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山海框死的城市：从渔村到国际都市的空间基因

筲箕湾的海风里，总还飘着点旧时的咸腥味，阿福坐在海滨公园的长椅上，眯着眼看远处鳞次栉比的楼群，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左手上那道十几厘米长的疤——那是1962年跟着渔船出海时被缆绳划的，那时候他刚满二十，船就停在现在地铁筲箕湾站出口的位置，一低头就能踩到带着海盐味的木甲板。旁边茶餐厅飘来的丝袜奶茶香混着海水的味道，让他恍惚了一瞬，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耳边是渔船的马达声、渔民用粤语叫卖鱼获的声音，而不是现在马路上巴士的喇叭声和远处工地的施工声。

他今年七十三岁，出生在筲箕湾的一艘木船上，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片海。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筲箕湾是个被山海圈起来的小渔港：北面是九龙半岛的群山，黛青色的山脊线连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只有清晨的云雾会顺着山沟漏到岸边；南面是维多利亚港的出口，再往外就是无边的南海，退潮的时候能在滩涂上

他小时候跟着爷爷去中环卖鱼，要翻过两个覆盖着芒草的山头，走三个小时的山路，那时候的中环只有几条被磨得发亮的石板路，最高的建筑是两层的英式洋行，灰白色的砖墙上爬着常春藤，海边的码头停着几艘英国军舰，巨大的船身比渔船大好几倍，爷爷总攥着他的手往远处躲，说那些大船会吃小孩。那时候整个港岛的人口还不到一万人，山海之间的空隙大得能跑马，谁也没想到后来这些空隙会被一点点填满，连海拔552米的太平山顶都盖了密密麻麻的豪宅。

那时候筲箕湾的滩涂从现在的爱秩序湾一直延伸到柴湾，退潮的时候露出来的泥滩上有密密麻麻的花蛤洞，他拎着个磨得发亮的竹篮，光着脚踩在带着海盐味的泥里，一挖一个准，一个上午能挖半篮子，回家用清水煮了，蘸点酱油就是一顿菜。岸边搭着几十间渔民寮屋，都是用竹竿扎框架，盖锌铁皮顶，墙是用旧渔网和泥巴糊的，潮水涨的时候能淹到寮屋的底部，渔民们早就习惯了，用红砖把床脚垫得老高，潮退了再把湿乎乎的地拖干。那时候寮屋之间的空隙很大，孩子们能在里面躲猫猫，跑起来都不用拐弯，阿福记得自己七岁那年躲猫猫，躲进了旁边一家人的寮屋，里面堆着刚晒的渔网，咸腥的味道把他熏得打了个喷嚏，那家的疍家阿婆还给了他一块咸得发苦的咸鱼干吃。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叫“空间禀赋”，只知道山那边过不去，海那边是外海，整个能住人的地方就是山脚下那点平地，还有海边搭寮屋的地方。直到他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才在黑板上画了一张香港的地形图，告诉他们：北面的九龙半岛有连绵的群山，最高的山峰是大帽山，海拔957米，比三十层楼还高，山的岩石都是坚硬的花岗岩，根本没法挖开修路，更别说建房子了；南面是南海，维多利亚港是天然的深水港，风浪小，适合停船，但是海总不能住人，只能往海里要地。老师还给他们算了一笔账：整个香港能用来建房子的平地，还不到全部土地的三成，剩下的七成都是陡得连牛都爬不上去的山。

【📌 侧边栏：香港土地结构数据】 根据香港地政总署2023年发布的《香港土地供应统计》，香港特别行政区陆地总面积1106.66平方公里，其中坡度低于15度的可开发平地仅约280平方公里，占比25.3%；坡度在15-30度的缓坡地约150平方公里，占比13.6%；坡度超过30度的陡坡地约676平方公里，占比61.1%，基本不具备城市建设条件。此外，维多利亚港水域面积约60平方公里，占香港总面积的5.1%，是香港最重要的航运资源。

