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间：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第一章：山海之间：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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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轻轻拂过东门老街斑驳的青石板路。远处的梧桐山还笼着一层薄雾，山顶的轮廓若隐若现，像是大地伸向天空的一只巨掌。而山脚下，深圳河静静流淌，河水在晨光中泛着淡淡的银色光芒，蜿蜒曲折地汇入伶仃洋。这条不起眼的河流，在一百多年前，却成为了一道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国界。

我站在大鹏所城的城墙上，望着脚下这片我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土地。海风依然是从前的味道，咸涩中带着一丝腥甜，那是鱼虾和海藻特有的气息。然而，城墙外的世界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从前，这里只有低矮的蚝壳屋和连绵的稻田；如今，钢筋水泥的森林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些我小时候摸鱼捉蟹的河涌和水塘，大多已经被填平，盖上了工厂和写字楼。

我叫陈海生，出生在大鹏所城旁边的一个渔民家庭。如果从我的曾祖父那一代算起，我们陈家在这片海岸边已经生活了将近两百年。两百年来，我们家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偶尔也晒些海盐、养些蚝珍珠。我的爷爷的爷爷曾经告诉我，在很久很久以前，深圳这片土地上并没有"深圳"这个名字，只有一些散落在山海边的小村落，村民们靠海吃海，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日子，是真正与大海相依为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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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海的孩子：古老的渔村岁月

要说深圳的从前，得先从这片土地说起。

深圳地处广东省东南部，位于珠江口东岸，北面是连绵的梧桐山和梅沙尖，山峦叠嶂，林木葱茏；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南海，海岸线曲折漫长，有许多天然的海湾和优良的港口。在古代，从香港岛到深圳湾，再到现在的福田区和南山区一带，都是连成一片的海湾平原，海水可以直接涌到山脚下。每当退潮的时候，滩涂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螃蟹和贝类，那是老天爷赐给海边人的宝贵食物。

我们陈家的祖辈最早落脚的地方，叫做大鹏半岛。这个半岛像一只展翅的大鹏鸟，伸入南海之中，三面环海，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与陆地相连。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这里在古代一直是远离中原文明的边陲之地。正因为如此，大鹏半岛躲过了许多战乱的纷扰，成为了一片相对安宁的世外桃源。

我的爷爷常常给我讲起他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候的大鹏半岛，人口稀少，村庄零落。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往往要走半天的山路。山路两旁是茂密的荔枝林和菠萝地，偶尔能看见野兔从草丛中窜出，吓人一跳。村子里的房屋大多用蚝壳和泥土混合建成，冬暖夏凉，还能防潮。屋顶铺着厚厚的稻草，风一吹，就能闻到稻草特有的清香。

村子里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男人们日出出海，傍晚归来；女人们在家编织渔网、照顾孩子、腌制鱼干。孩子们则像野孩子一样满山遍野地跑，捉蝉、掏鸟蛋、摘野果，下海游泳、摸鱼捉蟹。那时候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公路。夜晚来临，整个村子便陷入一片黑暗，只有星星点点的煤油灯在各家各户的窗户里闪烁。孩子们会围坐在老人身边，听他们讲那些古老的传说——海里的龙王、山中的神仙、远方的皇帝、科举的状元。

我们村子最古老的老人，大家叫他海伯。海伯活到了九十八岁，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活字典"。据他说，他的爷爷的爷爷是从福建那边划着小船过来的。那个年代，福建、广东一带的渔民常常驾船南下，寻找更好的渔场。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漂泊，看到哪里鱼多、水好、可以落脚，便在那里安家。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渔民在这片海岸边扎下了根，形成了今天大鹏半岛上星罗棋布的小村庄。

海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深圳湾还是一片开阔的海域，海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海底的水草和游动的小鱼。那时候，每到冬天，成群结队的黑脸琵鹭会从北方飞来，在深圳湾的滩涂上觅食、栖息。它们雪白的身体和黑色的长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远看去就像一群白色的精灵。海伯说，每当他看到这些鸟儿，就知道一年又快要结束了，该准备过冬的渔网和柴火了。

