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探险家塔洛克
戈登·塔洛克：第一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你去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为什么要认真教书？是因为老师特别喜欢你们每一个学生，还是因为如果教不好就会被校长批评、会扣工资？一个认真教书的老师，和一个敷衍了事的老师，他们的口袋里会有什么不同？
大多数人可能会说："老师当然是因为爱我们才认真教书的呀！"这个答案很温暖，也很可能是真的。但是，经济学家塔洛克会眨眨眼睛问你："如果教得好和教得不好拿的钱一样多，老师有什么理由要那么拼命呢？"
这个看似简单的追问，其实打开了一扇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而这扇门的发现者，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经济学探险家——戈登·塔洛克。
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男孩
1930年，在美国的巴尔的摩市，一个叫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小男孩出生了。巴尔的摩是美国东海岸的一座港口城市，那里有很多码头、仓库和来来往往的商人。小戈登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从小就喜欢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琢磨他们为什么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小时候的塔洛克最着迷的事情之一，是观察街角的杂货店。他常常站在店门口，看老板怎么进货、怎么定价、怎么和顾客讨价还价。他会想：为什么有的东西卖得贵有的卖得便宜？为什么老板看到穿得体面的人就笑容满面，看到衣衫褴褛的人就爱答不理？如果你是老板，你也会这样吗？
这些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小戈登实际上在思考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人们做选择的时候，到底在考虑什么？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说过一句话："人类的自私是永恒的，而美德需要制度来保护和激发。"小戈登虽然没听过这句话，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同样的东西。
中学时代的塔洛克是个有点叛逆的学生。他不喜欢死记硬背，但特别擅长辩论。他的历史老师回忆说，每次讨论历史事件，塔洛克总是会问一些让老师头疼的问题："历史书上说这个人是英雄，可是他做的事和坏人有什么区别呢？"老师常常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不过，如果你以为塔洛克只是个调皮的孩子，那就错了。他虽然不爱按部就班地学习，却有着极强的自学能力。高中毕业时，他的成绩足以让他进入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真正塑造塔洛克学术风格的，是他的大学时代——以及他后来的律师生涯。
从法学院到经济学：一次意外的转弯
塔洛克最初的人生规划是成为一名律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那时候的耶鲁法学院是全美最顶尖的法学院之一，培养出了无数大法官和政界精英。年轻的塔洛克在法学院的课堂上如鱼得水，他尤其喜欢宪法和财产法——这两门课教会他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法律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而存在的？
在法学院期间，塔洛克读到了一本改变他人生的书——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企业的性质》。科斯在文章里问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既然市场可以配置资源，为什么还需要企业？为什么人们不去市场上自由交易，而要加入一个组织被人指挥？
这个问题看起来和经济学有关，但科斯用来回答它的方法却是从法律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切入的。塔洛克后来回忆说，他读完这篇文章后的感觉是"好像有人突然在他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户"。他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和法律学结合起来，可以解释很多单靠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解释的现象。
从法学院毕业后，塔洛克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先是在美国国务院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法律顾问，后来又在几个联邦机构里做过公务员。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了政府是怎么运作的——而他看到的东西，和他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同。
公共选择理论：当政府官员也是"人"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里，政府官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一项政策对人民有利，他们就应该推行；如果对人民有害，他们就应该否决。教科书上也是这么写的：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但是，塔洛克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注意到，官员们开会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从"什么对公众最有利"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他们会考虑：这项政策通过了，我的部门会不会得到更多预算？我个人会不会因此升职？如果我得罪了某个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
更让塔洛克困惑的是，有时候一项明显对大众有好处的政策，却因为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而被搁置；而一些看起来毫无必要的项目，却因为某些人拼命游说而获得了大笔资金。
这些问题在普通人看来可能只是"官场黑暗"，但在经济学家塔洛克看来，却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如果政府官员并不是总能做出对公众最有利的决定，那么是什么在影响他们的决策？
