩/沃尔泽"] E --> F B --> F ```

需要说明的是，这张图是一个高度简化的谱系，省略了大量的中间环节（如麦克弗森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批评、佩蒂特的共和主义复兴、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研究、艾利森的"共和主义帝国主义"研究等）。但它至少呈现了一个核心结构：哈林顿的复兴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多条线索的交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线索、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线索、法兰克福学派的公共领域线索，最终在分配正义论战里重新汇合。这些线索今天仍在延伸，本书第十五章将专门处理这些延伸。

麦饼悖论：为什么土地分配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成了政治问题

哈林顿在《大洋国》里讲过一个比喻，后来被学者称为"麦饼悖论"。故事是这样的：假设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桌上有一个刚烤好的麦饼（wheat pie）。每个人都想分到一份，但分法可以有很多种，平均切、按贡献切、按年龄切、按力气切。如果有一个人仗着自己力气大，把整个饼抢走，其他人会怎么办？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三种：第一种，其他人联合起来把这个人打倒，重新分饼；第二种，其他人接受现实，这个人吃了整个饼，其他人饿肚子；第三种，其他人跑掉，自己再去烤一张饼。

哈林顿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政治秩序的起源。在他看来，第一种情况是最稳定的，因为它产生了一种"相互制衡"的结构，没有人能独占饼，也没有人会饿肚子。这个"相互制衡"的结构，在《大洋国》里被具体化为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土地法（限制单一所有者持有的最大土地份额）、轮换制（限制任何人在同一职位上的任期）、秘密投票（防止腐败）、两院制（参议院提案、平民院决议）。

这个比喻的现代意义需要仔细说明。它不是说"分饼"就是政治的全部，而是说：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秩序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财产，特别是土地）是如何分配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谁有权力、谁没有权力、谁能参政、谁被排除在外。

放到二十一世纪的语境里，"麦饼悖论"的影子无处不在。

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被看作一场规模空前的"分饼"。1998年的住房改革把原来由单位分配的住房推向了市场，但土地的一级市场仍然由地方政府垄断。这种"半市场、半计划"的安排产生了一个特殊结果：城市户籍居民通过早期购房获得了资产升值，而非户籍居民被排除在外。这不是简单的"市场结果"，而是一种被制度安排出来的分配结构。理解这种结构，需要回到哈林顿式的提问：财产（特别是土地）的分配规则是什么？谁制定这些规则？谁从这些规则中获益？

美国的例子同样清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1868年）确立了"平等保护"原则，但美国的财产分配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急剧恶化。根据美联储的分布数据，1989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全国约30%的财富，到2022年这个数字接近32%；而最贫穷的50%家庭的财富份额，从1989年的约3%下降到2022年的约2.5%。这种财产分配的恶化，直接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失衡：政治捐款的分布、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媒体话语权，都在向最富有的阶层倾斜。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里讨论的"公平的机会平等"，正是要回应这种困境；而柯恩、罗默（John Roemer）等后续学者的工作，则是把这个问题推回到哈林顿的位置，也就是制度安排本身需要被重新设计。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2013）里用了大量历史数据说明同一个趋势：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常态，是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增长率，因此财富集中是结构性趋势，而不是周期性现象。皮凯蒂的工作没有直接引用哈林顿，但他论证的逻辑和哈林顿一脉相承：当财产分配的规则不被设计性地干预时，它会自动向"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的方向收敛。

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起看，"麦饼悖论"不是一个历史趣味，而是一个持续的政治问题。每一代人都会重新面对一次"分饼"，而每一次分饼的规则，都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被设计出来的。哈林顿的工作是：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早、更系统地看清了这一点，并且试图设计一套制度安排，让"分饼"的结果不会自动演变为"一个人吃掉整个饼"。

阅读路径：从人物到当代意义

本书的后续十四章，按照"人物—叙事—制度—产权—当代"的逻辑顺序展开。这个顺序不是任意的，它对应着理解哈林顿的不同切面。

第二章到第四章是"人物篇"，聚焦哈林顿本人的生命轨迹。第二章处理他的家族背景、教育经历、早年游历（特别是他在欧洲大陆的旅行）；第三章处理他在英国内战中的政治参与，包括与查理一世周围文人的交往、与克伦威尔派的关系、被捕入狱的经历；第四章处理他流亡和牢狱时期的写作，包括《大洋国》的成书过程、《法律的王国》和其他著作。

