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的来历：《山海经》作为'非个人'文本的形成史

当作者署名为空缺时,我们究竟在读什么?这个问题放在《诗经》《楚辞》旁边看似多余——前者有采诗者、孔子删订的传说,后者有屈原、宋玉的明确署名——但在《山海经》这里,它却是一个方法论的入口。整部书从《山经》到《海经》、从《荒经》到《海内经》,十八篇之中没有留下任何一位编纂者的名字,只有刘向、刘歆在校理群书时留下的一枚标签:"《山海经》十三篇。"这枚标签本身又是一个层位:它告诉我们,刘氏父子看见的是一个已经被塑形为"十三篇"的文本,而此前还有更古老的层;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刘氏父子之后,郭璞、毕沅、郝懿行所面对的,则是又一个累积了训诂、注疏、地理考辨与神话释读的新层。本章要做的,就是把这种累积过程拆开来看,看清楚"佚名"二字的真实含义——它不是信息的缺失,而是一种独特的文本生产机制,是山民、方士、画工、谶纬家与宫廷史官在数百年间共同沉积的层叠文本。

一、先秦至汉初的文本层叠:从"行人之书"到"方术之书"

要理解《山海经》的佚名性质,首先要把"作者"这个概念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中剥离出来。在先秦到西汉的文本生产链条中,"作者"是一个远比今天复杂的角色——它可以是采诗的行人、整理档案的史官、抄录方术的方士、为壁画配文的小吏,甚至可以是某位不知名的游士在竹简边缘随手补上的批注。自袁行霈等先生对《山海经》成书问题做过系统梳理之后,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山海经》不是某一位作者的作品,而是经过多次累积、增补、删削而形成的"层叠文本"。

这个累积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周至春秋的口传底本。证据是《山经》中反复出现的"某山有某物,食之如何,见之如何"的句式,以及大量与《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重合的地理词汇。这种重复性说明,《山经》的底本很可能与西周王朝对"天下"——即王畿与四方诸侯国——的地理知识采集有关。《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而《山经》中"东次三经之首曰尸胡之山""西次二经之首曰钤山"等条目,与这种职官式地理记录极为相似。然而,这一阶段的文本并未固定书写,而是以"行人之书"的形式在史官与行人之间口耳相传,直到战国中后期才被部分写定。

第二阶段是战国中后期的写定。1973 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地形篇》、1987 年湖北荆门包山楚简《日书》中的地形图,以及 1993 年连云港尹湾汉墓简牍中的相关材料,都从侧面印证了战国时期存在一种以山川物产为中心的知识文本。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古史论述》中提出,《山海经》中的"海内""海外"部分可能源于巴蜀、荆楚的本土地理传统,而"大荒"部分则与北方邹鲁、燕齐的方仙道传统有关。这一判断与《中山经》《大荒北经》中明显的北方话语特征(如"黄帝""蚩尤""夸父")相吻合。这一阶段,文本开始被书写于竹简之上,但仍未形成统一的篇目结构。

第三阶段是秦汉之际的增补与方术化。秦统一六国后,大规模的地理调查与移民实边政策,使得"天下"的地理视野急剧扩展。这一时期,《山经》部分的内容被大幅修订:大量秦汉地名被嵌入古老的山川描述之中,例如《西山经》中"鸟鼠同穴之山"的记载,与《尚书·禹贡》的语言风格高度一致,而《禹贡》的最终写定正是在秦汉之际。蒙文通、顾颉刚、谭其骧三位先生曾就《禹贡》成书年代展开过激烈争论,但不论哪种观点,都承认《禹贡》形成于一个跨越战国的漫长过程,而《山经》与之共享了部分语料库。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方仙道兴盛的阶段,《海经》《荒经》中的不死民、扶桑、弱水等意象,明显吸收了燕齐方士对"海外仙山"的想象。

第四阶段是西汉末至东汉初的谶纬化与定型。这一阶段,《山海经》被纳入宫廷与方士的双轨使用:一方面,刘向、刘歆父子在校书时将其归入"形法家",作为地理博物之书;另一方面,它又被谶纬家大量征引,成为谶书与图讖的重要素材。《汉书·艺文志》记载"《山海经》十三篇",这一定型化数字,与今本十八篇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层位叠加的证据:刘氏父子所见,大约相当于今本《山经》五篇加《海外》四经、《海内》四经的合集;而《大荒》四经与《海内经》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在东汉初年才最终编入。

把这四个阶段叠合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写定线",而是一片沉积岩——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矿物成分、化石记录与沉积年代。佚名,正是在这种沉积过程中形成的:它不是一个名字的缺失,而是无数个名字在漫长岁月中被层位掩埋。

