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圣张仲景

第 1 章：医圣张仲景

东汉末年的历史背景：战乱、疫病与民生疾苦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们生病了怎么办？那时候没有医院，没有药房，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如果不小心染上了传染病，整个村子甚至整个城镇都可能遭殃。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150年左右，也就是东汉末年。那时候的中国，局势非常混乱。朝政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皇帝年纪小，大臣们争来斗去，老百姓苦不堪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方的游牧民族趁虚而入，战火从边境一路烧到中原。

董卓是一个大军阀，他带兵打进首都洛阳，烧杀抢掠，把好好的皇宫都烧了。后来曹操、刘备、孙权这些英雄人物崛起，他们你打我、我打你，整整打了几十年。这就是《三国演义》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战争带来的是大量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比战争更可怕的，是疫病。

疫病就是传染病。在那个年代，一场瘟疫可能让整个村庄变成无人村。人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发烧、呕吐、全身无力，更不知道怎么治疗。很多人上午还好好的，下午人就没了。

历史书上记载，东汉末年发生过好几次大瘟疫。其中一次发生在公元171年，那一年皇宫里都有人染病，连皇室的亲戚都死了。民间的情况更惨。公元208年，曹操和孙权在赤壁打仗，那场著名的战役背后，其实双方军队都在闹瘟疫。士兵们发着高烧还要打仗，想想都觉得难受。

为什么那时候疫病这么猖獗？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战乱。打仗要死人，死人没人管，尸体腐烂就产生细菌和病毒。士兵们挤在军营里，几万人住在一起，一个人病了，很快就能传给几十个人。难民们拖家带口逃难，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卫生的环境，身体抵抗力本来就差，疫病来了根本扛不住。

其次是医学不发达。那时候的医生虽然有《黄帝内经》这样的经典著作可以学习，但书上的知识往往比较抽象，而且很多医生把医术藏着掖着，不愿意教给别人。每个地方、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秘方”，互不交流。普通人得了病，要么找巫婆神汉跳大神，要么硬扛，要么乱吃药，能不能好全靠运气。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不懂防疫知识。现在我们都知道，病人要隔离，污水要处理，生病了要勤洗手。可是古代人不懂这些。一家人里有人病了，全家人都围在床边照顾，结果往往是一家人都病倒了。

就在这样的乱世里，一个改变中国医学史的人物出生了。他的名字叫张仲景，后人尊称他为“医圣”。我们现在生病吃的很多中药方子，比如治疗感冒发烧的麻黄汤、治疗咳嗽的止咳糖浆，很多都出自他的手笔。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正好赶上了东汉末年最黑暗的时期。他亲眼看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亲身经历了疫病夺走亲人生命的悲痛。这些经历，让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普通人太需要一位真正懂医术、能治病的医生了。

张仲景的家族故事：二百余口人死于伤寒的悲痛

在南阳郡涅阳县，有一个姓张的大家族。张仲景就出生在这个家族里。

南阳在现在的河南省西南部，那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张仲景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望，据说他的祖先是可以追溯到西汉名臣张良的。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帮着刘邦打下了天下，被封为留侯。张仲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里。

小时候的张仲景和普通孩子一样，爱玩爱闹，对读书没什么兴趣。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在院子里追蝴蝶、爬树掏鸟窝。他的父亲张寿是个读书人，一直希望儿子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功名，光宗耀祖。

可是张仲景对四书五经实在提不起精神。他更喜欢的事情是翻看家里的医书。那时候的读书人家里，往往会收藏几本医书，遇到小毛病自己抓点药。张仲景的父亲虽然不是医生，但家里有一些医术典籍。张仲景没事就翻这些书，虽然很多字看不懂，但那些奇形怪状的草药名字、那些讲人体结构的图画，让他着迷。

有一次，张仲景的母亲得了风寒，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感冒。那时候的感冒可不是小事，没有特效药，全靠身体硬扛。张母病了半个月，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父亲请了好几个医生来看，有的说是风寒，有的说是内热，开了不同的方子，吃了都不见好。

就在全家人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邻居家来了一位老郎中。这位老郎中看了张母的病情，又看了看之前医生开的方子，摇摇头说：“方子都对，但用量错了。”他重新写了方子，只改了几味药的剂量。张母吃了一剂，病情就明显好转，三天后就能下床了。

这件事对年幼的张仲景震动很大。他第一次意识到，同样是生病，同样是那些药材，不同的医生开出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医术的高低，真的能决定人的生死。

从那以后，张仲景开始认真读医书。他发现自己对医术的兴趣，远比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得多。

然而，真正改变张仲景一生的，是一场灭顶之灾。

张仲景长大后，家族已经是一个几百口人的大家庭。他的家族在涅阳县是有名的大族，逢年过节亲戚们都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可是东汉末年那场大瘟疫改变了一切。

