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君者的诞生

第1章：弑君者的诞生

1606年，伦敦环球剧院的舞台上，一个苏格兰国王倒在了血泊之中。这部被命名为《麦克白》的悲剧，在历史学家看来，不过是对苏格兰11世纪国王邓肯之死的一次戏剧化再现。但如果我们稍作停留，便会发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在詹姆斯一世——一个苏格兰血统的英格兰国王——统治的第三年，伦敦的剧作家会突然对一段冷僻的北欧历史产生兴趣？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并非普通的宫廷阴谋，而是一场弑君罪行，一个由预言驱动的权力野心最终吞噬了主人公自身的故事。

这不仅是关于一个苏格兰军阀如何走向毁灭的故事，它本身就是一出关于“吞噬”的戏剧——野心吞噬忠诚，恐惧吞噬理性，最终，主人公在疯狂与虚无中吞噬了自己。要理解这部作品的全部重量，我们必须回到它诞生时的历史现场。

詹姆斯一世与苏格兰血统的政治隐喻

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一世在里士满宫驾崩，享年六十九岁。这位终身未嫁的“童贞女王”留下了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悬念：谁来继承王位？答案在她咽气前几个小时终于揭晓。消息从伦敦传向四方：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将南下加冕，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

这在英格兰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事件。两个王国的合并不是通过战争或联姻，而是通过血统的延续实现的——伊丽莎白的外甥孙、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詹姆斯，是都铎血脉最后的男性继承人。尽管英格兰与苏格兰在法律上仍然各自独立，但共主联邦的建立已经为后来的正式合并奠定了基础。对当时的英格兰臣民而言，这个来自北方的国王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需要时间来消化的问题。

詹姆斯一世在抵达英格兰之前，已经在苏格兰当了三十五年的国王。他带着一整套苏格兰宫廷的礼仪、偏见和知识来到伦敦。这其中包括他对巫术的浓厚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追查女巫的坚定信念。在苏格兰期间，詹姆斯曾亲自主持对北伯威克女巫的审判，163页的详细证词后来被他扩充为《恶魔学》一书，成为当时欧洲最系统的巫术研究著作之一。当詹姆斯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他很快推动议会通过了1604年的《巫术法》，取代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旧法，将巫术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召唤”“咨询”和“命令”任何恶魔或精灵的行为。这部新法的适用范围远超旧法，其背后的推动力正是詹姆斯本人对女巫的恐惧与执念。

理解这一背景，我们才能看清《麦克白》中女巫预言的真正分量。这些“不像女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情节的催化剂或氛围的营造物，她们是詹姆斯一世亲自关注的议题。剧作家选择让女巫成为故事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既是对国王兴趣的呼应，也是一种微妙的逢迎——在伊丽莎白时代，巫术题材的戏剧并非没有，但将其置于如此突出的位置，并在首演时就献给国王观赏，却是1606年才有的特殊现象。

但《麦克白》的政治意涵远不止于巫术这一单一主题。剧中的核心事件——弑君——在伊丽莎白时代是极其敏感的题材。1599年，塞缪尔·丹尼尔发表了一首关于内战的史诗，其中对弑君者的谴责被广泛认为是对1598年法国亨利三世被刺事件的回应。而在1600年，埃德蒙·斯宾塞的遗孀被逮捕并被关入伦敦塔，部分原因是她在诗作中对伊丽莎白的继承问题有所暗示。在这种气氛下，写一部关于弑君的戏剧需要相当的勇气。

然而，詹姆斯一世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语境。他的母亲玛丽·斯图亚特曾被伊丽莎白一世囚禁并最终处死，死因正是涉嫌参与暗杀伊丽莎白的阴谋。詹姆斯登基后迅速为母亲平反，将她的遗体迁葬威斯敏斯特教堂。作为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詹姆斯本人就是一场弑君阴谋的遗孤——尽管杀死他母亲的并非他人，而是来自英格兰的判决。在这种语境下，弑君叙事获得了新的诠释空间：它不再是禁忌的话题，而是一种可以用来探讨忠诚、背叛与神授王权之间复杂关系的文学工具。

《麦克白》一剧与詹姆斯血统之间的联系不止于此。剧中的班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在传统的苏格兰编年史中，班柯被记载为詹姆斯王朝的祖先。莎士比亚显然知道这一传统，因为在剧本的早期版本中，班柯的后裔成为国王这一情节被直接呈现出来。对詹姆斯一世而言，这出戏讲述的正是他祖先的故事——一个由预言引发的野心如何导致灾难，而忠诚最终如何得到奖赏。在这个意义上，《麦克白》可以被读作一部为新王量身定制的政治寓言：它警告野心的危险，同时也暗示真正的王权终将战胜篡逆。

