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乞科夫

第 1 章 乞乞科夫：体面人的登场

任何一个初读《死魂灵》的人，期待的都是大事。一个骗子，一桩前所未闻的交易，一场席卷俄罗斯的旅行，题目里既有死亡又有灵魂，气象理应惊人。可果戈理给的开场，却是两个庄稼汉蹲在小旅馆门口，研究一辆马车的轮子能不能撑到莫斯科。一个说不行，这轮子撑不到莫斯科，一个说能撑到，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服谁，却都争论得相当满意，然后各自走散，泥地里只剩下那辆车继续往城里滚。俄国文学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就这样从一段毫无结论的闲话里驶了出来。这个开场奠定了全书的调子：伟大的事情永远藏在无聊的细节里，惊心动魄的骗局穿着体面客人的礼服，而在果戈理的世界里，魔鬼从来是坐弹簧马车来的。

一辆马车驶进N城

先看那辆车。一辆不算新也不算太旧的轻便马车，车身上溅满泥浆，套着三匹并不出色的马，赶车的是一个对主人颇多腹诽的车夫。俄语管这种车叫布里卡，鲁迅译作篷车，满涛和郑海凌多直接写作马车，这个小小的分歧无关宏旨，要紧的是这辆车在全书里的地位：它是主人公唯一的家、唯一的表情、唯一的行李寄存处。车进城门的时候，两个农夫停下来发议论。他们议论的不是车上的人，而是车轮，一个说这轮子是莫斯科造的，撑不到莫斯科就得散架，另一个觉得能撑到。鲁迅的译本把这场对话写得极有味道，两个乡下人为了一个轮子的命运操了半天心，仿佛那轮子是他们的熟人。这一段向来被当作闲笔，我却以为它是全书的第一块基石。整部《死魂灵》讲的就是一件事：人们如何把活人看成货物，把货物看成轮子一样可以掂量成色的东西。小说的第一句台词给了车轮，等于提前告诉读者，在这个世界里，物比人更值得谈论。

然后是那座城。果戈理连名字都不给它，只叫N城。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刻意的普遍性：任何一座省城都可以填进这个字母里。城里有该有的一切，衙门、教堂、店铺、监狱，还有照例涂着黄漆的木头房子和照例泥泞的街道。果戈理写它的笔调极尽敷衍，仿佛在念一张清单，可正是这张清单式的城市，后来成了俄国文学里官场的通用布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省城，谢德林的省城，契诃夫的省城，都是从这座没有名字的城里分出去的枝。

旅馆那一场也值得细看。油腻得发亮的长沙发，靠背上凝着一层茶炊喷出的水汽，墙上挂着涂色的版画，堂倌端上来的茶炊不到一刻钟就把整个房间熏得暖烘烘的。果戈理写这些陈设，笔触慢悠悠的，像店家在报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前，主人公做的第一件事显得再平常不过，向堂倌打听本城的情形。省长是谁，为人怎么样，副省长如何，法院院长、检察长都是些什么人，乡下有哪些地主，各家有多少农奴。问得零碎，口气闲散，像一切无聊旅客消磨时光的办法。可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场问答的实质是侦察。他问出的每一条，后来都成了他的资本：谁好说话，谁难缠，谁家的册子上死人多。果戈理在这里做了一件极高明的事：他先让我们看见方法，把动机藏起来。整个第一部的前十章，读者都在猜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而他把一切都办得妥妥帖帖。

叙述者的腔调也在这里定下来。他谈起这座小城，用的是荷马谈战场的严肃，谈起一顿便饭、一位堂倌，用的是编年史家的郑重。小事用大笔写，大笔因此显得滑稽，滑稽里又渗出寒意。这是果戈理从《狄康卡近乡夜话》一路发展、在《钦差大臣》里磨快、到《死魂灵》第一章已经炉火纯青的独门功夫。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把他这种一本正经的不正经学了两手，卡夫卡写城堡里的公文，卡内蒂写瞎子王国，根子都能追到这里。

既不漂亮也不难看的脸

小说对主人公的介绍，是俄国文学里最著名的一次自我抵消。鲁迅译笔的大意是：坐在马车里的这位老爷，不算漂亮，也不算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他老，可也不能说他年轻。满涛和郑海凌的译本在字句上各有出入，意思完全一致：这是一张被刻意抹平的脸。古典小说介绍主人公，总要给一点抓得住的东西，奥涅金是个厌倦的漂亮青年，皮却林有一双不让人睡觉的眼睛，连恶魔般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也有唇上的一撮毛。果戈理偏偏什么都不给。他甚至补了一句伤人的话：这个人的面相，既不显得威严，也说不上谦卑，第一眼引不起任何注意。于是读者读完第一章，记住了那辆马车、那只带暗格的红木匣子、两个仆人的长相，唯独记不住主角的脸。

