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伯是谁

想象一个年轻人站在维也纳多瑙河畔，望着这座音乐之都的灯火，脑子里却在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人与人之间，到底是怎么「相遇」的？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它困扰了无数哲学家。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花了一辈子试图回答它，最终写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叫《我与你》。他的名字叫马丁·布伯。认识这个人，或许会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

维也纳的孩子：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的成长

1878年2月8日，马丁·布伯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但他的童年并不在维也纳市中心，而是在城郊的利岑——一个当时只有几千人的小镇。他的祖父伊雷尔·布伯是那里备受尊敬的拉比兼经书抄写员，据说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整部《塔木德》。布伯后来把自己最重要的哲学概念追溯到童年的一个场景：他坐在祖父的书桌旁，看着祖父一笔一画地抄写经文，那种专注、那种虔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记。用布伯自己的话说，他在祖父那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相遇」——不是两个人礼貌地打招呼，而是一种真正的、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的照面。

四年后，母亲卡罗琳带着他和妹妹离开利岑，回到维也纳，随后又迁往华沙。在华沙，布伯进入了一所德语中学，但他的真正热情在于波兰文化。他自学了波兰语和希伯来语，阅读了大量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甚至在十六岁时尝试写诗。那段时间，他接触到了一个后来深刻影响他人生方向的事物——哈西德主义。

哈西德主义是18世纪产生于东欧犹太社区的一场宗教运动，创始人是乌克兰的以色列·巴尔·谢姆·托夫。它反对传统犹太教那种刻板、学术化的宗教实践，主张通过喜悦、祈祷中的狂喜状态以及与神的直接情感连接来接近上帝。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打个比方：如果传统犹太教像一堂严肃的神学课，那么哈西德主义就像一场让人热泪盈眶的赞美诗演唱会。对于年轻布伯而言，这种充满生命力的宗教精神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1896年，十八岁的布伯进入维也纳大学，主修哲学、艺术史和日耳曼学。但他的学术轨迹颇为独特——他不像大多数哲学系学生那样从早到晚啃康德和黑格尔。他的兴趣分散在多个领域：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犹太神秘主义、卡尔·克劳斯的讽刺散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这种广泛的阅读塑造了他后来哲学写作的独特风格——他从来不用干巴巴的学术语言，而是用诗意的、对话式的笔调来表达最深奥的思想。

在维也纳待了两年后，布伯转入柏林大学（当时叫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继续他的学业。正是在柏林，他系统地研读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同时也深入接触了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关于「关系」和「整体性」的思想。但布伯不是一个会被学院派哲学束缚的人。他很快意识到，传统哲学那种抽象的、概念化的方式无法真正表达他想要说的东西。他要说的，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观念与观念之间的逻辑推演。

这段求学经历为布伯后来的哲学工作奠定了双重基础：一方面是德国哲学的严谨训练，另一方面是犹太传统的精神滋养。更重要的是，他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判断——哲学不应该躲在书斋里，它必须回应真实的人生。这个判断在他此后的人生中一再得到印证。

战争与觉醒：从书斋走向现实

1905年，布伯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研究——这个选题本身就很能说明布伯当时的关注点：个体的内心世界、想象力与现实的关系。但接下来的十年，他并没有立刻走上学术职业道路。

1906年，布伯与一位叫保拉·温克勒的年轻女子结婚。保拉来自一个犹太家庭，但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思想开明。他们婚后移居到莱茵兰地区的卢卑克湾，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丁克生活——两人没有生育子女，但这段婚姻中充满了精神上的默契与对话。保拉后来也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女性，在布伯后来推动的成人教育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8年到1914年间，布伯主要从事三项工作。第一项是翻译和介绍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文学，他翻译了大量的哈西德故事，让德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东欧犹太民间传说。第二项是编辑一份文学期刊《DER JUEDE》，这本刊物成为当时德语世界讨论犹太身份和文化的重要平台。第三项是投入成人教育运动——布伯深信，哲学不应该只属于大学课堂，它应该面向普通民众，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意义。

