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琉球人的江户手记

第一章：一个琉球人的江户手记

1.1 1844年春天的那霸港

那霸港的晨雾还没散尽，三艘船已经吃水很重。

1844年三月（按阴历换算），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派出的是谢恩使团，目的地是江户城。这个使团规模不小，包括正使、副使、译官、随员，加上水手、杂役、舵工，前后两百多号人挤在三艘海船里。船头挂的旗号既不是日出之国的日丸，也不是清廷的五爪龙，而是琉球特有的"日丸月丸"日月旗——这面旗帜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漫长的外交史。

使团里有一个人，当时四十几岁，个子不高，脸上有常年在海边生活留下的那种深褐色。他叫喜舍场朝贤，琉球中山久米村人，汉字写得很漂亮，对朱子学下过功夫，在那霸的汉文学校待过多年。这一次，他被任命为使团的"御物奉行"——管行李、管账目、管那一路上数不清的礼单和回礼的副手工作。听起来像是个打杂的差事，其实不然。这份差事让他得以接触使团经过的每一个环节：港口的接待、江户城里的觐见、下榻的驿馆、沿途的物价、寺庙神社的格局、街头巷尾的人情。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记录的就是这一路上他看到的一切。

这本书后来被叫做《琉球见闻录》。

把视角拉远一点，1844年是个有趣的年份。中国这边，道光皇帝刚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里输给了英国人，《南京条约》刚签下来一年；江户那边，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还没上台，老中水野忠邦正在搞"天保改革"，到处收税、整风、限制玩乐。东亚秩序正在松动，但生活在琉球的人对这一切的感知，要比中国和日本的读书人慢半拍——他们既不在清朝的神经末梢上，也不在江户的行政网络里，他们的位置，是被两个中心拉拽的边缘。

喜舍场朝贤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两百年后会有人重读它。他写给同行看，写给回到那霸后翻阅的官员看，写给那些没机会出岛的年轻人看。他写得很细，细到江户某条街上卖的油豆腐是什么味道、驿站的马粪怎么处理、下田港的海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种细，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汇报"——琉球是个夹缝中的小国，必须把外面看得清清楚楚才能活下去。

问题是，这样一本为汇报而写的笔记，对今天的读者有什么用？

1.2 一本被遗忘的书，为什么现在重读

《琉球见闻录》在日本的汉学圈里是个尴尬的存在。

说它是经典，它排不上。日本汉学的经典名单上有《出云国风土记》、《枕草子》、《方丈记》、《海道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物语》、还有幕末维新那一大堆政论和见闻录。一个琉球人的出差报告，不会出现在这种名单里。

说它是正史，它也不是。琉球国自己的正史叫《中山世鉴》、《中山世谱》，是按中国正史体例写的国史。《琉球见闻录》不是国史，它只是使团里一个随员的私人记录。

它的尴尬在于：太正式了不像私记，太私人了又不像档案。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琉球见闻录》的藏本大多归在"准史料"或者"旅行记"那一类，架子上和它挨着的是各地温泉志、海道指南、各藩的年中行事。

但是过去三十年，事情起了一点变化。

变化是从冲绳开始的。1972年冲绳"返还"日本之后，冲绳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慢慢成形。研究者在整理琉球王国留下的汉文文献时，发现《琉球见闻录》是少数几份完整的、有明确作者、有明确写作年份、有明确地理范围的江户见闻。在那之前，琉球派往中国的使团留下的记录比派往江户的多得多，而且大多散佚或者只存节录。喜舍场朝贤这本书恰好补上了这个空缺。

更重要的变化是 1990 年代以后，"他者视角"这个词开始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什么叫他者视角？简单说，就是从"不是这里的人"的眼睛去看一个地方。琉球人对江户的看法、中国人对欧洲的看法、欧洲人对日本的看法，都属于这一类。当代的历史学越来越承认：本地人写本地史，往往会忽略那些对"外来者"最显眼的东西；而外来者因为要解释、要记录、要带回去汇报，反而把那些本地人习以为常的细节写得很清楚。

