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与他的时代

左丘明与他的时代

想象一个老人，双目失明，坐在昏暗的屋内，手指颤抖地握着刀笔，在竹简上一笔一画地刻下文字。竹屑纷飞，墨迹斑驳。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但那些画面比任何视力正常的人都更加清晰——金戈铁马的战场、觥筹交错的宴会、血溅宫廷的阴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他都要记录下来，一字不漏。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因为失明才完成了《国语》这部著作。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位失明的老人很可能还做了另一件事——为孔子修订的《春秋》写了一部详尽的注解，后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

问题来了：为什么一部注解性质的史书，能够让鲁迅赞叹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什么它不是干巴巴的条目罗列，而是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样一部书会诞生在春秋末年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认识写下它的那个人，然后去看看他身处的那个令人目眩神迷的时代。

一、失明史官的背影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历史上那些历经磨难却留下不朽著作的人物：文王被囚禁而演《周易》，孔子被困陈蔡而作《春秋》，屈原遭到放逐而赋《离骚》，左丘明失明而著《国语》，孙膑被挖去膝盖骨而修兵法。这些人都是因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屈辱，才将全部的心血倾注到著作之中。

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候，自己也正蒙受着人生最大的耻辱——因为替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他把自己和这些古人相提并论，可见在他心中，左丘明的地位有多高。

但司马迁的记载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疑问。左丘明是谁？他是真的失明，还是某种象征性的说法？他和孔子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去注解孔子的《春秋》？

关于左丘明的身份，历来众说纷纭。最早的记载来自《论语》，孔子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的语气是恭敬的，他把左丘明视为一个在道德上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孔子称他为“左丘明”，这个姓氏加名字的组合方式在春秋时期是常见的，说明左丘明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再次提到：“左丘明惧好人各有取舍，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里的《左氏春秋》就是后来说的《春秋左氏传》。司马迁认为左丘明是为了担心不同的人对《春秋》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写了这部注解。

但问题在于，《论语》里提到的左丘明和司马迁笔下的左丘明，是不是同一个人？《论语》中的左丘明似乎是孔子的同代人，而《左传》的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从前722年到前468年，长达二百五十四年。如果左丘明是孔子的同代人，他不可能活这么长的时间来记录这一切。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左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在很长时间内由多人编纂完成的，左丘明只是最初的作者或者主要的编纂者。另一种解释是，司马迁搞错了，或者后人对“左丘明”的理解有误。

我们不必陷入这些学术争议太久。有一点是确定的：司马迁深信《左传》的作者是一位失明的史官，而且这位史官与孔子有着某种特殊的渊源。这个信念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春秋末期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他手头能看到的资料未必比我们今天更多。但他选择相信这个故事，一定是因为这个故事里有某种打动他的东西。

打动司马迁的是什么？我想，或许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一个失明的人，要记录一个疯狂旋转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眼睛看不见了，但心和手还在。他要用文字筑起一道堤坝，试图阻挡遗忘的洪水。

这种精神，在春秋末年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尤其珍贵。

二、礼乐高墙下的乱世

要理解《左传》为什么会诞生在春秋末年，我们得先看看那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迁到了洛邑。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平王东迁”，是春秋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在那之前，周朝已经维持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周天子是天下公认的共主，各诸侯国虽然有自己的国君，但要定期向周天子述职、纳贡、出兵勤王。周朝建立的那套礼乐制度——用什么规格的乐器、敲几下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天子的陵墓有多大——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维系政治秩序的纽带。

但从西周后期开始，这套制度就开始松动了。周厉王想加强王权，结果被愤怒的贵族和国人赶跑了。周幽王更离谱，为了逗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戏弄诸侯，后来真的遇上犬戎入侵时没人来救，自己也死在了骊山脚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可能是后人编的，但它反映的却是真实的政治危机：周天子的权威已经没人当回事了。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力量进一步衰落。洛邑周围只有一小块地盘，靠着从那些老诸侯国收保护费过日子。最穷的时候，周天子竟然要向诸侯伸手借钱。郑国的国君甚至当过周朝的卿士，代理周天子的朝政，还免不了和周天子发生摩擦，干脆一箭射中了周天子的肩膀。

这件事发生在郑庄公时期（前707年），史称“繻葛之战”。周桓王率领陈、蔡、卫等几个小国的军队去讨伐郑国，结果被郑国的“鱼丽阵”打得大败，周桓王自己还中了一箭。这一箭射掉的不仅是周天子的面子，更是整个西周建立起来的等级秩序。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哪个诸侯国会真的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