然而，1914年夏天的一声炮响，炸碎了布伯平静的学术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布伯三十六岁。他没有直接参军——他被判定为不适合服兵役，原因是视力不佳。但战争的残酷现实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冲击了他的思想。布伯后来回忆说，战前他虽然同情普通民众的生活，但他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在文化、文学和哲学层面。而战争让他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大规模的屠杀、民族的仇恨、对人性的践踏。他在1915年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摧毁了，包括我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念。」

这种冲击直接反映在他1916年发表的《论社群》一文中。在这篇文章里，布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后来在《我与你》中系统展开的核心思想：他认为现代社会让人们习惯了把他人视为「它」——一个可以被观察、被分类、被利用的对象。而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需要另一种关系——把他人视为「你」，一个不可被对象化的、只能以全部生命去回应的存在。

这场战争不仅在政治层面重塑了欧洲，也在思想层面重塑了布伯。他从一位优雅的文化人变成了一位严肃地追问「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哲学家。1917年到1918年间，布伯一度在德国战时宣传部任职，负责处理与被占领土的犹太社区的关系。这段经历让他亲眼见证了战争中人性的扭曲与挣扎，也让他更加坚信：任何不关注现实人生的哲学都是可疑的。

战后，布伯接受了法兰克福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的教职邀请，于1923年正式迁居法兰克福。他的著名演讲「我与你」就是在1923年发表的，后来扩展为那本仅有不到一百页的奇书——《我与你》。这本书开篇的那句话几乎成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宣言之一：「世界对于人来说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我—它」关系，把世界中的事物当作对象来经验和使用；另一种是「我—你」关系，把另一个存在者当作真正的对话伙伴来相遇。这听起来简单，但布伯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和深刻的洞见将它展开，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根基。

一战是布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人；在那之后，他成为一位对人类命运有深刻关怀的哲学家。没有亲眼见证战争的残酷，他或许也能构思出「我—你」关系的理论；但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年轻人，那些被仇恨撕裂的村庄，让他的哲学有了一种刻骨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让他的思想区别于纯粹的书斋玄想。

哈西德的故事：一个被主流哲学忽视的宝藏

如果要理解布伯的哲学，只读康德和黑格尔是不够的。你还必须了解另一个传统——犹太哈西德主义。布伯在这件事上扮演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他是第一个把这个长期被西方学界忽视的东欧犹太宗教传统引入主流文化讨论的人。

1908年前后，布伯开始系统性地收集和研究哈西德派的传说故事。哈西德派的拉比们有一种传统，他们不是通过抽象的神学论述来传授教义，而是通过讲故事——讲一个发生在某个信徒身上的奇妙事件，讲一段与神的相遇，讲日常生活中的神迹。这种叙事传统深深吸引了布伯。在他看来，这些故事里蕴含着一种被主流西方哲学遗漏的智慧：关于关系、关于当下、关于人与人之间不可还原的精神连接。

1911年到1913年间，布伯暂时离开欧洲，前往北非和中东旅行。这次旅行开阔了他的文化视野，也让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接触东方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沿途的犹太社区中继续收集哈西德故事和相关文献。他对哈西德主义的热情不是一种业余爱好，而是一种严肃的学术和文化使命。

1921年，布伯出版了《哈西德主义与现代人》一书，收录了他对哈西德派精神和故事的阐释。在这本书中，布伯将哈西德主义的核心精神概括为一个词——「hitbodedut」，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着「让自己开放给神」。它的字面意思是「自我分离」或「独处」，但布伯的理解是：一个人暂时放下日常生活的纷扰，向神圣的存在敞开心扉，等待那个被召唤的瞬间。在布伯的解读中，这本质上是一种「我—你」关系的典范——一种全然敞开、不带功利的精神相遇。