带着这个问题，塔洛克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他和一位叫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朋友经常彻夜长谈。布坎南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比塔洛克大几岁，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两人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后，发现他们对同一个问题感兴趣：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为什么会组成政府？政府做出决策的过程，和市场交易有什么相似和不同？
1962年，塔洛克和布坎南合著了一本书叫《赞同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这本书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所谓"公共选择"，简单来说就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分析人们怎么在政治领域做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用塔洛克自己的话说就是："政府官员也是人，也会像普通人一样追求自己的利益。" 这句话听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含义却极其深刻。
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这个观点到底在说什么。
首先，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客和官员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物种"。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欲望、恐惧和弱点。当一个议员投票支持某项法案的时候，他考虑的不仅是这项法案对选民有没有好处，还会考虑：这项法案会不会惹恼我的金主？如果我投反对票，对手会不会在下次选举中拿这个攻击我？这个法案能不能给我的选区带来更多拨款，让我回去吹牛？
其次，政府部门本身也不是什么无私的机构。一个部门的领导最关心的事情，往往是扩大自己部门的规模、增加自己部门的预算、提升自己部门的地位。这在经济学上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预算最大化"。你可能觉得奇怪：当领导的难道不应该想着怎么省钱吗？但实际上，在政府体制里，部门规模往往和领导的影响力挂钩。你管着一万人，说话自然比管着一百人的时候有分量。
布坎南和塔洛克把这套理论总结成了一个更一般的规律："人是人，无论他是在市场里还是在政府里。"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以为一个人穿上西装进了政府大楼，他就会突然变得大公无私。他仍然会计算自己的得失，仍然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你可能会问了：那照这么说，政府官员岂不是都是自私鬼？我们还能相信政府吗？
塔洛克的回答是：不是要"相信"官员，而是要用制度来"约束"官员。就像市场经济需要反垄断法、消费者保护法来防止企业作恶一样，民主政治也需要各种制度设计来防止政客胡作非为。好的制度能让自私的行为产生好的结果，坏的制度则会放大自私带来的危害。
这就是为什么塔洛克说了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政府不是天使。"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好，也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坏。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而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设计出真正有效的制度。
寻租理论：为什么有人宁愿抢钱也不愿赚钱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是塔洛克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那么"寻租理论"就是他最广为人知的独创发明。这个概念如此重要，以至于很多人说，塔洛克光是发明了"寻租"这一个词，就足以在经济学史上留名了。
那么，什么是"寻租"呢？
在解释这个概念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另一个概念——"租金"。
在经济学里，"租金"这个词最早的意思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房租"。经济学家说的"租金"，是指某种生产要素（比如土地、矿藏、特殊技能）因为供给有限而获得的超额收入。举个例子：如果全国只有一块地方能种出最好的红茶，那么即使种红茶的成本和其他茶叶差不多，这块地的拥有者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这块多出来的收入，就是"租金"。
后来，经济学家们扩展了"租金"的概念，把它定义为：通过占有某种稀缺资源或特权而获得的、不需要付出相应努力就能得到的收入。
好，现在我们可以来说"寻租"了。
寻租，就是指人们花费资源去争取这种"租金"的行为。
为了让你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概念，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小镇上，镇子里只有一家面包店。这家面包店每天能卖100个面包，每个面包赚1块钱，一天就是100块的利润。现在你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也想开一家面包店，和那家垄断店竞争。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里，你会这么做：买烤箱、租店面、学习做面包、制定价格、想办法把面包卖得比那家店更好。如果你的面包确实更好吃，价格也更合理，顾客就会慢慢转向你，你也能赚到属于自己的利润。这个过程叫做"创租"——通过创造价值来获得收入。
但是，如果政府规定：新开面包店必须得到镇长批准，而镇长只批准他亲戚开店呢？
这时候，你就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放弃开面包店的想法，要么想办法获得镇长的批准。于是你开始琢磨：给镇长送点礼？帮镇长家干点活？找个和镇长关系好的人说情？
不管你选择哪种方式，你都在做一件没有创造任何社会价值的事情——你花的时间和金钱，并不能生产出更好吃的面包，只是从镇长那里"抢"到了一张许可证。
这就是寻租的本质：人们把大量资源花在争夺现有的利益上，而不是花在创造新的价值上。
塔洛克在他的经典论文《寻租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1967）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他指出，在很多国家，人们发现与其辛辛苦苦办企业、搞创新，不如花时间精力去争取政府的好处——比如垄断特权、补贴、关税保护、优惠贷款等等。