瘟疫来的时候悄无声息。起初只是镇上的几户人家有人发热、咳嗽，大家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没当回事。可是没过几天，病倒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的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

张仲景的家族也没能躲过这场灾难。他的一个堂兄最先发病，高烧不退，几天后人就没了。紧接着是他的婶婶、他的侄子、他父亲的弟弟……一个月之内，家族里几十口人相继病倒，能救回来的没几个。

这场疫病持续了很长时间。根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的大瘟疫持续了十几年，张仲景的家族在这十几年里，陆陆续续有二百多人死于同一种病——伤寒。

伤寒是什么病？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传染病。它由伤寒杆菌引起，病人会持续高烧，体温可以达到四十度，还会有头痛、腹痛、腹泻、皮疹等症状。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得了伤寒就像现在得了癌症一样凶险，死亡率极高。

张仲景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去，却无能为力。他学过一点医术，可那点皮毛根本不够用。他看着医生们开的方子，有的根本不对症，有的治标不治本，有的当时见效了，过几天又复发。他恨自己医术不精，恨这个时代没有好的医术可以依靠。

在那段日子里，张仲景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他记得小时候，家族聚会时人多得坐不下，院子里全是欢声笑语。现在，那些热闹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活下来的人也一个个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整个家族笼罩在悲痛和恐惧之中。

更让张仲景难过的是，不只是他的家族，整个南阳郡都在遭殃。他出门办事，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荒芜的田地、破败的村庄、有气无力的行人。有的村庄整个都空了，活着的人要么逃走了，要么躺在床上等死。

“如果我是一名真正的好医生，”张仲景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治疗伤寒的办法，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这个誓言，改变了张仲景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医学的面貌。

拜师学艺：从名医张伯祖处继承的医学基础

发誓要学医的张仲景，开始四处打听哪里有好医生。那时候的医生不像现在有医学院可以上，也没有互联网可以查资料。要想学医，要么家里是世代行医的，要么得自己想办法拜师。

张仲景的父亲一开始不同意儿子学医。在古代，医生的地位并不高，虽然有“一为良相，二为良医”的说法，但实际上当官的还是比当医生的吃香。张寿觉得，儿子放着科举正途不走，去当一个“下九流”的医生，太没出息了。

但是张仲景很坚定。他对父亲说：“当再大的官，如果不能救百姓于水火，又有什么意义？现在疫病横行，每天都有人死去，难道看着他们死比救人更重要吗？”

父亲被儿子的话打动了。他托人打听，得知同郡有一位叫张伯祖的名医，医术非常高明，在方圆百里都很有名望。张仲景立刻收拾行装，准备去拜师。

张伯祖是南阳郡极负盛名的老中医，据说他的医术是祖传的，已经传了好几代。张仲景找到张伯祖的家，恭恭敬敬地递上拜师帖。

张伯祖看了看眼前这个年轻人，瘦瘦高高，眉宇间有一股倔强之气。他没有立刻答应收徒，而是问了张仲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学医？”

张仲景把家族遭遇瘟疫的事情讲了一遍，又把自己亲眼看到的悲惨景象描述了一番。他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因为得不到好的治疗而死去。如果有一种医术能让天下人都不被疫病夺去性命，我愿意一辈子钻研它。”

张伯祖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学医很苦，比你想象的还要苦。你要背很多书，要认很多药，要看很多病人，要走很多弯路。而且，学医的人要有一颗仁心，没有仁心，医术再高也是害人。”

张仲景坚定地说：“我记住了。”

就这样，张仲景成了张伯祖的徒弟。

张伯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他不像后来的学校那样，让学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他每天带着张仲景出诊，走村串户，给真正的病人看病。

张伯祖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会让张仲景在旁边仔细观察。他会问病人哪里不舒服，怎么不舒服，什么时候开始的，吃过什么等等。等病人说完，他会让张仲景先说出自己的判断：这个病人是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用量多少？

一开始，张仲景的回答经常出错。有时候他觉得病人是风寒，张伯祖说是风热；有时候他觉得应该用发汗的药，张伯祖说应该用泻下的药。张仲景每次出错，都会认真记录下来，回去反复思考为什么会错。

张伯祖对徒弟非常严格。他要求张仲景把《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这些经典著作全部背下来。《黄帝内经》是讲人体生理和疾病原理的，《难经》是解释经典难点的，《神农本草经》是记载药物功效的。这三本书是中医的奠基之作，不把它们吃透，后面的医术都是空中楼阁。

背书的日子很苦。《黄帝内经》有好几万字，全是古文，里面还有生僻字。张仲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诵，一直到深夜才休息。有时候背到打瞌睡，头磕在桌子上，猛然惊醒后继续背。

