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坐标中的布罗代尔

第1章：史学坐标中的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究竟凭什么被视为历史学的里程碑？这部七百多页的皇皇巨著，1949年初版时并未立即获得学界认可，批评者甚至指责它“缺乏历史”只有地理。但仅仅二十年后，当法国学生走上街头时，“布罗代尔”这个名字已经成了“新史学”的代名词，他的方法论深刻重塑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科的面貌。要理解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首先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布罗代尔出现在什么样的史学传统之中？他又以什么样的方式突破了这个传统？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严肃的学术创新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布罗代尔的史学革命建立在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深刻反思之上，建立在年鉴学派两代学人的持续探索之上，也建立在整个二十世纪法国知识界对于“如何理解人类经验”这一根本问题的热烈争论之上。只有将布罗代尔放置于这条史学史的脉络之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地中海世界》何以成为一部改变历史学科走向的著作。

布罗代尔的生平与学术养成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于1902年出生在法国东北部默兹省的一个小镇卢维耶（Luxeuil），父亲是一所公立中学的校长。布罗代尔的童年在法国东北部的城镇中度过，但真正塑造他世界观的，是后来在法属北非度过的十三年。1920年，十八岁的布罗代尔前往阿尔及利亚，首先在君士坦丁的一所中学任教，后转至阿尔及尔大学文学院担任助教。在北非的岁月里，布罗代尔不仅学会了阿拉伯语，更亲身感受到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交融——伊斯兰与基督教、欧洲与非洲、陆地与海洋在这里交汇成一幅复杂的图景。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撰写《地中海世界》提供了某种直觉性的整体把握。

北非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布罗代尔与法国地理学家阿尔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的学术联系。德芒戎是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关注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人一地关系”的视角深刻影响了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世界》的写作中，我们随处可见地理学方法的痕迹：对山脉、海洋、气候的细致描述，对贸易路线与人口迁移的空间分析，对“地理时间”与“历史时间”差异的反复论证。布罗代尔后来回忆说，是德芒戎让他明白了“历史学家应该同时是一名地理学家”。

1923年，布罗代尔返回法国参加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并顺利通过。在巴黎高师的三年（1923-1926）为他提供了系统的学术训练。高师时期的布罗代尔已经展现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但他的学术方向尚未完全确定。这一时期的法国史坛，实证主义史学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的训练是：对档案文献进行严格考证，重建“客观”的历史事实，重点关注政治事件、外交谈判和伟大人物的活动。这种训练为布罗代尔日后的反思埋下了伏笔——当他在《地中海世界》中公然宣称“外交史已死”时，他批评的正是自己曾经接受的这套学术传统。

高师毕业后，布罗代尔开始了漫长的教师生涯。他先后在阿尔及尔、巴黎、第戎等地的中学和大学任教，直到1935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职位。在此期间，布罗代尔经历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31年，他开始在巴黎大学文学院担任讲师，并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费弗尔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共同创办了《年鉴》杂志。与布罗代尔在实证主义史学训练中形成的对传统政治史的熟悉不同，费弗尔的学术取向带有强烈的“问题史学”色彩。费弗尔主张历史研究应该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文献出发；历史学家不应该满足于“讲述”发生了什么，而应该追问“为什么”发生，以及这种发生意味着什么。这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解释为目标的史学理念，对布罗代尔产生了深刻的启发。在费弗尔的指导下，布罗代尔开始反思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主张。

1935年至1937年间，布罗代尔受邀前往巴西圣保罗大学讲学。南美之行不仅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拉丁美洲的历史经验。在巴西期间，布罗代尔完成了学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向：他的关注重心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史转向了地中海世界的整体历史，从短暂的“事件”转向了漫长的“结构”。这种转向的成果，就是后来那部改变史学面貌的《地中海世界》。

