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旅行

第 1 章：文本的旅行

一部经典文本从口头传述到完整成书，再到以数百种手抄本流传数百年，最后因印刷术的出现而得到相对稳定的版本——这一过程在西方中世纪文献史上并不罕见。然而，《马可波罗行纪》（*Il Milione*）的文本旅行历程尤为复杂，也尤为典型地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我们在图书馆书架上看到的那本“马可波罗”，并不是某个作者的原始手稿，而是一个经历了多重转译、删改、拼贴和校订的文本集合体。

理解这一点的意义远超书志学（bibliography）的技术范畴。当历史学家引用《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杭州“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描述，或者忽必烈征讨日本的记载时，他们实际上在处理一个文本，而这个文本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从未被“锁定”过。每一个版本都是一次新的解读，每一次抄写都可能是微型的再创作。这种流动性对于试图重建13世纪亚洲见闻的历史学家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基础问题：我们手中的文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本章将追溯《马可波罗行纪》的文本旅行路线图，从现存最早的手稿开始，逐步考察手抄本时代的文本传播机制，以及印刷术介入后带来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对版本谱系的系统梳理，读者将掌握基本的文本批评工具，并理解为什么“文本的不确定性”不是缺陷，而是历史本身的运作方式。

现存版本系统：F本、R本、Z本的关系与特征

在讨论具体版本之前，需要先明确一个关键概念：所谓“版本”（version或recension），在这里不是指同一本书的不同印刷版次，而是指在文本发生学（textual genetics）意义上具有独立抄写传统的不同文本形态。《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系统异常复杂，涉及至少十几种主要手稿和数十种派生抄本，它们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议。然而，通过19世纪以来的版本学家——尤其是意大利学者洛伦佐·博尔盖西·帕尼（Lorenzo Borsieri Pachetti）和法国学者保罗-亨利·米泰（Paul-Henri Mittemeyer）的工作——学界已对最重要的版本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认识框架。

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手稿是F本（Franco-Venetian，即“法兰西-威尼斯”本），抄写年代约在14世纪上半叶，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文藏品编号Ms. fr. 1116）。F本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唯一保留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执笔这一原始叙述情境的版本。文本以第一人称“我”（je）为主，鲁斯蒂谦多次在正文中插入“在主人（马可波罗）的命令下”或“根据上述威尼斯人的叙述”等提示语，这种叙事框架在其他版本中几乎全部消失。F本总计约282章，涵盖了马可波罗行程的完整叙事，从其父叔的第一次东方之旅开始，一直记述到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

然而F本的语言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3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通常以威尼斯方言写作或口述，但F本却使用了一种带有明显意大利语借词的古法语。这并非偶然错误，而是反映了文本形成时期的社会语境：鲁斯蒂谦是出生于热那亚附近的法国普罗旺斯人，他选择法语作为书写媒介，是因为法语在当时欧洲的知识圈中具有国际通用语的地位。但这一语言选择也为后续版本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R本（即Tobler-Lommatzsch本系统的核心成员，全称Redazione，意即“编订本”）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文本传统。R本的编订年代略晚于F本，大约在14世纪中期成形于意大利半岛。R本与F本的核心差异不在于内容的增删，而在于文本结构和叙事方式。R本删除了几乎所有关于鲁斯蒂谦执笔的元叙事痕迹，将文本伪装成马可波罗的直接自述；同时大幅压缩了第一人称叙事，代之以第三人称客观描述。这一转变意义深远：它标志着《行纪》从“口述记录”向“独立著作”的文体转型，也为后来的版本确立了新的文本规范。

Z本（Zambler本或Zürich本的简称）是版本学史上最具争议的成员之一。Z本的命名源于18世纪版本学家安东·弗朗茨·赞布勒（Anton Franz Zambler）的收藏，但关于这一版本的独立性，学界长期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Z本是独立于F和R系统的第三大传统，代表了更早期的文本形态；另一种更有影响力的观点则认为Z本是F本和R本混合的产物，即后世编订者将两个传统拼接的结果。20世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策尔（Friedrich Zarncke）的研究倾向于后者，他指出Z本中凡是与F本产生差异的段落，几乎都可以在R本系统中找到对应版本。这一发现至今仍是版本鉴定的重要参考。