1841年英军正式占领香港岛的时候，整个港岛的人口才7450人，大部分都是像阿福爷爷这样的渔民，还有少数在山上种番薯、水稻的农民，聚居的地方只有几个：中环的维多利亚城、筲箕湾、香港仔、赤柱，都是靠着海边有平地的地方。那时候的英国人也没把香港当回事，只是想在远东找个贸易据点，所以1844年搞的《香港城市规划》只画了中环到半山那点地方，甚至连填海的计划都没提——在他们看来，香港太小了，根本发展不起来，最多就是个补给站。

谁知道后来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1851年，殖民政府第一次启动填海工程，就是把中环的海边用人工挑土填起来。那时候没有现代化的挖泥船，所有土都是工人用竹筐一筐一筐挑上船，运到海里倒下去，遇到风浪天还会翻船，死了不少人，整整填了三年，才把海岸线往维多利亚港推了大概400米，建成了现在的德辅道中。那时候的德辅道中还是紧挨着海的，阿福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还在德辅道中旁边的海里洗过衣服，那时候的海水还很清，能看见小鱼游来游去，偶尔还能摸到小海螺。

填海出来的地很快就卖了个好价钱，殖民政府尝到了甜头，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那时候的香港开始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难民落脚点，还有鸦片贸易、转口贸易的快速发展，人口一下子涨了起来，到1860年《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割给英国的时候，香港人口已经涨到了12万，比开埠的时候涨了16倍。中环那点平地根本不够用，殖民政府随即启动了九龙半岛的填海工程，先是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一带，然后是油麻地、旺角，都是把海边的平地填出来建码头、建货仓、建居民楼。但九龙半岛的平地比港岛还少，整个九龙半岛的可开发平地还不到港岛的一半，很快就又不够用了。

阿福记得他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去九龙卖鱼，那时候的旺角还是一片种水稻的田，只有几条被马车压得坑坑洼洼的泥路，路两边种着甘蔗，汽车都很少，大部分人去九龙都要坐渡轮，船票要两毛钱，他们家一天卖鱼的钱还不够买两张票。那时候的九龙在港岛人眼里是“乡下”，只有穷人才愿意去住，因为地便宜，很多在港岛住不起寮屋的人，都搬去九龙的山脚下搭寮屋。

1898年，英国又强行租了新界99年，新界的平地比港岛和九龙加起来还多，有元朗、屯门、上水、沙田这些小平原，但是殖民政府一开始根本没打算开发新界——在他们看来，新界都是种地的农民，没什么经济价值，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新界都还是以农业为主，人口不到20万，大部分地方都是荒山和农田。

真正让香港的空间矛盾彻底爆发的，是二战之后。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香港人口只有60万，但是接下来的十年，大批从内地涌来的难民，加上婴儿潮的影响，人口一下子涨到了200多万，1961年更是突破了300万。那时候的港岛和九龙已经挤得不像样了，寮屋到处都是，石硖尾、大坑东、深水埗这些地方，密密麻麻的寮屋连成一片，一刮台风就倒一片，一着火就烧一片。1953年12月的石硖尾大火，烧掉了上万间寮屋，5万多难民无家可归，才逼得殖民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启动公共房屋建设，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公屋。

那时候的公屋都是五六层的徙置大厦，因为地太贵，所以建得非常密，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只有两米多，夏天的时候连太阳都照不进去，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单位要住三四户人家，共用厨房和厕所。阿福的一个远房亲戚那时候就住在石硖尾邨，他说夏天的时候，整栋楼的味道都很难闻，做饭的时候油烟飘得满楼道都是，小孩子只能在楼下的空地上玩，连跑的地方都没有。那时候的石硖尾邨是香港高密度居住的起点，后来所有的公屋、私人住宅，都沿用了这种高密度开发的模式。

除了填海，殖民政府也开始把目光投向山边，就是把山坡铲平建房子。港岛的柴湾、筲箕湾、小西湾，九龙的钻石山、斧山、乐富，都是那时候开始大规模开发的。那时候的开发技术很落后，铲平山坡全靠人工和炸药，经常出事故，阿福的一个朋友就是在柴湾铲山坡的时候被炸药炸伤的，瞎了一只眼睛，政府赔了几百块钱就打发了。那时候的山边开发的房子也都是高密度的，因为地已经被铲平了，能建多少就建多少，所以楼都是挨得很近，很多都是没有电梯的五六层唐楼，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单位能住五六口人。

