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职参与的概念演进与研究范式

当社交媒体上“父职天花板”“爸爸带娃，活着就行”的调侃成为大众熟知的公共叙事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对“父亲应该是什么样”的认知本身，经历了一场长达两百年的剧烈演变。从传统农耕社会里兼具权威与照料责任的“家长”，到工业革命后退居“家庭经济支柱”的“缺席养育者”，再到当代社会被要求与母亲共同承担养育责任的“共同养育者”，父职角色的每一次转向，都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性别观念的演进、儿童发展研究的突破深度绑定。而学界对父职参与的研究范式，也随着角色认知的变化，完成了从“父职缺失有害”到“父职数量重要”再到“父职质量核心”的三次范式转移，最终形成了如今以儿童发展为核心、以互动质量为核心的多元研究框架。

一、父职角色的历史演进：从“家长权威”到“共同养育者”

父职并非天生固化的社会角色，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分工、文化规范与家庭结构共同建构的产物。梳理父职角色的演变脉络，是理解当代父职参与问题的前提。

（一）前工业社会：父职作为“全能家长”的当然责任

在前工业社会的农耕文明与手工业文明阶段，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父职角色与家庭的生产功能、教育功能、宗教功能深度绑定，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父职缺席”概念。 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将父亲定位为家庭的核心权威与教育责任人，“养不教，父之过”的表述明确将子女教育的首要责任赋予父亲。此时的父亲既是家庭的经济生产者，也是子女的教养者：一方面，父亲需要承担农田耕作、手工业生产等物质生产职责，为家庭提供生存资源；另一方面，父亲需要亲自教导子女读书识字、劳动技能与伦理规范，甚至参与子女的日常照料。北朝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中详细记载了父亲亲自教导子女读书、做人、处事的内容，彼时的父职参与是无需讨论的当然责任，父亲的权威既来自生产资料的占有，也来自对子女教育的直接介入。 西方前工业社会的父职角色体现为“家父长制（paterfamilias）”下的绝对权威：中世纪欧洲的家长拥有对家庭成员的绝对控制权，包括对子女的管教、财产继承的安排、婚姻的决定权，同时也需要为子女的物质供给、宗教教育、人身安全负全责。此时的父职参与覆盖了子女成长的全部领域，不存在“父亲是否应该参与育儿”的争议，只有“父亲是否尽到责任”的道德评价。 这一阶段的父职参与特征可以概括为：父职是家庭全能管理的核心，参与范围覆盖生产、教育、照料、管教全领域，父职角色与家庭功能高度绑定，不存在明确的“父职/母职”分工边界。

（二）工业社会：父职作为“经济支柱”的角色窄化

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的生产属性与分工逻辑：生产活动从家庭内部转移到工厂，成年男性被要求进入工厂成为标准化雇佣劳动者，女性则被建构为“家庭照料者”，承担起育儿、家务等无偿劳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逐渐成为工业社会的主流家庭范式，父职角色也随之被窄化为单一的经济供给者，即“养家者（breadwinner）”角色。 这一阶段的父职参与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时间上的极度稀缺：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的工人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很多父亲只有周日才能与孩子见面，日常育儿完全由母亲、祖辈或保姆承担。二是参与领域的极度收缩：父亲的职责被限定为“赚钱养家”，日常照料、情感支持、教育引导等职责都被划归为母职的范畴。彼时的社会文化甚至将“参与日常育儿的父亲”视为“没有本事”的表现，认为男性应该专注于公共领域的生产活动，家庭内部的照料是女性的责任。 这种父职窄化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男性参军，父亲缺席成为普遍现象，战后社会甚至将“回归家庭的母亲”视为稳定家庭的核心，父亲的角色进一步被边缘化为“经济符号”。中国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同样强化了这一范式：男性职工承担单位的生产职责，女性职工承担家务与育儿责任，父职参与仅停留在“管孩子吃饭、上学”的物质供给层面，情感互动与日常照料极少被纳入父职的职责范围。