这不是疏懒，是刀法。乞乞科夫的全部事业，恰恰建立在让人记不住上。他到了一座城，人人觉得他可亲，人人对他有好印象，可谁也说不清他是谁，从哪里来，靠什么生活。果戈理写他的随身物件比写他的脸用心得多，那只匣子分格分层，票据、香皂、墨水瓶、印章各有其位，合上盖像一座小小的秩序堡垒。纳博科夫在《尼古拉·果戈理》里挖苦过这笔账：作者对一个匣子的爱，超过对书中任何一副面孔的爱。这挖苦其实是指认了要害。乞乞科夫的灵魂就装在匣子里，或者说，他的灵魂就是匣子，格子分明的、可计算的、上了锁的。人到了把自己的内部装修成家具的地步，离买空卖空就不远了。

他的身份倒交代得清楚，六等文官。这是彼得大帝官秩表上的一级，属于中层官僚的顶点，再上去就跨入将军的门槛。这个品级在小说里被反复提及，因为它是乞乞科夫半生钻营的战利品，也是他见人先递上的名片。他在省城之所以处处受尊敬，一半靠谈吐，一半靠这个头衔。乡下的地主们虽然各有各的傲慢，见了六等文官也要客气三分。果戈理的俄国是一个看官阶下菜的世界，小说后面写省长舞会上的座次、写公署里的小官对大官的脊背、写官太太们如何计算肩章上的星星，全是从第一章这颗种子上长出来的树。

还应该注意到果戈理对这个人外貌仅有的几次正面描写，都集中在衣着和洁净上。他永远浆洗得干干净净，腮帮子刮得发青，纽扣一颗不缺。在满纸油腻、尘土、鼻烟和旧外套的《死魂灵》里，乞乞科夫的洁净本身就是一件讽刺品。玛尼洛夫的客厅积灰，科罗博奇卡的家畜满院，普柳什金全身都是破布，只有这个骗子亮得像一枚新铸的铜板。洁净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恰恰因为它是擦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把这本书里其他的身体摆在一起，更可以看出这张脸的反常。果戈理给每一个地主都配了一副夸张到神话程度的躯体：索巴凯维奇是一头穿着礼服的熊，诺兹德廖夫浑身是野狗般的精力，普柳什金瘦成了一件旧袍子撑起来的架子。史诗写英雄，先写盔甲和枪矛；果戈理写俄国，先写腰围和下颚。可轮到主人公，家什全收走了。这种写法上的苛待，正是人物的本质：别人都是肉身，他是一套程序。程序没有体味，没有鼾声，没有腰围，程序只有输出。

一场社交的全面胜利

接下来的一圈拜访，是行骗者的技艺展示。省长、副省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警察局长，一个不落。到了每一家，他都能把主人的心说暖。爱好马的，他谈马，还能随口评论几匹名驹的腿骨；养狗的，他赞美狗，说得主人直捋那畜生的耳朵；几位官太太面前，他殷勤得恰到好处，恭维话说得像是临时想起了真心话。他拜访完所有官员还不够，又去回拜，去赴宴，去打惠斯特牌，出牌出得规规矩矩，赢不骄输不恼。短短几天，全城认定这是一位最可敬、最可爱的客人，谈起他来个个眉飞色舞。果戈理写这段社交时带着一种冷冷的兴致：乞乞科夫的每一句应酬话都是空的，可这些空话在人际的空气里竟然全部流通，比真话还好用。

他成功的秘诀说来简单，他让每个人相信，自己尊敬的正是对方这个人。省城社交是一场互相映照的镜子阵，人人等着从别人眼里看见自己的重要，乞乞科夫就专门供应这种映照。他不需要撒什么大谎，只需要把每个人都当作天下第一等人物来殷勤。这是最省钱的本钱，也是最狠的剥削。全城向他敞开家门的同时，也向他敞开了各自的底细：谁家有多少农奴，谁家最近手头紧，哪位地主好说话，哪位难缠，哪位太太的话在家里算数。读者若把这些打听的线索排一排，会发现后来整个收购死魂灵的行程，早在第一章就画好了路线图。