阿福这辈子最难受的，就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香港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的香港仔是香港最大的渔港，有几千艘渔船，避风塘里停得密密麻麻的，船头上挂着渔网，船尾飘着做饭的油烟，岸边的大排档卖着刚捞的石斑、花蟹，便宜又新鲜，很多香港人周末专门开车去香港仔吃海鲜。他记得那时候香港仔的海边还有很多疍家的木船，疍家人一辈子都住在船上，不上岸，男的捕鱼，女的补网，孩子就在船上跑，连鞋都不用穿。

后来政府开始填香港仔的海，先是填了避风塘的一角，建了现在的香港仔中心，后来又填了更大的一片，建了海怡半岛，那几栋几十层的住宅楼，直接把原来的海景挡得严严实实。那些疍家人有的拿了政府的补偿上了岸，有的搬去了其他区的公共屋邨，有的干脆转行不做渔民了。现在香港仔剩下的渔船不到一百艘，原来的大排档也早就变成了连锁的海鲜酒家，原来的海已经变成了马路和住宅楼，

阿福每次去香港仔都觉得像走错了地方。他记得小时候跟着爷爷去那边吃海鲜，塑料桌就摆在滩涂边上，脚边是退潮后露出来的泥滩，老板刚从海里捞的石斑放在竹筐里还在蹦，清蒸了只放姜葱，鲜得他连鱼骨头都啃得干干净净。现在再过去，大排档都搬进了商场，海鲜是从渔港运过来的冻货，价格比几十年前贵了几十倍，中间隔着六车道的马路和三栋三十层的住宅楼，站在海边根本望不见海，只能看到对面楼住户晾着的衣服，和空调外机滴下来的水，砸在路边的围栏上“嗒嗒”响。

他后来才知道，香港仔的海是被一点点填掉的。1960年代政府先填了避风塘的一角建香港仔中心，1980年代又填了更大的一片建海怡半岛，那几栋四十几层的住宅楼像一堵墙，把原来的海景挡得严严实实。那些世代住在船上的疍家人，要么拿了政府的补偿搬去了公共屋邨，要么转行做了地盘工或者茶餐厅伙计，剩下的不到一百艘渔船，现在也只能在避风塘里转悠，再也看不到当年几千艘渔船挤满港口的景象。

香港的填海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被山海逼出来的城市扩张史。整个香港能用的平地本来就不多，根据香港地政总署2023年的统计数据，香港陆地总面积1106.66平方公里，坡度低于15度的可开发平地仅约280平方公里，占比25.3%；坡度超过30度的陡坡地占61.1%，基本没法用来城市建设[^1]。山海之间本来就没多少空隙，人越来越多，只能把海填掉，把山铲平，一点一点抠出生存的空间。

最典型的就是九龙湾的启德机场。1925年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滩涂，只有零星的渔民寮屋，殖民政府觉得香港需要个机场，就把九龙湾填了起来，整整填了十年，挖出来的海泥堆成了120公顷的土地，建成了启德机场。那时候的机场只有一个跑道，飞机起飞的时候要擦着九龙城的楼顶飞，噪音大得能把人吵醒，但是没办法，香港没有别的地方建机场，只能凑合用。启德机场用了72年，到1998年才搬到赤鱲角的新机场，原来的跑道用地现在成了香港最贵的住宅区之一，开发商打广告说“启德是维港最后的黄金地段”，一套100平方米的海景房能卖到4000多万港币，阿福每次看到这种广告都笑——这片海当年就是人工填出来的，现在居然成了卖点。

