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其人
干宝其人
一个史官，为什么要去记录鬼神？
这是读完《搜神记》之后大多数人会撞上的第一道墙。这本书里收着五百多则故事，从鬼魂显灵、妖怪作祟，到仙人下凡、奇物出世，几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对"幽明之际"的全部想象都网罗在内。书前那段自序短得惊人，拢共不到三百字，作者署名干宝。他开门见山告诉读者：他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便被一桩家事紧紧缠住。那桩家事，便是母亲的一次梦。
而母亲所梦见的，是他死去的父亲。
这桩家事，把一个本该在正史里安静度日的史官，推到了志怪写作的边缘。本章要追问的就是这件事：干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他的童年、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是怎样把他塑造成一个既写《晋纪》、又写《搜神记》的人？
一、干氏父子与东晋初年的天崩地裂
干宝，字令升，出身山东平原（今山东德州一带）的儒学世家。这是一个在两晋之交并不显赫、却根基深厚的家族。干氏一族自东汉以来便以经学传家，几代人都在地方上做文吏或教官，没有出过什么公卿将相，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历次改朝换代的动荡中没有成为被重点清洗的对象，得以在乱世中保持一种稳定的、低调的读书人身份。这种身份，看起来不起眼，但放到魏晋之际去观察，却几乎是当时北方世族唯一可行的活法。
干宝的父亲名叫干宗（也写作"干崇"），曾在朝廷任丹杨丞。丹杨郡治所在今安徽当涂一带，靠近长江下游的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这个职位不算高，却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键节点，既要替朝廷监察地方，又要替地方接待中央使臣，是典型的清流起家之阶。干宗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多年，与朝中士族多有往来，与东海王司马越、后来的琅琊王司马睿（即东晋元帝）都有旧交。这种交情，在西晋末年的乱世中，成了日后干宝南渡的护身符。
要理解干宝后来为什么写《搜神记》，必须先理解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
干宝大约出生于西晋建立初期，约在公元215年前后，正是司马炎代魏称帝、太康年间短暂统一的尾声。他少年时期，正是那个被后人称作"太康之治"的太平年月。八王之乱（291—306年）爆发时，干宝已经成年；八王之乱的战火把洛阳一带的中原世族拖入互相残杀的漩涡时，干宝已经进入仕途，开始在朝廷中担任散骑常侍、著作郎一类的清职。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层文官的位置，既不算显赫，却让他能够近距离接触政事、阅读官方档案。
公元311年，永嘉之乱爆发，匈奴刘聪部将刘曜攻破洛阳，晋怀帝被俘，太尉王衍被石勒所杀，中原彻底崩溃。四年后（316），长安陷落，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于建康即晋王位，次年称帝，东晋建立。这一连串的巨变，史称"永嘉之乱"与"衣冠南渡"。
```mermaid flowchart LR A[约215年<br>干宝生于山东平原] --> B[约260年<br>举秀才入仕] B --> C[280年<br>西晋灭东吴] C --> D[约290年<br>任著作郎] D --> E[291至306年<br>八王之乱] E --> F[311年<br>永嘉之乱] F --> G[317年<br>东晋建立] G --> H[约320年<br>搜神记成书] ```
这张时间线上的每一个节点，干宝都不只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八王之乱时，他正值壮年，眼睁睁看着司马氏宗室自相残杀，洛阳朝廷的权威一寸一寸地塌陷；永嘉之乱时，他的父亲、兄弟、宗族中许多人就困在北方，生死不明；他本人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避乱南渡，最后落脚于建康一带。
这场巨变对一个读书人的冲击，绝不只是政治上的。它直接撕碎了汉代以来"天人感应"那一整套官方宇宙观。在汉代人的理解里，天上的星辰、地下的山河、朝廷的兴衰、百姓的祸福，是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皇帝做得好，天就降祥瑞；皇帝做得差，天就降灾异。这种宇宙观，是儒生用来解释历史、约束皇权的工具。可是当洛阳陷落、怀帝被俘、宗庙被毁的时候，这套工具彻底失灵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主导历史？是天命？是人谋？还是那些从前被认为荒诞不经的鬼神？
干宝这一代读书人，被迫直面这个问题。而他给出的回答，藏在他后来写的两本书里——一本是正史《晋纪》，另一本就是《搜神记》。这两本书，表面上一正一奇、一庄一谐，其实共享同一个深层焦虑：人世的秩序，是否真的崩塌了？
二、一个童年的阴影：母亲之梦与亡父之问
要理解干宝为什么写《搜神记》，最直接的入口，是他自己写在书前自序里的那一段童年往事。
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开门见山地交代，他之所以"留心搜采"，是因为一桩从少年时代就缠绕着他的家事。这桩家事，按他自己的说法，与他父亲干宗的死亡、与母亲的一次梦境紧密相关。
