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仪式的政治考古
第 1 章 导论 仪式的政治考古
历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之后,留下的一项持久遗产,是"语境"概念的彻底改造:任何政治事件都不能脱离其文本结构、象征系统与仪式框架而被理解。这一转向制造了一个反向压力:越是强调语境,研究对象越容易从历史行动者的实践领域滑向解释者的修辞领域。在法国史学家 Mona Ozouf 的《革命节日》出版近五十年之后重读这部以大革命仪式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正是要在这个悖论之中寻找今天史学家仍可使用的方法论资源。
Ozouf 这部研究 1789-1799 年革命节日诞生、演化与衰落的著作,1976 年由 Gallimard/Julliard 收入 Jacques Le Goff 主持的"Archives"丛书出版。这部书的处理对象是节日的文本(立法辩论、庆典条例、节日手册)、空间(战神广场、巴士底狱原址、先贤祠周边)与表演(列队行进、合唱、火炬列)。这些材料在以经济与社会计量为傲的法国史学主流看来,几乎不在"严肃史"的范畴之内。然而在英语学界,这部书自 1980 年代起被反复援引,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标准参照。本书全部章节共同的方法论起点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在历史学经历了从计量化向社会化、从社会化又向文化与语言转向的范式转换之后,重读奥祖夫的这部经典究竟能为今天的政治史学家提供怎样的资源?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来自三个彼此独立的当代条件:政治文化整合性视角的再度兴起、当代仪式政治的回归所提出的概念需求、以及文明叙事危机下对从具体事件走向宏观判断的史学路径的再度期待。本章在逐一展开这三个条件之后,通过对奥祖夫与 Georges Lefebvre 两种路径的对照,为读者提供进入本书研究的方法论入口。
一、奥祖夫在 1988 年序言中的自我定位:政治文化作为整合性视角
1988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英译本时,Ozouf 撰写了一篇篇幅可观的序言。这篇序言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补充新材料,而在于它完成了一项在法语初版中尚未展开的工作——对自己研究范式的明确自我定位。Ozouf 在序言中表示,《革命节日》不应被归入"社会史"的延伸,即便它的研究对象(民众集体行动)与社会史有交集;它真正的贡献在于重新定义"政治"概念本身,把政治从决策、立法与冲突的层面,扩展至表演、能指、可见的政治生产这一领域。这一自我定位的史学意义,在它被写下的语境中其实有相当具体的指向:1988 年前后,正是法国史学界对政治史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时段,Furet 在《历史学的工坊》中提出"政治史的回归",Noiriel 则在 1996 年出版的《论历史的危机》中把这场争论推到方法论反思的极致。Ozouf 的这篇序言,与 Furet 的修正主义路径并不完全一致——后者强调思想史的回归,前者则坚持从仪式与象征的物质性入手;但二者共享一种对 1960-70 年代计量化与社会化取向的不满,共享一种把"政治"重新放回历史舞台中央的雄心。
Ozouf 在序言中关于"政治"的扩展性界定,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第一个方法论入口。所谓"扩展",并非简单地把研究对象拓宽到仪式层面;而是要求研究者对每一项政治事件追问其在三个层面上的运作:文本层面(立法、宣言、章程如何被组织)、空间层面(场所、路线、布局如何被规划)、表演层面(动作、姿态、声音如何被规范)。这种三层追问并不是要把"政治"泛化,而是要显示"政治"在每一个具体时刻都是这三层的同步生产。例如对 1790 年 7 月 14 日的联盟节,Ozouf 并不满足于记录有多少省份代表抵达巴黎;她追问立法者如何把"自然边界"(塞纳河、战舰)与"政治边界"(省份代表)编织进同一套象征语法,追问这种语法如何把一次庆典转译为国家统一的可视化仪式。在这一处理中,"政治"不是抽象的统治关系,而是被特定手段生产出来的可见秩序。
Ozouf 的自我定位给今天的读者留下的方法论提示是双重的。一方面,她提醒研究者不要把仪式研究简化为社会史的应用,也不要把它收编为思想史的旁支;她所倡导的是一条从具体事件出发、通过分析其仪式结构、象征语法与政治效应、最终走向宏观判断的史学路径。另一方面,她也提醒研究者,这条路径并不提供一套可以机械套用的程序;它要求研究者对每一次具体的仪式生产保持现象学式的敏感,即对"这一次"与"另一次"之间的差异作出有判断力的描述。这种判断力既不是计量化的因果解释,也不是文本学的内部解读,而是一种把象征物还原为政治行动的解读方式。这正是本书全部章节共同依赖的方法论遗产。
二、《革命节日》在法国与英语学界接受史的不对称及其方法论意义
接受史的不对称是《革命节日》最值得讨论的现象之一。这种不对称并非简单的"法国之外更受重视"的语言学问题,而是揭示了不同史学传统对"政治文化"概念的不同消化方式。