除了鸟类，深圳的海里还有数不清的鱼虾。渔汛来的时候，鱼群多得吓人——渔民们把渔网撒下去，收上来时，网里全是活蹦乱跳的银白色鱼儿，有时候重得几个人都拉不动。那时候，鲳鱼、石斑、马鲛、鱿鱼、墨鱼，应有尽有。深圳湾和伶仃洋是南海著名的渔场，每年都有大量的渔船从潮汕、福建甚至浙江远道而来，在这里撒网捕鱼。

然而，捕鱼是辛苦的。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出海，深知这份工作的不易。凌晨三四点，天还黑着，父亲就会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揉着惺忪的睡眼，我穿上沾满鱼腥味的旧衣服，登上停泊在岸边的小木船。那时候的木船都是人力划动的，一艘船通常坐两到三个人——一个人划船、一个人收网、一个人负责把捕到的鱼分类存放。

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驶离岸边，进入大海的怀抱。海上的黎明是美丽的——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把天空和海水都染成了金红色。海面上波光粼粼，像是铺满了碎金碎银。海鸥在船头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似乎在欢迎新一天的到来。

撒网是门技术活。网眼的大小、网的重量、撒的角度、撒的力度，都有很大的讲究。好的渔夫撒出去的网，像一把大扇子一样在空中展开，然后稳稳当当地落入水中，在海面上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差一点的渔夫，撒出去的网要么歪歪扭扭，要么直接缠成一团，半天的功夫就白费了。

我第一次撒网的时候，因为力气不够，网只撒出去一半就落进了水里。父亲看见了，叹了口气，把网捞上来重新整理，然后手把手地教我。"撒网要借力，"他一边示范一边说，"先用腰力把网甩出去，然后顺势放绳。记住，网在空中展开的时候，你要让它自然落水，不要硬拽。"就这样练了无数次，我的手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才终于学会了撒网。

网撒下去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收。这段时间里，渔民们就坐在船上，望着大海发呆，或者抽一袋旱烟，聊几句家常。海上的日子是寂寞的，但也是宁静的。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和海风的呼啸。

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老一辈渔民来说，大海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信仰。他们相信海里有龙王，龙王掌管着风雨和鱼群。每年出海前，村子里都会举行祭海仪式，杀猪宰羊，摆上供品，祈求龙王保佑出海平安、满载而归。祭海的仪式通常在海滩上进行，由村子里最年长的老人主持。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来观看，鞭炮声震耳欲聋，香烟缭绕，气氛既庄重又热闹。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祭海仪式了，觉得又好玩又神秘。海伯会在仪式上念念有词，说一些我听不懂的古话。父亲告诉我，那是"祭文"，是向海龙王汇报今年要出海的人数和船只，希望龙王多赐些鱼虾给大家。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祭文其实是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里面引用了很多《山海经》和《搜神记》里的故事。

祭海仪式结束后，渔民们就正式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大海的馈赠是慷慨的，但也是无常的。有时候连着好几天都能满载而归，有时候却连一条小鱼都捕不到。海上的天气变化莫测，明明是大晴天，突然就会刮起大风，掀起巨浪。我父亲就曾经在海上遇到过好几次危险，最严重的一次，船差点被掀翻，他也差点葬身大海。

但渔民们从未抱怨过大海的无情。对他们来说，大海就是母亲，赐予他们食物和生存的机会，也考验着他们的勇气和智慧。这片海，这片山，这片土地，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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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盐与蚝：山海之间的馈赠

除了捕鱼，深圳的先民们还从事另一种重要的生产活动——晒盐。

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没有盐，人就会变得虚弱无力，甚至无法存活。在古代，盐的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的重要财源，官府设有专门的"盐课"，对盐的生产和买卖进行严格管理。深圳地处海边，海水取之不尽，晒盐的条件得天独厚，因此很早就有人在这里从事盐业生产。