（三）后工业社会：父职作为“共同养育者”的角色重构

20世纪60年代以降，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双职工家庭的普及、核心家庭结构的扩展，推动父职角色再次发生根本性转变。女性大量进入职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分工难以为继，社会开始重新审视父亲在育儿中的价值，父职参与从“可选选项”变成“必选项”。 这一阶段的父职重构呈现三个维度的变化：一是角色定位的变化：父职不再是母亲的“帮手”，而是与母亲平等的共同养育者，父亲需要承担起照料、教育、情感支持等全方位的育儿责任。二是参与范围的变化：父职参与从传统的“管教者”“供给者”扩展到日常照料、情感互动、教育陪伴、家务分担等全领域，很多国家的公共政策开始明确鼓励父亲参与育儿，比如瑞典1974年推出的“性别中立陪产假”，规定90天的带薪育儿假只能由父亲使用，无法转让给母亲，从制度层面推动了父职参与的普及。三是评价标准的变化：社会对父亲的评价不再仅以“赚钱能力”为核心，而是同时关注其育儿参与度与亲子关系质量，“好父亲”的标准从“会赚钱”变成“会陪娃、会疼老婆、会教育孩子”。 中国这一转变的典型标志是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各地陆续推行的男性陪产假制度，截至2023年，全国已有28个省份出台了男性陪产假制度，平均假期为15天，部分省份延长至30天，公共政策的调整直接推动了父职参与意识的普及。中国妇联2021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21）》显示，0-17岁儿童的日常照料中，父亲的参与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12.6%上升到2020年的25.6%，翻了2倍，尽管仍远低于母亲的62.3%，但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这一阶段的父职参与特征可以概括为：父职是与母职平等的共同养育责任，参与范围覆盖儿童成长的全领域，父职角色的评价标准从“经济供给”转向“养育质量”，父职参与成为公共政策、性别平等、儿童发展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二、父职研究的三次范式转移：从“在场与否”到“质量高低”

学界对父职参与的研究，始终随着父职角色的演变而调整核心问题与研究方法，过去60年完成了三次标志性的范式转移，每一次转移都推动了对父职参与价值的认知深化。

（一）范式一：父职缺失范式（1960s-1970s）：核心问题是“父亲是否在场”

20世纪60年代之前，学界对父职的关注极少，甚至默认“父亲缺席是正常的家庭分工”。60年代之后，随着单亲家庭、贫困家庭中父亲缺席现象的增多，学界开始关注“父职缺失的负面影响”，形成了以“父职缺失”为核心研究问题的第一范式。 这一范式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认为，男孩的性别认同是通过模仿父亲获得的，父亲缺席会导致男孩的性别认同混乱，甚至出现心理异常，这一理论在当时成为父职缺失研究的核心依据。二是贫困研究，1965年美国劳工部发布的《黑人家庭：国家行动方案》（*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即著名的“Moynihan报告”）指出，当时非洲裔美国家庭的单亲母亲比例高达24%，远高于白人家庭的8%，父职缺失是导致非洲裔家庭贫困、儿童行为问题、学业失败的核心原因[^1]。 这一范式的核心结论是：父亲在场是儿童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父职缺失是儿童行为问题、学业失败、性别认同障碍的核心风险因素。这一结论在当时推动了欧美国家的“父职复兴运动”，很多公益项目开始鼓励父亲回归家庭，比如美国的“父亲参与项目（Father Involvement Programs）”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但这一范式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它将父职缺失视为个体或家庭的问题，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种族歧视、就业压力等结构性因素对父职参与的限制——比如贫困家庭的父亲可能需要打3份工才能维持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与育儿，这种“缺席”并非父亲不愿意，而是结构性的无奈。此外，精神分析理论关于“父职缺失导致性别认同障碍”的结论，在70年代之后被大量实证研究证伪：1978年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SRCD）的综述指出，父亲缺席与男孩性别认同障碍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儿童的心理发展更多与养育者的互动质量相关，而非父亲的“在场”与否。

（二）范式二：父职数量范式（1980s-2000s）：核心问题是“父亲投入多少时间”

