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谁

杜甫是谁

你可能已经读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诗。这两句诗出自《望岳》，写的是杜甫年轻时登上泰山时的感受。读这两句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写出它们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句？他后来又经历了什么？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人们称他为“诗圣”。在中国诗歌史上，“诗圣”这个称号只有杜甫一个人获得过。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在诗歌创作这件事上，杜甫达到了和孔子在儒家思想中一样的地位——他是人们学习写诗时最应该模仿的榜样。

可是，榜样不是一天养成的。杜甫的一生充满坎坷。他曾经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在山水中尽情漫游；他曾经在长安城里苦苦等待，一等就是十年；他曾经被叛军抓住，差点丢掉性命；他曾经在成都的草堂里，靠朋友接济度日。理解杜甫这个人，不能只读他的名句，而要先了解他经历了什么。只有把一个人的人生和他写下的文字放在一起看，你才能真正读懂他的诗。

这一章，我们会一起走完杜甫的一生。我会给你讲四个最重要的人生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诗歌。你会看到，一个人的经历如何一点一点塑造他的写作。最后，你会拥有一张属于你自己的杜甫人生地图。

杜甫的家世与童年

公元712年，也就是唐朝建立的第九十四年，杜甫出生了。他的出生地在河南省巩县，现在叫巩义市。杜甫的家庭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世家，祖上好几代都有人在朝廷做官。

杜甫的祖父叫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唐朝人写诗有一个惯例：评判一个人的家世，不只看官职有多高，还要看家族里有没有读书人。杜审言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让杜甫从小就有一种“家族荣誉感”。杜甫后来常说“诗是吾家事”，意思就是写诗是我们杜家的事情。这句话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来或许有点骄傲，但放到杜甫身上，确实有他的底气。

杜甫的童年在巩县一个叫土娄庄的村子里度过。关于他七岁之前的具体生活，史料记载不多，但我们知道杜甫很早就开始写诗了。他在诗里回忆说，自己七岁那年就写出了第一首诗歌，诗的主题是凤凰。你能想象吗？七岁的时候，大多数孩子刚刚学会写完整的句子，杜甫已经在尝试用诗歌描写一种神话中的神鸟了。

杜甫的父亲叫杜闲，官职不高，但为人大约温和稳重。杜甫的母亲出身清河崔氏，是有名的世家大族，不过崔氏在杜甫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杜甫由他的姑母抚养长大。姑母对杜甫视如己出，甚至比对亲生儿子还要好。有一年瘟疫流行，杜甫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病，姑母请来巫师做法，最终奇迹般地，两个孩子都活了下来。但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另一种版本的传说里，姑母的儿子其实没能活下来。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有一点是确定的：杜甫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失去，这让他比同龄的孩子更敏感，也更懂得珍惜。

童年的杜甫生活在盛唐时期。那时候的唐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首都长安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东西两市汇聚了来自中亚、日本、新罗的商人。洛阳距离巩县不远，也是繁华的城市。这种盛世气象深深地刻在杜甫的记忆里，成为他后来写作的底色——他见过国家最好的样子，所以他后来写安史之乱中的苦难时，才会有切肤之痛。

读书壮游：青年杜甫的意气风发

杜甫的青年时代，有两个关键词：读书和壮游。

“壮游”这个词可能对你来说有点陌生。简单说，就是一个人离开家乡，去很远的地方游历，交朋友，看世界。这种游历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而是带着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目的。唐朝的年轻读书人流行这种做法——读了万卷书，再去走万里路。

杜甫十九岁那年，离开河南，第一次出游去了山西太原。那是开元盛世的尾巴，天下太平，道路通畅。二十岁那年，他又去了江南，游历了江苏、浙江一带。他在江南住了好几年，那里的山水和北方截然不同，草木葱茏，气候温润。杜甫在这里读到了很多前辈诗人的作品，也写了不少诗。不过这些早期作品大多已经散失了，我们只能从杜甫后来的回忆诗中，隐约窥见他当年的生活片段。

大约在735年前后，二十三四岁的杜甫回到洛阳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没有考中。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落榜当然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杜甫的态度很有意思——他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重，甚至在诗里写自己落榜之后“忸怩”了一番，但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杜甫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觉得一次考不上不算什么，他还年轻，还有大把时间。这是青年人特有的乐观。

