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前世：从边陲渔村到历史节点

从广州往东南方向行驶约140公里，当你看到一条并不算宽阔的河流——深圳河——横亘在眼前时，恭喜你，你已经来到了深圳。

这座城市如今在国际上可谓声名显赫。当你说出"Shenzhen"这个名字，外国朋友们眼中往往会闪过一丝熟悉的光芒。华为、腾讯、大疆……这些改变着全球数亿人生活方式的企业，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而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夜晚的灯光秀流光溢彩，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拍照。深圳湾口岸人来人往，深港两地的居民像走亲戚一样频繁往来。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无尽的活力与魅力。

但如果我们把时光倒流四十五年，回到1978年的那个冬天，眼前的一切会让你大跌眼镜。那时候的深圳，既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也没有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更没有那些令全球瞩目的科技企业。在中国地图上，如果你不仔细找，甚至很难发现这个地名。它太不起眼了——只是珠江口东岸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隶属于宝安县，常住人口区区三万多人。

三万人是什么概念？这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京一个大型社区的人口规模。如果放在现在，恐怕连一个中等规模的小区都算不上。

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镇，却即将迎来一场改写中国命运、也改变无数人人生的巨大变革。这场变革的种子，在1978年的那个冬天悄然播下。

让我们先从地理说起。

一、一座城市的地理基因

深圳，英文名Shenzhen，拼音输入法中打四个字母就能跳出来的名字，如今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你知道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吗？

关于"深圳"这个名字的起源，民间流传着多种说法。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深圳的名字来源于当地的一条河流。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属于珠江三角洲水系。当地有一条发源于梧桐山的河流，流经深圳墟时，因为河床较深，被称为"深圳河"。而"深圳"这个地名，很可能就源于这条"深水沟"。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深圳"是客家话中"深水"的发音演变而来。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深圳"这个名字本身，就已经蕴含着这片土地最核心的地理特征——水。

深圳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北与东莞、惠州接壤，东临大亚湾，西濒珠江口，南与香港仅一河之隔。如果从空中俯瞰，深圳就像一颗镶嵌在南海之滨的明珠，拥有约230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绿树常青、花开不断。

说到深圳的地理位置，有一个词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这个词听起来有些学术，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意思。深圳的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中国南部最重要的出海口之一。 深圳濒临南海，紧邻国际航运通道。从深圳港出发的货船，可以便捷地通往东南亚、南亚、欧洲、非洲和美洲的各个港口。今天，深圳港已经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每年有数千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无数"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世界。

第二，它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关键节点。 深圳与香港之间隔着一条深圳河，最窄处仅有几十米。站在深圳河边，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岸香港的高楼大厦和繁忙的港口。这种"近在咫尺"的地理关系，使得深圳天然成为内地与香港、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桥头堡。

第三，它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 深圳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这里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正因如此，当1978年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时，深圳被选定为最早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之一。

当然，这些区位优势在1978年之前几乎完全处于沉睡状态。当时的深圳，虽然坐拥这么好的"地段"，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开发。广深铁路虽然早在1911年就开通了，但班次稀少，速度缓慢。公路交通也很落后，从深圳到广州需要大半天时间。至于港口，更是谈不上——连像样的码头都没有。

所以你看，区位优势这种东西，有时候就像一块璞玉，需要等待慧眼识珠的工匠来雕琢。而那个工匠，就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往前拨，回到深圳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的远古时代。

二、从历史深处走来：深圳的前世

东晋设县：千年建制史的开端

如果有人问你，深圳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历史"的？你会怎么回答？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深圳是个"新城市"，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毕竟，1978年的深圳与今天的深圳相比，简直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实际上，深圳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

深圳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始于东晋。

公元331年，也就是距今将近1700年前，东晋成帝在岭南地区设立了东官郡，下辖六个县。其中有一个县，名叫宝安。这就是深圳地区最早正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体系的记录。

宝安，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古雅，但你可别小看它。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宝安"将一直是这片土地的名字，直到1979年深圳市成立，宝安才改为深圳市的一个区。所以严格来说，每一个深圳人，都是"宝安"的子孙。