据历史记载，早在东晋时期，深圳一带就已经有了规模化的盐业生产。那时候，深圳属于南海郡管辖，朝廷在这里设立了"东莞盐场"，专门负责海盐的生产和调配。东莞盐场的规模很大，据说在最鼎盛的时期，盐田绵延数十里，生产的盐不仅供应本地，还通过水路运往广州、佛山甚至更远的地方。

我小时候还见过晒盐的场景。在大鹏半岛的一些地方，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田。盐田通常选在靠近海边、地势平坦的地方，用石头或泥土垒起一道道田埂，把海水引进来。海水的浓度不高，要经过多次蒸发才能结晶成盐。

晒盐的过程漫长而艰辛。每年夏天，是晒盐的黄金季节。阳光越强烈，蒸发的速度越快，盐的产量就越高。盐民们顶着烈日，在盐田里劳作——把高浓度海水引入结晶池，等待水分蒸发，盐分结晶，然后用木刮子把白色的盐晶体收集起来。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好几天，期间要不断巡视，防止杂物落入盐田。

晒盐是极其辛苦的活计。夏天的太阳毒辣辣地照在盐民身上，皮肤被晒得黝黑龟裂。汗水滴在盐田里，和海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汗水，哪些是海水。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像从海水里捞出来一样，又咸又涩又累。

但盐民们也有自己的快乐。收盐的时候，看着雪白的盐堆成小山一样，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盐在当时是值钱的东西，一担盐可以换几担稻谷。盐民们用盐换来的钱，买米买布，供孩子读书，憧憬着更好的生活。

除了盐，深圳还有另一种著名的海产品——蚝。

深圳人吃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南头古城附近，考古学家曾经发掘出大量的蚝壳堆积层，有些地方的蚝壳堆积厚度甚至达到了好几米。这些蚝壳都是古代深圳人吃剩的蚝壳，被丢弃在居住地附近，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些"贝丘遗址"。

蚝，也叫牡蛎，是一种附着在礁石或木桩上生长的贝类。深圳的海岸线漫长，潮间带广阔，礁石众多，是蚝类生长的理想场所。古代的深圳人很早就学会了养殖蚝，他们把石头或木桩插在潮间带的滩涂上，让蚝苗附着在上面生长，等长大了再收获。

养蚝是个技术活。选地方很重要，要在潮水能涨到但又不会完全淹没的地方，太高了或太低了都不行。还要注意防范台风和赤潮——台风会把养殖的木桩吹倒，赤潮会让蚝大量死亡。一旦遇到这些灾害，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我小时候，村里还有很多人养蚝。每到收获的季节，海边的滩涂上就热闹起来。蚝农们穿着防水靴，站在齐膝深的海水里，用特制的工具把附着的蚝从石头上撬下来，放进竹筐里。撬蚝是个细致活，力气大了会把蚝肉撬破，力气小了又撬不下来。我曾经尝试过，结果把一整个蚝撬得稀烂，被父亲好好教训了一顿。

新鲜的蚝可以清蒸，可以煮汤，也可以做成蚝豉。蚝豉是深圳和香港一带的特产，把新鲜的蚝煮熟后晒干，就成了蚝豉。蚝豉耐储存，味道浓郁，是烹饪的好食材。在我们村子里，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了，都会用蚝豉做一道"蚝豉焖猪手"，寓意"好市"和"好事"，讨个吉利。

盐和蚝，加上鱼虾，就是深圳先民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些靠海吃海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在这片山海之间开辟出一片天地，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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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变迁：从宝安到深圳

说起"深圳"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非常有趣。

在古代，这片土地并不叫"深圳"，而是叫"宝安"。据史料记载，"宝安"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于东晋时期，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宝安"的意思是"保护平安"，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片边陲之地的期望——希望海上的风浪不要太大，希望山里的盗贼不要太多，希望这片土地能够保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平平安安。

