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缘起
第 1 章 编纂缘起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的一道诏书,把李昉等人推上了编纂《太平广记》的历史舞台。从下诏到八年(983)八月进表,前后历时六年零五个月,这部五百卷的故事类书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几部官修巨帙几乎在同一时段内并行推进。要解释《太平广记》何以诞生于此时、而非更早或更晚,必须先把它放回整个"太平系列"知识工程的版图中,看清其与姊妹工程之间的同步性与差异性,再进入编纂者群体与具体诏令的考辨。
一 太平兴国系列文化工程的同步性与差异性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976)后,即着手建立一套与"文治"诉求相匹配的文化景观。从太平兴国二年(977)到雍熙末年,短短十年间朝廷至少主导了四部卷帙浩繁的官修类书:《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太平总类》与《文苑英华》1000卷,此外还有《太平圣惠方》100卷等专科类书。这批工程在时间、人员、机构上高度交错,呈现出明显的顶层设计痕迹。
理解《太平广记》必须先把握这一工程群的内部结构。《太平御览》以"备览"为定位,是一部包罗经史子集的常识类书,采录群书原文,按事类编排,共55部、5363类,引书约2579种,虽多注明出处,实为皇帝御览之工具书。《文苑英华》则是文学总集,上接《文选》,收录南朝梁末至唐末作家约2200人的作品近20000篇,按文体分赋、诗、颂、铭、诏、诰、表、笺、檄、碑、志、墓铭、序、论、赞等39类,旨在于科举试帖之外提供文章轨范。《太平广记》最特殊,它专收"非引据经史之外,杂以巷议街谈"的叙事性材料——笔记、志怪、传奇、杂录——共92大类、5000余则故事,与前两者形成鲜明的体例差异。
三者并行的内在逻辑可以从诏令顺序中窥见。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太宗命李昉等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为基础编纂《太平御览》;同年稍后,又下诏编《太平广记》,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名义征集前代笔记小说。此二书均以李昉为领衔主编,但实际分工不同:御览由李昉、扈蒙领衔,召集学士院、史馆人员分头检索经史;广记则以李昉为主,扈蒙、李穆、徐铉、吴淑等参与,专司小说杂记之采集。这种分工并非随机,而是预先设定的——《御览》重"经史",《广记》重"杂说",二者在取材上互不重叠,共同构成宋初帝王知识库的两翼。
```mermaid flowchart LR A[976 太宗即位] --> B[977 三月 御览下诏] B --> C[977 广记下诏] C --> D[978 御览初稿完成] D --> E[979 广记持续编纂] E --> F[982 御览成书进呈] F --> G[983 八月 广记成书进呈] G --> H[987 文苑英华最终成书]
A2[同时进行] -.-> B2[977 太平总类起步] B2 -.-> C2[978 文苑英华起步] C2 -.-> D2[982 文苑英华初成] ```
(图表说明:本图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及《玉海》所记诏令时序,呈现太平兴国二年至雍熙末年间三大知识工程的并行脉络。虚线节点表示编纂过程主要在幕后推进,节点间无严格因果关系,仅标示时间先后。)
并行不等于同质。从编纂动机看,《太平御览》是"帝王之学"的具象化——太宗借以显示自己博闻强识、与前代帝王比肩;《太平广记》则带有"观民风"的政教色彩,宋人李昉等在进表中明言该书"足以裨益教化,广见闻,资考证";《文苑英华》更直接服务于科举与馆阁文章写作。三者虽皆类书,然《御览》以帝王备览为本,《广记》以佐治化民为本,《英华》以文治轨范为本,其差异体现了太宗朝文化工程的多维设计。
《太平总类》是这一工程群中常被忽略的一环。该书又名《太平类编》,卷数不详,据《玉海》卷五四引《中兴书目》,乃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所编,后并入《册府元龟》(真宗朝成书)或散佚,具体卷帙与内容已难确证。它的存在提示我们,宋初类书编纂并非孤立行为,而是有计划、有梯队、有延续性的文化运动。研究《太平广记》若仅着眼于一部书的成书过程,便无法解释为何其选材、分类、规模皆与同时期官修类书形成默契配合。
