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重新认识宋代城市

重新认识宋代城市：问题意识与研究框架

当我们审视人类城市发展的漫长历程时，宋代（960-1279年）无疑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经历了从唐代的里坊制（*lifang* system）向开放式街巷制的根本性转变，商业活动突破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城市人口结构日趋多元化，市民文化蓬勃兴起。然而，长期以来，宋代城市史研究在历史学学科内部并未获得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关注——相较于政治史、制度史的显学地位，城市史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带。这种学术格局的形成，既与史料分布的不均衡有关，也与城市史研究本身的理论困境密切相关。

本书的核心旨趣，在于重新审视宋代城市文明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描述宋代城市的物质面貌与日常景观，更试图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宋代城市文明究竟具有何种独特的历史特征？这些特征如何生成、运作并最终塑造了中国乃至东亚城市发展的独特路径？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回溯学术史的脉络，梳理“宋代近世说”（*Song modernity* thesis）的形成与演进，因为正是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宋代城市提供了最基本的认知图景。

一、“宋代近世说”的学术脉络

西方学界的开创性贡献

“宋代近世说”作为理解宋代社会性质的核心命题，其学术源流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的“唐宋变革论”（*Tang-Song transformation*）。内藤以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指出唐代代表的是“贵族政治的最后时代”，而宋代则是“平民兴起的开端”，这一论断为后来的“宋代近世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内藤的弟子宫岐市定进一步发挥师说，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论证宋代已出现“近世”的诸般特征，包括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功能的转变、士人阶层的平民化等。

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一味进一步发展了“宋代近世说”，从世界史的宏观视角论证宋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在其代表作《东洋的近世》中，宫崎系统阐述了宋代作为“近世”开端的观点，强调中国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具有世界史意义。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是西方学界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的代表性人物。其巨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虽以南宋末年为研究时段，却通过对临安（杭州）城市生活的细腻描绘，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幅令人惊叹的宋代市井图景。谢和耐的研究揭示了十二至十三世纪中国社会的高度商业化、城市化程度，以及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谢和耐看来，宋代城市绝非仅仅是行政中心，更是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与文化创造的核心场域。

谢和耐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其关于宋代商业革命、城市生活革命的论述，成为后来“宋代近世说”的重要学术支撑。他的研究方法注重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强调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理解历史大变局，这种研究取径对后来的宋代城市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 1918-2005）在其经典著作《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提出了著名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试图解释中国为何未能自发产生工业革命。伊懋可的研究虽然主要关注技术史与经济史的宏观议题，但其对宋代经济繁荣的论述，为理解宋代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史背景。伊懋可指出，唐宋时期中国经历了商业革命，货币经济高度发展，城市化水平显著提升，这些都是理解宋代城市文明的关键背景。

美国宋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包弼德（William J. Boone）与韩森（Valerie Hansen）则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宋代城市研究。包弼德在其《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中，聚焦于唐宋时期思想文化的转型，揭示了从“贵族文化”向“文人文化”的深刻转变。韩森的《传统中国内部的都市化》（*Urbanization in Premodern China*）则系统考察了中国前近代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为我们理解宋代城市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比较框架。

此外，德国学者库恩（Dieter Kuhn）关于宋代科学技术的系列研究，以及英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关于宋代经济革命的论述，都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宋代近世说”的学术内涵。郝若贝在其著名论文中，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论证了宋代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商业化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时代。

中国学界的回应与深化

中国学者对宋代社会的认识，同样经历了深刻的演变。史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虽以隋唐史研究名世，但其对宋代文化的高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成为学界广泛引用的经典论断。陈寅恪的论断不仅肯定了宋代文化的杰出成就，更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判断：宋代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是理解中国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关键时段。

邓小南教授作为当代中国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其系列研究中系统阐发了宋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邓小南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框架，将视野拓展至地方行政运作、文官制度实践、社会流动等议题，为理解宋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其关于北宋前期中央决策机制、宋代地方官与其治所城市关系的研究，对本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发。

漆侠先生是当代中国宋史研究的经济史大家，其代表作《宋代经济史》与《辽宋西夏金代经济史》至今仍是研究宋代经济的必读经典。漆侠的研究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强调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内在关联。在漆侠看来，宋代经济的商品化程度、雇佣劳动的出现、土地自由买卖的普遍化，都标志着封建经济内部已经萌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因素。

此外，王曾瑜、朱瑞熙等学者对宋代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以及包伟民对宋代地方行政与城市管理的专题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我们对宋代社会的认识。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与新方法的引入，宋代城市史研究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宋代近世说”的学术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近世说”自提出以来，也面临着持续的学术质疑与反思。部分学者认为，“近世”（modern）这一概念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将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可能会遮蔽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与内在逻辑。事实上，将宋代简单比附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近世开端”，确实存在将复杂历史进程过度简化的风险。

