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坦莱是谁

温斯坦莱是谁

一个17世纪的无名改革者，与21世纪有何关系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2023年ChatGPT引发失业焦虑，2024年比特币玩家与华尔街对冲基金展开拉锯战——当代人的焦虑似乎总是指向未来，指向技术，指向全球市场的风云变幻。但如果把目光往回拨350年，1649年的英格兰，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手持锄头冲进荒地，宣布土地应当属于所有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媒体，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工具”，但他们的诉求——土地不应该成为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工具——听起来是否让你觉得似曾相识？

这就是温斯坦莱的故事。一个在1652年就死去的人，他的名字至今没有出现在任何主流历史教科书的必读篇目中。但当你读到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会产生一种奇异的穿越感：他说“被造物主放入土地中的人，不应该被另一个人用土地的所有权来奴役”，他说“真正的自由不在城市的高墙之内，而在田野的清新空气中”。这些话不是某个21世纪活动家的发言稿，而是写于三百七十多年前。

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17世纪的无名改革者，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认识？

答案不在于他是什么“被遗忘的先知”，也不在于他预言了什么“未来的制度”。真正的理由要平淡得多，也重要得多：温斯坦莱代表了一种人类从未停止过的冲动——当现有的社会秩序让多数人活得不像人的时候，总有人会站出来说“事情不一定要这样”。他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冲动的人，但他把自己的一生押在了这个冲动上：从商人家庭出身，到战场上九死一生，到最后扛起锄头躬耕荒地，同时写下几十万字论述为何必须推翻土地私有制。这种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份档案，记录了当一个普通人被时代浪潮裹挟时，能够走多远，能够想多深。

接下来的四节，将逐一展开这份档案。我们会看到温斯坦莱的人生如何在英国革命的熔炉中被锻造，会看到1640年代的英格兰如何成为思想的火药桶，会看到掘地派运动如何在这场革命的最激进一翼留下印记，也会看到温斯坦莱的著作如何从几乎湮灭的边缘文本，变成当代学者重新理解现代世界起源的关键文献。读完之后，你应该能够回答那个问题：这个“局外人”凭什么值得你的时间。

温斯坦莱的生平：从商人之子、士兵到掘地派发言人

早年的阴影：债务、破产与父辈的坠落

1609年，温斯坦莱出生在英格兰约克郡的韦克菲尔德附近。他的父亲托马斯·温斯坦莱是一位呢绒商人——呢绒业是17世纪英格兰最赚钱的行当之一，一个成功的呢绒商足以让全家跻身乡绅阶层。童年的温斯坦莱应该见过自家商号里堆叠的布料，听过父亲与人谈判价格的精明言语，甚至可能在放学后帮忙计算账目。如果一切顺利，他应该继承这份家业，娶妻生子，在约克郡的某个小镇上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17世纪20年代末，一场经济风暴摧毁了这个家庭的希望。英国呢绒业在1620年代遭遇严重衰退，欧洲市场萎缩，国内竞争加剧，无数中小商人破产。托马斯·温斯坦莱的具体遭遇已不可考，但历史记录显示，1628年前后，这个家庭已经沦落到需要亲戚接济的地步。温斯坦莱没有完成正规教育——这对一个商人家庭的孩子来说是巨大的缺憾，暗示家庭已经没有余力支付学费。

这段早年经历对温斯坦莱日后的思想影响深远。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反复提到“债务”这个意象，不是偶然的。他说当一个人欠下债务，他就像被绳子拴住的狗，只能听命于绳子的主人；他描写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如何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债主收走。这些细节太具体了，不像是从书本上抄来的，更像是刻在记忆里的场景。父亲从商人到债务人的坠落，大概是温斯坦莱最早见证的“社会不公”——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生活本身。

战场上的顿悟：从保王派士兵到和平主义者

1630年代，二十出头的温斯坦莱离开约克郡，去了伦敦。关于他在伦敦的具体生活，历史记录几乎是空白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在1640年代初期加入了议会派的军队——注意，是议会派，不是保王派。这段从军经历对他思想的塑造，比任何书本都更有力量。

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国王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矛盾终于演变为武装冲突。温斯坦莱作为议会派的普通士兵，很可能参加过一两场战役。战争的血腥是和平年代的人难以想象的。在滑铁卢战役之前，17世纪的战场是一场近距离的屠杀：燧发枪的射程有限，双方士兵常常面对面互射；骑兵冲锋时，挥舞的马刀能够清晰地看到血溅在脸上；伤兵在泥地里哀嚎数小时后死去，没有人来得及给他们包扎。