东晋设立宝安县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在地图上多了一个行政单位。它意味着从那时起，深圳地区就已经被纳入中华文明的版图，成为中央王朝统治的一部分。虽然当时这里还属于"瘴疠之地"，与中原地区相比十分落后，但历史的种子已经播下。

从东晋到隋唐，从宋元到明清，宝安县的归属和管辖范围虽有变化，但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它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个过程告诉我们，深圳并非"无根之城"。它有自己的历史根系，只是这根系在1978年之前，一直没有长成参天大树。

明清要塞：海防前线的军事重镇

时间来到明清时期，深圳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

明朝建立后，沿海地区频繁遭受倭寇侵扰。为了加强海防，明政府在深圳地区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驻军防守海防。这个千户所的驻地，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大鹏所城。

大鹏所城位于今天深圳市大鹏新区，始建于公元1394年，是深圳最古老的历史遗迹之一。这座古城周长约327米，城墙上高约6米，设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虽然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雨侵蚀，大鹏所城至今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城墙和街道轮廓。2016年，大鹏所城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成为深圳难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朝入关后，深圳地区的海防任务更加繁重。由于地处珠江口海防前线，深圳设有深圳口炮台等多处军事设施。炮台配备了各种火炮，由绿营兵驻守，负责监视海面动静，防止海盗和外国侵略者的骚扰。

这段军事历史告诉我们，在明清时期，深圳首先是一个军事要塞，而不是经济中心。它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卫广州、保卫珠三角的海防功能上。

晚清崛起：深圳墟的兴起

历史的长河流淌到19世纪中叶，深圳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香港被割让后，英国人在那里大力发展贸易和城市建设，很快就将一个小渔村变成了繁华的商埠。

香港的崛起，对一河之隔的深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深港之间的经济差距开始拉大，香港的繁荣与内地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香港的经济发展也为深圳带来了商机，一些精明的商人开始在深圳从事边境贸易。

深圳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

深圳墟位于深圳河北岸，最初只是一个小集市。但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紧邻香港、靠近粤港古道、交通便利——深圳墟逐渐发展成为周边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墟，是南方地区对农村集市的称呼。在粤语地区，每隔几天开一次集的制度叫做"墟日"，每逢墟日，四里八乡的农民和商贩都会涌向墟镇，买卖各种农产品和日用品。

深圳墟的墟日非常热闹。农民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水果、鸡鸭鱼蛋来到墟上出售，换取现金购买油盐酱醋和布匹日用品。一些小贩从香港或广州进货，在墟上摆摊零售。茶馆里坐满了歇脚喝茶的客人，议论着家长里短和生意行情。街道上人来人往，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

到了清末民初，深圳墟已经成为宝安县境内最繁华的集镇之一。墟镇的规模不断扩大，街道两旁的店铺越来越多，有些甚至做起了与香港贸易的生意。深圳墟的兴起，标志着这片土地从纯粹的军事要塞，开始向商业中心转型。

从边陲小镇到县城所在地

时间来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与分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深圳这个小地方也难以置身事外。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深圳地区，深圳宣告解放。1953年，宝安县城的驻地从南头迁至深圳墟。这一搬迁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深圳从一个普通的墟镇，正式成为宝安县的县城所在地，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

1978年的深圳，就是以宝安县城——深圳镇的姿态，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曙光。

三、1978年的深圳：一个边陲小镇的素描

1978年，如果你坐车从广州出发前往深圳，一路上看到的风景大概是这样的：

从广州向东，沿着蜿蜒的公路行驶大约140公里，沿途要经过增城、东莞等县。路面坑坑洼洼，车辆颠簸得厉害，窗户外的风景从繁华的珠三角平原，逐渐变成荒凉的丘陵地带。

当你终于到达深圳时，眼前的景象会让你有些失望。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并不宽阔的河流——深圳河。河水平缓地流淌着，河岸边长满了野草和灌木。河上有一座简朴的桥，连接着深圳和香港。

过了桥，就是深圳镇了。镇子不大，方圆不过几平方公里。街道狭窄，铺着水泥或石板，路面凹凸不平。街道两旁的房屋多为砖瓦结构，一层或两层为主，很少见到超过三层楼的建筑。