二、《汉书·艺文志》的定位与"形法家""数术家"的归属问题

要判断《山海经》的"佚名"性质,不能跳过《汉书·艺文志》这一关。原因很简单: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化的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也是现存最早对《山海经》做出明确定位的文献。然而,这一"定位"本身充满了歧义,任何认真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班固在《艺文志》中,先是把《山海经》列入"形法家"之下,紧接着又在叙述中把它与"数术家"的若干分支放在一起讨论。这种双重归属,既反映了西汉末年学界对《山海经》性质的不同理解,也暴露了"佚名"在分类法上的困境。

我们先把《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相关文字过一遍。班固明确把《山海经》放在"形法家"之下,而"形法"的定义被限定在"九州之势""城郭室舍形"与"六畜骨法""器物之形容"等具体可操作的领域。换言之,在班固眼中,《山海经》首先是一本"地理形法之书",而非"占卜术数之书"。但问题在于,《艺文志》同时又列举了大量带有谶纬色彩的篇目——例如《国章》《谶记》《图谶》等等——这些篇目与《大荒经》中"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叙事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如果《山海经》仅仅是"形法"之书,为什么它的内容会被谶纬家如此大规模地挪用?

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原文"与"应用"。班固的分类反映的是他对《山海经》"原始用途"的判断,即它被写作出来时的主要功能;而谶纬家对它的挪用,则是后来的"再应用"。换言之,在班固看来,《山海经》首先是"形法"——一种关于山川形势、物产方位与城郭选址的知识——其次才被方士、谶纬家作为"数术"的素材加以援引。这一区分,与近代西方民俗学中"圣物"与"应用"的概念有相通之处: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承担不同的功能,而"功能"的层位往往与"作者"的层位错位。

这种错位,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山海经》始终没有进入"诸子""诗赋""兵书""术数"等任何一个明确的"作者类别"。先秦诸子有明确的师承谱系——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可以追踪;《诗经》虽然作者多佚名,但有"国风""小雅""大雅"的采诗来源可考;《楚辞》有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具体作者;唯独《山海经》,既无师承可考,也无采诗来源可循,它的"来源"是多个社会角色的共同生产:山民贡献了物产知识,方士贡献了仙山想象,画工贡献了山川图像,宫廷史官贡献了职方式的地理记录,谶纬家则在最后阶段把整个文本纳入了天人感应的解释框架。

佚名,在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无署名"事实,而是一种分类学上的边缘状态:它既不属于"作者类别",也不属于"功能类别",而是一个跨类别、跨社会场域的累积文本。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种归属争议,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表:

| 文本 | 作者署名 | 《汉志》归类 | 主要社会角色 | 文本形成机制 | |------|---------|------------|------------|------------| | 《诗经》 | 佚名(国风作者多佚名,但有采诗官、王室乐官) | 六艺略·诗 | 王室乐官、采诗行人 | 采编 + 删订 | | 《楚辞》 | 屈原、宋玉等 | 诗赋略·屈原赋 | 个体文人 | 个人创作 + 后学附益 | | 《山海经》 | 完全佚名 | 数术略·形法家 | 山民、方士、画工、谶纬家、史官 | 多源累积 | | 《穆天子传》 | 佚名 | 春秋类(古本)/ 小说家(后) | 史官 + 战国游士 | 史官记录 + 游士增饰 | | 《逸周书》 | 佚名 | 尚书家(古本)/ 杂家(后) | 史官 + 战国诸子 | 史官档案 + 诸子附益 | | 《老子》 | 老子(托名) | 诸子略·道家 | 个体哲学家 | 个人创作 + 师徒传习 |

这个对比表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先秦至西汉的文本光谱上,《山海经》位于"个体创作"(《老子》《楚辞》)与"采编"(《诗经》)之间,但又与二者都不同。它的累积机制既不像"采编"那样有明确的官方来源,也不像"个体创作"那样有明确的作者意图,而是一种无中心的、自发的、多角色的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正是一百年前巴赫金在讨论拉伯雷时所提出的"集体性笑谑文化"在文本层面的延续——只不过《山海经》不是笑谑,而是博物与神话。