美国学者薛凤旋则从城市史的角度提出批评，认为西方学界关于宋代“城市革命”的论述，往往过分强调了商业化与市场的作用，而忽视了国家行政力量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持续性影响。薛凤旋强调，中国前近代城市与欧洲城市有着本质区别，其形成与发展始终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不能简单套用欧洲城市的发展模式来理解中国城市的历史演变。

这些学术争论促使我们反思：应当如何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准确把握宋代城市文明的独特性？如何在避免简单比附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宋代城市的历史创新价值？本书提出的“三角支撑模型”，正是试图在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更准确地把握宋代城市文明的内在机理。

二、三角支撑模型：理解宋代城市的新框架

模型的基本架构

本书提出“三角支撑模型”（*Triangular Support Model*），作为分析宋代城市文明的核心概念框架。这一模型将宋代城市文明的繁盛理解为经济繁荣、技术创新与市民文化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动态关系所推动的结果。

在传统的城市史研究中，经济因素往往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唯一或主要动力，商业活动被看作是城市存续的根本依据。然而，宋代城市史的复杂性表明，城市文明的繁荣绝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为立体的分析框架，将技术创新与文化变迁纳入视野，才能全面理解宋代城市的历史面貌。

经济繁荣（*Economic Prosperity*）构成三角支撑模型的第一支柱。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城市文明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北宋时期，全国城镇数量显著增加，涌现出大批工商业城市；货币经济高度发达，铜钱、铁钱、纸币并行流通；市场网络覆盖城乡，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这些经济现象，为城市人口的增长、消费需求的扩大、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是第二支柱。宋代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的军事应用、指南针的航海实践、瓷器烧制工艺的精进，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技术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特定产业的发展（如印刷业之于文化传播，陶瓷业之于出口贸易），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改变了城市的物质面貌与生活方式。印刷技术的改进降低了书籍成本，使知识传播更加普及；建筑技术的进步使城市空间更加合理化、功能更加多样化；纺织技术的革新则推动了手工业的专业化与规模化。

市民文化（*Urban Culture*）是第三支柱，也是最具宋代特色的历史现象。所谓市民文化，是指以城市居民为主体、以城市生活为场域、以商业消费为特征的文化形态。宋代市民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勾栏瓦肆中的戏曲表演，茶坊酒肆中的谈天说地，书坊铺子中的书籍流通，节庆活动中的全民狂欢，构成了宋代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市民文化的兴起，既是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结果，反过来也推动了经济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三要素的相互关系

三角支撑模型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经济繁荣、技术创新与市民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interdependence*）。这种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理解：

经济繁荣→技术创新：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技术创新需求。激烈的商业竞争促使商人与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市场规模的扩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经济激励——只有当市场足够大时，技术发明的成本才能被收益所覆盖。北宋时期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市场需求的直接产物：随着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读书风气的兴盛，对书籍的需求急剧增长，这为活字印刷等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

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商业活动的活跃是市民文化兴起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与财富积累，使更多人得以脱离农业生产，涌入城市从事工商业与服务行业，形成了庞大的市民群体。另一方面，商业消费成为市民文化的重要驱动力：酒肆茶坊需要音乐戏曲招徕顾客，书坊铺子需要各种出版物满足读者需求，节庆活动则为各种商品提供了展销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宋代市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费文化”。

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可能性。印刷技术的改进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纺织技术的革新推动了手工业的专业化与规模化；建筑技术的进步则改善了城市的生活环境与生产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某些技术创新直接催生了新的产业部门，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北宋时期的制瓷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釉色技术的改进使瓷器质量大幅提升，宋瓷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商品，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

技术创新→市民文化：技术进步深刻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进，使书籍不再是贵族官僚的专利，而成为普通市民也能享有的文化商品；纸币的出现便利了商业交易，间接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建筑与城市规划技术的进步，则为市民公共生活的开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可以说，没有技术创新的支撑，市民文化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市民文化→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市民的娱乐消费需求直接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酒肆、茶坊、瓦子等行业的兴盛，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其次，市民文化中的攀比消费、炫耀消费等行为模式，在客观上刺激了商品的需求；再次，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书籍出版、工艺品制作等行业的发展，都与市民文化密不可分。

市民文化→技术创新：市民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市民阶层的崛起，创造了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这一市场对技术创新产生了强烈的拉动效应。科举文化的兴盛带动了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市民对娱乐文化的需求促进了戏曲、音乐等表演艺术的技术创新；城市生活的便利化需求，则推动了建筑技术、市政技术等方面的持续改进。此外，市民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求知风气，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教育技术的革新与传播。

模型的适用范围与局限

三角支撑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其适用范围需要明确界定。首先，这一模型主要适用于解释宋代城市文明为何能够繁盛这一历史问题，即揭示促成宋代城市文明高峰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至于宋代城市文明的具体历史面貌——如城市空间结构、日常生活场景、社会组织形态等——则需要结合具体的实证研究加以呈现。其次，这一模型强调的是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非个体行动的随机性。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与个人因素当然不可忽视，但理解宋代城市文明的整体特征，需要首先把握其结构性逻辑。