不考试的日子里，杜甫继续他的壮游。他的足迹越走越远。735年到741年之间，他漫游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在山东，他登上了五岳之首——泰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写得好，好在哪里？让我们一句一句来看。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岱宗是泰山的别称。杜甫站在山脚下，抬头看这座巨大的山，心里想的是：这泰山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从齐国到鲁国，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一个“青未了”，把泰山的雄伟写得既具体又大气。你想象一下，在古代没有空气污染的环境里，泰山真的可以从很远的山东（齐）和济南（鲁）一带就能看到。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两句更有意思了。“造化”就是大自然，“钟”就是聚集的意思。大自然把所有的神奇秀美都聚集在这座山上。“阴阳割昏晓”是说，山的一面是向阳的一面，照得亮堂堂；另一面是背阴的一面，暗沉沉的。一座山把早晨和黄昏同时呈现出来，这个观察非常敏锐。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写的是杜甫的所见所感。泰山很高，云从山腰升起，看着看着，自己的胸襟好像也跟着开阔了。他瞪大眼睛看飞鸟归巢，眼睛都快瞪裂了——这就是“决眦”的意思。

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整首诗最出名的句子，也是青年杜甫的精神写照。“会当”是唐代口语，意思是“一定要”。杜甫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的最高峰，到时候再看周围的山，就觉得它们都变小了。这不是狂妄，这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期待。他见过大山大水，他的心已经被天地撑开了，他相信自己能走得更远、站得更高。

读到这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杜甫写《望岳》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登上泰山山顶。这首诗是从山脚仰望时的想象。那他为什么能写出“会当凌绝顶”这样气魄的句子？因为他相信自己能上去。这是青年人最大的资本——不是已经拥有什么，而是相信自己将来会拥有什么。

青年时期的杜甫，精力充沛，心态开放，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和旅行。他的朋友圈里已经有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但还没有遇到李白。在这个时候，杜甫的诗歌风格已经初步形成：以五言律诗为主，语言精炼，观察细致，有一种沉稳的力量感。但这种力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因为杜甫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他的诗有才华，有技巧，但还缺少那种从生命深处涌出来的厚重感。

困守长安：十年困顿与人生转折

如果杜甫的一生可以从某个时刻划分为两段，那么这个时刻应该发生在736年到746年之间，也就是他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四五岁之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杜甫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漫游山水变成了困守长安。

杜甫三十五岁那年秋天，也就是公元746年，他来到了唐朝的首都长安。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一百万，比同时期的欧洲任何城市都大十倍以上。城里有宏伟的宫殿、繁华的街市、来自各国的商人。杜甫来长安干什么？和当时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他想来首都寻找做官的机会，光宗耀祖。

唐朝的读书人想当官，主要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能获得官职。另一条路是靠人推荐——如果有名气很大的官员或学者欣赏你，向朝廷举荐你，你也可能获得官职。杜甫这两条路都走了，但都走得极其艰难。

先说科举考试。唐玄宗天宝六载，也就是公元747年，唐玄宗下了一道诏书，说要广招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来长安面试。杜甫兴冲冲地去应试，结果发现这竟然是一场骗局——宰相李林甫一个人都没让录取，然后在向皇帝报告的时候说“野无遗贤”，意思就是民间已经没有遗漏的人才了，所有的贤能都已经被朝廷任用了。这是李林甫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搞的政治把戏，但杜甫就这样被耽误了。这场考试对杜甫的打击非常大，他后来在诗里多次提到这件事。

科举走不通，杜甫只能走推荐这条路。他在长安四处奔走，把自己的诗文拿给达官贵人看，希望有人赏识他、推荐他。但这种做法在唐朝叫做“干谒”，说白了就是请人帮忙说好话。杜甫性格耿直，不善于也不愿意低声下气地求人，所以这条路走得同样艰难。

从746年到755年，杜甫在长安整整待了十年。这十年是他人生中最困顿的时期之一。他没有稳定收入，寄居在长安城南的下层客栈里，有时候甚至穷到吃不饱饭。他的好友李白写过一首诗送给杜甫，其中有“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之类的句子，那是他俩在山东分别后不久写的。杜甫回赠的诗里则有“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样既孤独又倔强的句子。你看，这就是杜甫：穷归穷，困归困，但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骨气。

长安的十年虽然困顿，却深刻地改变了杜甫的诗歌创作。原因是，在长安的那些年，杜甫开始把目光从山水转向了人。

杜甫在长安认识了一个叫郑虔的人。郑虔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诗书画三绝，但同样穷困潦倒，两人的处境相似，很快成了好朋友。杜甫还认识了一些长安城里的普通百姓：卖药的老人、种瓜的农民、租住茅屋的邻居。他开始写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写他们的辛苦和无奈。

最著名的一首诗是《兵车行》。这首诗写的是，唐朝政府频繁发动战争，强行征兵，导致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杜甫在诗里写道：