布罗代尔的学术养成经历了一条清晰的轨迹：从北非的地理感知，到巴黎高师的史学训练，再到费弗尔的理论启发，最后到巴西时期的学术转向。每个阶段都在他的知识结构中留下了印记：地理学的人地关系视角、实证主义的文献批判方法、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取向，以及跨文化比较的宏大视野。这些看似不同的学术资源，在《地中海世界》中被整合成一种全新的历史书写方式。要理解这种整合如何实现，需要首先了解布罗代尔所面对的史学传统——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以及它所面临的困境。

年鉴学派的创立：从《年鉴》杂志谈起

要理解布罗代尔的史学革命，必须首先理解他置身其中的学术运动——年鉴学派。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是两位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1929年，他们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创办了一份新的历史学杂志，命名为《年鉴：ihan历史经济学与社会》（*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这份杂志的诞生，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创立，也预示着一场对传统史学的根本性挑战即将展开。

年鉴学派的兴起并非偶然。费弗尔和布洛赫都是法国第三代“共和国学校”的产物——他们是第三共和国的忠诚儿女，在德雷福斯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中成长起来，目睹了传统人文科学的局限。他们痛感当时法国史学界被一种叫做“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所主导，而这种史学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缺陷。

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一种朴素的“科学”信念之上。它的倡导者认为，历史学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搜集、整理、考证原始文献，然后如实地重建过去发生的事实。在这种框架下，“事实”被理解为孤立的、可验证的历史事件——一场战役的日期、一次条约的条款、一位国王的诏令。历史学的最高理想是“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话出自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之口，成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座右铭。

这种实证主义史学在法国最重要的代表是查尔斯·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和朗格卢瓦·塞纽博斯（Langlois & Seignobos）。他们的《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1897年）系统阐述了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原则：历史学知识来源于文献，文献必须经过严格的外证和内证考证，历史学家应该追求的是“可靠的”事实而非“解释性的”理论。这套方法论在法国大学的历史系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半个多世纪，几乎所有法国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都以此为基础。

然而，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内在局限已经变得愈发明显。

首先，实证主义史学将“事实”限定为政治事件和外交谈判，结果历史变成了帝王将相的编年史，变成了一连串战争、条约、革命的无意义堆砌。一位典型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关心的是：哪位国王在位期间颁布了什么法令？谁在维也纳会议上签署了什么样的和约？普法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这种研究当然有其价值，但它的视野过于狭窄，无法触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社会结构的变迁等更为深层的历史现象。

其次，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假设——认为历史学家可以像镜子一样“反映”过去的事实——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任何历史书写都涉及选择：选择什么样的事实进入历史叙述，选择什么样的框架来组织这些事实。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学家自身关切、时代问题和理论视角的影响。实证主义者声称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未加反思的天真假设。

第三，实证主义史学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隔绝开来。经济学家研究市场规律，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结构，人类学家研究文化习俗——而历史学家只关心“事实”。这种学科分工的结果是：历史学家无法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来分析过去，其他学科的学者也从历史学这里得不到任何启发。历史学日益变成一门自我封闭的学科，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能力。

费弗尔和布洛赫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刻不满，创办了《年鉴》杂志。他们想要推动的，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科学”——这种史学不满足于堆砌政治事件的编年史，而是追求理解人类过去的整体经验；它不排斥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反而积极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的方法；它追问的不只是“发生了什么”，更是“为什么发生”和“意味着什么”。

布洛赫在《年鉴》的发刊词中明确表达了他的雄心：“我们希望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历史学，一种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历史学，一种能够回答我们时代问题的历史学。”费弗尔则更加尖锐地批评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局限性：“历史学家不应该满足于当文献的仆人，他们应该成为问题的提出者。”

《年鉴》杂志为这种新的史学取向提供了一个平台。杂志不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而是鼓励对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它欢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欢迎对历史学的对象和方法进行理论反思，欢迎来自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撰稿人。这种开放性使得《年鉴》很快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界最具创新活力的学术阵地。