比填海更早出现的城市扩张，是殖民政府早期对港岛和九龙的开发。1841年英军占领香港岛的时候，全岛人口才7450人，大部分是像阿福爷爷那样的渔民，还有少数在山脚下种番薯的农民，聚居的地方只有中环、筲箕湾、香港仔、赤柱几个靠海有平地的小渔村。那时候的英国殖民者根本没把香港当回事，只是想在远东找个贸易据点，1844年搞的第一版《香港城市规划》只画了中环到半山那点地方，连填海的计划都没提——在他们看来，香港太小了，最多就是个补给站，根本发展不起来。

谁也没想到后来的发展会彻底失控。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加上鸦片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到1860年《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割给英国的时候，香港人口已经涨到了12万，比开埠的时候涨了16倍。中环那点平地根本不够用，殖民政府只能启动填海工程，那时候没有现代化的挖泥船，所有土都是工人用竹筐一筐一筐挑上船，运到海里倒下去，遇到风浪天经常翻船，死了不少人，整整填了三年，才把中环的海岸线往维多利亚港推了400米，建成了现在的德辅道中。阿福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还在德辅道中旁边的海里洗过衣服，那时候的海水还清，能看见小鱼游来游去，偶尔还能摸到小海螺。

九龙半岛的填海比港岛更急迫。整个九龙半岛的可开发平地还不到港岛的一半，人口却涨得更快，到1941年二战爆发的时候，香港人口已经涨到了160万，九龙的油麻地、旺角、尖沙咀的海边全被填完了，剩下的平地只能建密密麻麻的唐楼，很多都是没有电梯的五六层楼，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单位住五六口人是常事。阿福记得他十几岁去九龙卖鱼，旺角还是一片种水稻的田，只有几条被马车压得坑坑洼洼的泥路，路两边种着甘蔗，汽车都很少，大部分人去九龙都要坐渡轮，船票两毛钱，他们家一天卖鱼的钱还不够买两张票。那时候的九龙在港岛人眼里是“乡下”，只有穷人才愿意去住，因为地便宜，很多在港岛住不起寮屋的人，都搬去九龙的山脚下搭寮屋。

真正让香港的空间矛盾彻底爆发的，是二战之后。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香港人口只有60万，但是接下来的十年，大批从内地涌来的难民，加上婴儿潮的影响，人口一下子涨到了200多万，1961年更是突破了300万[^2]。那时候的港岛和九龙已经挤得不像样了，寮屋到处都是，石硖尾、大坑东、深水埗这些地方，密密麻麻的寮屋连成一片，一刮台风就倒一片，一着火就烧一片。1953年12月的石硖尾大火，烧掉了上万间寮屋，5万多难民无家可归，才逼得殖民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启动公共房屋建设，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公屋。

石硖尾大火是香港高密度居住的起点。那时候政府没钱，建的徙置大厦都是五六层的廉租屋，能住多少人住多少人，一个30平方米的单位住三四户是常事，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一层楼十几户人家，早上刷牙要排队，上厕所也要排队。阿福的一个远房亲戚阿美，就是1954年第一批搬进石硖尾邨的，她那时候刚结婚，分到一个18平方米的单位，生了一儿一女，儿子睡客厅的折叠床，女儿睡阳台的沙发床，夏天的时候整栋楼的味道都很难闻，做饭的油烟飘得满楼道都是，小孩子只能在楼下的空地上玩，连跑的地方都没有。

后来的公屋越建越高，因为地越来越贵，五六层的楼太占地方，必须往高里建才能多住人。1960年代建的公屋一般是10到16层，1970年代建的是20到30层，1980年代之后的新市镇公屋，很多都建到了40层以上。阿福现在住的筲箕湾公屋就是1975年建的，20层高，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只有25米，他住在8楼，每天只有中午11点到下午2点能见到太阳，冬天的时候冷得发抖，夏天的时候晒得发烫。他的邻居陈伯，以前也是渔民，现在和老伴住一个20平方米的单位，两个儿子都搬去了新界的新市镇，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面，陈伯总说，以前虽然穷，但是一家人挤在一艘船上，热热闹闹的，现在住的房子大了，但是空荡荡的，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如果说公屋是高密度居住的“官方版本”，那九龙城寨就是高密度的“野生极端”。九龙城寨原来是个清朝的古城，1842年《南京条约》割香港岛给英国的时候，九龙城寨还是中国的领土，1860年《北京条约》割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的时候，因为九龙城寨是大清官员的驻地，所以没割，就成了中英之间的“三不管”地带。1949年之后，新中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所以也不管九龙城寨，殖民政府也没权管，就成了法律的真空地带。