温斯坦莱在战场上学到了什么？他后来写道：“我曾经相信暴力可以解决问题，但我在战争中看到的只有毁灭和死亡……没有人因为战争变得更公正，只有更多人受苦。”这段话的确切来源已经难以考证，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温斯坦莱从战场归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一个可能相信“拳头能说话”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

这个转变对他后来的人生至关重要。1648年，内战进入尾声，温斯坦莱已经不再是士兵。他回到了伦敦，当时正值革命形势急剧左转：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英国宣布成为共和国。旧的秩序被打碎了，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整个英格兰社会弥漫着一种躁动——既然国王可以死，那还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温斯坦莱正是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人生中最关键的决定：他拿起了锄头。

萨里郡的垦荒实验：从理论到行动

1649年4月，温斯坦莱和另外十几个同伴来到萨里郡的科布汉荒地。这片土地曾经属于一位贵族，但在战争期间被议会没收并拍卖，买家转手后便弃之不顾，任其荒芜。温斯坦莱和他的同伴们决定在这里开荒种地，建立一个“共有制社区”——土地不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所有在那里劳动的人。

这不是一时冲动的行为。在动手之前，温斯坦莱已经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思考和写作。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为何土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为何必须恢复“土地的自由共有状态”。动手垦荒与公开发表文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对他来说，行动和理论从来就不是两件事。

垦荒实验持续了不到一年。1649年秋天，当地治安法官以“非法侵占公共土地”为由逮捕了温斯坦莱的同伴，没收了他们的农具和收获的庄稼。温斯坦莱本人据报道在稍后的一次冲突中受伤。实验失败了，但它点燃的火焰却无法扑灭。

接下来的三年里，温斯坦莱成为掘地派运动的名义领袖和精神导师。掘地派的据点从萨里扩展到白金汉郡、贝德福德郡、北安普顿郡，甚至威尔士边境地区。参与者有破产农民、流民、无业工人，也有少数同情他们的中产阶级。温斯坦莱则留在伦敦，不停地写，不停地发宣传册，不停地与反对者辩论。他的文字越来越犀利，论证越来越系统：从一开始的“土地共有”，逐渐扩展到对整个英国社会结构——教会、贵族、法律体系——的全面批判。

1652年是温斯坦莱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发表了最重要的长文《自由法则》，系统阐述了共有制的理论基础。秋天，他病倒了，可能是肺结核。年底或次年初，他在萨里郡的某个小村庄里死去，年仅四十三岁。他死后，掘地派运动迅速瓦解，曾经的据点恢复了旧日的荒凉或被新的地主接管。但温斯坦莱的文字留存了下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工人社区和不信国教者的小圈子中秘密流传。

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从商人之子到战场幸存者，从躬耕陇亩的实践者到笔耕不辍的理论家，温斯坦莱走过的路算不上伟大，但足够独特。独特之处不在于他做了什么事，而在于他做这些事时的理由——他相信土地正义，相信普通人有能力在没有主人统治的情况下管理好自己，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正是这些理由，让他在三百多年后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

17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革命、动荡与思想解放

革命的土壤：为什么是英格兰，为什么是1640年代

要理解温斯坦莱，就必须理解他身处的时代。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1640年代的英国革命，温斯坦莱大概率会像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被历史的尘埃彻底掩埋。正是革命的混乱与机遇，给了这个普通人发声和行动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是英格兰？为什么是1640年代？这不是偶然的。

17世纪的英格兰正处于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之中。圈地运动从15世纪开始，到了17世纪已经进入加速期。所谓“圈地”，就是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手段——有时是合法购买，有时是强占，有时是利用议会立法——把公有土地和敞地围起来，变成私有的大型农场。公有土地原本对所有村民开放，村民可以在上面放牧、采集柴薪、捕捞鱼虾；圈地之后，这些传统权利被一笔勾销，农民要么成为雇农，要么流落到城市成为无业流民。

圈地运动的后果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逐渐显现。伊丽莎白时代的著名学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已经警告过“羊吃人”的现象；到了温斯坦莱的少年时代，约克郡和英格兰中部的农村已经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他们的生活状况可以从当时的济贫记录中略窥一二：饥寒交迫，卖儿鬻女，铤而走险。

与此同时，宗教矛盾为革命提供了导火索。查理一世重用劳德大主教，推行强硬的高派教会政策，强制苏格兰长老会接受英国国教仪式，结果引发了苏格兰起义（1637年）和两次“主教战争”（1639-1640年）。为了筹措军费，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召开已经停摆十一年的议会——这就是著名的“短期议会”（1640年4月）和“长期议会”（1640年11月）。长期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革命的正式开始。

1640年代的英格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火药桶：经济上，圈地运动制造了大量无地农民；政治上，王权与议会的冲突一触即发；宗教上，国教徒、清教徒、独立派、长老会信徒之间的撕裂日益加深；社会上，各种失意者和野心家都在寻找改变现状的机会。温斯坦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一个伦敦的失业者变成了掘地派的精神领袖。