三、佚名的文本社会学:无作者的累积写作与传统社会分工

如果说前两节是在做文本谱系学的清理,这一节则要走向一个更抽象但更基础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什么样的文本会出现"佚名"?换言之,佚名是"作者"这个范畴本身在特定生产机制下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个别现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来自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工具——但不是用它们的术语装点门面,而是看它们能否切实解释《山海经》的特殊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艺术的规则》中提出,"文学场"(literary field)的概念,强调文学作品的"作者性"是场域内部位置争夺的结果。在 19 世纪的法国,一位诗人的"作者身份"是通过沙龙、出版社、批评家网络共同建构的,而非天生所有。这一视角对理解先秦文本的"佚名"问题极有启发——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文学场",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观念。文本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嵌入在更广泛的政治、宗教、地理活动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时期的不同文本会有完全不同的署名策略:诸子的"师承"署名,是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以师为名"的策略性建构;《诗经》的"国风"署名,是王室乐官"以国为名"的采集制度;而《山海经》的"完全佚名",则是多角色、多场域累积生产的结果。

为了把握这种累积生产的社会分工,我们可以勾勒出五个角色。

山民——这是《山经》中最容易被忽视、但却可能是最古老的知识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山经》中大量出现的物产描述——"其木多梓桑,多祝余""其草多芍药""其兽多麋鹿"——具有一种"地方性知识"的特征:它过于具体,过于琐碎,很难出自宫廷史官或游学士人之手。地方山民对自己所处山川的物产、地形、动物的细致观察,是这些段落最可能的源头。当然,"山民"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社会类别:它可能包括猎人、采药人、巫师、猎头祭祀的组织者,等等。

方士——这是《海经》与《大荒经》中最重要的知识贡献者。方士群体在战国末期至秦汉的兴起,与海上仙山传说、不死药追求密切相关。他们对"扶桑""弱水""昆仑""蓬莱"的描述,具有明显的航海与神秘想象色彩。例如《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这种"汤谷—扶桑"结构,与齐地方士对日出之地的想象高度吻合。

画工——这是一个在《山海经》研究中长期被低估、但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角色。饶宗颐先生曾撰文指出,《山海经》原本配有一部大型图册,而该图册的绘制者就是宫廷与地方画工。这一判断被 1990 年代以后出土的多批战国至汉代的"山神图""神怪图"所印证。画工的存在,解释了《山海经》中大量"形貌奇异"的生物描述——许多看似荒诞的造型,实际上可能是画工对图像的"口述还原",而非纯粹的文学想象。

谶纬家——这是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关键角色。谶纬家对《山海经》的挪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山经》中的山川与"帝王受命之符"挂钩,例如把"昆仑山"与"黄帝都于昆仑"的传说与汉代"火德"政治符号对接;二是把《大荒经》中的神话叙事改写为"天人感应"的征兆系统。谶纬家不一定是《山海经》的"作者",但他们是《山海经》文本形态最终定型的重要推动者。

宫廷史官——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色。史官在先秦社会承担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职责,其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采集与整理地理、物产、异闻材料。《周礼·夏官》的"职方氏""土方氏""训方氏""怀方氏"等职官,以及《秋官·司隶》的"蛮隶""夷隶"等执掌,都表明史官系统中有专门负责"异方"知识的分支。《山经》中某些高度官方化的表述——例如"某山之首曰某,西三百里曰某"——很可能就出自这类职官之手。

把五个角色叠加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山海经》"佚名"的真正含义:它不是单一作者的缺席,而是多角色写作的"无中心性"。每个角色贡献了不同的层位,而最终呈现出来的文本,是这些层位在数百年间累积、叠加、干涉的结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累积写作与传统社会分工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分工合作"。在很多情况下,不同角色的贡献是相互冲突、相互修正的:山民提供的地方知识会被方士改写为仙山想象,方士的仙山想象又会被谶纬家重新编码为政治符码,谶纬家的政治符码又会与画工的图像相互印证或冲突。这种"冲突—修正—再冲突"的循环,是《山海经》文本内部异质性的真正来源。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山海经》在不同篇章之间会呈现出如此大的风格差异:《山经》语言整饬、句式重复,有明显的官方地理志色彩;《海外经》《海内经》语言流畅、叙事性强,有明显的方士与早期小说家色彩;《大荒经》语言古奥、神话密集,有明显的谶纬与早期宗教色彩。如果我们硬要给这部书指定一个"作者",那这位"作者"就分裂成了至少五种角色,而每一种角色都只完成了自己那一层的写作,从未有过一次统一的、有意识的"创作行为"。

四、案例:黄帝战蚩尤叙事的多层累积与差异比对

理论框架建立之后,让我们进入具体案例。我将选取《大荒北经》中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多段叙事,通过逐字比对,重建"无名氏"如何在数百年间累加同一个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大荒北经》本身不是一段完整叙事,而是由若干彼此相关但来源不同的段落拼合而成。我们将逐段提取黄帝—蚩尤叙事的相关文字,并尝试判断每一段的可能累积层位。

段一(《大荒北经》主体段):