二战后大量从内地涌来的难民没地方住，就都跑去了九龙城寨，自己搭建木屋、铁皮屋，慢慢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鼎盛时期里面住了3万多难民，占地面积只有2.6公顷，也就是两个半足球场那么大，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1.5万人，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3]。里面的楼都是自己乱搭的，最高的有十几层，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十厘米，光线根本照不进去，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没有电力，全靠自己接的水管和电线，密密麻麻像迷宫一样，连警察都不敢随便进去。里面什么都有：诊所、学校、工厂、妓院、赌场、鸦片馆，甚至还有自己的居委会，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1985年香港政府终于和英国谈妥，收回了九龙城寨的管辖权，1993年彻底拆除了寨子，建成了现在的九龙城寨公园。但是九龙城寨留下的高密度居住的基因，一直影响到现在。很多学者说，现在的香港公屋和私人住宅的密集程度，就是九龙城寨的“正规版”：都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多住人，尽可能多建面积。后来的公屋设计也吸收了九龙城寨的经验，在楼底下建商场、街市、诊所、学校，不用出门就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就是九龙城寨留下的遗产。

除了填海，香港的另一个扩张方向是开发山边。港岛和九龙的平地都被占满之后，政府开始把山坡铲平建房子，港岛的柴湾、筲箕湾、小西湾，九龙的钻石山、斧山、黄大仙，都是那时候大规模开发的山边地区。铲平山坡的成本比填海还高，不仅要炸掉山体，还要建几米高的挡土墙防止山泥倾泻，还要修路通水电，所以早期的山边房子比市区的还贵，因为环境好、空气好，很多中产阶级愿意去买。

阿福的一个朋友阿明，就是1970年代第一批搬去柴湾的，那时候柴湾还是山坡，他买了一套唐楼的三楼，面积只有40平方米，花了8万港币，相当于他那时候十几年的工资。他说那时候柴湾晚上黑灯瞎火的，路上连路灯都没有，出门要打手电筒，夏天的时候经常有蛇爬到家里，但是他还是愿意住，因为比中环的寮屋舒服多了，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不用和十几户人家共用。后来柴湾被铲平了，建成了太古城，阿明的唐楼被拆了，政府赔了他一套30平方米的公屋，就是现在阿福住的这栋楼的楼下。

太古城是香港早期高密度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建在柴湾的填海区上，1977年建成，有61栋30层左右的住宅楼，住了几万人，里面有商场、学校、诊所、游泳池、公园，相当于一个小城市。那时候的太古城是香港最先进的屋苑，很多有钱人都抢着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要卖到100多万港币，是普通人几十年的工资。但是太古城的楼间距非常小，只有20多米，30层的高楼，底层的住户常年见不到太阳，楼下的商场因为光线不足，白天都要开灯。

后来政府开发新界的新市镇，用的也是同样的模式：要么填海，要么铲平山坡，建高密度的住宅区。将军澳、天水围、青衣、马鞍山，都是1980年代之后开发的新市镇，每个都住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容积率普遍在5以上，也就是一块1000平方米的地，能建5000到8000平方米的房子，楼都是30到40层的高层，楼间距只有30米左右，底层的住户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太阳。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核心概念：容积率。它是城市规划里的核心指标，指一个地块上总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的比值，比如一块1000平方米的地，容积率是5，就意味着上面可以建5000平方米的房子[^4]。香港的容积率是全球最高的城市之一，市区的商业用地容积率可以到15甚至20，住宅用地的容积率一般也在5到8之间。高容积率意味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多建面积，所以楼只能建得高，楼间距只能做得很小，这是香港高密度居住的根本原因。

阿福的儿子阿强，1990年出生，原来和阿福一起住公屋，2018年结婚，实在住不下，就凑钱在将军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