思想的爆炸：当审查松动之后

革命不只是枪炮和断头台。革命还是一场思想的狂欢。

1640年代之前，英格兰实行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任何书籍或小册子在出版前都必须获得官方许可，否则就是违法。但革命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旧的审查机构瘫痪了，新的革命政权无暇或无力管控思想市场。结果，1640年代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思想爆炸”的时代。

据学者统计，仅1640年到1660年间，英格兰就出版了至少两万种不同的小册子、传单和宣传品。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不算惊人，但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和识字率，这是前所未有的信息洪流。这些印刷品讨论的话题无所不包：王权与议会的关系，宗教崇拜的形式，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婚姻与家庭，甚至还有女人是否应该穿裤子。

正是在这股思想浪潮中，温斯坦莱的声音得以传播。他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发表于1648年，题为《揭去假先知的面具》。这篇文章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和宗教观点，呼吁人们回归“内心的灵光”——一种他认为被教会和国家腐蚀了的道德本能。从1648年到1652年去世，温斯坦莱总共发表了二十多篇政论文章和小册子，总字数超过二十万字。对于一个以体力劳动为生、经常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来说，这个产量是惊人的。

温斯坦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640年代的思想市场上，活跃着大量持不同政见者。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了《利维坦》，系统阐述了君主专制和社会契约理论；约翰·弥尔顿在1644年发表了《论出版自由》，呼吁取消审查制度；平等派（Levellers）在1645-1649年间活跃于政治舞台，要求扩大选举权；掘地派（Diggers，即温斯坦莱的阵营）则将平等派的诉求推向更彻底的土地改革。这些人物和派别之间相互影响、论战、吸收，共同构成了英国革命时期的思想生态。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温斯坦莱不是一个孤立的“天才”，而是一个思想网络中的节点。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这个网络中流行的某些观念——土地正义、平等精神、宗教内省——推向了极端，并用自己的生命实践来背书。但如果没有这个思想网络存在，他的声音是不可能被听到的。

革命的天花板：为什么温斯坦莱失败了

1649年到1652年，温斯坦莱和掘地派运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春天，又迅速跌入寒冬。到了1652年底，运动已经名存实亡。为什么？

表面上的原因是政府的镇压。1650年，议会通过了《消除非法侵占法》，专门针对掘地派运动。但深层的原因更为复杂：掘地派的主张超越了当时社会能够接受的边界。

1640年代的英格兰，虽然革命情绪高涨，但大多数人——包括议会中的多数议员和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并不反对土地私有制本身。他们反对的是王室的横征暴敛、贵族的特权垄断、教会的腐败堕落，但他们并不认为“一个人拥有土地、另一个人为这个人劳动”这件事本身有什么不对。换句话说，他们追求的是蛋糕的重新分配，而不是蛋糕的制作方式的改变。

温斯坦莱的方案恰恰是要改变制作方式。他说私有财产是一切压迫的根源，土地应该属于全体人类共同所有。这在当时听起来不是改革，而是“翻天覆地的大乱”——用当时的流行词来说，是“平均主义”（Levelism）甚至“共产主义”（Communism）的危险主张。

另一个阻力来自更保守的改革者。平等派虽然也主张扩大选举权，但他们并不反对土地私有制。他们认为，只要让更多人有投票权，议会自然会通过有利于穷人的法律。温斯坦莱则嘲笑这种想法是“用枷锁来换取自由”——在他看来，不触动私有制根基的选举改革，不过是换一批人来压迫穷人罢了。

这种激进立场让掘地派在政治上极度孤立。保王派痛恨他们，议会派不信任他们，平等派与他们渐行渐远。1650年之后，掘地派的据点不断被摧毁，参与者或被捕入狱，或被迫放弃。温斯坦莱本人也在文章中流露出深深的疲惫和失望。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他说：“如果真理在当前无法实现，那就让它种在土里，等待后人收割。”

这个“等待”持续了三百多年。直到20世纪中叶，温斯坦莱才重新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直到21世纪，他的思想才开始被更广泛地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

掘地派运动在英国革命激进谱系中的位置

从温和到激进：英国革命的几个版本

如果要画一条从“温和改革”到“彻底革命”的光谱，1640年代的英格兰政治舞台上有三个主要角色值得注意：长老会、独立派，以及他们各自的激进变体。

长老会最初是一群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残余的清教徒，他们在内战中成为议会派的盟友。1646年内战基本结束后，长老会主张建立类似苏格兰模式的中央教会政府，由专业人士管理宗教事务。政治上，他们支持议会主权，但并不主张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独立派则是一群更加多元的群体：他们主张各教派自治，不要中央集权的教会；政治上，他们支持共和制，反对君主制。1649年的处死查理一世，就是在独立派主导下实现的。