>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短短几句，一幅生离死别的画面就出来了。你能想象吗？那些被拉去当兵的人，腰间挂着弓箭，被迫离开家乡。送行的父母、妻子、孩子追着车跑，有的拉住衣服，有的跺脚大哭。那哭声大得能把云层都冲破。杜甫不仅写战争，他还写了一个士兵的独白：他们家的人已经死了一半了，但官府还在催着交税。士兵问：我去打仗是为了保护你们（皇帝），但谁来保护我的家人呢？这首诗的问法很直接，也很大胆。杜甫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替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发出了声音。

另一首重要的作品是《自京洛奉寄柳八对酒赠口号》。在这首诗里杜甫第一次使用了“诗史”这个概念，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概念阐述，但他用诗歌记录时事、反映社会现实的写作方式，已经非常明确了。他开始把诗歌当作记录历史的一种工具，这是杜甫和中国诗歌传统中大多数诗人最不一样的地方。

从纯艺术的角度看，杜甫在长安时期的诗歌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他的七言古诗写得更自由了，能够容纳更复杂的内容和更强烈的情感。《兵车行》《丽人行》这些作品，语言泼辣，节奏有力，和他早年那些宁静的山水诗形成了鲜明对比。杜甫的诗歌版图在扩大，他能写的题材越来越多了。

但这种扩大是有代价的。杜甫在长安的日子里，家庭负担越来越重。他的小儿子在贫寒中出生并夭折了，这件事对杜甫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诗里写过“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我作为父亲，最惭愧的事情就是让孩子因为吃不饱饭而死去。这种痛苦是真实的、深切的，不是诗人故意写得悲情，而是从骨血里流出来的哀伤。

长安十年，是杜甫人生的低谷，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正是在这十年里，杜甫从一个写山水诗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他的笔下不再只有风花雪月，而有了普通人的泪水和叹息。这种转变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因为他自己在苦难中走了一遍，所以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流亡与家国：安史之乱中的生死抉择

如果把杜甫的人生比作一条河流，那么安史之乱就是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之前，杜甫是一条在山间奔涌的溪流，虽然有曲折，但方向始终向上；在这道分水岭之后，杜甫变成了一条在平原上缓缓流淌的河，带着泥沙和伤痕，但水面更宽，承载的东西更重。

安史之乱发生在公元755年冬天。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十五万大军从北方南下，攻占了洛阳，又在第二年攻破了长安。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即位，这就是唐肃宗。盛世大唐一夜之间陷入了战火。

杜甫当时在哪里？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正在长安城南的家里。他听到洛阳沦陷的消息后，立刻带着家人向西逃难。他们从长安出发，一路翻山越岭，走了很久才到鄜州（今陕西延安富县），杜甫把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则只身前往灵武投奔唐肃宗，想为朝廷效力。

杜甫在去灵武的路上被安史叛军抓住了。叛军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以为他只是个普通书生，就把他押回了长安。杜甫在长安被关了一段时间，但他始终没有投降叛军，也没有接受任何伪职。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春望》：

>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国破山河在”——国家虽然破了，但山河还在。这句话里有悲痛，也有一种不屈的力量。长安城里的春天照常到来，花开了，草长了，但杜甫看着这些景色只觉得想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火已经持续了三个月，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比一万两黄金还要珍贵。杜甫那时候最担心的，就是鄜州羌村的家人。他还写了一首《羌村》三首，记述他后来好不容易脱身回去探亲时的情景。有一句写道“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邻居家的鸡正在打斗，客人来了。这句诗朴素得有点奇怪，但你仔细读，就能感受到那种劫后余生、回到家中看到日常光景时的复杂心情——既是安定，又有无处安放的感慨。

杜甫后来找到机会逃出了长安，投奔了在灵武的唐肃宗。唐肃宗看他千里迢迢来投奔，很感动，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是谏官，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虽然官品不高，但位置重要。杜甫很珍惜这个职位，尽职尽责地履行职责。但好景不长，杜甫因为在朝廷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触怒了唐肃宗，被贬出朝廷，贬到华州（今陕西渭南）做司功参军。

就在去华州的路上，杜甫看到了安史之乱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写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是：《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每一首都写一个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每一首都催人泪下。

《石壕吏》讲的是：杜甫夜宿石壕村，半夜有官吏来抓壮丁。村子里已经没有年轻男人了，老翁翻墙逃走，老妇出来应对。官吏凶巴巴地让老妇交人，老妇哭着说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在前线，两个已经战死了，家里只剩下吃奶的孙子和寡居的儿媳。官吏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老妇被带走，天一亮杜甫只看到老翁一个人送客。这首诗最令人心痛的地方在于它的克制——杜甫没有直接骂官吏，他只是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写出来。但正因为是原原本本写出来的，才更显得残酷。杜甫自己住在老翁家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但他无力阻止。这种无力的感觉，贯穿了杜甫后半生的写作。