以下通过一个简化的图表展示三个主要版本之间的关系：

```mermaid flowchart LR A["口述传统<br/>约1298"] --> B["F本<br/>14世纪上半叶"] A --> C["R本<br/>14世纪中期"] B --> D["Z本<br/>14世纪后期<br/>混合本?"] C --> D B --> E["其他意大利语本<br/>14-15世纪"] C --> E E --> F["1485年奥特列版<br/>印刷底本"] ```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图表远不能反映版本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实际上，现存的十几种重要手稿构成了一个远比“树状图”更接近“网状”的文本家族。任何试图用单一谱系来概括这一传统的尝试都会遇到例外和反例。然而，对于理解版本系统的基本结构而言，树状思维仍然是一个有用的起点。

传抄时代：文本流动的机制与规律

手稿时代的文本传播不是机械的复制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主动干预的创造性过程。中世纪的抄写员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复制工人”，他们往往兼具译者、编辑、评注者乃至创作者的多重身份。在《马可波罗行纪》的传抄史上，这种干预以几种典型的模式反复出现。

最常见的干预形式是语言转译。法文原版写成后不久，意大利文译本就开始出现，因为威尼斯商人圈子之外的大多数意大利读者并不通晓法语。现存最早的意大利文抄本可追溯到14世纪中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藏于佛罗伦萨劳伦齐阿纳图书馆的Pluteo XLIV.22号手稿。语言转换带来的不仅是词汇的替换，还包括句法结构的调整、文化意象的替换乃至语义内涵的微妙位移。例如，F本中对蒙古军队“十进制”编制体制的描述，在意大利文译本中常被简化为“众多士兵”这样的笼统表述，丢失了军事组织的精确性——而这种精确性恰恰是历史学家重建13世纪蒙古军事制度的关键素材。

删节与扩充构成了另一种重要的干预模式。R本系统对F本的一个显著改动是删除了大量关于行程路线和里程的具体数据。马可波罗在原版中频繁使用“骑马需十二日”“此城距彼城三十里”等精确表述，这些细节在R本中往往被替换为“若干日”“一段距离”等模糊表达。学界对这一删节的动机有不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意大利编者为了适应本土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做的简化处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删节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考量——过于精确的地理信息可能被当时的商业竞争者视为情报泄露。无论动机如何，这一删节的后果是明确的：它使文本从“旅行指南”变成了“见闻故事”，牺牲了信息功能以强化娱乐效果。

扩充同样常见。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教化性段落”的插入。在某些14世纪晚期的抄本中，原本平实的叙事开始出现道德训诫和宗教说教，这些内容与马可波罗务实、世俗的叙述风格格格不入。例如，一段关于佛教僧侣生活的客观描述可能被添加了“这是偶像崇拜者的愚蠢”之类的评判性语句。这类扩充明显出自后世的宗教编辑之手，反映了文本在不同意识形态语境中被重新编码的过程。

抄写员的偶然错误虽然不像删节和扩充那样具有系统性，但同样对文本形态产生了累积影响。漏抄一行、重复一句、音近词混淆、目光跳行导致的段落错位——这些技术性错误在手稿时代几乎不可避免。问题在于，某些错误一旦出现就会被后来的抄写员原样继承，最终成为版本传统的一部分。这就是版本学家所说的“抄写谱系”（stemma codicum）：一个错误在后代抄本中的分布模式，往往可以追溯到产生该错误的那一环节，从而帮助我们重建版本之间的衍生关系。

理解传抄机制对于使用《马可波罗行纪》的历史学者而言至关重要。当一位学者引用马可波罗关于泉州的描述时，他需要追问：这个表述出现在哪个版本系统？该版本是否经过删节或扩充？语言转译是否改变了原意？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史料的可信度评估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1485年：印刷术如何改变了文本的命运

1485年或许是《马可波罗行纪》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威尼斯印刷商埃尔科勒·德·纳瓦罗（Ercole de Navarro，通常拉丁化为Erhardus de Narval）出版了《马可波罗行纪》的第一个印刷本，后世称为“奥特列版”（以出版商的别名Od or Ottorre命名）。这部对开本共约297页，标志着这部旅行见闻录从一个依赖手抄流传的文本，正式进入印刷文本时代。