巫术恐慌的时代：《巫术法》与女巫预言的社会心理基础

如果说詹姆斯一世的苏格兰血统为《麦克白》提供了政治框架，那么伊丽莎白末期至詹姆斯早期社会弥漫的巫术恐慌，则为这出悲剧提供了更为深层的心理土壤。要理解剧中女巫为何具有如此令人窒息的魅惑力，我们必须暂时跳出文本，进入那个相信恶魔可以附身、诅咒可以致命的时代。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格兰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巫术恐慌高峰期。第一次是1558年至1583年间，以兰开夏郡彭德尔森林地区的审判为标志；第二次是1585年至1602年间，以东盎格利亚，尤其是萨福克郡和埃塞克斯郡的系列审判为代表；第三次则是1600年至1620年代，在詹姆斯一世的支持下达到新的高潮。正是在这第三次浪潮中，莎士比亚创作了《麦克白》。

这些恐慌并非孤立的地方事件。它们具有明显的社会学规律：大多数被指控为女巫的是贫困、年老、丧偶或独居的女性，她们往往因为邻里纠纷或继承争议而成为怀疑对象。在某些案例中，告发者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一个觊觎老人土地的侄子，或是一个希望独吞遗产的儿媳。巫术指控在此刻成为了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指控者都是出于纯粹的自利动机。在一个缺乏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时代，解释疾病、死亡和不幸的需要迫使人们诉诸超自然的解释。

但仅用理性来解释巫术恐慌的蔓延是不够的。在16世纪末的英格兰，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英格兰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经济与政治焦虑。人口增长导致土地压力加剧，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宗教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虽然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但围绕国教与清教之间的张力仍在持续发酵。在这种氛围中，外部敌人——无论是天主教徒、异端分子还是女巫——提供了投射焦虑的对象。

詹姆斯一世对巫术问题的介入将这种社会焦虑提升到了国家层面。他在1604年推动通过的《巫术法》明确规定，对那些“蓄意施展任何邪术、魔法或诅咒，导致任何人死亡”的行为，应处以死刑；而仅仅施展邪术或魔法以获取金钱的行为，则处以一年的监禁和耻辱柱处罚。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巫术从一种纯粹的道德或宗教罪行转变为一种潜在的重罪——它可以杀人，即使使用的是无形的手段。

这种法律框架为《麦克白》中的超自然叙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剧中的女巫不仅是在进行预言，她们还在施展一种可以影响现实的力量。当麦克白询问她们“基于什么权威”行事时，第三位女巫的回答是——“我们为终将灭亡者送终。”这既是一种悖论式的自嘲（女巫本身也终将死亡），也是一种对自身能力的暗示性声明。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女巫，而不是男巫？这个问题的答案触及了16世纪英格兰巫术恐慌的性别化本质。在绝大多数已知的案例中，被告是女性，比例大约在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之间。这种性别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女性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弱势使她们更容易成为指控的目标；她们的生理特征——月经、怀孕、绝经——被当时的主流医学（从盖伦到帕拉塞尔苏斯）认为与“冷”和“湿”有关，而这些特质又被认为与恶魔的诱惑力有某种亲和性。更重要的是，女性被建构为情感化和易受影响的生物，她们被认为缺乏理性来抵抗魔鬼的诱惑。

因此，当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让三位女巫说出那些模糊、暧昧、令人不安的预言时，他并非在凭空创造一种文学效果。他是在触碰当时英格兰社会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对部分观众而言，这些女巫是真实的威胁——她们的预言可能会成真，因为女巫确实被认为拥有这种能力。对另一部分观众而言，这些女巫是社会边缘人的象征——她们代表了那些被社会排斥、但又被恐惧所放大的存在。无论如何解读，女巫在剧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她们的预言，就不会有麦克白的野心；没有麦克白的野心，就不会有这出关于自我吞噬的悲剧。

第一对开本与四开本：两个版本的文本差异及其意义

任何关于《麦克白》的严肃讨论都无法回避一个令人困扰的事实：我们不知道这出戏的“原版”是什么样子。这并非夸张之词。在莎士比亚研究中，很少有作品像《麦克白》这样，在文本基础问题上存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

目前流传的两个主要版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第一个版本是1623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收录于约翰·赫明和亨利·康德尔编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中。第二个版本是1600年（或更可能是1603年）以四开本形式单独出版的单行本，学界通常称之为“第一四开本”或“1600年四开本”。这两个版本在篇幅、措辞和某些关键场景的编排上都存在差异。