东晋咸和六年，也就是公元331年，朝廷设立了"宝安县"，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深圳、东莞、香港和部分珠海地区。宝安县的县城，设在今天的南头古城附近。那时候的南头，是整个珠江口东岸最重要的城镇之一，城池不大，但功能齐全——有县衙、有学宫、有寺庙、有集市，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这里汇聚，把本地的鱼、盐、蚝运出去，再把外面的布匹、粮食、铁器运进来。

然而，宝安县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这是因为深圳地处偏远，远离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在农耕文明时代，这样的地方往往被统治者忽视，发展自然也就滞后于中原和沿海的发达地区。

唐朝的时候，深圳属"东莞郡"管辖，但实际的行政设置变化不大。宋朝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广东沿海地区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深圳一带也逐渐热闹起来。那时候，广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每年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不计其数。从广州到东南亚的海上航线要经过深圳附近的海域，深圳的一些港口，如南头、大鹏，就成了过往船只停靠补给的地方。

到了明朝初年，深圳的命运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鹏所城的建立。

公元1394年，也就是明洪武二十七年，朝廷为了加强海防，抵御倭寇和海盗的侵扰，在深圳大鹏半岛建立了"大鹏守御千户所"，简称"大鹏所城"。大鹏所城是一座军事城堡，用砖石砌成，周围约三百丈，设有城门、敌楼、烽火台等防御设施。城里驻扎着上千名士兵，负责巡逻海岸、防御外敌。

大鹏所城的建立，是深圳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这片边陲之地有了军事建制，人口也逐渐多了起来。城里的士兵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是自愿从军，有的则是被发配边疆的罪犯。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安家立业，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渔民群体。许多年后，他们的后代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军户还是民户，只知道自己的根在大鹏所城。

我家的祖辈，据说就是明朝的时候从福建迁来的士兵。我的曾祖父告诉我，我们陈家世代在大鹏所城附近居住，以打渔为生，是正宗的"老深圳"。虽然"深圳"这个名字要到清朝才有，但我们这些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才是深圳真正的"原住民"。

清朝康熙年间，深圳的行政设置又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清政府实行"迁界禁海"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以防止沿海居民与海外势力勾结。深圳一带因为靠近香港，被划入"迁界"范围，老百姓被迫离开家园，内迁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地方。后来，康熙收复台湾，迁界政策才被废除，沿海居民才得以重返家园。

这段历史是我小时候听海伯讲的。海伯说，他爷爷的爷爷曾经经历过"复界"——也就是迁界政策废除后返回故土。那一代人回到家乡时，发现房子已经被毁，田地已经荒芜，海边的盐田和蚝场也大多废弃了。他们白手起家，重新建造房屋，重新开辟田地，重新经营盐田和蚝场，花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才恢复了祖辈们的生活。

清朝嘉庆年间，宝安县的人口大约有二十多万，对于一个沿海县来说，这个数字不算太少。那时候的深圳地区，虽然比不上广州、佛山那样繁华，但也有了不少集镇和墟市。宝安县城南头已经发展成为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城里有县衙、书院、寺庙、商店，人口众多，商业繁荣。每年农历的三月和九月，南头还会举行盛大的"墟日"，周边的农民和渔民都会来这里买卖货物，热闹非凡。

我小时候听老人说，从前南头的墟日非常热闹。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香港人、澳门人，甚至一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都会来南头做生意。那时候没有汽车，走的都是山路和海路。挑担子的挑夫从东莞、惠州走来，满载着农产品；划小船的渔夫从香港、澳门划来，满载着海鲜。墟日的时候，整条街都挤满了人，叫卖声、讨价还价声、骡马的嘶鸣声，混成一片，热闹极了。

然而，在这种热闹的表象之下，深圳的命运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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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鸦片战争：一条河的划定