为什么？因为办企业要承担风险，要努力工作，而且利润还要交税。但如果能拿到政府给的垄断权，你就可以躺着赚钱。别人想买和你一样的商品或服务，对不起，必须找你，而且价格由你定。这多爽啊！
问题在于，这种"爽"是建立在社会其他人受损的基础上的。垄断者的高利润，是以消费者的额外支出、竞争者的机会损失、整个社会的效率下降为代价的。更糟糕的是，为了得到这种垄断权，企业家们会互相竞争——不是竞争谁的产品更好，而是竞争谁和官员的关系更铁。这种竞争本身就要消耗大量资源，而且不会产生任何对社会有益的东西。
塔洛克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寻租就像是一群人围着一块固定的蛋糕抢份额，每个人为了多抢一点，都使劲往里挤。结果呢？蛋糕还是那么大，但挤的过程中，蛋糕被挤碎了一地，最后每个人分到的反而更少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比喻有点夸张，但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真实世界的寻租故事
让我们来看一个19世纪美国的真实案例，理解寻租是怎么运作的。
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为了筹集军费，林肯总统的政府开始征收关税。关税就是外国商品进入美国时要交的税。征收关税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还能保护美国的本土企业——因为外国商品加上关税后价格变高，就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了。
一开始，关税的税率还算合理。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各种利益集团开始意识到：关税不仅仅是一个财政工具，更是一个竞争工具。
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业商人发现，如果把关税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他们就能把英国钢铁挤出去，独占美国市场。于是他们派说客去华盛顿，天天泡在国会议员身边，给他们讲道理、送礼物、许诺各种好处。
再比如，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主想要保护他们的棉布生意，于是也派人去游说。南方各州的棉花出口商则希望关税低一点，这样他们买英国工业品的时候能便宜些。
最后出台的关税法案，往往不是经过理性分析得出的"什么税率对国家最有利"，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历史学家估计，19世纪后期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高达40%到50%，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要为几乎所有工业品多付将近一半的钱。
这些多付的钱去哪了？一部分变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军费和其他开支），一部分变成了美国企业的超额利润（因为它们没有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还有很大一部分则在游说、谈判、行贿的过程中被消耗掉了。
没有任何一个工厂因此被建造出来，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因此被发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产力因此提高——整个社会为这场争夺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塔洛克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企业家花100万去贿赂官员换取一项垄断特权，而不是花100万去建厂生产产品，这是对整个社会的浪费。" 因为前一种行为不会创造任何新的价值，只是在重新分配已有的蛋糕；而后一种行为则真的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寻租不仅存在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普遍现象。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曾经对各国进行比较，发现那些政府管制多、官员自由裁量权大的国家，往往经济增长缓慢，腐败严重，年轻人不愿意创业——因为创业的最好方式不是把产品做好，而是先把"关系"搞好。
中国的情况也很有趣。改革开放初期，很多行业存在价格双轨制：同样一种物资，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可能相差好几倍。那些能拿到计划内物资的人，转手就能赚大钱。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叫"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就是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后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些寻租空间才慢慢缩小。
塔洛克的其他贡献：交易成本、官僚主义与法学经济学
除了公共选择理论和寻租理论，塔洛克还在很多其他领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的研究兴趣极其广泛，从契约理论到法经济学，从官僚制度到环境政策，几乎无所不包。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塔洛克早期的重要贡献之一。他1969年发表的《交易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Transaction Costs）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开创性论文之一。
交易成本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除了生产成本之外，人们在市场上完成一笔交易所需要花费的其他成本。比如，你去买东西要花时间吧？要比较价格吧？可能要讨价还价吧？如果买的东西有问题还要去退货、投诉、打官司吧？这些都需要成本，但这些成本不会直接体现在商品的价格里。
科斯最早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因此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塔洛克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扩展和深化。塔洛克指出，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找信息"的成本，还包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谈判成本等等。他认为，正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才有了存在的必要——如果你每次和别人合作都要花大量时间精力去谈判、监督、执行，那你还不如把这些人招进自己的公司，用层级命令来代替市场交易。