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同样紧张而复杂。齐国、晋国、楚国、秦国是当时的四大强国，它们之间时而结盟、时而厮杀，把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搅得鸡犬不宁。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成为第一个霸主。但他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君位大打出手，尸体在床上停放了六十七天都无人过问。晋国更夸张，国内的卿大夫家族之间斗了上百年，最后把国君都架空了。

与此同时，那些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日子更是苦不堪言。今天被这个大国吞并，明天又被那个大国抢走，有时候甚至一年之内要更换两次宗主国。老百姓呢？种地的人要被征去当兵，修城墙的人可能被压死在倒塌的墙下，商人走不出被封锁的商路，读书人找不到愿意赏识自己的国君。

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底色：一方面，西周建立的那套礼乐文明还残留在人们的观念里，大家还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还相信“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怀念周公制定的那些规矩；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已经完全撕破了脸皮，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阴谋诡计比堂堂正正更管用，活下去比讲道德更重要。

在这样一个撕裂的时代，有人悲观，有人绝望，有人随波逐流，但也有人试图做点什么。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明知自己的学说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君真正采纳，还是要坚持下去。左丘明呢？他可能也在思考：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怎么能从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春秋左氏传》诞生的精神土壤。一个失明的老人，在礼乐文明与诸侯争霸并存的乱世中，决定用文字为这个疯狂的时代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他要让后人知道，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有些国家兴盛了，有些国家衰落了，为什么有些人名垂青史，有些人遗臭万年。

三、孔子修《春秋》：一部特殊的历史书

要理解《左传》，我们必须先了解它的母本——《春秋》。这两部书的关系，既是注解与被注解的关系，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春秋》是孔子的作品。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生于前551年，卒于前479年。他生活的时代比左丘明稍早，两人很可能是同时代的人，甚至有可能见过面。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后，做了一件在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修订《春秋》。

《春秋》记载的是鲁国从隐公元年（前722年）到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全文只有一万六千多字，平均每年不到七十个字。这意味着，孔子在编纂这部书时，每一年只能挑几件最重要的事情来记录，而且要用极其简练的语言。

比如“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在《春秋》中出现了很多次。“元年”指的是鲁隐公元年，“春”是季节，“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为什么要特别标出周历？因为孔子强调“尊王”，鲁国用的是周朝的历法，不是自己编的历法。这种写法本身，就传递了一种政治立场。

再比如“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出现在隐公元年，记载的是郑庄公和他弟弟太叔段之间的一场战争。为什么要用“克”这个字？按照孔子的写法，兄弟之间的战争不应该叫“克”，而应该叫“征”“伐”或者别的什么。因为太叔段是弟弟，郑庄公是哥哥，哥哥讨伐弟弟就像大人打小孩，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用“克”这个中性词来表达一种微妙的贬义。这种写法，后世叫做“春秋笔法”。

问题在于，《春秋》太简略了。一万多字，两百多年历史，平均每年不到七十个字。很多年份只有一条记录，甚至有的年份什么都没有。而且孔子的写法太含蓄了，他把自己的褒贬态度藏在一个字、一个词的选用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他在夸谁、骂谁。

于是就需要有人来解释这部书。《春秋》诞生之后，为它作注解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左丘明作《左氏传》、公羊高作《公羊传》、谷梁赤作《谷梁传》。这三部书被称为“《春秋》三传”，是解读《春秋》的权威著作。

但《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公羊传》和《谷梁传》主要解释《春秋》的义理，也就是孔子的微言大义——为什么要用这个字？体现了什么政治原则？蕴含了什么道德教训？它们更像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著作。

《左传》则完全不同。它以《春秋》为骨架，但填充了大量的血肉。左丘明几乎为《春秋》中的每一条记载都补充了详细的背景故事、人物对话、战争经过、各种细节。《春秋》只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就把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姜氏生郑庄公的时候难产，差点要了她的命，所以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寤生”，就是难产的意思；姜氏偏爱小儿子叔段，向郑武公请求立叔段为继承人，被拒绝了；后来郑庄公继位，姜氏又为叔段要了一个叫“制”的地方做封地，郑庄公说制那个地方太险恶，换一个吧，于是给了京这个地方；叔段到了封地之后招兵买马、扩建城墙，准备造反；郑庄公假装不知道，其实早就在暗中布置；最后时机成熟，郑庄公出兵讨伐，叔段大败而逃，逃到了共国。