二 李昉—徐铉—吴淑等编者的学术谱系与政治履历
《太平广记》编纂群体的核心人物,据进表署名,主要包括李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吴淑、张洎、宋白等八人。其中李昉为领衔主编,余者分领各类、各门。八人之中,李昉、徐铉、吴淑三人的学术背景与仕履轨迹最具代表性。
李昉(925—996),字明远,深州饶阳人,后汉乾祐进士,历仕后汉、后周、北宋三朝,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赠司空,谥文正。他是典型的"五代入宋"型士人,先后在《旧五代史》编修、后周翰林学士、北宋中书舍人、参知政事等位置上积累了大量馆阁经验。其学术专长在典章故事与诗文集编纂——他在北宋前期曾领修《旧五代史》《新唐书》,与文学、修史皆有渊源。李昉的政治履历决定了《太平广记》的编纂具有鲜明的"官方背景":他既非纯学者,亦非词臣,而是宰相级官僚主导的大型工程。
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南唐旧臣,入宋后为太子率更令、给事中、直学士院,以经学、文字学、文章学闻名于世。徐铉在南唐即参与校订《说文解字》、编纂《稽神录》《江南余载》等笔记,其知识结构与《太平广记》的取材范围高度契合。更关键的是,徐铉长期任职于直学士院,与史馆、崇文院关系密切,是宋初南唐旧臣融入北宋馆阁系统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淑(947—1002),字正仪,润州丹阳人,亦南唐旧臣,入宋后为职方员外郎、直史馆,以《事类赋注》著称于世。吴淑的学术特点在于"事类"——他擅长将典故编为赋体,正是类书编纂所需的核心能力。其所撰《事类赋》100篇,以赋注形式串联经史子集之典,与《太平广记》"以类相从"的编纂逻辑相通。吴淑入直史馆后,自然成为《太平广记》的天然候选编者。
余者中,扈蒙(914—986)为后晋、后汉、北宋馆阁学士,曾参与修《周世宗实录》,其史馆经验直接服务于《太平广记》的体例设计;李穆(?—?)为李昉同年进士,擅经义;汤悦即殷崇义,南唐旧臣,入宋避讳改名,主掌南唐旧书整理;宋白(936—1012)为北宋前期馆阁重臣,擅文章。张洎(933—996)为南唐旧臣,以策论见长。
这八人的共同点在于:均为入宋馆阁学士,均长期在史馆、翰林学士院、崇文院系统任职,均有五代或南唐的修书经验。在编纂《太平广记》之前,这些人已经在《旧五代史》《新唐书》《太平御览》等工程中形成协作网络。换言之,《太平广记》并非由一组临时拼凑的文人完成,而是由一支成熟的馆阁编纂团队在已有协作基础上展开。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太平广记》看作孤立的文人创作,而应将其视为北宋前期馆阁编纂制度运转的产物。
李昉一行的政治履历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这批人多为太宗即位后被重新安置的"旧臣"。李昉、徐铉、吴淑、张洎等都在太祖朝已入仕,在太宗朝受重用或被冷落,他们的馆阁活动直接受政治气候影响。研究《太平广记》的编纂动因,不能脱离太宗即位初期的政治整合背景。太平兴国二年下诏修《御览》与《广记》,正是太宗巩固皇位、收拢士人、展示文治的关键动作。李昉领衔《广记》,既是能力匹配,亦是太宗借修书活动笼络旧臣的策略。
三 编纂诏书与进表之复原及笺释
《太平广记》的编纂过程,留有诏令与进表两类核心政书文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玉海》卷五四等所记,该书的诏令—进表时间线大致可复原如下: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宗下诏编《太平御览》,命李昉、扈蒙等领衔;同年稍后(约在三月至八月间),又下诏编《太平广记》,命李昉等以"前代小说、杂记、传记、志怪"为范围采集材料。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太平广记》成书,李昉等上表进呈。
关于"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丙寅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载:
> 丙寅,诏翰林学士李昉等,以前代文字繁多,学者罕能该综,类聚而观之,乃命取《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诸书,以事类分门,参伍其本,自经史子集,以及小说、传记,凡若干类,为《太平御览》一千卷。又命以小说、杂记、传记、志怪之类,凡若干卷,为《太平广记》五百卷,俾观者无遗其本焉。