>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一段叙事有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情节完整,从蚩尤作兵到黄帝杀蚩尤,再到旱魃安置,是一个有起承转合的单元;第二,出现了具体地名"冀州之野",这是中原核心地带的官方地名;第三,出现了"魃"这一神话生物,并赋予其"不得复上""所居不雨"的系统性解释;第四,叙事结尾处出现了一段近似咒语的指令——"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种"驱旱魃咒"明显具有仪式性。

段二(《大荒东经》相关段):

> 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声如雷,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冒鼓,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这一段与段一没有直接的情节联系,但与黄帝主题相关。它提供了一个"黄帝得夔"的传说——黄帝用夔的皮做鼓,以威天下——这在段一中完全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其上有兽,状如……,名曰……")与《山经》中的物产描述高度一致,具有明显的"地理博物"色彩。

段三(《海内经》相关段):

> 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氐人,是炎帝之孙,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

这一段与黄帝、蚩尤之战的核心情节无直接关联,但它提供了两个关键的"世界观设定":一是"能上下于天"的灵恝—氐人谱系,二是"颛顼死即复苏"的循环再生观。这两套设定在段一中都没有出现,但它们与段一的"魃不得复上"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呼应——上天下凡与死而复苏,共同构成了一个"垂直世界"的模型。

段四(《海外西经》相关段):

>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这段文字与黄帝—蚩尤之战无关,讲的是刑天与黄帝(或"帝")争神的故事。但它在叙事模式上与段一高度相似:"X与帝争,帝杀之,X之残体仍具有神力"——这是"被帝斩首而继续抗争"的母题,与"魃被杀而流落人间"在叙事结构上同源。

段五(《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改写版):

>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这是司马迁在公元前 1 世纪改写的版本。相比段一,司马迁的版本有几个显著差异:第一,没有"应龙""风伯雨师""魃"等神话元素;第二,把战争地点从"冀州之野"改为"涿鹿之野";第三,删除了"魃不得复上"的解释性段落;第四,把整个叙事简化为"作乱—征伐—擒杀"的政治叙事框架。

通过这五段文字的并置,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累积过程的痕迹:

层位 A(战国中后期写定层)——以段二为代表,语言风格与《山经》一致,具有地理博物的底本特征。这一层的黄帝形象是"得夔以为鼓"的英雄征服者,与战争叙事尚无直接关系。

层位 B(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方士化层)——以段一为代表,加入了应龙、风伯雨师、魃等神话元素,战争叙事开始复杂化。这一层的黄帝形象是"调动天界力量的统帅",具有明显的方术色彩。

层位 C(西汉末谶纬化层)——以段三、段四为代表,加入了"能上下于天""死即复苏""被断首而继续抗争"等垂直世界与循环再生的神话母题。这一层的特征是叙事模式化、象征化,与谶纬家的"天人感应"框架相互呼应。

层位 D(西汉末宫廷史官整理层)——以段五(司马迁改写)为代表,但严格说这不是《山海经》的层位,而是《史记》对《山海经》材料的征用。它反映了宫廷史官在面对这类神话叙事时的处理方式:删减神话元素、强化政治框架、把地名统一为"涿鹿之野"。

层位 E(东汉定型层)——以《大荒北经》最终段落整合为代表,这一层把上述 A—D 层的内容按照"大荒北"的空间逻辑拼接起来,完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荒北经》文本。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层位划分不是绝对的。在段一内部,也可能同时存在 A—C 三个层的痕迹——例如"冀州之野"是 A 层语言,而"应龙蓄水"是 B 层神话,"魃不得复上"则带有 C 层的解释性色彩。层位分析的本质,是识别"哪一层为主导",而非"哪一层独存"。

五、实践产出:《山海经》"层位分析工作表"

基于以上分析,我尝试为后续的章节使用提供一份层位分析工作表。这份工作表不是最终定论,而是一个开放的、可修订的判定工具。它的设计原则是:让任何一位读者在面对一段《山海经》引文时,能够通过若干可观察的语言学指标,初步判断其可能属于的累积层位。

工作表包含以下五个判定维度,每个维度对应若干可观察指标:

维度一:句式与节奏

• A 层指标:重复句式("又东三百里曰……"、"其木多……多……")、整饬的四言为主。
• B 层指标:出现"乃""遂""于是"等连词,叙事节奏加快,出现三言与七言交替。
• C 层指标:出现"所居不雨""不得复上""死即复苏"等解释性短语,具有"定义式"语感。
• D 层指标:出现明显的政治史叙事框架("作乱—征伐—擒杀")。
• E 层指标:出现空间方位标记("大荒北""海内东")与段落合并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