第五章到第七章是"叙事篇"，聚焦《大洋国》这部核心著作的文本解读。第五章讨论《大洋国》的乌托邦叙事结构，包括它的对话体、立法场景、人物设定；第六章分析《大洋国》对英格兰历史的隐喻式书写；第七章讨论《大洋国》与同时代其他乌托邦作品（如霍尔斯的《想象的王国》、安德烈亚的《基督城》）的关系。

第八章到第十章是"制度篇"，聚焦哈林顿提出的具体制度方案。第八章讨论土地法（Agrarian Law）的细节，包括它对土地持有上限的规定、它的实施机制、它的历史先例；第九章讨论轮换制、秘密投票、两院制的设计逻辑；第十章讨论哈林顿的"共和国衰败论"，包括他的"哥特论"与"古代论"之争。

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是"产权篇"，聚焦哈林顿的财产理论。第十一章讨论"财产—权力"关系的一般理论；第十二章讨论哈林顿对货币、商业、贸易的具体论述；第十三章讨论哈林顿与同时代财产理论家的关系，包括洛克、菲尔默、弥尔顿等。

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是"当代意义篇"，把哈林顿放到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哲学论战里。第十四章讨论波考克、斯金纳、佩蒂特对哈林顿的共和主义解读；第十五章讨论罗尔斯、柯恩、沃尔泽对哈林顿的分配正义解读，并以"麦饼悖论"的现代变体作为全书的总结。

为了让读者能更有效地进入这个阅读路径，下面给出一份简要的"先行阅读清单"，按必读层级排列。

第一层是必读二手研究（中文版优先）：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J.G.A.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冯克利、阎克文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菲利普·佩蒂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二层是必读二手研究（英文版）：J.G.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1975)；Blair Worden, *The Rump Parliament* (Cambridge, 1974)；Charles Blitzer, *An Immortal Commonwealth: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ames Harrington* (Yale, 1965)。

第三层是原始文献：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目前唯一的中译本，译文质量可接受，但术语译法需要参照英文学界惯例）；哈林顿*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and A System of Politics*，J.G.A.波考克编辑的剑桥版（1992），是标准学术版本。

第四层是辅助材料：克里斯托弗·希尔《颠倒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中文版已有；J.C.戴维斯《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用于理解哈林顿所处的大西洋世界背景；Peyton Villalta, *James Harrington and the Republican Tradition* (Routledge, 2020)，是较新的二手综述。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清单是阅读本书的"先行准备"，而不是替代品。即使读者没读过这些二手研究，也可以跟着本书的章节顺序往下走。本书的工作不是复述波考克或者斯金纳，而是用一种"问题导向"的方式重读哈林顿。每一章都围绕一个具体的问题展开，把哈林顿的文本和具体的历史场景、政治事件、理论争论结合起来。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的光芒下，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一个相对边缘的哈林顿？

答案涉及几个层面。历史层面，哈林顿生活在一个关键的政治转折点，他亲历了英格兰君主制的崩塌，并用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了这种崩塌的财产基础。理解英国内战、护国公政体、王政复辟这段历史，绕不开哈林顿。理论层面，哈林顿的"财产—权力"关系理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个早期源头。马克思、波考克、柯恩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学者，都从哈林顿那里获得了灵感。当代层面，二十一世纪的分配问题（住房不平等、财富集中、政治献金、税制改革）在结构上仍然是"麦饼悖论"的变体。回到哈林顿式的提问，是理解这些当代问题的一种有效入口：分饼的规则由特定群体制定，规则的稳定源于制度与权力的相互支撑，而规则的稳定受益者始终是少数群体。

下一章我们将进入哈林顿的个人生命史。我们将看到，这个写出《大洋国》的人，并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经历了内战、逃亡、牢狱的政治行动者。他的理论和他的生命是缠绕在一起的，理解他的生命，是理解他的理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