《三别》同样沉重。《新婚别》写一个新婚的妻子送丈夫去打仗，她对丈夫说：你去吧，我等你想当一个新婚的妻子，但你走了我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无家别》写一个士兵打完仗回来，发现家已经没有了，村庄也荒废了。《垂老别》写一个老人被征去当兵，拄着拐杖和家人告别。

“三吏三别”的写作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在这几首诗里，他的写作技巧达到了圆融的境界：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最沉重的故事；他不评判，不议论，只呈现，但呈现本身就构成了最有力的评判。他把普通人的尊严和苦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写——这些被抓去当兵的人，有恐惧，有不甘，有对家人的牵挂，但他们还是在走。这不是麻木，这是中国普通百姓在乱世中表现出的韧性。杜甫看见了这种韧性，所以他写的不是单纯的控诉，而是一种更深沉的理解。

安史之乱从755年爆发，到763年基本平息。八年战乱，让唐朝的人口从鼎盛时期的几千万骤减，关中地区的人口锐减了一半以上。杜甫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他用诗歌记录了这一切。这些诗篇后来被人们称为“诗史”——意思是用诗写成的历史。杜甫不是用史学家的笔记录事件，而是用诗人的心感受事件，他把个人的悲欢和时代的命运绑在一起，让每一个读到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呼吸。

漂泊西南：在草堂里寻找安身之所

安史之乱基本平息之后，杜甫并没有迎来安稳的生活。763年到770年这最后的七八年，是杜甫人生中漂泊最频繁的时期。他从甘肃出发，经由成都，最终在湖南一带去世。

这要从759年说起。那一年杜甫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原因是他在政治上感到深深的失望，加上华州发生了大旱灾，民不聊生。杜甫带着家人离开了华州，开始了漫长的漂泊。他们先到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在秦州住了几个月，生活非常艰苦，又继续向南走，最后在年底到达了成都。

成都和长安、洛阳都不一样。这座城市位于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杜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草堂就是用茅草盖的简易房子，和我们现在住的钢筋水泥房子比起来当然简陋得很，但杜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宁的时光。

杜甫在成都草堂写了很多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春夜喜雨》：

>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这首诗写成都春天的雨。杜甫说，好雨是懂得时节的，春天一到它就来了。它跟着风在夜里悄悄落下，滋润万物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夜里小路和云都是黑的，只有江上的渔船上亮着一盏灯。第二天早上看去，锦官城（成都）里到处是湿润的花朵，红彤彤的一片。你看这首诗，情绪是温暖的、喜悦的。杜甫在下雨的夜里睡不着觉，他推开窗户，看到那幅画面，心里是开心的。一个经历了许多苦难的人，能在平凡的自然景象中找到快乐，这是非常珍贵的。

但成都的生活并不总是这么安稳。杜甫在成都的几年里，主要靠朋友严武的接济度日。严武是成都的地方长官，也是杜甫的老朋友，他多次给杜甫送米送钱，还推荐杜甫做过一阵子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也是后来人们称杜甫为“杜工部”的由来。但严武并不是一个始终稳定的朋友，他性格暴烈，有一次喝醉了酒差点拿刀杀了杜甫。杜甫对这段友谊的感情很复杂——他感激严武的资助，但又不喜欢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764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了最重要的靠山。765年，他离开成都，乘船沿江而下，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漂泊。他先后到过嘉州（四川乐山）、戎州（四川宜宾）、渝州（重庆）、忠州（重庆忠县）等地，每到一处都住不了太久。767年秋天，他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在这里住了将近两年。

在夔州期间，杜甫的创作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期。他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身体也每况愈下，但他的诗却越写越精炼、越写越深刻。这个时期他写的最有名的作品是《登高》：

>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两句被誉为唐诗中最壮阔的对句之一。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秋天到了，大风呼呼地吹，树叶一片一片地落下来，发出沙沙的声音。长江水浩浩荡荡，一浪接一浪地涌过来。在这两句诗里，宇宙的浩大和人生的短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杜甫站在江边的高台上，他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万里的土地上，他一直是漂泊的客人；人到晚年，一身的病，独自登上高台。他说自己“艰难苦恨”，眉毛都快愁白了。杜甫那时候才五十五岁，但因为饱经风霜，看起来已经很老了。

768年，杜甫离开夔州，继续向东漂泊。他经过岳阳、潭州（长沙）、衡州（衡阳）等地，最后在770年冬天病逝于湘江的一条小船上，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