镇子的布局很简单。一条主街贯穿南北，两旁是各种小店铺——杂货店、饮食店、理发店、五金店……招牌都是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自行车经过，扬起一阵灰尘。

镇子的边缘是大片的农田和水塘。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植水稻、蔬菜，养殖鱼虾，过着与几百年前祖先相差无几的生活。

这就是1978年的深圳：一个普普通通的边陲小镇，GDP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口大约三万人，没有任何工业基础，有的只是农业和一点小买卖。

人口：那个年代的三万人

1978年的深圳，常住人口约3万人。这个数字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一个大型住宅小区的户数。但在当时，这已经是方圆几十里内最大的"城市"了。

三万人口中，大部分是农业人口。他们住在镇子周围的村子里，以种田为生。每家种着几亩薄田，产量不高，除去上交公粮和留足口粮，能拿去卖的余粮寥寥无几。

镇区人口大约几千人。他们或在镇上的国营商店、集体企业工作，或做些小本生意。镇上没有像样的工厂，没有大型商场，没有电影院，更没有高楼大厦。最"现代"的建筑，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那座两层楼的邮电局，可以发电报、打电话。

那时候的深圳青年，如果不想一辈子种地，最好的出路就是去当兵或者考大学。但大学录取率极低，能考上的凤毛麟角。大多数年轻人只能留在村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父辈的生活。

经济：微不足道的GDP

如果说人口少还可以理解，那1978年深圳的经济数据，就只能用"寒酸"来形容了。

1978年，深圳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有1.9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放在今天，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够深圳一栋普通写字楼的年租金。但在当时，这已经是深圳人辛辛苦苦一整年的全部产出。

人均GDP方面，深圳大约是606元，折合美元不到200美元。这个数字不仅远低于香港（当时香港人均GDP约3000美元），甚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结构方面，深圳的第一产业（农业）占比超过50%，第二产业（工业）几乎为零，第三产业（服务业）微乎其微。没有工厂、没有像样的商业、没有现代化的服务业——这哪里是一座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

当时的深圳，连自己需要的工业品、日用品都无法生产。农民用的锄头、镰刀要从外地运来，居民买布料、做衣服要去广州或者香港捎带。一个小镇，连基本的物资供应都无法保障，更何谈发展。

边境贸易：特殊的生存之道

尽管经济落后，但深圳人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边境小额贸易。

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边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深圳居民在香港有亲戚，每逢年节或家有急事，香港亲友会寄来汇款或物品——港币、粮票、布料、收音机、自行车……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紧俏货"，让深圳的"逃港者"家属们日子好过不少。

另外，一些胆大的边民会偷偷跑到香港那边去打短工、做小买卖，回来时带些香港的"水货"——收音机、手表、尼龙布、涤纶衬衫……这些在香港稀松平常的商品，在内地却是稀罕物，拿回来转手就能卖个好价钱。

当然，这种边境贸易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属于"投机倒把"的范畴。政府有时会组织人员进行打击，但收效甚微。毕竟，对于那些生活困难的边民来说，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谋生之道。

社会状态：封闭而贫困的边陲

1978年的深圳，不仅经济落后，社会状态也相当封闭和落后。

教育方面，镇上只有几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简陋。大多数农村孩子读完小学就辍学了，能上完初中的已经是"文化人"。至于大学，整个宝安县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屈指可数。

医疗卫生方面，镇上有一家简陋的卫生院，只能治疗一些常见病。村民们生病了，要么硬扛，要么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点草药。小病还好，遇到大病重病，只能转去广州治疗。

文化娱乐方面更是匮乏。镇上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农民们晚上最大的消遣就是串门聊天、收听广播。那时候电视还是稀罕物，一台黑白电视机可能全村也没几台。偶尔有露天电影放映，全村老少就像过节一样，早早搬着板凳去占位置。

总之，1978年的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封闭、落后、贫困的边陲小镇。它与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小镇没有什么区别，默默无闻地存在于祖国的东南一隅。

四、一河之隔，两重天地：深港对比

在讲述1978年的深圳时，有一个话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深港对比。

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最近处只隔着几十米的深圳河。这条河不宽，站在岸边，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岸的风景——香港那边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以及彻夜不灭的霓虹灯光。