在法国,《革命节日》在出版初期获得的反响远低于其英文学界地位所暗示的程度。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Le Goff 主持的"Archives"丛书虽然汇聚了当时新史学的前沿著作,但 Le Goff 本人在 1970 年代之后转向中世纪象征人类学与"想象的中世纪"研究,他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他本人未曾系统耕耘的领域并无持续推动。其次,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如 Ladurie、Chaunu 夫妇)把 1970 年代的史学议程进一步推向计量化与系列化,《革命节日》所依赖的文本—空间—表演三层材料,在以土地税册、价格曲线、出生率序列为基础的研究范式看来,几近边缘。再次,Furet 阵营在 1970 年代后期推动的修正主义政治史把核心议程放在政治观念(自由主义、代表制、共和主义)与政治事件(恐怖统治、热月政变、布伦瑞克宣言)的重新解读上,对仪式、象征、表演的兴趣被归入"意识形态史"或"事件史",并未获得独立的史学地位。最后,法国本土的文化史转向要等到 1990 年代之后才在 Roger Chartier、Alain Corbin、Pascal Ory 等人的工作中系统化,而《革命节日》在他们看来又显得过于"政治",与他们所倡导的"日常实践"取向有距离。这一系列结构性原因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处境:在原产国,《革命节日》几乎是无人继承的范本;在英语学界,它却被反复援引,被制度化,被纳入大学课程。
英语学界的接受路径与法国本土形成鲜明对比。Lynn Hunt 在《政治、文化与阶级》(1984)中把《革命节日》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范本引入英语读者视野;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进一步把政治文化确立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革命节日》在该书所列的参考谱系中占据关键位置。Temma Kaplan 关于城市纪念活动的研究、Timothy Tackett 关于革命期间谣言与心态转变的工作、Robert Darnton 关于民众象征暴力(如"大屠杀")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借鉴了 Ozouf 对仪式与象征物质性的处理方式。1990 年代以后,Susan Maslan 关于革命戏剧的研究、Laura Mason 关于"音乐—政治"的研究、Annelise Heinz 关于革命期间服饰的研究,把《革命节日》的范式效应扩散到政治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多个领域。
这种接受史的不对称在方法论上具有多重意义。它揭示了不同传统对"政治文化"概念的消化方式存在结构性差异:法国传统更倾向于把政治文化视为长时段心态史或社会表征史的一部分,英语传统则更倾向于把它视为社会行动者通过象征生产塑造政治秩序的过程。Ozouf 的工作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她既不像 Lucien Febvre 那样把心态视为一种需要去复原的"集体心理",也不像 Hunt 早期那样把政治文化还原为社会群体的实践产物。她更接近于一种"政治形式"的考察者,把仪式、象征、表演视为一套独立可分析的形式语言,这种语言有自己的语法、自己的演化逻辑、自己的失效机制。
下图呈现《革命节日》在三个不同史学传统中的接受路径,以及其在每一传统中的核心贡献与争议焦点。
```mermaid flowchart LR Ozouf["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976"] Ozouf --> Annales["年鉴学派传统"] Ozouf --> Cultural["文化史传统"] Ozouf --> Political["政治思想史传统"] Annales --> A1["贡献: 节日作为可结构化的时间制度"] Annales --> A2["争议: 偏离计量范式,被从主流排除"] Cultural --> C1["贡献: 政治文化作为整合视角"] Cultural --> C2["争议: 忽视接受与下层实践"] Political --> P1["贡献: 重新定义'政治'为象征生产"] Political --> P2["争议: 思想史阵营视为旁支"]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英语学界对 Ozouf 的援引并非没有扭曲。Hunt 等人把《革命节日》纳入"自下而上的政治文化"叙事时,实际上淡化了 Ozouf 原著中的一个关键特征:她更关心的是革命精英如何构想、组织、规范一种新的象征语言,而非民众如何"接受"或"抵抗"这一语言。这一扭曲反过来造成了英语学界后来对"接受史"的过度强调,从而衍生出 Hunt 自身在 1990 年代之后转向"人权叙事"研究的方法论转向。Ozouf 著作本身的范式意义因此部分地被遮蔽了。今天重读这部著作,需要在英语学界的接受史与法语原著的实际意图之间作出区分。
三、"历史学的语言"之争为重读提供的契机