喜舍场朝贤不是江户人。他看见的江户，正是江户本地人不会写出来的那个江户。

这本书在日本汉学界的待遇转变，并不是因为它突然变得"重要"了，而是因为提问的方式变了。当我们问"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城市"，我们有一百本书可以读；但当我们问"1844年，一个来自小型岛国的官员第一次看到江户，他看见了什么"，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书，整个东亚没几本。

这就是《琉球见闻录》重新被捡起来的理由：不是因为它记录了什么大事件，而是因为它站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而那个位置别人站不了。

1.3 喜舍场朝贤其人

写这本书之前，喜舍场朝贤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还要多。

他生于1780年代（具体年份有几种说法，按《琉球见闻录》自述和他现存的其他文章推算，他赴江户时约四十余岁）。久米村是琉球王国里一个特殊的村落，这个村的人几乎都是来自福建、浙江沿海的移民后裔，世代以翻译和文书为业。换句话说，琉球王国之所以能在明清两朝和江户日本之间游走，靠的就是久米村这些人。他们懂汉语，会写汉文，又熟悉琉球的语言和习俗；他们既是外交官，也是文化摆渡人。

喜舍场朝贤走的是久米村典型的路：少年时在当地的汉学机构读书，成年后进入王宫或王府的文书系统工作，做译官，做记录，做使团的随员。在琉球王国，这种人不算显赫，但是不可替代。王国太小，没有那么多"大人物"，一个能写能算又肯跑腿的中层官员，是国家机器里最耐磨的齿轮。

1844年的使团之行，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次出差。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也是他第一次去江户。前几次使团他都没赶上，要么年纪太轻，要么职务不够。这一次，他终于作为"御物奉行"上了船。

我们要看的不是他的生平，而是他写这本书时的处境。

处境有几层。第一层是疲劳。从那霸到江户，单程靠季风航行要走一个多月，中间要经过鹿儿岛、土佐、纪伊、下田，或者先到萨摩藩的港口再走陆路，全程下来几个月。喜舍场朝贤已经四十多岁，长途海船对一个不常坐船的人来说是折磨。第二层是紧张，使团在江户的一切行动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写字、说话、行走的分寸都是学问。第三层是有家眷——按当时琉球使团的规矩，"官生"以外的随员往往带着家眷一起出发，喜舍场朝贤就在书中提到过自己家人对东京湾风浪的不适应。

疲惫、紧张、牵挂，这些都不会出现在官方报告里，但都会留在私人笔记里。一个人的注意力是怎么分配的，看什么、忽略什么、记什么、不记什么，往往不是由"重要性"决定的，而是由"哪一刻让我最在意"决定的。

所以，《琉球见闻录》里有些地方写得极详尽——比如驿站的住宿安排、马匹的饲料配给、各藩接待使团时的茶点种类——这些对"汇报工作"有用的东西，他写得事无巨细。另一些地方他反而写得很简略——江户的市井生活、男女着装、街头戏台、艺伎情况——按理说这些对一个观察者来说最显眼，他却一笔带过。这是因为，按琉球的礼制和江户幕府的规定，使团成员在江户的行动受到限制，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能接触的多半是官方场合。

喜舍场朝贤是在这种"被管着的观察"里写这本书的。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完全自由的观察者看到的是全景，一个被管着的观察者看到的是"被允许看到的那部分"，而后者往往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边界在哪里。

他回到琉球后，《琉球见闻录》大约是在1844到1846年间陆续成文的，全书按行程分卷，记述从出发、沿途、到江户、滞留、回程的见闻。最后这本书有没有在他生前刊刻，我无法确切证实，现存的几种版本多为抄本，文字略有出入。这些抄本后来流入日本本土的汉学家手中，在江户、明治之间被多次抄录，但始终没有进入主流出版视野。

一个中层官员在疲劳和限制中写下的、不为出版而写的、靠抄本流传下来的书。把这三个条件放在一起，你就知道《琉球见闻录》为什么一直冷门，也知道它为什么在冷门多年之后，忽然显得不可或缺。