哈西德派有一位著名的拉比叫多夫·贝尔，被称为「快乐的拉比」。他的故事在布伯的讲述中尤其动人：这位拉比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唱歌，感谢神赐予他新的一天；他的祈祷不是背诵经文，而是用发自内心的喜悦去回应神的存在。在布伯看来，这位「快乐的拉比」活出了他后来在《我与你》中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不是在思考关系，而是在关系中生活。

布伯对哈西德主义的诠释并非没有争议。一些正统派学者认为他过度「浪漫化」了哈西德主义，把它变成了适合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而不是忠实地呈现其宗教本质。但毫无疑问的是，布伯让哈西德主义走进了西方文化的视野，而这个贡献本身的意义是深远的。他证明了：哲学的智慧不只存在于柏拉图和康德的著作中，也存在于东欧村庄里那些没有受过正规哲学训练的拉比们的故事里。

这种双重文化背景——德国哲学的学术训练加上犹太哈西德主义的灵性滋养——塑造了布伯独特的哲学气质。他既不是在象牙塔里构建概念体系的学究，也不是单纯传递宗教信条的传道者。他是一个翻译者——把哈西德故事中的哲学洞见翻译成现代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同时把西方哲学中关于主体性和认识论的问题翻译成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有没有真正遇见过一个人？

流亡与坚持：黑暗中的对话者

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布伯五十五岁，在法兰克福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正处于学术生涯的巅峰。但这个巅峰转瞬即逝。

纳粹政权颁布的《恢复职业公务员法》首先冲击了学术界。由于布伯是犹太人，他被解除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职。这对布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仅是职业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现在这个家园以法律的名义将他驱逐出门。

然而，布伯没有选择离开。他的决定令人意外，也令人敬佩：他留在了德国。他的理由是：那些无法逃离的德国犹太人需要他。他相信对话不能中断，尤其在黑暗的时代。他接手了一个濒临解散的犹太成人教育机构——中央文化教育机构，继续为犹太社区组织讲座、讨论会和文化活动。在那些活动里，布伯反复宣讲一个核心主题：在仇恨蔓延的时代，对话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这种坚持持续了五年。直到1938年，局势变得不可容忍。布伯被迫离开德国，迁居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主讲犹太思想和宗教哲学。在这片祖先的土地上，布伯开始了他晚年最集中的创作和教学阶段。

在耶路撒冷的岁月里，布伯的哲学思考进入了一个新的深度。他开始更加直接地面对一个现代性问题：在一个技术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我—你」关系还可能吗？他在1947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上帝与人之间」，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宗教哲学。他区分了两种信仰态度：一种是「关于」上帝的信仰——把上帝当作一个可以被谈论、被论证、被定义的对象；另一种是「朝向」上帝的信仰——一种直接的、不可言说的相遇经验。这种区分让布伯得罪了不少正统派神学家，他们认为他在稀释犹太教的一神论信仰。但布伯坚持自己的立场：真正虔诚的人不需要一个关于上帝的理论体系，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打开自己、与神圣相遇的勇气。

布伯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并不轻松。流亡的创伤、以色列建国前后的政治动荡、以及他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尖锐立场，都给他带来了争议。他在1952年与马丁·布塞佩德（一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学家）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公开辩论，辩论的焦点是20世纪大屠杀之后的对话是否可能。布伯的立场是：大屠杀固然是对话哲学最严峻的挑战，但这恰恰证明了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放弃对话，等于认同了那制造大屠杀的暴力逻辑。

1960年，布伯在耶路撒冷接受了Sonning奖——一项重要的欧洲文化奖。颁奖词中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人道主义者之一」。布伯在领奖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问题的中心」的演讲，其中提到：「我相信，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学会真正地相遇——不是作为观念的承载者，不是作为利益的谈判者，而是作为完整的人。」这句话可以视为布伯一生哲学的最终概括。