第一对开本中的《麦克白》是一个相对精简的版本，演出时间大约在两小时左右。而1600年四开本则长出约百分之十，包含了一些在对开本中被删除或改写的段落。斯坦利·威尔斯和加里·泰勒在他们编辑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中进行了一项惊人的统计：如果将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全部纳入计算，那么全剧超过百分之十一的词汇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的性质并非无关紧要的措辞修改，而是涉及深层的戏剧结构。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杜尔西姆花园的段落在两个版本中差异最为显著。四开本包含了著名的“洗手”独白：“所有波斯人的香水/也不能让这只小小的手变香”，而对开本则采用了更为简洁的版本：“这件工作已经完成；手臂已经……”这一差异让学者们困惑了数百年。洗手独白显然更适合展现麦克白夫人内心的挣扎与恐怖，但如果这出自莎士比亚的原笔，为什么会被删除？可能的解释是，对开本的编辑者为了适应演出时间而进行了删减，或者他们使用的底本本身就经过了删改。

另一个重要差异涉及道纳斯的歌谣。在四开本中，麦克德夫询问退场的老绅士“夜间的乌鸦是怎样歌唱的”，后者回答：“我可以说它唱得非常好听，道纳斯已经学会了它所有的调子。”这段对话在第一对开本中完全消失了。道纳斯是剧中虚构的英格兰医生，他被描绘为正在研究国王的疾病。这段对话的删除可能是因为它在情节上并非必需，但也可能反映了某种审查或自我审查的考量——在詹姆斯一世统治下，让英格兰与苏格兰国王的疾病被一个虚构的医生“研究”，可能是一个微妙的话题。

莉特尔的演出同样存在版本差异。四开本在第三幕第六场前有一段“对英格兰观众说的话”，而对开本中这段内容完全不见。这段话据说是为了解释莉特尔在剧中的作用而添加的，但它的突然消失使得莉特尔这个角色的出场变得更加突兀。

版本差异的意义远不止于学术上的校勘问题。它揭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认识论困境：我们所阅读的“莎士比亚”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当我们说“《麦克白》第三幕第四场”时，我们指的是哪个版本？当不同的版本给出不同的台词时，哪一个更接近作者的意图？

17世纪的戏剧文本流通方式与现代的出版制度截然不同。莎士比亚时代的剧本被视为演出脚本而非文学文本。剧团拥有的手抄本或“底本”是保密的商业资产，不会轻易外流。印刷商获取剧本的途径通常是记忆、口述或（有时是盗用的）非法抄录。这意味着，即使是“权威”的印刷版本，也可能与实际演出中的版本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对于《麦克白》而言，四开本的存在引发了一个持久的争论：这个版本是从对开本的删减版扩展而来，还是对开本是从四开本压缩而来？大多数当代学者倾向于后者，认为四开本更接近1606年的原始演出本，而对开本则反映了一次后来的删改。但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对开本才是更权威的版本，因为它来自剧团自身的收藏。

这场争论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提醒我们，当我们阅读或观看《麦克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与一个多重文本进行对话。每一个版本都携带着不同的历史痕迹，每一个差异都可能揭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格兰戏剧生产和流通的某些侧面。与其追求一个虚构的“原版”，不如将这些版本差异视为理解文本历史生命的多扇窗户。