值得玩味的是果戈理对这场胜利的态度。他不愤慨，也不揭露，他只是记录。记录到细处，甚至有几分欣赏：这份滴水不漏的周全，难道不是一种才能么。这就牵出《死魂灵》一个长久的道德难题，作者对他的主人公到底恨不恨。我读来是恨不起来，也爱不起来，只觉得冷。果戈理把一个人的整个社交人格拆开给你看，零件齐全，工艺精良，唯独中间是空的。后来他在第二部里想让乞乞科夫悔改，写来写去写不动，恐怕也因为第一章把这个人物造得太圆满了，空心球的壳是没有门的。

这场社交还有一个结构上的用处，它是后面五章的模板。第二到第六章，每一章都是一次到达：进庄园，受招待，吃饭，闲谈，然后谈生意。第一章的城里拜访，把这个仪式先在官场里演了一遍，让读者熟悉流程，也让流程的荒诞提前显形。因为你会发现，官老爷们款待乞乞科夫的殷勤，和地主们款待他的殷勤，用的竟是同一套辞令；省城的太太们打听的琐屑，和乡下老太太打听的琐屑，也是同一种胃口。官与绅、城与乡，在果戈理笔下不是两个世界，是一张网上的两截。这是《死魂灵》社会学的总纲。

警察局长家里的那顿饭，是这一章的收束，也是全城的一个缩影。这位局长被写得一团和气，在街上走路都能同时跟两边店铺的人打招呼，拍拍这个的肩膀，摸摸那个的下巴，商人们叫他城市的父亲。果戈理没有把他写成恶棍，他真心觉得满城的人都爱他，而这座城也确实在他的饭桌上其乐融融，鲟鱼汤冒着热气，酒过三巡人人说些体己话。只是这团和气底下，是多少被敲诈的商户和被压下的案子，作者一个字不说，让暖光自己发出腐味。日后写省长的舞会、写官员们面对总督驾到时的魂飞魄散，都是从这顿饭的味道里续下去的。

胖子与瘦子

第一章里最著名的插笔，是关于胖子与瘦子的那段议论。作者忽然放下主人公，谈起官场上的两条路线。他先说上帝造胖子时用的料是好料，血气充足，办起事来有分量；瘦子们则多是些轻骨头，爱跟人套近乎，装出一副坦白相。接着是一番社会学的观察：胖子们轻易不挪窝，一旦占住一个位置，就稳稳当当地坐牢，慢慢把家业捞厚；瘦子们飞来飞去，今天检举上司，明天宣传什么主义，声势不小，最后多在什么穷衙门里当个小录事，或者被裁了差事，了此一生。胖子们到了晚年多半挂上星星，住进石造大宅；瘦子们的下场，是娶个带肺痨的老婆，学一手拉破提琴。这段话表面是笑谈，底下是一份冷静到近乎残酷的阶层报表。

这段插笔更狠的地方在于它的普遍性。它说的不只是官场。玛尼洛夫式的空想、科罗博奇卡式的守财、索巴凯维奇式的硬啃，全是瘦子路线的变种，折腾一辈子，捞不着实际的分量；而真正的胖子们，比如省城里那些面团团的要人，什么也不干，什么也少不了他们的。果戈理把俄国社会看成一个新陈代谢极慢的脂肪组织，会保养的细胞留下来，躁动的细胞被排出。他开出的这张体检单，后来整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都在照着抄写。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插笔的位置。它出现在小说的第一章，出现在任何一个地主登场之前。这等于提前摊开了全书的格局：《死魂灵》的靶子不只是乡下的五个地主，整个官场、整座省城、乃至俄国社会的全部上层，都在这个没有主角的镜头里扫过了一遍。后面第八章写舞会、第九第十章写谣言的瘟疫、检察长无声无息地死去，都是第一章这条伏线的水到渠成。

这种随时岔开的叙述，后来成了《死魂灵》文体上的招牌。作者像一位管不住自己的说书人，讲到一半就去议论胖子瘦子、议论俄国的道路、议论幸福得冒傻气的青年时代。有人嫌它枝蔓，普希金当年就说过果戈理该收着点，我却觉得这正是果戈理的长诗本意：情节只是挂钉，钉子上挂的是整个俄国。插笔不是离开小说，插笔就是小说本身。没有这些东拉西扯，《死魂灵》只是一部骗子历险记；有了它们，它才成了俄国给自己照的一面镜子。

别林斯基对这类插笔评价极高。他在书评里说，《死魂灵》的好处正在于作者处处在场，时时议论，把一部小说写成了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这话拿到今天看依然准确。胖子与瘦子这一段，后来被俄国读者当作官场认人指南，流传之广超过了小说本身；多少人第一次读《死魂灵》，笑出声的就是这里。可笑声过后该想一想，果戈理写胖子们的胜利，笔调里有没有嫉妒，他一生穷困，最恨的就是那些稳稳当当作官的人，可他又比谁都清楚，自己身上也有一块不肯动的惰性，跟胖子们共享着同一种俄罗斯的脂肪。笑别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放过自己。