但创办一份杂志是一回事，创造一种新的史学实践是另一回事。年鉴学派的第一代——费弗尔和布洛赫——虽然提出了宏大的纲领，但他们的个人研究实践仍然带有传统史学的痕迹。费弗尔的代表作《拉伯雷与不信教》（*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1942年）虽然引入了心理史学的视角，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依赖传统文献。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历史的原始特征》（*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1931年）开创了社会史研究的先河，但其结构仍属于专题论文而非通史性著作。真正将年鉴学派的纲领转化为一种全新的历史书写方式的，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

实证主义史学的困境与新史学的呼声

在深入理解《地中海世界》之前，有必要更细致地剖析实证主义史学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因为正是这些困境激发了布罗代尔的史学革命。

让我们用一个具体案例来说明实证主义史学的局限。假设一位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家要撰写一部关于十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著作，他会如何组织材料？最可能的做法是：以时间顺序为经，以政治事件为纬，详细叙述这一时期地中海地区的重大事件——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教廷与世俗君主之间的博弈、地理大发现对地中海贸易的冲击。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每个主题下面罗列一系列经过考证的历史事实：某年某月某日签订了什么条约，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哪场战役，哪位君主在哪一年登基或驾崩。

这种写法的问题在于：它将历史描绘成一系列离散事件的偶然接续，读完之后我们知道了“发生了什么”，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意味着什么”。例如，我们知道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知道152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签署了《坎布雷条约》，知道1545年特伦特公会议召开——但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如何塑造了地中海世界的整体面貌？实证主义史学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根本不是在问这些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实证主义史学选择性地忽视了人类历史中那些“无声”的层面。千百万普通农民如何生活？他们种植什么作物，使用什么工具，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地中海贸易网络如何运作？商人们如何规避风险，如何计算利润？妇女、儿童、穷人、边缘群体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实证主义史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往往是沉默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文献——宫廷档案、外交文书、贵族回忆录——本身就很少记载普通人的经验。

这种史学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它的时间观念。实证主义史学隐含的时间模型是“事件时间”：历史由一系列长短不一的“事件”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按年代顺序排列这些事件，考证它们发生的确切日期。在这种框架下，“十年”和“一百年”只是计量单位的差异，本质上都是可以被事件填满的时间容器。但这种时间观念真的适用于理解人类历史吗？一个村庄的社会结构可能几百年保持不变，一个帝国的兴衰可能跨越数个世纪，一场革命的影响可能延续数代人。如果历史学只关注“事件”，而忽视“事件”背后的缓慢结构变迁，那么它对过去的理解必然是片面的。

正是这些问题激起了年轻一代历史学家的不满。布罗代尔在巴黎高师接受训练时，系统学习了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但他在北非和巴西的亲身经历让他逐渐意识到这套方法论的局限。在阿尔及利亚，他亲眼看到地理环境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形态——沙漠与绿洲、山地与平原、沿海与内陆，每个地区都发展出独特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在巴西，他接触到拉丁美洲的历史经验，这种经验提醒他：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并非欧洲中心论的叙事所能概括，边缘地区同样值得书写。

正是在这种双重刺激下，布罗代尔开始构想一种全新的历史书写方式。他要做的不只是增加一些新的研究主题——比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而是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历史时间”的概念，重新理解“历史事实”的层次，重新定位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种重新构想的结果，就是《地中海世界》中那著名的“三种时间”的框架。

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上存在三种根本不同的时间层次。最底层是“地理时间”或“长时段”——这是几乎静止不变的时间尺度，山脉、海洋、沙漠、气候、植被、人口的总体分布，这些地理因素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里变化极为缓慢，它们构成了人类活动的舞台和约束条件。中间层是“社会时间”或“结构时间”——这是以数十年或数代人为单位的时间尺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人口模式、文化传统在这个层次上缓慢变化，呈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最上层是“事件时间”或“短时段”——这就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战争、革命、条约、危机，它们来去匆匆，往往只是深层结构变化的外在表现。