下面的时间线梳理了《麦克白》文本流变的主要节点：

```mermaid timeline title 《麦克白》文本流变年表 1606 : 首演于环球剧院 : 可能由御前大臣剧团演出 1603-1607 : “1600年四开本”出版 : 实际出版年份存疑 : 包含对开本中缺失的段落 1616 : 莎士比亚去世 : 底本归属不明 1623 : 第一对开本出版 : 约翰·赫明与亨利·康德尔主编 : 文本相对精简 18世纪至今 : 版本校勘与学术争论 : 持续至今 ```

伊丽莎白悲剧传统：《麦克白》如何继承又突破了这一传统

在讨论《麦克白》的独特性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它所处的文学传统。莎士比亚并非在真空中创作这出悲剧；他是在伊丽莎白时代悲剧已经达到成熟乃至某种巅峰的背景下展开写作的。要把握《麦克白》的创新与颠覆，必须先了解它从何处继承，又向何处突破。

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要传统：其一是塞涅卡传统，强调复仇、恐怖与超自然元素；其二是人文主义传统，更关注古典悲剧中的道德与政治议题。塞涅卡的拉丁文悲剧在15世纪被重新发现后，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作品充满了鬼魂、诅咒、血腥的场景和冗长的独白，强调情感的直接宣泄而非性格的渐进发展。托马斯·基德在1580年代创作的《西班牙悲剧》将这一传统带到了英格兰，它的成功引发了一波模仿浪潮。

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也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思想界激起了波澜。《君主论》问世已经半个世纪，但它对权力的坦率分析、对道德与政治进行区分的观点，仍然让许多人不寒而栗。在英格兰语境下，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对天主教阴谋的恐惧紧密结合——人们相信，天主教徒（尤其是耶稣会士）正在密谋推翻伊丽莎白的统治，而他们使用的正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这种恐惧在1570年教皇开除伊丽莎白教籍后进一步加剧，使得任何涉及篡位或弑君的题材都带上了现实政治的阴影。

《麦克白》与这些传统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大量借用了塞涅卡式的恐怖元素——女巫的合唱、班柯的鬼魂、麦克白夫人梦游时的呓语，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典复仇悲剧的惯例。另一方面，它又在根本层面上偏离了这些传统。

让我们做一个具体的对比。在塞涅卡的《美狄亚》中，主人公是一个被激情驱使的复仇者，她的罪行是向外投射的——她杀死自己的孩子是为了惩罚背叛她的丈夫。在《西班牙悲剧》中，霍洛芬尼斯是一个被谋杀的法官，他的儿子为了复仇而装疯，最终揭露真相并处死凶手。这些作品中的暴力通常是工具性的——它服务于复仇或正义的目的。

《麦克白》则完全颠倒了这一逻辑。麦克白的暴力不是工具性的，而是自我毁灭性的。他杀死邓肯并非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满足野心——而这种野心一旦释放，就无法再被控制。他随后的每一场杀戮——杀死班柯，杀死麦克德夫的家人——都在为自己制造新的恐惧和敌人，而不是解决问题。这种暴力的累积不是通向某个目的地的旅程，而是走向深渊的坠落。

另一个关键差异在于女主角的位置。在传统的伊丽莎白复仇悲剧中，女性通常是受害者或被动的旁观者。但在《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是一个积极的共谋者，她的野心甚至比丈夫更为坚定。“我给你的勇气”的经典台词正是她的写照。然而，她也第一个感受到了良心的反噬——在第五幕中，她无法洗去的幻觉揭示了道德崩溃的终极代价。

更重要的是，《麦克白》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悲剧中常见的外部叙事者或评论者。剧中没有像《哈姆雷特》那样有一批能够提供对照视角的宫廷人物（霍拉旭、霍洛芬涅斯等）。当麦克白陷入疯狂时，没有清醒的声音来解释发生了什么。观众几乎是孤零零地面对这个走向毁灭的灵魂，这种孤立感赋予了剧作一种独特的心理亲密性。

莎士比亚同时代的竞争者也创作过类似题材的苏格兰悲剧。1603年前后，至少还有一部名为《苏格尔王》的戏剧曾在伦敦演出。这部作品同样涉及弑君和超自然预言，但它的命运与《麦克白》截然不同——《苏格尔王》已经彻底失传，我们甚至不确定它的确切情节。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比较，但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问题。《麦克白》能够流传至今并持续激发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而它的同期作品却已湮没，这本身就构成了某种文学史的判断。

这种成功的根源或许在于《麦克白》独特的时间结构。全剧的时间跨度被压缩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从班师回朝到弑君再到最终覆灭，整个故事发生在比实际演出时间长不了多少的虚构时间内。这种时间压缩制造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动能——当行动以这种速度展开时，角色几乎没有时间反思或改变方向。麦克白的悲剧不是性格的缓慢堕落，而是在时间压力下做出的不可逆转的选择。

本章小结

我们从一个问题出发：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苏格兰弑君故事，能够在1606年的伦敦舞台上激起如此复杂的回响？

答案在本章的探索中逐渐浮现。《麦克白》的诞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事件，而是三条历史线索交汇的产物：苏格兰血统的詹姆斯一世的登基为这出关于苏格兰国王的戏剧提供了政治庇护所；弥漫于社会的巫术恐慌为超自然预言的登场准备了观众的期待视野；而伊丽莎白悲剧传统在达到巅峰后积累的所有可能性与张力，则为莎士比亚的突破提供了跳板。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涉及文本本身的复杂性——那个困扰了学者三百年的版本问题。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不是可以轻易忽略的学术细节，而是通向《麦克白》历史生命的不同窗口。它们提醒我们，经典并非一开始就是“经典”；它们是在流传、编辑、解释和再创造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

这些历史发现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它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反复出现：《麦克白》究竟是一部关于什么的戏剧？是野心的悲剧——一个好人如何被权力的诱惑腐蚀？是心理的戏剧——一个灵魂如何在犯罪后走向疯狂？还是形而上的寓言——人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如何被颠覆？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不在别处，而在文本本身等待我们的地方。下一章，我们将进入《麦克白》的文本世界，从第一场女巫的预言开始，追踪一个男人如何在三个“命运的丫鬟”的话语中，听到了自己野心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