70年代之后，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双职工家庭的普及，学界开始反思“父职缺失范式”的局限性，不再将父职参与视为“在场/缺席”的二元问题，而是开始关注“父亲投入多少时间在育儿上”，形成了以“父职数量”为核心研究问题的第二范式。 这一范式的核心理论支撑是发展心理学的“家庭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会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父亲作为家庭的重要成员，其投入的时间越多，对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越大。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是剑桥大学发展心理学家Michael Lamb在1985年提出的父职参与三维度框架（Lamb’s Tripartite Framework），该框架将父职参与分为三个可测量的维度： 1. 可及性（Accessibility）：父亲是否与孩子共同居住，是否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随时出现； 2. 责任性（Responsibility）：父亲是否承担起孩子养育的相应责任，比如安排就医、参加家长会、支付教育费用、规划孩子的成长路径； 3. 参与性（Engagement）：父亲直接与孩子互动的程度，比如陪玩、辅导作业、情感交流等。 这一框架至今仍是学界测量父职参与最常用的工具，几乎所有关于父职参与的实证研究都会基于这三个维度设计测量指标。 这一范式的核心结论是：父职投入的时间数量与儿童的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比如美国Pew研究中心2023年的数据显示，每周花10小时以上陪伴孩子的父亲，其孩子的数学成绩比每周陪伴不足2小时的孩子高12%，社交能力评分高18%；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2年的研究也发现，父亲参与度高的儿童，其自信心、抗挫能力、学业自我效能感均显著高于父亲参与度低的儿童。 这一范式的局限性在于：它仅关注父职参与的时间数量，忽视了互动质量的差异。大量研究发现，很多父亲虽然每天陪孩子1-2小时，但互动过程中频繁看手机、敷衍回应孩子的需求，这种“在场但缺席”的陪伴，对儿童发展几乎没有积极影响，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2020年《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父亲在陪伴孩子时频繁使用电子设备，孩子的情绪问题发生率比父亲专注陪伴的孩子高31%。

（三）范式三：父职质量范式（2010s至今）：核心问题是“父亲的互动质量如何”

2010年之后，随着测量技术的进步与神经科学的发展，学界开始突破“时间数量”的局限，将研究核心转向“父职参与的互动质量”，形成了以“父职质量”为核心研究问题的第三范式。 这一范式的推动因素来自两个领域：一是互动测量技术的进步，学界开发出了系统化的亲子互动编码系统，可以从敏感性（对孩子的需求是否敏感）、回应性（对孩子的信号是否及时回应）、支持性（是否鼓励孩子探索、表达情绪）等维度，客观测量父职互动的质量，而非仅靠父亲自我报告的时间投入。二是神经科学的突破，fMRI研究发现，父亲与孩子进行高质量互动（比如一起玩、拥抱、情感交流）时，父亲与孩子的催产素水平会同步上升，这种“爱的激素”能促进亲子依恋的建立，还能促进儿童前额叶皮层的发育，提升儿童的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能力。 这一范式的核心结论是：父职参与的互动质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远大于时间数量的影响。2019年《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的一项纵向研究跟踪了1200个美国家庭10年，发现即使父亲每周仅陪伴孩子3小时，只要

……只要互动质量足够高，孩子的执行功能、情绪调节能力、社交能力均显著高于父亲每周陪伴10小时但质量低的儿童，且这种积极影响会持续到青少年期，甚至成年后的亲密关系质量。2019年《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刊载的这项纵向研究进一步量化了质量差异的效应：父亲互动质量每提升1个标准差，孩子14岁时的抑郁风险降低27%，18岁时的学业成就提升19%，这种影响在父亲陪伴时长不足5小时的低参与家庭中依然显著，充分说明“质量优先于数量”的范式转向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扎实实证支撑的认知迭代。

（四）范式四：交叉性与本土化范式（2020s至今）：核心问题是“不同父亲的父职参与有何差异”

2020年之后，父职研究进一步突破“平均效应”的局限，转向关注不同群体父职参与的差异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形成了以“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为核心特征的第四范式。这一范式不再将“父亲”视为同质化的群体，而是关注父职参与如何受到父亲的阶层、种族、就业类型、家庭结构、地域、性取向等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下父职参与的独特性。 这一范式的兴起有两个核心推动力：一是全球范围内父职参与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凸显，比如欧美国家的研究发现，白人中产父亲的父职参与率是拉丁裔低收入父亲的2.3倍，同性伴侣家庭的父职参与率比异性恋家庭高17%，这种差异显然不能用“父亲是否愿意”来解释，而是和结构性歧视、就业保障、社会支持体系直接相关。二是中国本土父职研究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等大型面板数据集的公开，为研究中国家庭的父职参与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基础，学者们发现中国的父职参与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区域差异：2022年CFPS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父亲的日常照料参与率为32.4%，而农村地区仅为17.2%；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参与率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父亲的2.1倍；东部沿海地区的父职参与率比西部内陆地区高8.7个百分点。这些差异说明，中国的父职参与不能套用西方理论，必须考虑中国的户籍制度、就业结构、家庭照料传统等本土因素。 这一范式的核心结论是：父职参与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影响大小不仅取决于互动质量，还取决于父亲所在的家庭与社会环境，父职赋能不能只强调父亲的个体责任，必须配套针对性的社会支持政策，才能缩小不同群体的父职参与差距。比如2023年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父亲每周哪怕只有2小时的高质量视频通话，孩子的情绪问题发生率就能降低21%，这种积极影响的边际效应是城市儿童的2.4倍——因为农村儿童平时获得的照料资源更少，父亲的参与能填补更大的资源缺口，这种本土化的研究发现，为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父职支持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