这个三层时间模型是布罗代尔对历史学的最深刻贡献。它彻底改变了历史学家提问的方式：不再只是问“发生了什么”，而是追问“什么样的长时段结构使得这个事件成为可能或必然”。不再只是关心“伟大的个人”，而是将目光投向“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构成了历史的地基。“事件”不再是历史的核心，而是变成了结构和过程的外在表现。

布罗代尔将这种新的史学方法论称为“总体史”（*histoire totale*）的理想。所谓“总体史”，是指历史学不应该将人类社会分割成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然后分别进行研究。真正的历史学应该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考察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政治事件有其经济根源，社会结构有其地理基础，文化传统有其物质条件——只有把握这种整体性，历史学才能真正理解人类过去的复杂性。

这种“总体史”的理想并不是布罗代尔一个人的凭空创造，它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知识界的整体氛围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些时代危机促使法国知识分子反思西方文明的根基，质疑十九世纪进步主义乐观主义的历史叙事。在这种背景下，“总体史”的理想获得了特殊的时代意义：它不只是研究方法论的革新，更是一种重新理解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尝试。

从朗克到布罗代尔：历史学的范式转换

如果说费弗尔和布洛赫为年鉴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则将这种理论转化为一种全新的史学实践。要充分理解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有必要将布罗代尔置于更宽广的史学史脉络中，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进行系统比较。

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通常被视为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奠基人。1824年，年仅二十九岁的兰克发表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一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提出了那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历史学的目标是“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兰克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忠实地再现过去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对历史进行道德评判或哲学解释。他的方法论强调原始文献（*Quellen*）的优先地位，强调对文献进行严格的考据和批判性分析，强调史学的科学客观性。

兰克的史学理想在法国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应。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在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的推动下，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研究导论》中明确阐述的原则包括：历史知识来源于文献；文献必须经过外证（文献的真伪和完整性）和内证（文献内容的可靠性）的双重检验；历史学家应该区分“事实”（经过验证的历史陈述）和“解释”（历史学家对事实意义的推断）；历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是通过严格的方法论确保历史知识的可靠性。

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贡献不应被全盘否定。对文献的批判性考证、对事实与解释的区分、对历史知识的可靠性追求——这些原则至今仍是历史学的基本功。但问题在于，实证主义史学将方法论上的审慎与研究主题的狭隘化混为一谈，将“科学性”与“客观性”这两种不同的诉求混为一谈，将历史学限制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领域之内。

布罗代尔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分歧，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把握。

第一个维度是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实证主义史学将政治事件视为历史的核心，“历史”几乎等同于政治史和外交史。布罗代尔则将经济、社会、地理、人口、心理等各个层面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真实”不在于宫廷的阴谋或战场的胜负，而在于千百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如何谋生，如何组织家庭，如何与自然环境互动，如何形成社会纽带。这种对象上的扩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

第二个维度是时间观念的革新。实证主义史学采用一种均质化的“事件时间”，历史被视为一系列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事件的组合。布罗代尔则提出了三种异质性时间层次的理论：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和事件时间（短时段）。这一时间模型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史学对“什么是历史事实”的理解，迫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自己研究的时间尺度。

第三个维度是因果观念的转变。实证主义史学偏好“单一因果论”——一场战争有一个导火索，一次革命有一个根本原因，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追溯到一个清晰的起源。布罗代尔则强调整体论（holism）的因果观：历史事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单独追究某一因素往往是对历史真相的过度简化。例如，《地中海世界》详细分析了十六世纪地中海世界面临的“土耳其威胁”，但布罗代尔拒绝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简单归结为单一原因——他考察了军事、政治、经济、宗教、人口等各个层面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四个维度是学科关系的重新定位。实证主义史学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绝开来，历史学家不需要也不应该借助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的理论工具。布罗代尔则积极倡导跨学科合作，他自己就大量借鉴了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的方法。《地中海世界》的副标题“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