1.4 他者视角为什么值钱

到这里，我们要停下来谈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他者视角到底"价值"在哪里？

一种很常见的说法是：他者视角"客观"。这种说法是错的。一个外国人看另一个国家，绝对不会比本地人更客观。他看到的恰恰是他最不熟悉、最想弄明白、最容易产生误读的那一面。他会过度解释一些本地人视为常识的东西，会漏掉另一些对本地人至关重要的东西。

他者视角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客观，而在于提问方式的不同。本地人写本地，本地人会用本地通行的概念和分类。比如江户人写江户，会区分"町人"和"武家"，会区分"下町"和"山の手"，会用本地通行的货币单位、度量单位、地名。这些都是本地人不需要解释就懂的。他者不一样，他者要用自己的概念去对应本地的东西，对应不上的地方就会卡住。卡住的地方，往往就是洞见出现的地方。

举个例子。喜舍场朝贤在《琉球见闻录》里记述江户的物价时，不是用日本的"匁"和"两"，而是用他熟悉的度量去换算。他会写"米一斗值银几何"、"薪一捆值几何"、"豆腐一块值几何"，并且和那霸的物价做比较。这种换算看起来笨拙，但它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把江户的物价放到了一个跨区域的尺度上。在那个尺度上，江户不是江户，是"一个物价偏高的城市"。

这个换算在江户本地人的书里是不会出现的。江户本地人写物价，是在自己城市的内部做比较：今年比去年贵了，桥这边比桥那边贵了。喜舍场朝贤的比较尺度跳出了江户。这种跳出去的能力，是他者视角最朴素也最有力的地方。

再举一个。喜舍场朝贤记述江户的街道时，特别注意街道的清扫状况和下水道的安排。他记录江户的主要大街有专人清扫，污水通过沟渠排入河道，桥下有专人打捞杂物。这些对江户人来说是日常，对一个来自琉球的观察者来说却相当惊人——因为他自己的城市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市政体系。他用了很长的篇幅写这件事，写得像在写一份市政考察报告。这种"惊讶"是珍贵的。它告诉我们：江户在1840年代已经是一个有相当基础设施的城市，而这个事实在江户人自己写的见闻录里是隐形的。

他者视角的第三个价值，是它在"礼貌的边界"上反射出来的社会结构。

喜舍场朝贤在《琉球见闻录》里几乎没有写过任何他对江户的负面评价。这是琉球使团成员的本能——他们是被接待的一方，没有立场批评主人。但是这种"不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他选择不写什么，比写什么更能说明他受到的礼仪约束有多严。比如，他写到江户的妓院和娱乐场所，用的都是"不可记述"、"此处略"这类回避。回避不是不知道，是不能写。一个不能写的地方，恰恰是当时江户最有特色的地方之一。这种被礼仪和身份压下去的书写空白，反过来透露了一个时代的禁区和敏感地带。

所以，他者方法论的要害是：你不能把外国人的观察当作客观报道，但你可以通过他的眼睛看到那些本地观察里被默认为当然的部分。

1.5 同时代的三种眼睛

为了把喜舍场朝贤的位置讲清楚，我们把他放到1840年代的东亚去看一看。那一年，至少有三种"外来者的眼睛"在观察日本。

第一种是中国的眼睛。清代派往日本的使团记录非常稀少，因为清朝和日本江户幕府在官方层面几乎没有来往。但是有一些私人和半官方的记录留下来，比如商人的贸易笔记、漂流民的口述、赴日僧人的日记。这些记录里，最有名的大概是 19 世纪初那些因海难漂到日本的中国人留下的"漂流记"。他们的视角是"灾难中的视角"，往往充满恐惧和陌生感，对日本社会的细节观察很有限。

第二种是欧洲的眼睛。1844年前后，欧洲商人和外交官在日本的活动刚刚开始。荷兰人在长崎出岛已经待了两百年，但他们留下的记录大多局限在出岛内部，对日本本土的观察是透过屏风和有限翻译的。西方的其他观察者更少。1844年7月，即喜舍场朝贤的使团到达江户后几个月，法国人开始在琉球试探通商——这是后来法国要求开放琉球的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但在1844年，欧洲人对日本本岛的系统观察还没有真正开始。