三、核心概念界定：中英双语语境下的父职相关概念

清晰的学术概念是研究的基础，本节将结合中英双语语境，界定本书涉及的核心概念，避免概念混淆，同时明确本书的分析边界。

（一）父职参与（Paternal Involvement）

“父职参与”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在英文语境中对应“Paternal Involvement”，是父职研究领域使用最广泛的术语，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不同理论流派对其界定存在差异：精神分析流派将其界定为“父亲与孩子建立情感联结、帮助孩子完成性别认同的过程”；家庭系统流派将其界定为“父亲在家庭系统中承担的育儿责任总和”；发展心理学流派则将其界定为“父亲为儿童发展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的综合体现”。 结合现有研究与本书的写作目标，本书将父职参与界定为：父亲在儿童养育全过程中，主动或被动承担的责任、投入的时间、进行的直接互动的总和，包含三个可测量的维度，与Lamb1985年提出的三维度框架一脉相承，但结合中国本土语境进行了拓展： 1. 责任维度（Responsibility）：父亲承担的育儿事务性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孩子的健康管理、教育决策、家校沟通、成长规划、经济供给等，是父职参与的“基础层”，即便父亲没有时间直接陪孩子，只要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就属于父职参与的范畴。 2. 时间维度（Accessibility & Time Investment）：父亲投入在育儿上的总时长，包括日常照料（喂饭、洗澡、接送上学）、陪伴互动（游戏、学习、外出）、家务分担等，是父职参与的“表现层”，也是大众最容易感知的维度。 3. 互动维度（Engagement）：父亲与孩子的直接互动质量，包括情感回应、认知支持、行为引导等，是父职参与的“核心层”，直接决定父职参与对儿童发展的实际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界定的父职参与是广义的参与，不要求父亲必须是“主动愿意”的，只要实际承担了育儿责任、投入了时间、进行了互动，都纳入统计范畴，但会在后续章节中专门讨论父亲的参与动机对参与质量的影响——被动参与的父职效果，远低于主动参与的父职效果。

（二）父职投入（Paternal Investment）

“父职投入”对应英文“Paternal Investment”，是进化心理学与经济学领域常用的术语，最初来自进化心理学的“亲代投资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亲代为后代投入的资源越多，后代的生存概率与繁殖成功率越高，父职投入的差异本质上是男性的繁殖策略差异。 在当代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父职投入更侧重父亲为儿童成长投入的可量化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时间资源、情感资源、社会资源四类：比如父亲为家庭提供的收入、为孩子报培训班的费用是经济投入；陪孩子的时间是时间投入；对孩子的鼓励、拥抱、情感支持是情感投入；为孩子联系教育资源、拓展社交圈是社会投入。 父职参与与父职投入的区别在于：父职参与更侧重“行为过程”，父职投入更侧重“资源投入”。比如一位父亲每天花1小时陪孩子玩手机游戏，属于“父职参与”，但互动质量很低，对应的情感投入极少；另一位父亲虽然每周只有2小时陪孩子，但这2小时里和孩子一起做手工、讨论问题，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都很高，属于“高投入低时长”的父职参与。本书后续章节会重点讨论如何提升父职投入的“单位效应”，让父亲有限的时间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

（三）父职赋能（Paternal Empowerment）

“父职赋能”是本书的核心命题，对应英文“Paternal Empowerment”，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女性主义与社会工作领域，指的是通过制度支持、能力建设、社会宣传等方式，提升个体在特定领域的自主权与行动能力。本书将其引入父职研究领域，界定为：通过公共政策支持、社会文化引导、家庭内部协商、个体能力建设四个层面，提升父亲的育儿意愿、育儿时间、育儿能力，让父亲从“母职的帮手”“家庭的经济符号”转变为与母亲平等的共同养育者，真正承担起对儿童发展的责任。 父职赋能的核心是“赋权”而非“问责”：现有研究往往将父职参与度低归因于父亲“不负责任”“父职缺失”，忽视了父亲面临的职场压力、育儿技能不足、社会支持缺失等现实困境，父职赋能的本质是帮助父亲扫清参与育儿的障碍，而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父亲。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