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与时代

第一章 凯瑟与时代

理解《啊，拓荒者！》（O Pioneers!, 1913）这部小说之前，需要先回答一个看似迂回实则关键的问题：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是怎样的人，她所置身的世纪之交北美文化氛围，又如何为这部作品预备了土壤？这一问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凯瑟本人始终坚称，小说的源头不在作家当下的生活，而在更早、更深、被时间反复淘洗的童年印象。她在多个场合反复申明，自己写作的真正开始，是在内布拉斯加分水岭（the Divide）度过的那些年。对凯瑟而言，《啊，拓荒者》的发生地——那片位于普拉特河（Platte River）与共和河（Republican River）之间的高地草原——既是一处地理坐标，也是她作为小说家的精神源头。本章的任务，是回到这片源头，考察凯瑟从弗吉尼亚的出生到一九一三年小说出版之间的几个关键节点，看看她的写作如何从童年地理、新闻业训练、女性文学社群的交往中一步步凝聚成形。

一、从弗吉尼亚到内布拉斯加：童年地理的双重铭刻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七日，薇拉·凯瑟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县（Frederick County）戈尔镇（Gore）附近的巴克克里克谷（Back Creek Valley）。父亲查尔斯·费克蒂格·凯瑟（Charles Fectigue Cather）经营过农庄、矿场和保险业务，母亲玛丽·弗吉尼亚·博克·凯瑟（Mary Virginia Boak Cather）出身较为富裕的家庭。外祖母丽贝卡·博克（Rebecca Boak）是凯瑟童年最早的精神偶像之一，这位老太太在南北战争前曾随家人在弗吉尼亚的庄园长大，带给凯瑟一份对旧南方生活方式的深切怀念。凯瑟后来承认，外祖母对她的影响远大于母亲。这种代际之间的情感位移，在她后来的人物塑造中会以各种面目反复出现，尤其是《啊，拓荒者》中那些承载着旧世界礼俗与记忆的老一辈女性形象。

一八八三年，凯瑟九岁，全家迁往内布拉斯加。原因主要是经济：当时弗吉尼亚的土地已远不如战后繁荣，而内布拉斯加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仍在为新移民开放土地。凯瑟家最初在韦伯斯特县（Webster County）乡下经营一座农场，后又迁往靠近红云镇（Red Cloud）的小镇生活。凯瑟后来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分水岭」一词，指的正是这片位于普拉特河支流与共和河支流之间的过渡地带，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向西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

这次跨州迁徙对凯瑟的写作意义重大。地理环境的剧烈变化在她身上产生了双重铭刻：一方面，旧南方——那座祖父辈经营过的种植园、外祖母口中永不消逝的世界——成为她日后审视现实的对照面；另一方面，内布拉斯加的草原成为她日后的写作主调。前者提供了怀旧的距离，后者提供了感性的丰沛。

凯瑟并非「白手起家拓荒」的典型边疆女孩。她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父亲后来成为土地保险经纪人，母亲则在镇上经营过寄宿公寓。但正因为如此，她得以既保持观察者身份，又深入接触这片土地。凯瑟后来在多个场合提到，她之所以能写出拓荒者的故事，部分原因正是她对拓荒本身保持着距离。她看到的是拓荒者本身，而非拓荒者眼中的风景。这一旁观者视角后来将以一种特殊方式进入《啊，拓荒者》：小说叙述者既深切同情亚历山德拉·柏格森（Alexandra Bergson）那样的拓荒女性，又保持某种来自外部的克制观察。

这一双重地理经验日后将以两种方式进入《啊，拓荒者！》。一是对土地本身的深刻同情。亚历山德拉那种「感到土地在召唤她」的灵魂状态，与凯瑟童年对分水岭土地的真实情感体验紧密相连。二是对南方往事的反复回望。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对旧世界文明礼俗的怀念，对老一辈「老祖母」一类人物的特殊情感，与凯瑟外祖母的影响遥相呼应。