这一段记载(转录自《长编》,原书引文当据《太宗实录》)虽文字或有后人整理的痕迹,但透露了几条关键信息:其一,《御览》与《广记》几乎是同时下诏编纂的,二者互为补充,前者收经史,后者收小说杂记;其二,《广记》最初的规划体量相当庞大,《长编》所说"凡若干卷"暗示规模与《御览》相当或相近,而非最终成书的500卷;其三,取材范围明确指向"小说、杂记、传记、志怪",已涵盖后世所谓笔记小说的主体部分。
这一诏令的笺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太平广记》是皇帝娱乐读物"的成见。从诏文语气看,太宗是把《广记》与《御览》同等定位的——二者皆为"类聚而观之"的知识工程,只是分工不同。所谓"俾观者无遗其本",意即让阅读者不必翻检原书便能综观群籍,这是典型的类书功能表述。《广记》虽是"杂说",但在太宗朝最初的设想里,其知识地位与《御览》并无高下之分。
进表则更具研究价值。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太平广记》成书,李昉等上表。表文今存于《四库全书》本《太平广记》卷首(据明嘉靖刻本、谈恺本传录),虽未必是李昉亲撰原稿,但措辞与体例与同时期官修类书进表一致。表文大旨如下(转录,参《太平广记》卷首《进表》):
> 臣昉等言:伏以皇帝陛下,诞敷文教,广辟艺林,凡百书籍,罔不搜罗。臣等奉诏编《太平广记》,凡五百卷,凡九十二门,采自古今小说、杂记、传记、志怪之书,凡四百余种。……足以裨益教化,广见闻,资考证,仰赞圣治之万一。
表文中"裨益教化"四字值得深究。它把小说杂记纳入"教化"框架,与《文苑英华》进表所言"垂训于后"、《御览》进表所言"昭宣圣德"构成同一话语体系。这一修辞表明,在官方话语中,《太平广记》不是单纯的娱乐性读物,而是被赋予了政教功能的知识工程。
从诏令到进表,六年零五个月的编纂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据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考证,《广记》最初的规划体量远超最终成书。李昉等最初拟定的取材范围"凡若干卷"在编纂过程中被大幅压缩,原因可能是:其一,某些小说来源不确、流传稀少,实际检索所得有限;其二,卷数膨胀过快,馆阁人力难以支撑;其三,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亲征北汉、转攻幽州,朝政重心转向军事,馆阁工作节奏被打断。最终成书的500卷,被分为92大类,采录约2579种原书(此数字据张国风、汪绍楹等所统计,具体数字因版本不同略有出入)。
关于取材原则,《太平广记》遵循的是"以类相从、不加论断"的类书体例。每条故事均注明出处,据张国风、汪绍楹所考,《广记》所引书目包括《列仙传》《神仙传》《搜神记》《幽明录》《述异记》《宣室志》《酉阳杂俎》《传奇》《北梦琐言》《稽神录》《玉壶清话》等数十种志怪传奇专书,以及散见于正史、笔记、地志中的叙事材料。编者对材料的取舍标准大致有三:一是故事性突出、可读性强;二是文献来源可信(多出自正史、官修书或著名学者笔记);三是有"观民风"价值——即能展示前代政治得失、社会习俗、道德教训。
但必须指出,《太平广记》的体例并非纯粹"客观汇编"。李昉等在编纂过程中,实际对所录材料做了大量整理工作:统一叙事格式、剔除重复、补足上下文、调整段落顺序。这些工作虽不构成"创作",但已超出单纯汇编的范畴。因此,把《太平广记》简单定性为"分类汇编的原始材料库",并不准确。
四 关于编纂动因的近代学术争论及其方法论反思
自20世纪以降,学界关于《太平广记》编纂动因的解释,大致形成三种代表性观点,可分别称为"政治宣教说""知识整合说"与"文献保存说"。三者各有史源,各有局限,值得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第一种为"政治宣教说",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等为代表,强调《太平广记》的编纂与宋初帝王政教工程的内在关联。鲁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虽未专章讨论《广记》,但他对中国古代小说总体定位——"出于稗官街谈巷议,后乃渐与正史相参"——暗示了《广记》将街谈巷议提升到与正史并列的政治用意。陈寅恪对宋初政治的制度史研究,则为"政教说"提供了更宏观的背景:太宗朝文化工程的目的,是在武功初定之后,通过修书、建阁封禅、兴科举等活动,塑造"文治"形象,巩固皇位合法性。在这一框架下,《太平广记》被纳入"以文辅政"的总体设计中,其功能不仅是娱乐,更是通过收录大量因果报应、神仙鬼怪、忠孝节义故事,实现对士人与民众的政教引导。