除了背书，张伯祖还教张仲景认药。认药可不是记住名字那么简单。每一味药，产地不同效果不同，采集时间不同药性不同，炮制方法不同功效不同。张伯祖带着张仲景上山采药，让他亲眼看看药材长在土里的样子，什么季节采收最好，怎么炮制才能最大程度保留药效。

有一次，张伯祖让张仲景去采黄连。黄连是一种清热解毒的药，生长在山里。张仲景按照师父教的，找到了黄连，仔细辨认了叶子的形状、根须的特点。采回来后，张伯祖让他尝了一片。

黄连苦得让人想吐。张仲景皱着眉头，强忍着才没吐出来。

“这就是黄连的味道，”张伯祖说，“苦寒清热。你记住这种苦味，以后给别人开药的时候，就知道苦寒的药不能乱用。用错了，再好的药也会变成毒药。”

这样的实践教学贯穿了张仲景学医的全过程。几年下来，他不仅熟读了经典著作，还跟着师父看了各种各样的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张伯祖看到徒弟的进步，非常欣慰。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自己。

“仲景的悟性很好，”张伯祖对家人说，“他学医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救天下苍生。这样的人，日后必成大器。”

张仲景在张伯祖门下学了多久，历史资料没有确切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尽得张伯祖真传，甚至在一些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后人评价张仲景的医术“仲景之术，精于伯祖”，意思是说张仲景的医术在张伯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学成之后，张仲景没有立刻自立门户。他知道，自己学的这些还不够。师父的本事虽然高，但毕竟只是一个地方的医生，见识有限。要想真正找到治疗伤寒的办法，还需要走更远的路，见更多的人。

于是，张仲景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游历天下，访师问道，收集民间验方。

游历民间：收集验方、了解百姓疾苦的历程

公元200年左右，张仲景告别师父张伯祖，踏上了游学之路。

他的行囊里装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干粮和水，以及一本厚厚的笔记。这本笔记是他学医时养成的习惯——把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他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而且经常翻看笔记，可以温故知新。

张仲景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荆州。

荆州在现在的湖北省中部，长江中游地区。那时候的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曹操、刘备、孙权都曾在这里交锋。但张仲景不是去看打仗的，他听说荆州有一位叫王神仙的民间医生，医术很高明，尤其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王神仙其实不是真的神仙，而是一位姓王的老中医。因为他医术精湛，看好了很多被别的医生判了“死刑”的病人，所以人们尊称他为“王神仙”。

张仲景找到王神仙的家，说明来意。王神仙一开始不愿意教，他说自己的医术是祖传的，不能外传。张仲景没有气馁，他在王神仙家门口站了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就那么等着。

王神仙被这个年轻人的诚意打动了。他说：“你要学医，我可以教你，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张仲景问。

“你学了我的医术，将来遇到穷苦病人，必须免费给他们看病，不能收钱。”

张仲景郑重地答应了。

王神仙教给张仲景很多独门绝技。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诊断脉象的特殊方法。脉象就是脉搏跳动的规律，中医通过摸病人的手腕来感受脉象，从而判断病情。王神仙的方法非常精妙，能够分辨出几十种不同的脉象，准确判断疾病的部位和性质。

张仲景把这些全部记在笔记里，回去后反复练习。练习的过程很辛苦，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把脉，感受自己的心跳节奏。然后给家人、邻居、路人把脉，日积月累，终于把各种脉象烂熟于心。

后来，张仲景还创立了“寸口诊脉法”，就是我们现在中医看病时通用的把脉方法——只摸手腕处的寸口动脉，就能判断全身的疾病。这个方法简单方便，大大提高了诊断效率。

离开荆州后，张仲景继续向北走。他一边走，一边给人看病，一边收集民间验方。

那时候的中国农村，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祖传秘方”，代代相传，只在家族内部使用。有些人靠着一个秘方，能治好某种特定的病，但外人不知道。

张仲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找当地的老人聊天，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一开始，很多人不愿意说，觉得这是家族的宝贝，不能让外人知道。张仲景就用自己的医术做交换——你告诉我一个秘方，我教你一个治病的办法。或者是帮别人看病，看好了不要钱，以此换取信任。

在汝南郡的时候，张仲景听说有一位老太太，有一个治疗小儿腹泻的方子，非常灵验。小儿腹泻在古代是很危险的病，小孩子拉肚子拉几天，人就没了。可是这位老太太的方子，只要吃两剂就能止泻。

张仲景找到老太太，说明来意。老太太一开始不肯说，张仲景就在她家附近住了下来，每天帮忙劈柴挑水，打扫院子。他的诚意最终打动了老太太，老太太把方子告诉了他。

方子很简单，只有三味药：马齿苋、车前草、藿香。马齿苋是一种野菜，清热利湿；车前草利尿通淋；藿香化湿止呕。三味药合在一起，正好治疗小儿湿热腹泻。

张仲景把这个方子记在笔记里，回去后仔细研究。他发现，这个方子的配伍很有讲究，用量多少、煎煮时间长短、饭前还是饭后服用，都有讲究。他后来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制了新的方剂，效果更好。