1990 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界关于"历史学的语言"的争论,为重读《革命节日》提供了第三个方法论契机。这一争论虽然早已退出版面中心,但其方法论后果在今天仍清晰可感。Noiriel 在《论历史的危机》中提出,历史学在向社会科学靠拢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语言独立性;他呼吁历史学家回到"语言学转向"的资源,以建立历史文本对自身写作的分析能力。这一呼吁在当时引起相当激烈的反响,Prost 在《法国历史学家与 20 世纪》中以更温和的笔触回应,Chartier 在《边缘的文化史》中则把这一争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议题:历史学家如何在分析文本的同时不被文本分析所吞没,即如何在分析社会行动者的"实践"与"再现"之间维持一种不平衡的张力。
Ozouf 的《革命节日》在这一争论中占据的位置其实比表面上看更为关键。她的工作既不是简单的政治史回归,也不是简单的语言学转向产物;她展示了一种"中间道路"的可行性。具体而言,她的处理方式包含三个互相支持的方法论策略。第一,她把节日的立法辩论视为一套独立可分析的"话语事件",但不把这些话语事件还原为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表达;她关心的是话语自身的结构、词汇、参照系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变化,这与"语言学转向"的关切有直接交集。第二,她把节日的空间布局视为一套独立可分析的"空间文本",即把战神广场的几何布局、巴士底狱旧址的象征重建、先贤祠周边的街道改造视为一种空间化的政治写作,这与文化史所倡导的"实践"分析有直接交集。第三,她把节日的表演视为一套独立可分析的"行动文本",即把列队、合唱、火炬、舞蹈视为一种被规范化的身体政治,这与后来在 Pierre Rosanvallon 工作中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史"有直接交集。
《革命节日》对今天读者的方法论价值,部分地来自于它能够在这些不同方法之间维持一种未完成但可操作的综合。它的"未完成"在于它并未发展出一套关于上述三层次互动机制的系统理论,它在具体段落中频繁地在文本分析、空间分析与表演分析之间跳转,而没有给出统一的元语言;它的"可操作"在于它仍然示范了一种从具体史料出发的、可重复的方法论程序。今天的读者可以借助它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文化研究问题清单:对每一个研究对象,都先追问它在文本、空间、表演三层次上各自的运作方式,再追问这三层之间如何互相构成、互相削弱、互相转化。
四、当代仪式政治的复兴与"政治表演性"的概念需求
第三个重读契机来自二十一世纪仪式政治的复兴。这种复兴在国家治理与国际秩序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在国家治理层面,各类大型典礼、阅兵、纪念活动、公共仪式以高度可见的方式介入政治议程;在国际秩序层面,大型运动会开幕式、文化遗产展览、跨国纪念活动持续地以仪式形式生产可见的权力关系。
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这场被全球数十亿观众观看的仪式事件,几乎构成了当代仪式政治复兴的标志性案例。研究者对其文化史层面的关注已经较多,但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一仪式事件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文化展示本身,而在于它通过空间、声音、动作、文本四个维度的协调,把"中国"建构为一个可被同时观看、同时理解、同时敬重的政治主体。这一建构过程在 1789-1799 年的革命法国就已经被 Ozouf 的研究对象所演练:1790 年联盟节通过塞纳河上的喷泉、战神广场的几何布局、省份代表的列队,把"法兰西民族"建构为一个可被同时观看、同时理解、同时敬重的政治主体。两个仪式事件相隔两个多世纪,但其形式结构具有惊人的同构性:都在通过空间把政治主体可视化,通过声音把政治主体可听化,通过动作把政治主体可参化,通过文本把政治主体可记化。这种同构性并非偶然;它指向的是 Ozouf 在 1988 年序言中所强调的"政治的表演性"这一概念的当代适用性。
"政治表演性"(performativity)这一概念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主要来自 Judith Butler 对 Austin 言语行为理论的改造,其核心主张是:政治行动并不仅在于其所说的或所做的内容,而在于它如何通过特定的形式生产效果。Ozouf 在 1988 年序言中并未使用"performativity"这一术语,但她的方法论实践已经系统地呈现了表演性分析的三个特征:把仪式视为一种"做"而非"反映"的实践、把仪式形式视为独立可分析的政治语言、把仪式的效果视为形式生产的结果。
这种表演性分析在今天之所以具备不可替代的方法论价值,是因为当代仪式政治呈现出的两个特征超出传统政治史的分析能力。第一个特征是"过载性":当代大型仪式的信息密度、媒介密度、参与者密度都远远超过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任何单一学科(无论是传播学、政治学还是文化研究)都无法独立处理这种密度。第二个特征是"反思性":当代仪式政治的参与者与观看者都具备对仪式本身的元意识,即知道自己在"参与"一个"仪式",这一元意识本身就成为仪式政治效果的一部分。这两个特征要求历史学家在分析当代仪式政治时,具备一种把仪式视为形式生产而非内容表达的解读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 Ozouf 在《革命节日》中所系统示范的。