第二种为"知识整合说",以汪绍楹《太平广记索引》、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等为代表,着重从学术史、知识史角度解释编纂动机。汪氏《太平广记索引》(1955年初版,后多次修订)是为《广记》编制检索工具的实践产物,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广记》的编纂是宋初对前代笔记小说的一次"系统整理与保存",目的是让士人能在一个文本框架内综观前代叙事传统。侯忠义则从文言小说史视角,强调《广记》对唐五代志怪传奇的"集成"价值——若非此书,大量单篇作品可能早已亡佚。这一观点把《广记》定位为古代文言小说的"资料库",强调其文献学意义。
第三种为"文献保存说",以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汪维辉《太平广记词汇研究》等为代表,更细致地从版本流传、文献存佚角度论证。张国风在1990年代以来的考述中,通过比对宋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之间的异文,指出《广记》在流传过程中确有大量佚文,现存500卷只是宋本的一部分或经后人补缀而成的"残本"。在此意义上,《广记》编纂本身就承担了"文献保存"功能——它把当时尚能搜罗到的前代笔记汇为一编,使得部分作品借《广记》得以传世。
三种观点并非互斥,但其史源学基础参差不齐。"政治宣教说"的依据多为后人对宋初政治的整体印象,缺乏对《广记》具体文本与编纂过程的精细考察;若仅凭此说,易陷入"过度语境化"的误区,将《广记》简化为政治符号。"知识整合说"则有较为扎实的目录学、版本学基础,汪绍楹等人对原书出处的逐条考订,使这一观点在文本层面有较强支撑。"文献保存说"在版本校勘层面最可靠,但其解释框架最窄——若把《广记》仅看作文献保存行为,便无法解释为何太宗朝同时编纂多部内容并不互为补充的大型类书,也无法解释为何编纂过程涉及宰相级官僚亲自领衔。
方法论的反思可归纳为三点。第一,任何关于《太平广记》编纂动因的解释,都必须回到三类基础文献——诏令、实录、序跋——的逐字笺证上,而不是依赖后人的总体印象。第二,编纂动因的解释应避免"单因论",即把多种动机归约为单一维度;事实上,《广记》的动因是政治、知识、文献三重动机的叠加,三者缺一不可。第三,应注意区分编纂动因与编纂功能——编纂时的主导动机可能是政治性的,但编纂完成后该书的功能可能更多是知识性的或娱乐性的;反之,编纂动因若是知识整合,后世却可能将其主要用作政教材料。动机与功能并非线性对应。
回到本章起始的问题:《太平广记》何以诞生于太平兴国年间?答案并非单一。它诞生于太宗朝文治工程的整体设计中,诞生于李昉等馆阁旧臣的协作网络中,诞生于唐五代以来笔记小说传统积累到需要"集成"的临界点上,诞生于宋初印刷业尚未发达、文献保存必须依靠官修类书的现实压力中。它是一部多重动因叠加而成的官修类书,其复杂性远超"皇帝娱乐读物"或"小说总集"的简单标签。
本章小结
本章从工程群、编纂群体、诏令文献、近代学术争论四个层面,重建了《太平广记》编纂缘起的基本面貌。太平兴国二年至八年期间,《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太平总类》《文苑英华》四部大型类书同步推进,显示出顶层规划的特征;李昉、徐铉、吴淑等领衔人物均为入宋馆阁旧臣,具有五代或南唐的修书经验,他们的协作不是临时拼凑,而是已有馆阁网络的延续;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的下诏文字与太平兴国八年的进表措辞,共同揭示了《广记》在官方话语中被赋予的政教功能与知识定位;近代学术关于编纂动因的"政治宣教说""知识整合说""文献保存说"各有依据与局限,综合三者方能逼近历史实相。
至此,本章已厘清《太平广记》"为何编于此时、为何由这些人来编、编纂的官方话语是什么"三个层面的问题。下一章将转入体例问题:既然《太平广记》是类书传统中的一环,它与此前类书——《皇览》《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在体例上究竟有何差异?其92类、500卷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对这些问题,本章提出的"政教—知识—文献三重叠加"框架仍将延续,但分析重心将从"为何编"转向"如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