就这样，张仲景走遍了当时的很多地方：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他每到一处，都认真记录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当地医生的治疗方法。

他还特别关注疫病。

那时候的疫病，很多医生不知道怎么治。有些人认为是“邪气”入侵，有些人认为是“鬼怪”作祟，有些人则乱投药石，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张仲景通过观察和思考，发现疫病虽然来势凶猛，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注意到，疫病初期往往表现为发热、恶寒、头痛、身痛，这和伤风感冒很相似。但如果不及时治疗，几天后病情就会加重，出现高热不退、胸闷、腹胀、便秘或腹泻等症状。更严重的，会神志昏迷、手脚抽搐，甚至死亡。

张仲景把这些观察详细记录下来，研究疾病发展变化的规律。他发现，疫病虽然症状复杂，但可以根据病人的表现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个类型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这个发现，后来成为《伤寒论》的核心思想。

张仲景的游学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年了。在这十几年里，他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民间验方，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走遍大江南北，看到了太多普通百姓的生活。战乱、饥荒、疾病，每时每刻都在夺走人的生命。有的人因为没钱看病，只能等死；有的人被庸医误治，小病拖成大病；有的人相信巫术，跳大神、喝符水，花光了积蓄却治不好病。

这些景象刺痛着张仲景的心。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写一本书，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全部记录下来，让天下的医生都能学到正确的治疗方法，让天下的百姓都能有病可医。

游学结束后，张仲景回到家乡，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著书立说。

《伤寒论》的诞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著书理念

张仲景决定写书。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把十几年来的笔记、医案、验方全部整理出来。光是笔记就有几十本，记录了几千个病例、几千首方剂。这些资料是他十几年的心血，也是他写书的基础。

写什么书呢？张仲景思考了很久。

他发现，当时流行的医学著作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太抽象、太笼统。《黄帝内经》讲的是人体生理、病理的一般规律，内容很丰富，但缺少具体的操作指南。《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几百种药物的功效，但没说怎么配伍。《难经》解释了一些难点，但远远不够临床使用。

医生们学这些经典，学完之后还是不会看病。因为书上没有告诉他们：病人来了，具体是什么症状？应该开什么方？方子里的药各用多少？病人吃药后如果没好转怎么办？

张仲景决定写一本不一样的书。

这本书要以“伤寒”为核心，讲述外感热病的诊治方法。所谓外感热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传染病、流感、肺炎等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疾病。这个选择不是偶然的——伤寒夺走了他二百多位亲人的生命，他太想攻克这个病了。

这本书要讲具体的症状，让医生一看就能判断病人是什么情况。

这本书要给出具体的方子，每个方子有多少味药、每味药用多少克、怎么煎煮、怎么服用，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这本书还要告诉医生，病人吃药后可能出现什么变化，如果是好转了该怎么办，如果是恶化了该怎么办。

张仲景把这个理念总结成八个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勤求古训”，就是要认真学习和继承前人的医学理论。《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这些经典著作，是中医的根基，必须把它们学透。

“博采众方”，就是要广泛收集民间的好方子。民间医生虽然理论水平不高，但他们世代相传的经验，往往非常实用。把这些验方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提高，就能让更多人受益。

带着这个理念，张仲景开始了艰苦的写作。

他首先整理了自己收集的几千首方剂，从中筛选出最有效、最安全的，编成方剂学的基础。

然后，他把方剂和疾病对应起来，研究每种疾病应该用什么方剂来治疗。他发现，疾病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阶段要用不同的方剂。比如感冒初期，可能只需要发发汗就能好；如果拖久了，病情加重，就要用更厉害的药；如果再拖下去，可能要泻下、要清热、要补虚。所以，看病不能死板，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灵活应对。

接着，他研究了一套诊断方法，通过望、闻、问、切四种手段，全面收集病人的信息。望就是看，看病人的脸色、舌苔、精神状态；闻就是听和嗅，听病人的声音，闻病人的气味；问就是询问，问病人的症状、病史、饮食起居；切就是把脉，感受病人脉搏的跳动。这四种方法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能对病情做出准确判断。

最后，他把自己的理论、方法和方剂整理成书，取名为《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伤寒”，讲外感热病的诊治；第二部分是“杂病”，讲内伤科疾病（比如心脏病、肝病、胃病等）和其他杂病的诊治。后来，这本书被分成两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一直流传到现在。

张仲景写《伤寒论》，前后花了很长时间。据后人推测，他可能从公元210年左右开始写，到公元219年左右才完成。那时候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了，精力和体力都不如从前。但为了这本书，他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

写书的过程很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