内布拉斯加的草原同时也塑造了她日后的文学气质。她后来写道，自己第一次读班扬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时，是在分水岭镇上的小木屋里，那一刻她仿佛看见了「一个比她所能企及的任何事物都更真实的世界」。这种对外部现实的超越感，既是儿童逃离现实的自然反应，也是日后她「去自我化」美学最早的胚胎。所谓「去自我化」，指的是作者尽量隐去自身情感印记，让物象与场景自身说话。这一美学在《啊，拓荒者》开篇第一章对分水岭景物的描写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二、新闻业训练：从论说文到小说家的过渡

凯瑟从内布拉斯加草原进入文学世界的通道，并非大学讲堂，而是新闻业。她一八九〇年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一八九五年毕业，其间为校刊《赫斯佩里安》（The Hesperian）撰稿，开始初步的文字训练。大学毕业后她曾短暂回到家乡，一八九七年迁往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进入《匹兹堡日报》（Pittsburgh Daily Leader）工作，担任戏剧与音乐评论员。此后数年，她又为《匹兹堡电讯报》（Pittsburgh Telegraph）以及《家庭月刊》（Home Monthly）等多家刊物撰稿。

这一时期的新闻业训练对她日后的写作具有三重奠基意义。

第一，新闻业要求文字的清晰与速度。凯瑟后来在多次访谈中承认，她在匹兹堡时期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不要让形容词替你思考」。这种朴素的文体训练，是她日后形成所谓「清晰散文」（clear prose）理想的最早准备。新闻业迫使她把每一个句子写到可以独立成立的密度，既不能依赖上下文，也不能依赖读者填补。这一要求与她日后在《啊，拓荒者》中追求的那种「透明的文学语言」遥相呼应。

第二，新闻业的题材跨度训练了她的观察能力。凯瑟在匹兹堡报道过戏剧、歌剧、画展、慈善活动、工会事件，几乎覆盖了城市生活的全部光谱。这种题材的丰富性使她日后处理小说中各类人物——从欧洲来的拓荒者到美国本土的农场主——时都显得游刃有余。

第三，新闻业的职业惯性让她保持了一种冷静、克制的写作姿态。凯瑟后来多次表示，自己进入小说写作时仍保留着记者的眼光：观察事实，记录事实，但不让事实之外的情感压倒叙事。这种姿态使她能够处理像亚历山德拉这样内心情感极为丰富却又极度克制的角色，而不让叙事滑入滥情。

一九〇〇年前后，凯瑟已在匹兹堡文学圈小有名气，但她的志向尚未明确指向小说。一八九九年她出版过一本诗集《四月晨曦》（April Twilights），诗风偏向法国象征派，显示出与内布拉斯加现实题材相当不同的趣味。这种诗风的多样性后来将以一种特殊方式进入《啊，拓荒者！》：小说中的风景描写与情绪段落，往往呈现出诗的节奏，而人物对话则保持着新闻体的简洁。

一九〇二年，凯瑟离开匹兹堡前往纽约，先后在几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她先短暂任职于《时尚》（The Smart Set）等刊物，最终于一九〇六年进入麦克卢尔杂志社（McClure's Magazine），担任文学编辑，后升任副主编。麦克卢尔在二十世纪初是美国「扒粪」新闻运动（muckraking journalism）的重镇之一，凯瑟在那里先后与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等著名调查记者共事，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最尖锐的社会议题。

但与当时许多人预期相反，麦克卢尔的进步主义氛围并未把凯瑟引向社会批判小说。她后来明确表示，自己加入麦克卢尔时已经感到，那种以揭露与控诉为核心的新闻写法，与她对文学的理解并不契合。她在麦克卢尔的岁月，让她最终确认：自己真正想写的，不是关于社会问题的小说，而是关于土地与人之间关系的小说。