从这种概念需求回望,Ozouf 的工作不仅具有史学史意义,而且具有当代方法论价值。本书后续章节将以具体的当代案例与历史案例的对照,展示如何运用她在《革命节日》中所奠基的方法论资源来应对当代仪式政治的挑战。
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奥祖夫与勒费弗尔的路径分歧
奥祖夫的方法论位置只有在与勒费弗尔的对照中才能获得完整呈现。Georges Lefebvre 的《1789 年的大恐慌》(1930 年初版,1970 年代修订)与 Ozouf 的《革命节日》(1976)在同一年代被英语学界共同援引,二者的研究对象在时间上紧密相连(都涉及 1789 年),但方法论取向有根本性差异。
Lefebvre 的路径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典范。他对 1789 年 7 月法国乡村集体恐慌的研究,核心问题不是中央权力如何应对恐慌,而是恐慌如何在乡村社会自身的传播网络、谣言结构、社区关系中被生产与扩散。他的方法论资源来自年鉴学派第一代(尤其 Marc Bloch 的《法国乡村史的特性》)对乡村社会与心态史的长期耕耘,以及 Henri Berr 与 Lucien Febvre 对历史综合的倡导。Lefebvre 的工作表明,"事件"可以通过还原其社会基础获得充分的解释。
Ozouf 的路径则不服从这一范式。她对革命节日的研究,核心问题不是民众如何参与节日,而是立法者、政治理论家、艺术家、城市规划者如何构想、组织、规范一种新的节日体系。她的方法论资源更多来自社会学年鉴派传统中的"集体表象"研究(尤其 Maurice Halbwachs),以及人类学传统中的"象征系统"研究。她处理对象的方式更接近于一种"政治形式史"或"政治形态学",其目标是揭示仪式政治作为一套可独立分析的形式语言的运作机制。
二者的路径分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所提示的方法论问题是:在面对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时,研究者究竟应该把它还原为社会基础的现象(下层社会如何实践),还是把它视为形式生产的现象(上层精英如何构想)?这一选择并非简单的"站队"问题;它涉及的是对"政治"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如果把政治还原为社会基础的表象,那么政治史最终会被社会学化;如果把政治视为形式生产的独立领域,那么政治史将保留一种独立的认识论地位。
Ozouf 与 Lefebvre 之间的分歧并非历史学派内部的对立,而是关于"政治史"是否具有独立方法论基础的根本问题。在这一意义上,Ozouf 的工作延续了 Furet 对"政治史的回归"的呼吁,但她的具体路径与 Furet 又有显著差异:Furet 的路径强调政治观念的独立性,Ozouf 的路径强调政治形式(仪式、象征、表演)的独立性。
从本书的全部章节所关注的问题域出发,Ozouf 与 Lefebvre 的对照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本书并不主张回归 Ozouf 的路径而放弃勒费弗尔的路径;本书主张的是,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在两条路径之间维持一种有意识的张力:既承认政治形式具有相对独立的可分析性,又承认政治形式始终嵌入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之中。这种张力是本书后续章节共同的方法论起点。
六、进入本书研究的方法论入口:构建研究问题清单
以上讨论为本书的全部章节提供了共同的方法论起点。本节的目的是把上述起点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入口,帮助读者建立自己的政治文化研究问题清单。
政治文化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指的是政治秩序通过象征生产而获得可见性、可记忆性与可传递性的整体过程。这一定义把"政治文化"从一种泛化的"氛围"概念转化为一种可分析的具体过程。它包含三个互相支持的维度:象征生产(立法、宣言、条例、章程如何被书写)、空间生产(场所、路线、布局如何被规划)、表演生产(动作、姿态、声音如何被规范)。任何政治文化研究,都首先需要把这三个维度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对象上。
基于上述维度,本书为读者提供以下方法论入口,作为构建研究问题清单的起点。这些入口不是封闭的程序,而是开放的方法论问题;读者应在每一项下发展出适合自己研究对象的具体追问。
第一,对立法文本的追问。在研究任何政治文化现象时,首先需要追问其立法文本的结构。立法文本不是政治意志的简单表达,而是一套具有自身演化逻辑的话语系统。需要追问的具体问题包括:立法文本的词汇来源是哪些?(是借用既有的政治词汇,还是发明新的?)立法文本的论证结构呈现怎样的变化?(从诉诸神意到诉诸自然法,从诉诸历史到诉诸理性?)立法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如何构成一种"话语场域"?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