奥特列版的底本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德国版本学家奥古斯特·科勒（August Kohler）在19世纪末的详细校勘表明，该版本最接近R本系统的一个意大利语分支，但在某些段落也显示出F本的影响痕迹。这并不令人意外——对于15世纪的威尼斯印刷商而言，选择底本的主要考量是商业性的：哪个版本在当地最流行、篇幅最适中、语言最符合读者期待，他们就使用哪个版本。版本学上的“纯粹性”并非他们的关注点。

印刷术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本的流变机制。在手抄本时代，每一次复制都是一次重新开始，抄写员的个人选择会不断累积；印刷术则引入了“模板”的概念——一旦某个错误被铸入铅字，它就获得了在所有印本中无限复制的“冻结”能力，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后续复制过程中的随机变异。换言之，印刷术是一把双刃剑：它“锁定”了文本的某一瞬间，同时也终止了文本进一步流变的可能性。

奥特列版的影响力是惊人的。在它出版后的二十年间，至少再版了六次，其中四次在意大利，两次在法国。此后几十年间，该版本又被译介到德语世界（1545年巴塞尔版）和英语世界（理查德·罗伯茨的1579年译本）。每一次重版和翻译都为文本注入了新的变体，但这些变体的性质与手抄本时代已截然不同——它们是在固定底本基础上进行的翻译转换，而非手抄本时代那种开放的文本再创造。

然而，需要警惕一种常见的误解：印刷术并没有立即“标准化”《马可波罗行纪》。事实上，15至16世纪的印刷商在处理这类古典文本时，享有相当大的编辑自由。他们可以增补序言、添加注释、改变章节划分甚至调整内容。奥特列版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它的章节划分方式与现存手稿的传统分章体系存在明显差异，这意味着该版本的编者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结构重组。真正的文本标准化要等到19世纪学术版的出现才得以实现——这已经是四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奥特列版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本层次（stratum）。此后研究《马可波罗行纪》的学者，不仅需要追踪手稿之间的衍生关系，还必须处理手稿传统与早期印刷传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在某些情况下，印刷本甚至保存了业已亡佚的手稿的内容——因为那些手稿可能在此后的战乱或火灾中毁坏，而印刷本的错误模式可以揭示它们所依据的亡佚底本的某些特征。

版本批评：从混乱中还原历史的工具

面对如此复杂的版本系统，历史学者和文献学者发展出了一套系统性的方法论，通常称为“版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或“校勘学”（philology）。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训练，而是一种解释学实践——它要求研究者既能把握版本之间的形式关系，又能理解这些形式差异背后的历史语境。

版本批评的第一步是建立版本谱系（stemma codicum），即用树状图的形式表示现存版本之间的衍生关系。这一步骤的核心工具是“错误共有”（shared errors）原则：如果两个版本共同拥有某个不可能是独立产生的错误，那么它们很可能共有一个共同的祖本。这个祖本可能就是现存的某个手稿，也可能是一个已经亡佚的中介本。通过系统地收集和比较这类错误模式，研究者可以逐步还原版本的家族树。

然而，错误共有原则并非万无一失。所谓的“一致性错误”（conjunctive errors）可能来自共同的祖本，也可能来自某次独立的转译或改编，还可能来自平行但巧合的发展。此外，在处理《马可波罗行纪》这类混合了大量翻译和改编的文本时，传统的谱系方法往往力不从心。20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全面比较”（comprehensive comparison）的方法，即不再执着于寻找单向的衍生关系，而是对文本进行多维度、网格式的比较分析。

第二步是区分版本的时代层次。并非所有版本差异都具有同等的历史价值。有些差异纯粹是偶然的抄写错误或后来的编辑改动，反映的是文本传布的历史而非马可波罗原本的面貌；另一些差异则可能追溯到文本形成的最初阶段，涉及的是叙述的核心内容本身。区分这两类差异需要对文本进行基因性（genetic）分析，即追溯每个异文的出现环节，判断它发生在文本演变的哪个层次。

以一个具体案例说明这一过程。马可波罗关于“契丹”（Cathay，即中国北方）的描述在不同版本中存在显著差异。F本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契丹的都城，暗示马可波罗可能亲历其地；R本系统则对契丹着墨甚少，更强调“蛮子”（Mangi，即中国南方）的富庶。如果仅从谱系学角度看，这一差异可以解释为R本删节的结果。但如果结合13世纪末的政治史实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远比这复杂：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是在1295年，而契丹的蒙古政权在此之前已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行政区划。将“契丹”与“蛮子”置于并列或对立的位置，很可能是后世编者根据1295年之后的政治格局调整的结果，而非马可波罗原始叙述的简单删节。这一案例说明，版本批评不能脱离历史语境孤立进行。