这一选择对《啊，拓荒者！》的成书极为关键。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凯瑟从麦克卢尔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她选择第一个长篇写作题材时，没有选择纽约的客厅，也没有选择她熟悉的新闻业内幕，而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她在内布拉斯加度过的童年。这一选择的内在逻辑，必须放在她对新闻业的反思与拒绝中来理解：她需要的不是另一个新闻题材，而是新闻业无法容纳的那种缓慢、深厚、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写作方式。

三、麦卢斯维尔街社群与同代人的馈赠

凯瑟的文学养成不能被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奋斗。她在匹兹堡与纽约的岁月中，与多位同时代的女作家、编辑、批评家形成了持续交往，其中几个节点尤其重要。

首先是麦卢斯维尔街（McAlmon Street）的女性文学社群。凯瑟在匹兹堡期间，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女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交往。这一社群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安妮·克里格霍尔（Anne Kreighor），她是匹兹堡艺术爱好者协会（Arts and Crafts Society）的积极成员。通过这个圈子，凯瑟接触到了大量当时的文学讨论与艺术展览，并结识了对美国文学地理版图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位女性作家：莎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 1849—1909）与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 1868—1934）。

朱厄特是当时美国地方色彩文学（local color literature）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以新英格兰小镇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为她赢得了全国声誉。她对凯瑟的影响并不止于创作技巧的层面。一九〇八年，朱厄特在与凯瑟的著名通信中——这封信日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编辑建议之一——劝告凯瑟放弃那种模仿欧洲文学的「小客厅式写法」（drawing-room composition），转而写自己真正熟悉的事物。朱厄特的核心建议可以概括为：不要让你的素材被二手的文学形式压住，回到你自己的土地，写你自己的草原。这封信对凯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使她意识到，自己多年来绕了一个大圈，最终必须回到内布拉斯加的草原，才能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

玛丽·奥斯汀则代表着另一条影响路径。奥斯汀一九〇三年出版的《少雨之地》（The Land of Little Rain）描写加州东南部沙漠的生态与人文景观，是美国文学史上对西部非农耕地区进行系统性文学书写的重要里程碑。凯瑟与奥斯汀之间有持续的书信往来，两人都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处理美国西部。不同的是，奥斯汀关注的是沙漠，凯瑟关注的是草原。这种平行而非从属的关系，使凯瑟意识到，地方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可以独立的文学事业。

与奥恩·朱厄特和奥斯汀的交往，使凯瑟意识到自己可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洲文学传统，也不同于当时美国都市小说的道路。她从这两位前辈那里获得的，与其说是具体的写作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允许：允许自己成为描写美国腹地的作家；允许地方色彩本身成为文学价值的来源，而非仅仅是装饰性的背景。

其次是与艾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等同代人的交往。辛克莱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社会问题小说家之一，一九〇六年出版的《丛林》（The Jungle）使他成为进步主义时代的旗手人物。在这一时期，凯瑟与辛克莱等人有过多次文学合作与编辑往来，相关的工作让她近距离观察到一种特定的散文理想，即以最少的修饰达到最大的清晰。这一理想被概括为「清晰散文」，强调语言应当像玻璃一样透明，让读者直接看到内容而非语言本身的装饰。这一理想日后将以更凝练的形式进入凯瑟的小说语言：她在《啊，拓荒者！》中追求的，正是这种既不张扬也不自我沉溺的透明散文。

最后是与纽约文学圈的交往。在麦克卢尔工作期间，凯瑟与当时最重要的几位美国作家、批评家建立了联系。她在这一时期开始系统阅读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后期作品，但她对詹姆斯笔下的欧洲式客厅文化始终保持距离。她后来多次表示，正是因为对那种文化感到厌倦，她才决定把目光转向美国的腹地。

凯瑟在这一阶段形成的文学交往网络，对《啊，拓荒者！》的成书至关重要。它使她既获得了写作地方色彩文学的合法性，也获得了逃离都市文学传统的勇气。可以说，没有这一网络，就不会有凯瑟一九一三年的返乡。