你看，同样是“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公羊传》要讲的是“克”是什么意思、体现了什么大义，《左传》要讲的是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公羊传》和《谷梁传》是论说文，《左传》是叙事文。《公羊传》和《谷梁传》告诉你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写，《左传》告诉你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说《左传》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既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精彩的文学作品。左丘明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司马迁写《史记》的方式是一脉相承的：注重细节、注重人物、注重对话、注重场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亲自目睹了那段已经消逝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四、走近郑庄公：兄弟相残的宫廷大戏

说了这么多理论，不如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通过“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左传》写法和《春秋》写法的区别，也能初步领教什么叫“春秋笔法”。

《春秋》隐公元年只有一条记录：“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七个字，记完了一件事。《左传》呢？整整用了将近六百字来讲述这个故事，而且讲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故事要从郑武公说起。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出生的时候难产，脚先出来，头后出来，差点要了武姜的命，所以取名叫“寤生”。“寤生”就是逆生的意思，倒着出生。这个生产经历给武姜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她从此厌恶大儿子，偏爱小儿子。

武姜给小儿子取名叫“段”，这个孩子从小被母亲捧在手心里，要什么给什么。段长大后，长相俊美，骑射功夫一流，而且性格强势、武艺高强，武姜简直把他当成宝贝。

郑武公病重的时候，武姜在床前哭诉求情，想让郑武公立小儿子段为继承人。郑武公是个明白人，知道废长立幼是取祸之道，坚决不同意。郑武公死后，大儿子继位，是为郑庄公。

武姜不死心。她又跑去找郑庄公，要郑庄公给弟弟段一块好的封地。郑庄公问母亲想要哪块地，武姜说：“制那个地方地势险要，风景优美，给你弟弟吧。”郑庄公沉默了一会儿，说：“制是郑国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虢叔就是凭借制那个地方作乱失败的。不如换个地方，京那个地方也很好。”

京是郑国东边的重镇，土地肥沃，城墙高大，是块富庶之地。郑庄公答应了母亲的要求，把弟弟段封在了京。

按规矩，诸侯国的城池大小是有严格限制的。大夫级别的城，城墙高度不能超过十八尺；诸侯的城，城墙高度不能超过二十一尺。但京这个地方的城墙明显超标了，达到了三十丈高。有人看不下去了，跑去劝郑庄公：“主公，您弟弟段的城池太大了，这不合规矩。再这样下去，他迟早会坐大，成为郑国的祸患。”

郑庄公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做坏事的人最终会害了自己，你就等着看他自己倒霉吧。

郑庄公不是不想管弟弟段，他是在等。等什么？等弟弟犯更大的错，等弟弟的错误足够严重，等舆论和法律都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时候，再出手收拾他。这是郑庄公的算计，也是他的冷酷之处。

段到了京之后，果然开始招兵买马、扩建军备。他还和母亲武姜暗中勾结，武姜答应做内应，等段兵临城下的时候打开城门。消息走漏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郑庄公。郑庄公不动声色，只说了一句：“可以了。”

公元前722年，郑庄公下令出兵讨伐弟弟段。他的借口是段不遵守法度，阴谋叛乱。段措手不及，仓促应战。郑国的军队势如破竹，段的军队一触即溃。段逃出了郑国，流亡到了共国，后来死在了那里。

段的母亲武姜呢？郑庄公把她安置在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黄泉就是地下的意思，意思是说，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她了。

这就是《左传》记录的“郑伯克段于鄢”的完整故事。故事讲完了，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春秋笔法”。

“克”这个字很有意思。按照孔子的标准写法，兄弟之间的战争应该叫“伐”或者“讨”，因为“伐”更中性，没有强烈的道德判断。但这里用了“克”。“克”是什么意思？是“战胜”“攻克”的意思。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因为孔子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弟弟段再不对，也是郑庄公的亲弟弟，是郑庄公的母亲一手惯出来的。郑庄公明明可以从小管教弟弟，明明可以在弟弟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警告他，但他没有。他故意纵容弟弟，让他越陷越深，最后名正言顺地把他除掉。这不是兄长应有的做法，这叫“养祸”。所以孔子用“克”这个字，暗含了对郑庄公的批评。

再看“段”和“鄢”的处理。《春秋》原文是“郑伯克段于鄢”，只说“段”，不说他的名字“共叔段”。为什么？因为“共叔段”是他的正式称呼，“段”是省略的说法。按照周礼，称呼有严格的规定：该用什么字、不该用什么字，都体现着道德评价。省略“共”字，是因为段后来逃到了共国，流亡的诸侯或者大夫，不能用正式的尊称。这是对段的贬低。