谢利凡与彼得鲁什卡

第一章末尾，作者终于把笔递给两个下等人。车夫谢利凡和跟班彼得鲁什卡，是这部书里最先有血肉的小人物。彼得鲁什卡生着狮子鼻和厚嘴唇，穿一件肥大的旧外套，那外套大得看不出是男是女的衣裳。他最大的嗜好是读书。他读起来不挑，化学书、荒唐的骑士小说、祷告文、旧历书、邻人的信，一律读得津津有味。果戈理点破说，吸引他的不是书里的意思，而是字母连成句子的那桩奇观，是阅读这个动作本身，仿佛酒鬼喝酒，不为酒味，为的是醉。他还有一样随身的东西，一股说不清的住惯了的人家的气味，走到哪里都散不出去，连旅馆的房间都会立刻带上他的印记。这个细节的残忍在于，气味比人更忠诚，人还可以装体面，气味不会。

谢利凡的戏在后面。这位车夫赶着三匹马，心里对主人的斤两一清二楚，路上还要跟马讲道理。第三章的深夜，他会就诚实问题对辕马发表一篇长长的训话，指责它偷懒、撒谎、白吃燕麦，表扬另一匹马的忠心耿耿，末了还要感慨世风日下。一个酒足饭饱的车夫对着牲口谈道德，这画面荒唐极了，可细想又庄严极了：全书的贵族老爷们没有一个正经讲过道德，倒是车夫对马讲得头头是道。果戈理把体面人心里那点货色掏空之后，把天真和热诚统统赏给了下等人，这笔账算得刻薄，也算得慈悲。

形式派的学者后来专门研究过这些段落。艾亨鲍姆那篇著名的《〈外套〉是怎么做成的》，分析了果戈理如何借下层人嘴里的口语腔调组织叙事，说话人的手势和语癖比情节更重要。《死魂灵》里的谢利凡和彼得鲁什卡承接着同一门手艺：小说最生动的语言不在主人公嘴里，在仆人、车夫、酒店老板娘、乡下姑娘的嘴里。乞乞科夫说话永远得体而无味，像公文；下人们一开口，俗语、谚语、口头禅滚滚而来，活气全在他们那边。一个作家对自己笔下正反人物的语感分配到这个地步，等于用语言学完成了道德审判。

这两个仆人在结构上的用处，是替他们缺乏内心的主人积攒人间烟火。乞乞科夫没有独白，没有回忆，没有一丝心理描写，通读第一部，你不知道他怕什么、爱什么、梦见什么。果戈理不能往这个空心人肚子里塞东西，就把质地全敷在仆人、马车、匣子、驿站的茶炊和路旁的酒店上。于是出现一个奇特的对照：主子越写越空，仆人和物件越写越实。纳博科夫说乞乞科夫是一具会走路的行李，话刻薄，却看准了果戈理的章法。后来俄国小说家写仆人个个传神，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仆人到契诃夫的瓦纽什卡，源头都在谢利凡和彼得鲁什卡这两笔上。

六等文官的来路

读者要到第一部最后一章，才知道这位体面客人从哪里来。果戈理把主人公的传记压到卷尾，是全书最大胆的结构决定之一。一般的小说家用传记开头，好让读者心里有底；果戈理偏要让读者悬空十章，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走遍半个省，最后才补上他的前世。这个安排本身就藏着判断：在果戈理的俄国，来历是最不可信的东西，人人都在冒充比自身更好的东西，不如先看行状，再查档案。

那档案其实是一部微型成长小说。小乞乞科夫被干瘦的、戴眼镜的父亲送进城里的学校，临别的全部遗训是：不要交朋友，朋友不会给你差事，差事在上司手里；不要喝酒，不要乱花一个铜板；最要紧的是攒住每一个铜板，钱这东西比爹妈还可靠，爹妈会死，钱不会。孩子把这句话当了《圣经》。他在学校里资质平平，却极会讨老师欢心，因为他早早发现，老师们考核的不是品行而是整洁和听话，于是他永远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得了个品行端正的名声。他做纸手工卖给同学，把一只雀子训练得转圈敬礼，套了钱再卖掉。毕业时，父亲已经死了，他揣着一句遗训和一个包袱进了衙门。