四、一九〇〇年前后的内布拉斯加追忆散文：案例分析

凯瑟如何在写作中逐渐「召回」自己的童年草原？一九〇〇年前后写下的若干内布拉斯加追忆散文，是理解这一过程最直接的案例。

这一时期，凯瑟离开家乡已近二十年，工作繁忙，但她在为匹兹堡与纽约刊物撰写的多篇文章中，反复回到内布拉斯加分水岭的童年场景。其中较为重要的几篇包括《拓荒！》（On the Divide, 1901）、《卡尔森上尉的葬礼》（The Funeral, 1902前后）、《论说文与小说》等。这些散文与早期的小说片段共同构成了《啊，拓荒者！》最重要的素材基础。

以《拓荒！》为例，这篇散文写的是一个移居到分水岭的家庭如何在头几年里与草原达成妥协。文章最核心的一段，描述了一个小女孩第一次看到内布拉斯加草原时的内心震撼：那块地的边缘与天空融在一起，仿佛地球就在那里结束。凯瑟用一种近乎地志学的精确度，写出了草原的尺度感。单调、广阔、沉默，但同时具有某种近乎神性的召唤力。这种地理感的建立，在《啊，拓荒者！》开篇第一章对分水岭的描写中几乎完整复现。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那片土地像一只蹲伏的野兽，蹲伏在昏暗之中，等待」一类句子，与散文中的句子在语感与意象上构成一种直接的血缘关系。

这些散文同时承担了另一项功能：它们为凯瑟提供了一种可以持续试炼的「叙事声音」。凯瑟在小说中追求的那种既不滥情也不冷淡、既贴近人物又保持距离的声音，并不是一日之间形成的。它经过了这批追忆散文的反复试验。试比较散文与小说中对亚历山德拉的暗示：在散文中，凯瑟已经在尝试处理一种人物类型，她在分水岭见过那种坚韧、能与土地同呼吸的女性，但当时的散文只能停留在风俗记录与场景描写层面，无法充分展开这种人物的内心。一九一三年，凯瑟终于意识到，把这种人物从散文移到小说，才是正确的工作。

这些散文还揭示了凯瑟写作方法上的一个关键特征：她并不是直接从当下生活取材的小说家，而是一个通过记忆中介进行创作的作家。她的每一部关于内布拉斯加的小说，本质上都是对一九〇〇年前后追忆散文所奠基的那种「声音」的延伸与扩展。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啊，拓荒者！》为何能在不到一年内写成、却又显得如此成熟，具有关键意义。它的真正写作时间，并不是一九一三那一年，而是从一九〇〇年代开始的十余年。

值得注意的是，凯瑟在追忆散文时期并未意识到自己日后会写一部以分水岭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她当时的想法更接近于一种零散的回忆工作：为报刊提供有趣的、关于「地方风物」的小品文。这种无意识的积累，正是日后能够迅速成书的真正原因。当她一九一三年真正动笔时，她并不是从零开始构建一个虚构世界，而是在整理一份已经存在的精神档案。

五、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啊，拓荒者！》的诞生

到了一九一一年前后，凯瑟的写作准备已经基本完成。她在麦克卢尔的编辑工作给她提供了必需的文学观察视野，她与朱厄特、奥斯汀等同代人的交往使她确信地方色彩文学是合法的创作道路，她在匹兹堡和纽约积累的散文经验使她形成了清晰散文的语言理想，她一九〇〇年前后的内布拉斯加追忆散文让她找到了自己的真正题材。这些准备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汇聚，使《啊，拓荒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一气呵成。

一九一二年，凯瑟正式从麦克卢尔辞职，决定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全职投入小说创作。她首先动笔的是第一部长篇《亚历山大桥》（Alexander's Bridge, 1912），讲述一位在美国与英国之间徘徊的建筑师的故事。这部小说虽然题材与《啊，拓荒者！》迥异，却为凯瑟提供了小说形式上的基本练习。但她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亚历山大桥》并非她真正想写的东西；那个关于英美之间文化摆荡的故事，与她的童年经验相距过远，无法承载她真正想说的话。