塔洛克还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官僚主义。在1971年出版的《官僚主义》（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一书中，他系统地分析了政府机构的运作特点。
前面我们说过，政府官员也会像普通人一样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政府机构通常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
在市场竞争中，如果你的产品价格太高、质量太差，顾客就会跑掉，你的公司就会亏损甚至倒闭。但在政府体制里，没有"顾客跑了"这种惩罚机制。一个部门的预算，主要取决于它能不能在年度预算会议上说服上级和立法机构给自己多拨点钱，而不是取决于它的服务对象满不满意。
塔洛克指出，这种缺乏竞争的体制会带来很多问题：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报喜不报忧、做事墨守成规、对外界的変化反应迟钝。他甚至开玩笑说："政府部门的效率低下不是偶然的，而是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如果你让一个人去管一个无论做得好坏都不会被解雇的机构，你会发现这个人很快就学会了怎么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报告和开会上。"
塔洛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法经济学——用经济学工具分析法律制度。1987年，他出版了《法理学案例》（The Case against a Democratic Society）一书（这本书后来被再版为《法经济学》），系统地讨论了法律和市场的关系。
在这本书里，塔洛克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很有争议的观点：很多法律的存在，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特权，而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比如，专利法和版权法表面上是为了鼓励创新，但它们实际上赋予了发明者和作者垄断权，让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塔洛克并不完全反对知识产权保护，但他提醒我们：任何制度都有代价，我们需要仔细权衡利弊。
塔洛克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任何政策都追问"谁受益、谁受损、利益是怎么分配的"——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路径。在法经济学领域，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受塔洛克影响很大。波斯纳后来把法经济学发展成了一门成熟的学科，并在2010年出版了专门感谢塔洛克的文章。
塔洛克的思想遗产：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
2003年，塔洛克在维克弗里斯特大学去世，享年73岁。《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都发表了纪念文章，高度评价他一生的学术贡献。布坎南在得知噩耗后说："塔洛克是我见过的最有创造力的头脑之一。他总是能从别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中看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2009年，塔洛克去世六年后，美国经济学联合会追授他"杰出发言人"称号，这是该协会的最高荣誉之一。这个荣誉通常只授予那些"改变了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学者。
那么，塔洛克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呢？
首先，他让我们重新思考了"政府与市场"这个古老的话题。在他之前，很多人对政府抱有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期待：市场是不完美的，会有失灵，所以需要政府来纠偏。塔洛克用他的研究告诉我们：政府也不是完美的，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政府失灵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组成政府的人也是普通人，也有私心。这两套理论结合起来，让我们对复杂社会的运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其次，他发明的"寻租"概念，已经成为分析很多社会问题的标准工具。今天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国际发展专家，在讨论腐败、特权、利益集团等问题时，都会用到这个概念。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在评估各国经济制度质量时，也把"寻租和腐败程度"作为重要指标。
第三，他开创的"公共选择"传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除了布坎南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公共选择学派还有很多知名学者活跃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他们共同构建了一套分析政治决策的经济学框架，影响了美国的很多政策实践——比如1978年通过的《管制制度改革法案》，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放松管制的主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塔洛克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质疑常识的精神。他总是对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保持警惕，用严密的逻辑和实证的证据去检验它们。他告诉我们：看似简单的常识，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机制；看似美好的制度设计，执行起来可能走样变形。只有承认人性的复杂，才能设计出真正靠谱的制度。
理解塔洛克：从身边的故事开始
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觉得：塔洛克的思想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它来理解身边的世界。
让我们来做几个练习。
练习一：学校里的值日生
想象你是班上的值日生，负责每天放学后打扫教室。老师说："认真打扫的同学，下周可以得到一个小星星。"现在有两种情况：
情况A：老师会亲自检查谁扫得认真，表现好的得星星，表现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