第三种就是琉球的眼睛。琉球使团每隔几年去一次江户，留下完整的汉文记录。喜舍场朝贤这一次的《琉球见闻录》是这一类记录里保存最完整的一种。

这三种眼睛的区别在于：中国人看日本，是大帝国看小邻居，眼界高但缺乏细节；欧洲人看日本，是新来者看陌生的对象，兴趣浓但接触面窄；琉球人看日本，是小国看大邻居，位置贴近，细节丰富，但又因为政治地位不平等，观察受到礼仪限制。

把这三种眼睛叠在一起，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一种能替代另一种。喜舍场朝贤的位置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既不是高高在上的大帝国观察者，也不是从零开始学习的西方观察者。他是一个"长期邻居"，他知道日本的一些事情，但又不完全知道；他观察江户的细致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中国人或欧洲人，但又因为他在礼仪上是个客人，他能看到的深度受到限制。

这种"熟悉的陌生"或"陌生的熟悉"，是其他观察者都没有的位置。

1.6 不把它当史料，而把它当镜子

读《琉球见闻录》之前，需要先调整一下阅读姿态。

最常见的姿态，是把它当成一份史料。这种读法关心的是：喜舍场朝贤写的某件事和别处的记载对得上吗？他在江户待了多久？去过哪些地方？他的数字准不准？这种读法本身没有问题，做得好的话可以贡献很多学术成果。但它有一个隐含的预设：这本书是"关于江户"的书，喜舍场朝贤是"信息的搬运工"。

这本书可以这样读，但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它讲的不是江户，至少不只是江户。

另一种姿态，是把它当成一面镜子。这种读法关心的不是喜舍场朝贤记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样记，他记的时候脑子里在和什么对照，他在面对某个江户的事物时想到了什么。一个琉球人在江户看到的市容市貌，背后站着一个他在那霸见过的城市；他记述的江户物价，背后有他在那霸买过的东西；他写到的江户女性发型，背后有他在琉球见过的女性装扮。这种"对照"在书里不会明说，但处处都在。

举个例子。喜舍场朝贤写到江户的街头小吃时，提到了豆腐、烤饼、煮芋、糖渍水果等。他特别提到，江户街头的烤饼摊子会在冬季增设，热气腾腾，方便过路人暖手。他在写到这件事时显然有感触——因为他紧接着对比了那霸的街边食物，那霸的天气不太需要这样做。这种无意识流露出的对比，就是"镜子"的瞬间。

镜子照的不是江户，是琉球。这种读法把焦点从"被观察的对象"转移到了"观察者本身"，让我们看到的不是1844年的江户什么样，而是1844年的琉球人怎么理解江户。两件事听起来差不多，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喜舍场朝贤这本书还照出了一个更大的东西：东亚边缘和中心的关系结构。琉球、日本、中国，三个地方在1844年的位置上是不一样的。中心是要被观察、被服从、被记录的存在；边缘是要去观察中心、带回信息、决定姿态的存在。喜舍场朝贤作为边缘的代表，他的书写方式本身就在示范这种边缘的位置感。

读这本书，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份史料，你会得到一些关于江户的事实。如果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你会得到一个关于"边缘如何看中心"的样本。后者对今天的读者可能更有意义，因为我们很多人就生活在某种"边缘"的位置上——相对于大平台、大城市、大机构、大事件。我们的观察方式，和喜舍场朝贤在江户的观察方式，没有本质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值得重读。它不只是一本1840年代的小书，它是一种特定的"看世界"的方式的样本。

1.7 一种边缘的诚实

喜舍场朝贤的书里还有一种东西，比他的具体观察更值得注意：他的诚实。

这种诚实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诚实，是一种"被迫诚实"。他不能假装自己懂得江户，他不能假装自己掌握了江户的全部，他不能像本地人那样用现成的概念去解释他看到的东西。他必须老老实实地写：我看到这个，那个我不懂，那件事我不能问，这种事按我们的规矩不能提。