最后看“于鄢”。“于”是“在”的意思，“鄢”是地名。这场战争发生在鄢这个地方。但实际上，郑庄公的军队是一路追击，从郑国的都城新郑一直追到鄢，最终在鄢打败了段。《春秋》只说“于鄢”，不说追击的过程，也不说战争的结果。这种写法，淡化了这场兄弟相残的悲剧色彩，也淡化了郑庄公赶尽杀绝的冷酷。

你看，同样是这六个字，《春秋》藏着孔子的褒贬，《左传》则把整个故事的血肉呈现出来。没有《左传》的注解，我们不知道“克”字背后有那么多弯弯绕绕；没有《春秋》的框架，我们不知道这六个字承载着那么重的道德评价。

这就是《春秋》与《左传》配合阅读的意义。《春秋》是骨架，告诉我们孔子想表达什么；《左传》是血肉，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五、近二十万字的历史长卷

《左传》是一部体量惊人的著作。全书将近二十万字，覆盖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共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这段时间，横跨了春秋时代的中后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精彩的两百多年。

在这二百五十四年里，《左传》几乎记录了当时所有重要的诸侯国：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郑国、鲁国、宋国、卫国、陈国、蔡国、吴国、越国……每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每一次战争的来龙去脉、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言行举止，《左传》都没有放过。

拿战争来说，《左传》记载的大小战役有一百多次。城濮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这些战役往往篇幅很长，详细到两军的阵型、将领的对话、战场的变化、战后的影响。比如城濮之战（前632年），晋文公重耳带领晋国军队击败了楚国的军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左传》用了将近两千字来写这场战争，其中有晋文公和舅舅子犯的对话，有楚将子玉派人来挑战的经过，有晋军“退避三舍”的策略，有战场上具体的厮杀，还有战后晋文公登上有莘之墟观看的场景。

再说说人物。《左传》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形象饱满的历史人物。郑庄公的阴险狡诈、晋文公的忍辱负重、楚庄王的霸气侧漏、伍子胥的复仇执念、晏子的机智幽默、介子推的淡泊名志……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命运。左丘明写人物，不是简单地贴标签，而是让人物自己说话、自己行动，通过具体的事件和细节来展现人物的性格。

举个例子，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左传》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他从流亡公子到霸主国君的传奇经历。他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变成了历经磨难的逃亡者。他被妻子姜氏算计过，被父亲晋献公追杀过，被狄国收留过，被卫国的农夫嘲笑过，被曹国的国君偷看过洗澡，被楚国的国君问过凭什么能当霸主。他吃过介子推割下来大腿肉煮的汤，也享受过秦穆公嫁来的五个美女。最终，他回到晋国，登上君位，励精图治，成为一代霸主。

这样一个完整的人生轨迹，《左传》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什么塑造了晋文公——是那些年的颠沛流离、艰难困苦，让他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判断、学会了用人。他和齐桓公的霸业不同，齐桓公有管仲这个天才级别的相国，晋文公靠的是自己的历练和眼光。

《左传》的叙事能力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故事依然扣人心弦。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个评价一点也不夸张。它既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又是精彩的文学作品。后世的小说、戏曲、评书，有大量题材都来自《左传》的故事。

一部注解性质的书，为什么能写得这么精彩？有一种解释是，左丘明本来就是一个叙事高手，《春秋》为他提供了一个框架，他在这个框架里尽情地发挥了自己的才华。另一种解释是，《左传》可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在很长时间内由多人编纂、润色完成的。无论哪种解释是事实，《左传》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在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上都达到极高水准的著作。

本章小结

回到开篇的问题：《春秋左氏传》是一部怎样的书？它为什么会诞生在春秋末年？

现在我们有了初步的答案。

《春秋左氏传》是一部同时具备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伟大著作。它以孔子的《春秋》为骨架，但填充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人物故事和战争场面，让那些干巴巴的编年条目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场景。全书将近二十万字，覆盖了春秋中后期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涵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诸侯国和历史人物。左丘明用他的笔，让两千多年前的世界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它之所以诞生在春秋末年，是因为那个时代既需要有识之士来记录历史，也需要有理想的史官来承担这个使命。周天子衰落、礼乐崩坏、诸侯争霸，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有人悲观，有人逃避，但也有人选择用文字来记录这一切。左丘明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他或许失明了，但他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这个疯狂的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写下来，后人永远不会知道。

更重要的是，孔子修订《春秋》这件事本身，为《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