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深圳的影响更是直接而深刻的。

说起来，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市场，向中国倾销鸦片和工业产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选择了从广州附近的珠江口发动进攻——因为广州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而珠江口是进入广州的必经之路。

战争爆发后，英军很快就攻占了广州郊区的一些炮台，然后又沿着珠江口北上，攻占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城市。清军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1841年1月，英军攻占了珠江口的"香港岛"，并于同年8月宣布香港为英国殖民地。

就在英军占领香港岛的同时，他们还占领了深圳河以南的一些地区，包括今天的香港北区和元朗一带。当时的深圳河还只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并没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深圳河北岸的深圳墟，只是宝安县属下一个人口不多的墟镇，规模远不如南头。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又趁火打劫，于1860年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人又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租期为99年。

就这样，深圳河从一条普通的河流，变成了香港与内地的边界线。

深圳河的正式名称叫做"深圳河"，它的上游是发源于梧桐山的支流，下游汇入深圳湾，全长不过三十多公里。河水不深，最深处也只有两三米，宽度最窄的地方只有几米，站在河这边，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对岸的人和房子。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在一百多年前，却成为了一道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国界。

深圳河成为边界线之后，深圳地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是行政归属的变化。在英国强占香港之前，深圳地区全部属于清朝的宝安县管辖。香港被英国占领后，宝安县的行政管辖范围被一分为二：深圳河以北的地区，仍然归清朝的宝安县管辖；深圳河以南的地区，则被划入了英国的香港殖民地。

这种人为的分割，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的曾祖父告诉我，在边界划定之前，深圳河两岸的居民是自由来往的。河这边的渔民可以把鱼卖到对岸去，河那边的农民也可以过河来深圳这边走亲戚、逛墟市。两岸居民说着同样的方言，过着同样的生活，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分别。

但边界划定之后，一切都变了。

河这边的居民要想到对岸去，必须持有清政府颁发的"通行证"，而且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通行。河对岸的居民想来这边，同样需要办理通行证。两边的居民突然变成了"两个国家的人"，以前随意走动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出国"，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

更糟糕的是，边界的划定并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意愿和生活习惯。很多村子被边界线一分为二——村子的房子和农田在河这边，但祖坟和祠堂却在河对岸。每年清明节，村民们要去对岸祭祖，就必须翻山越岭，走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到达祖坟所在的地方。以前只需要走几步路的事情，现在变成了艰难的长途跋涉。

还有一些人，因为边界线从自家门口划过，结果一辈子变成了"英国人"或者"中国人"。我的曾祖父的一个表兄，家里世代住在深圳河北岸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天，英国人来划界，一刀就把他们村分成了两半。他家的房子在河北岸，是"中国人"；但他家的田在河南岸，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英国人"。这种荒诞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

从那以后，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海边小县，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边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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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边陲小镇：被遗忘的角落

鸦片战争后的近一百年，是深圳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

曾经繁华的南头古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失去了对外贸易的港口地位，又被夹在香港和广州之间，深圳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由于靠近边界，这里的社会稳定也成了问题——走私、偷渡、海盗、走私鸦片，各种违法活动屡禁不止。清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对深圳地区的管理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公元1898年，当英国人"租借"深圳河以南地区的时候，他们曾经想把深圳河北岸的深圳墟也一并纳入香港的管辖范围。据历史记载，当时英国人提出要以"深圳河为界"，把整个深圳河流域都划入香港。但是，清政府的外交官据理力争，最终保住了深圳河北岸的"弹丸之地"。否则，深圳这个名字，可能就不会存在于中国的版图上了。

深圳墟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深圳墟"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新安县志》中。据记载，深圳墟是当时新安县的一个墟镇，位于深圳河北岸，周围是平坦的农田和鱼塘。因为靠近深圳河码头，来往的商船很多，所以深圳墟逐渐发展成为周边地区的商业中心。

墟，是广东特有的集市形式。每个墟都有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