此后的人生是一部爬梯子的编年史，每一级都踩得又准又稳。他先是讨好一个眼看要升迁的老科长，装出勤勉得不像话的样子，人家病了他都不去探望，因为看病号要花钱；等科长真的升了，转脸就不再登门。他向上司的丑女儿献过殷勤，管人家叫未婚妻，陪着散步送花，婚事的风声一起，升调的公文跟着就到，人也就再不去了，连太太们后来提起来都要骂他一场。海关的差事上他一度以不受贿闻名，那是他嗅到了更大的生意，很快与走私集团搭上伙，数目可观地发了起来，又被同伙的内讧掀翻在地，调查一来，房子、餐具、新置的家当一夜清空，人躲了好些天才敢露面。四十岁上下，他两手空空地站在客店的窗前，看着别人家冒烟的烟囱，盘算还有什么可倒腾的东西。

别林斯基后来给了这类人一个准确的称呼，占有者。不是恶棍，不是怪物，只是占有者，一个把全部才能用于获取的人。果戈理写这份传记时几乎没有愤怒，只用了一种冰冷的怜悯，他让你看见一个孩子如何被一句临别赠言定型，一个年轻人如何一步步把心拆掉换成账本。等到第十一章读完再回头看第一章那张不好不坏的脸，那张脸忽然有了来历：它是被一枚一枚铜板磨平的。鲁迅当年译到这里，在给友人的信里感慨果戈理写乞乞科夫的手腕，说这种人物中国也到处都是，可见骗子是不分国界的，分国界的只是骗子的官阶。

传记里还有一处常被忽略的关节。海关垮台之后，乞乞科夫做过一阵子代人打官司的掮客，替人在衙门里跑手续。正是在替人办理农奴抵押的日子里，他把官府点算魂灵的全部流程看了个透：册子怎么开，印怎么盖，一个名字折多少卢布。有一天他忽然开了窍。果戈理写这一闪念的措辞近乎神启，仿佛魔鬼附耳说了一句话。这个安排意味深长：骗术不是天才的发明，是制度的私生子，先有一套把人算成数字的官样文章，后有一个把官样文章做成生意的人。木受绳则直，金从砺则利，乞乞科夫从国家的磨刀石上磨了出来。

一个还没有说出口的计划

现在可以说那个计划了，虽然小说自己要等到第十一章才肯把它说透。俄国的农奴按男性人口登记造册，国家凭册子征收人头税，两次清查之间往往相隔十年上下，人死了，册子上还在，赋税也照缴，直到下一次清查才注销。纸面上的这些亡者，就是所谓的死魂灵。他们上不了天堂也进不了坟墓，被吊在官府的账目里，替活着的旧主人纳税。乞乞科夫的算盘是：把他们从各地主名下买过来，过户立契，仿佛自己拥有一大批农奴，然后拿这份名单到监护委员会去抵押。委员会放款按人头计算，一个魂灵可以押出将近二百卢布，他买进时或分文不花，或两个半卢布一个，转手便是白花花的现金，再用这笔钱置办田产，正经做地主。这套账目的可怕在于，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环节违法。他钻的是制度的空子，用的全是国家自己发明的表格、印信和手续。

第一次读这部小说的人，多半会在乞乞科夫向玛尼洛夫开口时大吃一惊。前一章还是甜津津的客套，忽然提出要买死掉的农奴，任谁都要愣一愣，连书里的玛尼洛夫都把烟斗掉在了地板上。这正是果戈理设计的效果。他把动机藏了整整十章，让读者跟着主人公在俄国大地上转，看遍各色地主庄园，始终猜不透这辆马车在忙什么。悬念不靠凶杀和秘密文件，只靠一个人殷勤的微笑，这种本事前无古人。等到谜底揭开，前面的每一站都变了颜色：在玛尼洛夫家问起农奴的数目，原是在点货；在酒馆里跟诺兹德廖夫搭讪，原是在探行情；回过头去再读，满纸都是账。

题目里的双关也在这里坐实。俄语的魂灵一词，既指灵魂，又是农奴的计数单位，买卖文书上写的正是若干魂灵，跟若干牲口一个语法。汉语没有这个巧合，鲁迅在译者附记里特意说明过，死魂灵四个字里，死的是人名册上的农奴，不是彼岸的灵魂。可正是这个没有灵魂的魂灵，让整部小说有了神学的高度：这些农奴活着是货，死了还是货，从头到尾没被当作灵魂对待过。谁才是真正的死魂灵，买卖双方还是被买卖的人，果戈理把这个问题埋在书名里，让每一代读者自己去挖。

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乞乞科夫收买的是死人，出卖的却是自己那点残余的活气。他每办成一桩手续，就向那具红木匣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