但就是这一河之隔，却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

繁荣的香港

1978年的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在维多利亚港两岸，摩天大楼鳞次栉比。汇丰银行大厦、中银大厦、置地广场……这些今天仍然屹立在港岛的建筑群，在1978年就已经初具规模。夜幕降临后，港岛的灯光璀璨夺目，被誉为"东方之珠"。

经济方面，香港的制造业蓬勃发展，纺织、电子、玩具、钟表等产业享誉全球。转口贸易更是香港的强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在香港汇聚，又流向四面八方。1978年，香港的人均GDP约3000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社会生活方面，香港已经相当现代化。公共交通便利，地铁、巴士、电车四通八达。商业设施齐全，从大型百货公司到街头便利店，商品琳琅满目。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也比较完善。

落寞的深圳

与对岸的香港相比，1978年的深圳简直就像一个"乡下"。

深圳这边，最好的建筑也不过是两三层的小楼，而且多为砖瓦结构，外墙斑驳。街道狭窄，没有红绿灯，没有路灯，晚上一片漆黑。

经济方面，深圳几乎没有工业，农业是绝对的主导产业。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到头，除了口粮几乎剩不下什么。

社会生活方面，深圳与香港的差距更大。香港那边已经普及了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而深圳这边可能连收音机都是稀罕物件。香港的年轻人穿着喇叭裤、听着邓丽君，深圳的年轻人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对岸，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逃港潮"：深港差距的缩影

深港两地的巨大差距，最直观地体现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上——"逃港"。

所谓"逃港"，是指深圳的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游泳或乘坐小船偷渡到香港的行为。这种现象在1978年之前就已存在，但在那个年代尤为严重。

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冒着被抓住、被淹死、被鲨鱼咬的风险去逃港？答案很简单：香港的生活太好了，内地的生活太苦了。

据一些亲历者回忆，那时候深圳的年轻人经常站在深圳河边，远远眺望着对岸香港的灯火。那些灯火温暖明亮，与深圳这边的漆黑一片形成了鲜明对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河之隔，生活却天差地别？

"逃港"的手段五花八门。有人选择游泳过河，趁着夜色泅渡深圳河，全程虽然只有几百米，但因为要躲避巡逻，路线曲折，加上体力消耗和鲨鱼威胁，实际上风险极大。有钱的人会雇请"蛇头"，乘坐小船偷渡。还有人通过各种关系，办理合法或不合法的证件，从口岸出境。

"逃港"的成功率并不高。很多人在偷渡途中被边防军抓获，送回原籍批斗。有的人因为体力不支，淹死在深圳河里。还有的人被鲨鱼咬伤，甚至丧命。

但即便如此，依然挡不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些成功逃到香港的人，有的经过艰苦奋斗，成为小商贩、工厂工人，有的甚至创业成功，成为企业家。而那些留在深圳的人，只能继续忍受贫困与落后，期盼着有一天命运能够改变。

1978年，深圳"逃港"之风依然盛行。这个现象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深港两地的巨大差距，也折射出深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在等待着一次历史性的释放。

差距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差距却如此悬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是因为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享受着英国治下的法律制度和自由贸易政策；而深圳则实行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政策。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差异。

香港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商品可以自由贸易，人力资源可以自由配置。在"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指导下，香港政府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经济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这种制度环境，为香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而当时的深圳（以及整个中国大陆），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计划决定；商品如何分配、由谁购买，也由国家计划安排。农民种地要听指挥，市民就业要等分配，商品短缺要凭票购买。这种体制虽然保证了基本公平，但也压抑了经济的活力，导致效率低下、物资匮乏。

两种制度的比较告诉我们：一个地方能否繁荣，不仅取决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条件，更取决于制度环境。一个好的制度，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进取心，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一个僵化的制度，则会压制活力，导致停滞不前。

1978年的深圳之所以落后于香港，根本原因不在于深圳人不如香港人聪明、勤奋，而在于两地的制度环境不同。这个认识，对于理解深圳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五、1978年的历史坐标：改革开放的前夜

197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吹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号角。

这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深圳。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