第三步是重建“原貌”的尝试——尽管学界对“原貌”概念本身仍有争议。19世纪版本学家普遍持有一种朴素的版本观，即假设每个文本都有一个唯一的“原作”（original text），而版本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消除后世的“腐化”（corruption）来恢复这个原作。然而，20世纪以来的版本学理论对此提出了深刻质疑。《马可波罗行纪》的案例恰恰支持了这种质疑：考虑到文本形成过程本身的多源性（口述、记录、编辑、翻译等多个环节交织），以及马可波罗本人可能并未亲手书写任何版本的“原稿”，所谓“原貌”很可能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虚构。

面对这一困境，当代学者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策略是承认“原貌”不可企及，转而关注版本差异本身的历史信息价值——即不同版本如何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使用者对这部文本的不同期待和需求。另一种策略是采取务实立场，暂时搁置关于“原貌”的形而上学争论，转而尝试重建一个“最佳可用文本”（best available text），即综合考量所有版本后被认为最接近某种合理重构的文本形态。皮埃尔-伊夫·孔潘（Pierre-Yves Le Coniac）在其1996年的法文校勘本中就采取了这种务实策略。

对于普通读者和初级研究者而言，掌握版本批评的基本方法意味着获得了一种审慎的史料意识。当面对《马可波罗行纪》中的某个具体段落时，合理的提问顺序应该是：这个段落出现在哪个版本系统中？这个版本形成于何时何地？该版本是否属于已知的删节本或改编本？这个段落在不同版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它们可能反映了什么样的文本演变机制？这些追问不会给出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能帮助我们避免不加区分地使用文本，从而在根本上提升历史研究的可靠性。

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马可波罗行纪》从口述到印刷的文本旅行历程，核心结论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第一，版本复杂性不是混乱的结果，而是文本历史演变的必然产物。F本、R本、Z本以及众多意大利语、法语、拉丁语抄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正确版本”与“错误版本”的对立，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抄写者、不同使用者共同参与塑造的文本家族的多元呈现。每一类版本都携带着自身形成时代的信息，包括该时代的语言习惯、阅读趣味、意识形态关切以及知识需求。

第二，印刷术的介入标志着文本演变机制的范式转换。手抄本时代的文本具有内在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每一次复制都潜藏着再创造的可能；印刷术则引入了模板逻辑和版本冻结，在终结这种流动性的同时也使文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规模和稳定性。奥特列版1485年印刷本正是这一转折的里程碑，它将《马可波罗行纪》从一个依赖于抄写员手工作坊的文本，转变为可以通过出版商网络广泛传播的印刷书籍。

第三，版本批评不是版本学家书斋里的技术游戏，而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设施。面对《马可波罗行纪》这类文本，任何严肃的史料引用都需要首先回答版本学问题：我们在使用哪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形成史是什么？该版本与其他版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只有建立在版本学基础之上的史料分析，才能真正发挥这部13世纪旅行见闻录的历史价值。

下一章将在本章版本谱系梳理的基础上，转入对文本内容的实质性分析。我们将从《马可波罗行纪》的开篇——马可波罗家族的东方渊源——开始，考察这部文本如何建构了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亚洲形象，以及这个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13世纪的真实见闻，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文本生产机制和意识形态框架的产物。版本学是手段，文本解读是目的；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迈出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