布伯于1965年4月13日在耶路撒冷去世，享年八十七岁。他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刻着他自己选定的一句话：「在每一刻，他都寻求你的面容。」这句话出自《诗篇》，但它在布伯的语境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它不仅是对神的祈祷，也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相遇时刻的承诺。

他的思想地图：主要著作一览

布伯一生著述丰富，涉及哲学、神学、社会批评、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他，从他的核心著作入手是最好的途径。

《我与你》（1923年）是布伯的哲学代表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以诗意的格言体写成。第一部分阐述「我—你」与「我—它」两种基本关系，第二部分讨论这种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各种表现，第三部分则转向终极层面——人与上帝的关系。这本书的特点是：它几乎不给你定义，而是用一系列断片式的陈述迫使你自己去领悟。读它不像在上课，更像在听一个人对你说话，然后停下来等你回应。

《论社群》（1917年）和《人与人之间》（1947年）是《我与你》的重要补充。前者写于一战期间，更直接地回应了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阐述了「真正的社群」如何建立在真诚的人际关系之上，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血缘纽带。后者是布伯在战后基于自己的教育和政治实践写成的，提出了「对话」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具体条件——包括相互性、开放性和信任。

《哈西德主义与现代人》（1921年）是一部故事集与论文集混合的作品。布伯在其中讲述了一系列哈西德派拉比的故事，然后从中提炼出与现代人生活相关的洞见。这本书的好处是，即使你对哲学概念不感兴趣，光是读那些故事本身也会觉得有趣。那些关于「快乐的拉比」和他如何用唱歌和舞蹈来祈祷的故事，那些关于一位拉比如何在最日常的事物——切面包、劈柴火——中体验神性在场的故事，读起来像民间传说，但背后是布伯精心选择的哲学意涵。

《善与恶：初始的两种观念》（1962年）是布伯晚年的神学著作，探讨了善与恶作为宗教经验的原始形态，而非抽象的道德范畴。他在书中提出，恶不是善的缺失或对立面，而是一种独立的精神现实，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必须面对。这种观点在正统犹太教神学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但从哲学角度看，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阴影面的真实性。

此外，布伯还翻译了大量希伯来语文献，编辑了多部关于犹太宗教思想史的著作，并与同时代的哲学家如卡尔·雅斯贝尔斯和伽达默尔保持了活跃的对话关系。

理解布伯的著作有一个窍门：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他人生某个阶段的产物。《我与你》诞生于战后的德国，那是欧洲文明崩裂之后的废墟上；《论社群》诞生于一战之中，是一个面对集体疯狂的哲学家的回应；《人与人之间》则是大屠杀和流亡之后的反思，记录了一个在历史最黑暗的隧道尽头依然相信对话的人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不是凭空构造的体系，而是对真实困境的回应。带着这个意识去读他的书，你会看到字里行间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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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我们在这一章里追溯了马丁·布伯的人生轨迹——从维也纳郊外的犹太小镇，到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学术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撼到纳粹时期的流亡，从耶路撒冷的暮年岁月到他留下的那些至今仍在被阅读的著作。布伯不是那种躲在概念后面的哲学家。他的每一个哲学洞见背后，几乎都能找到一段真实的人生经历作为支撑：祖父抄写经文时的专注让他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相遇；一战中的集体疯狂让他痛切地感到「我—它」关系的危险；哈西德派的故事让他找到了表达思想的另一种语言；流亡的创伤让他更加坚信对话是不可以被放弃的。

读到这里，你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没关系——那是我们下一章要专门处理的核心内容。但有一点你现在应该已经有了把握：布伯这个人不是在书斋里凭空发明了一套术语，他是在真实生活的重量之下，被迫去思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在一个人可以被变成数字、被变成对象的时代，真正的关系还可能存在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正式进入布伯哲学的核心地带。在那里，他会把「我」和「你」这两个最普通的词，拆解出你从未想象过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