但无论是长老会还是独立派，他们的核心诉求都停留在政治和宗教层面。经济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并没有进入他们的主要议程。长老会和独立派的领导人，很多本身就是有产者，他们的改革诉求是要限制王权和教权的过度膨胀，而不是让无地农民也分一杯羹。

在这种背景下，平等派出现了。平等派可以被视为独立派中最激进的分支：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实现更广泛的选举权，在宗教上主张完全的信教自由，在法律上要求废除一些明显有利于贵族的条款。平等派的著名文件《人民公约》（The Agreement of the People，1647年）提出，应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成年男性——尽管不包括妇女、仆役和接受济贫院救济的人。1649年，平等派在伦敦策动了一次起义，被克伦威尔镇压，领袖之一托马斯·雷恩伯罗被处决。

温斯坦莱的激进一跳：从政治平等到经济平等

如果说平等派在政治光谱上已经站在相当激进的位置，那么掘地派——也就是温斯坦莱的阵营——则要再往左跳一大步。

温斯坦莱并不反对平等派的政治诉求。他自己也支持普选权，支持宗教自由。但他认为，这些诉求远远不够。他说：“你们要选举权，我问你们，选出来的代表将要管理的是什么？是土地。土地在谁手里？在地主手里。你们选出再好的代表，他们也只能在地主的土地上做文章。”

这段话揭示了温斯坦莱与平等派的核心分歧。平等派相信“好的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们把精力集中在政治架构的设计上——什么样的选举制度？什么样的议会？什么样的宪法？温斯坦莱则相信，“制度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才是根本”——只要土地私有制还在，无论选举制度设计得多么精巧，最终的权力还是会落入有产者手中。

基于这种判断，温斯坦莱提出了一种比平等派彻底得多的方案：废除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土地归全体人类共同所有。他的论证逻辑大致如下：上帝（或自然）在创造人类时，并没有把土地分成一块一块的，指定某些人是地主、某些人是农民；土地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是少数人用来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因此，推翻土地私有制、恢复土地的“原始共有状态”，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符合上帝旨意的正义之举。

这个论证在今天听来可能有些宗教味太重，但在17世纪中叶，宗教是唯一合法的思想框架。温斯坦莱用当时通行的语言——上帝的旨意、自然的法则、被造物的权利——包装了一个从根本上挑战现存秩序的主张。他的文字有时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原始共产主义”或“宗教社会主义”，正是这个意思。

掘地派的历史遗产：被遗忘的激进传统

掘地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英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问题在于，这个印记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传统的英国革命史叙事，大约在19世纪成型。在那个时代，辉格派史学家主导了英国历史的书写，他们倾向于把1640年代的故事描绘成一场“光荣的宪政革命”——议会战胜了国王，法治取代了专制，为后来的议会民主制奠定基础。按照这个叙事，革命的主要角色是议会中的绅士阶层、克伦威尔这样的军事领袖、以及弥尔顿这样的思想家。温斯坦莱和掘地派，在这种叙事中要么被完全忽略，要么被轻描淡写为“极端派”和“乌托邦幻想家”。

这种遮蔽不是无意的。在19世纪英国主流史学家看来，掘地派的主张——土地共有、消灭私有财产——简直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而19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时期，私有财产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地位。承认三百年前有一群英国人认真思考过“消灭私有制”，对那个时代的有产者史学家来说，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

20世纪的情况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开始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重新审视英国革命，把掘地派运动视为“底层人民的反抗”，是农民和工人对圈地运动的直接回应。希尔在1944年出版了《1640年代的英格兰革命》，把温斯坦莱单独列为一章讨论，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在希尔笔下，温斯坦莱不再是一个“乌托邦幻想家”，而是一个敏锐的社会批评家，他的思想反映了被压迫阶层的真实诉求。

当代学术研究则进一步深化了对温斯坦莱的理解。学者们不再仅仅把他当作“社会不满情绪的代言人”，而是开始认真对待他的神学思想、哲学论证和文字风格。约翰·布罗德等人编辑的《温斯坦莱文选》（The Winstanley Lectures，1990年代至今）是这一研究浪潮的代表性成果。这些研究表明，温斯坦莱的思想远比过去想象的复杂：他并非简单地反对一切权威，而是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灵性平等主义”理论，主张在宗教层面实现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经济层面的彻底平等。

从被忽略到被重新发现，从“乌托邦幻想家”到“激进传统的先驱”，温斯坦莱的历史形象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这个转变本身，折射出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什么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反抗”这一问题的态度变化。今天，当全球范围内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