一九一三年初，凯瑟在《亚历山大桥》出版的同年，几乎以全新的姿态开始了第二部长篇的写作。这就是《啊，拓荒者！》。从动笔到完稿只用了不到八个月，据凯瑟后来回忆，其中核心的几章是在一个夏季内完成的。这一速度说明，小说的素材在她心中早已酝酿成熟，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契机，以及合适的小说形式。

关键的契机出现在一九一三年夏天。凯瑟应朋友之约访问了内布拉斯加分水岭，重走了她童年居住的几个小镇。她后来在多个场合描述过这次访问：她站在一片已几乎被遗弃的农舍前，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召唤，仿佛她童年的记忆正在以某种方式要求她把它们写下来。这次返乡使她最终确认，自己必须把内布拉斯加分水岭的故事作为下一部小说的题材。

这次返乡也带来了小说结构上的一个关键决定。凯瑟原本考虑用一条贯穿数十年的大时间跨度来写分水岭拓荒史，但她最终选择了以亚历山德拉·柏格森为中心人物、以土地本身为另一主角的双线结构。这一结构在小说中体现为开篇第一章的著名段落，即「在所有荒凉之中，分水岭的边缘地带是最荒凉的」，以及随后的家族故事。凯瑟后来表示，她希望读者在进入小说的第一段，就能感受到土地本身的存在感，而不是先看到人物。

写作时间的紧凑与作品本身的成熟度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说明，《啊，拓荒者！》的真正写作期远长于一九一三那一年，它实际上贯穿了凯瑟从一九〇〇年前后开始的全部追忆散文准备，是她将近十五年写作生涯的一次集中兑现。一九一三年完成的小说，某种意义上是这十五年积累的一次总爆发。

为更清晰地呈现这一时间结构，下图将凯瑟生平的几个关键节点与《啊，拓荒者！》中的具体段落对应起来：

```mermaid flowchart LR A["1873<br/>弗吉尼亚出生"] --> B["1883<br/>迁居分水岭"] B --> C["1890-1895<br/>内布拉斯加大学"] C --> D["1897-1901<br/>匹兹堡新闻业"] D --> E["1900年前后<br/>追忆散文"] E --> F["1906-1908<br/>麦克卢尔杂志"] F --> G["1908-1909<br/>朱厄特书信"] G --> H["1913夏<br/>返乡分水岭"] H --> I["1913<br/>啊拓荒者出版"]

B -.塑造.-> X["小说开篇<br/>分水岭地理感"] E -.奠基.-> Y["小说叙事声音<br/>散文体风格"] G -.确立.-> Z["小说题材<br/>合法性来源"] H -.确认.-> W["小说结构<br/>土地与人双线"] ```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啊，拓荒者！》由霍顿·米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正式出版。出版后的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相当正面的反响，但也遭遇了部分评论家的困惑：他们不理解为何一位在美国东海岸已经成名的作家，要回到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写一群农夫。这种困惑从反面印证了凯瑟选择的勇气。她选择了一条与当时主流文学路径不同的路，而这条路日后将被证明为美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的一条支流。

本章到此为止，已经勾勒出了凯瑟从出生到一九一三年小说出版之间的关键节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节点并不是简单的时间顺序，而是一个相互嵌套的网络：童年的地理经验塑造了她日后看世界的方式，新闻业的训练为她提供了清晰散文的语言理想，女性文学社群的交往为她提供了文学道路上的合法性，一九〇〇年前后的追忆散文则把这三者凝聚成了具体的写作声音。一九一三年的返乡只是这一切的一次集中爆发，而非凭空发生的灵感事件。

本章小结

回到开篇的问题：理解《啊，拓荒者！》之前，需要先理解薇拉·凯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