同时，这一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主要关注的是宋代城市文明的内在驱动力，对于外部因素——如国际环境的变化、游牧民族的压力、国家政策的影响等——着墨不多。这些外部因素同样对宋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加以考量。其次，三角支撑模型是一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式的分析框架，是对复杂历史现实的抽象概括。在具体的城市案例中，三个支柱因素的重要性可能有所不同，其相互作用的机制也可能呈现地方性的特点。

三、城市的空间边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城市”概念的历史性与地方性

从事城市史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为“城市”？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复杂的概念界定与历史理解。在当代城市研究中，“城市”通常被理解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以非农业经济活动为主、具有相对完整的市政管理体系的人类聚居地。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宋代历史时，这一现代定义的适用性就面临着挑战。

宋代城市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城市，在形态、功能、边界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宋代城市的“边界”往往不如现代城市那样清晰：城墙圈定的范围可能包含大量农田与水域；城墙之外的“关厢”地区，虽然在行政管辖上不属于城区，但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上却与城区密不可分。其次，宋代城市的“功能”远比现代城市更为综合：行政长官（知州、知县）同时承担着司法、赋税、治安、教化等多重职能，城市的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往往交织在一起。再次，宋代城市的“人口”构成也更为复杂：除了常住居民，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商人、士子、僧道、艺人、流民等——他们的存在使城市人口的统计变得极为困难。

鉴于“城市”概念的历史性与复杂性，本书在研究宋代城市时，主要依据行政级别与经济功能两个标准来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具体而言，本书将研究范围划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都城

都城是宋代城市体系中层级最高的城市，包括北宋的开封（东京）与南宋的临安（行在）。这两座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其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功能复杂性都远超一般城市。

东京开封（960-1127年）是北宋的都城，鼎盛时期人口估计达到百万以上，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开封的城市布局突破了唐代里坊制的限制，呈现出开放式街巷制的特点：城内分为若干厢（相当于今天的区），厢下设坊，坊内遍布居民住宅与商铺。这种城市布局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活跃密切相关——商业活动不再被局限在特定的“市”中，而是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关于开封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丰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历史画面。

行在临安（1138-1279年）是南宋的都城，其城市格局既有对开封的继承，也有因地制宜的创新。临安原为五代吴越国的都城，南宋定都后，经过大规模的扩建与改造，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与开封不同，临安地处江南水乡，其城市形态呈现出浓郁的水城特色：河道纵横，桥梁密布，水运成为城市交通的重要方式。周峰主编的《南宋都城临安》对临安城市史有系统的研究。

第二层级：地方州府城市

第二层级是地方行政中心，包括各路的治所城市（府、州、军）以及重要的县城。这些城市虽然规模不及都城，但同样具有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双重功能，是区域城市网络的枢纽。

宋代地方城市的行政层级较为复杂。北宋实行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行政区划，全国分为十五路，后增至二十六路。路的治所城市称为“帅府”或“会府”，通常设有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存在，使治所城市往往成为区域的行政中心、人口聚集地与物资集散地。

州府城市的数量众多，据学者估计，北宋时期有州城约二百余座，加上军城、监城，数量更为可观。这些城市分布于全国各地，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北方地区受战乱影响，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南方地区相对安定，城市经济较为繁荣。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东南沿海的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盆地的成都府，都是宋代地方城市较为集中的区域。

宋代地方城市的研究，面临着史料分散的困难。与都城不同，大多数地方城市缺乏《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这样详细记载城市生活的文献。然而，宋代地方志的大量编纂，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地方城市的重要资料来源。目前存世的宋代地方志约有三十余种，加上明清时期编纂的宋代方志的续修本，可以为地方城市研究提供基本素材。

第三层级：市镇

第三层级是市镇（market towns），这是宋代城市体系中最为新兴、数量增长最快的城市类型。所谓市镇，是指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以商业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小型居民点。

“市”与“镇”在宋代有明确的区分。一般而言，“市”是指定期交易的市场，多设于水陆交通便利之处，交易日期有固定安排，如著名的河北安肃军永定镇。“镇”则原为军事据点，宋代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与商业功能的小城市，设有监官或镇官负责管理。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与“镇”的界限逐渐模糊，合称“市镇”，成为指代这一类商业聚居点的通用术语。

市镇的大量涌现，是宋代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据学者估计，北宋时期全国市镇数量可达数千座，其中以江南地区最为密集。市镇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多层次的城市网络：在都城与府州城市之下，镇市作为连接城乡的节点，承担着商品集散与市场交易的功能。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市镇的研究、森正夫对明清市镇的研究，都为我们理解市镇在城乡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书的研究范围与策略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书的研究范围涵盖上述三个层级的城市，但有所侧重。考虑到篇幅限制与研究深度，本书将以都城研究为基础，以地方城市研究为骨干，以市镇研究为补充，形成点面结合的研究格局。

具体而言，本书将开封与临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