这种被迫的诚实，反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可信度。我们今天读这本书，可以信任它里面没有炫耀、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为国争光"的姿态，因为它的作者没有那个资本。喜舍场朝贤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不是江户的主人，也不是清廷的官员，他是一个为生存而工作的琉球中层官员，他的文字动机是工作汇报，是经验传递，不是文学创作，也不是思想建设。

他的诚实里有一种边缘特有的克制——他不会夸张自己的发现，也不会贬低自己的观察。他知道自己的话会被同行读到，会被上司审阅，所以他会写得很清楚、很平实、很具体。他不用华丽的词汇，不堆砌典故，不把日常的观察升华成什么大道理。这种克制对今天的读者是友好的。它让这本书读起来不像在做宣传，而像一个疲惫的旅行者回到旅店后慢慢写下的笔记。

克制不等于没有判断。喜舍场朝贤是有判断的。他的判断藏在他的选词里。比如他写到江户的某些制度，会用"繁琐"二字；写到某些礼仪，会用"过密"二字。这些词在汉文里是中性的，但在上下文中能看出他的态度。他不是批评，他没有那个资格，但他用词上的微小偏移泄露了他的内心反应。

读这种文字要有耐心，要把每个词在脑子里过一遍，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这正是边缘视角的迷人之处——它的表达是压缩的、隐晦的、被礼仪和地位约束过的，但正因为这种约束，它的每一个字都比自由人的字更重。

1.8 一本旅游书的写作错位

一个值得指出的事是，《琉球见闻录》虽然经常被归类为"旅行记"或者"见闻录"，但它本质上不是一本旅游书。

旅游书是给潜在的旅行者看的，写作目的是让人想去那个地方。《琉球见闻录》的写作目的是让人知道那个地方的样子，以便汇报工作。这两种目的写出来的文字，结构完全不同。旅游书会渲染气氛、会强调奇观、会用感性语言调动情绪。汇报性的笔记会强调具体细节、会强调客观数据、会用平实语言记录流程。

喜舍场朝贤写的这本书，读起来其实更接近一份"出差报告"加"考察笔记"的混合体。他不渲染，他在报告；他不抒发，他在记录；他不评价，他在称量。这种文体上的克制，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可能会有点"干"，但正是这种干让它经得起重读。

还有一个错位需要指出：这本书是私人写的，但它的预期读者不是个人。喜舍场朝贤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知道会有上司看，可能还有同事看，可能还有后来的人看。所以他写得很克制，没有太多个人化的情绪，没有日记体的自言自语，没有自我剖析。他把自己藏在了文字后面，让文字呈现出一种"公务感"。这种公务感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时会感到隔阂的地方——我们读惯了日记、博客、自媒体，习惯作者站出来告诉我们"我感觉如何"。喜舍场朝贤不站出来。他只把他看到的东西列出来。

这就要求读者自己去做那个把作者"还原"出来的动作。一个好的阅读，需要读者在字里行间把那个被礼仪和身份压着的喜舍场朝贤还原出来。一个不被还原的喜舍场朝贤，在书里只是一个名字；被还原出来之后，他才是一个有处境、有视角、有立场的人。

这是边缘视角的另一个特点：作者需要被读者"再发现"一次。

1.9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们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还要花时间读一本快两百年前的小人物笔记？

答案不是因为那本书里有什么绝密信息，也不是因为它能提供什么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它能提供的是一种"位置感"。

我们今天读各种信息——新闻、社交媒体、报告、自媒体——几乎所有信息都是从某种"中心"的角度写的。大平台的算法、大都市的视角、大机构的话语权，决定了主流信息流的样貌。边缘视角在这个结构里越来越稀薄。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被各种"中心"反复过滤之后的世界。

《琉球见闻录》提供的是一个未被过滤的、来自边缘的样本。它不是要反对"中心"，它只是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看法存在。这种看法的价值不在于它比中心视角更对，而在于它的存在本身就打破了我们对"世界的样貌"的单一想象。

更进一步，这种边缘视角对当代读者有一种特殊的共鸣。今天很多人处在类似的处境——在算法面前是数据，在大平台面前是用户，在国际秩序面前是普通人。我们未必能像喜舍场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