干宝的父亲干宗，在西晋朝廷中担任过若干官职，与当时权倾一时的太尉王敦关系密切。永嘉之乱前后，干宗可能就在北方的动乱中去世。干宗生前，与太尉府、琅琊王府有旧交；而他死后，这些旧交大多也随之瓦解，干家陷入了一种从"门第尚在"到"门第飘零"的剧变之中。
干宝的母亲在这段时期做了一个梦。梦境的具体内容，干宝在自序中没有详说，但他明确写道，母亲梦见亡父"魂魄归来"，自称已被某位神祇管辖，在地下某处担任某种职务。这件事在干宝少年时期反复被母亲提起，每次提起，都带着一种当时人无法解释的敬畏与疑惑。
比母亲的梦更让干宝本人无法释怀的，是他自己反复做的一个梦。
他在自序里说，自己从小到大，多次梦见父亲。每次梦醒，他都会追问同一个问题："亡父在何处？"——这个问题不是在追问父亲的墓地，而是在追问父亲"现在"在哪里。在干宝的理解里，如果父亲真的"在某处"，那就意味着死亡不是终结；如果父亲的魂魄能被某位神明管辖，那就意味着人死之后，秩序并未崩溃。
这个追问，是《搜神记》写作最隐秘的动因。
我们不必把干宝当成一个简单的"信鬼神"的人。在汉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里，承认鬼神存在是一个有重量的立场，需要面对来自儒家正统和道家清谈的双重质疑。干宝写下那个梦境，绝不仅仅是在陈述一桩家庭轶事，而是想通过这桩事回答一个更大、更迫切的问题：人死之后，到底有没有去处？
这个问题，在太平年月里或许可以被搁置，但在干宝这一代人的经验里，它变得迫切到无法回避。八王之乱让无数家庭一夜之间离散，永嘉之乱让整个洛阳变成废墟。在这样一个连活人都朝不保夕的时代，谁家的父母、兄弟、子女没有在动乱中"失踪"？失踪的人到底去了哪里？是彻底消亡，还是去了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干宝的追问，不是哲学游戏，而是一个具体的、个人的、无法消解的焦虑。
让我们从干宝的自序中抽出这段记述，逐句细看：
> "宝父先有宠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井中而葬之。其后母忽梦见此婢来告曰：'我已得为某神所辖，当生为某家子。'及宝生，谓其母曰：'我便是某家儿也。'母曰：'何以为验？'宝曰：'我头上有某斑痕，某处有某瘢痕。'母验之皆符。"
这段话是否就是《搜神记》自序的原貌，学界仍有争议。但它所代表的那种"亡者归来报信"的故事类型，在《搜神记》全书中反复出现：死去的妻子回到丈夫身边，提醒他某件未办的事；死去的母亲来到儿子梦中，托付一件未了的心愿；战死沙场的父亲托梦给儿子，让他迁葬遗骨。
这些故事放在一起看，会形成一个惊人的结构：在干宝笔下，幽明两界是相通的，亡者是有事要办的，他们的"现世"并没有结束，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存在。
这种世界观，对于一个从小失去父亲、反复在夜里追问"亡父在何处"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秩序。只要父亲还在某处，那么人世的崩塌就不是最终的崩塌；只要父亲还能"管辖"于某位神明之下，那么混乱就仍然有其底层的规则。
《搜神记》里收录的五百多则故事，看似杂乱无章，其实都在反复加固这个底层信念。
三、史官的另一张面孔：《晋纪》与《搜神记》的并存
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干宝首先是晋朝官方认定的史官，其次才是《搜神记》的作者。
公元285年前后，朝廷下令修撰国史《晋纪》。这部史书的修撰团队由多人组成，干宝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位。他为《晋纪》的成书付出了大量心力，按《晋书·干宝传》的记载，他"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凡二十卷"，是一部从司马懿一直写到晋愍帝（公元313年—316年）的完整西晋编年史。
这部《晋纪》在当时颇受好评。史臣在传末的评论中说它"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意思是叙事简洁直白，却能在直白中见婉转，被公认为是优秀的史书。可惜的是，这部《晋纪》在唐宋之后逐渐散佚，今天我们只能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中找到零星的片段。
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判断干宝的史学训练。
我们可以通过《晋纪》残存的片段，反推干宝的史学方法。他强调"直而能婉"，强调叙事简洁而有节制，这种史学审美与同时代的陈寿、孙盛等人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汉代以来"良史"传统的延续。一个受过这种训练的史官，按理说应该厌恶荒诞不经的怪谈，应该把一切不能被官方档案印证的故事都视为"传闻"或"小说"。
但干宝偏偏写了《搜神记》。
这件事看起来矛盾，其实是理解干宝的关键。
干宝之所以能够写《搜神记》，首先是因为他在《晋纪》的修撰中接触到了大量官方档案、诏令、奏议、起居注，这些资料让他对西晋一代的天灾人祸有了系统的认识。洛阳大火、孙吴灭亡、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每一件大事在他脑中都有着清晰的脉络。一个掌握了这些脉络的人，如果再去审视民间流传的"异事"，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怪谈"，而是"异事背后的史事"。
举个例子。《搜神记》中有一则著名的"韩凭夫妻"故事，说宋康王见韩凭之妻何氏貌美，强行夺取，何氏给丈夫留下一封密信后自尽，韩凭也随即自杀。死后两座坟前各生一树，根干相交，宋康王试图砍树，树反而枝叶愈茂。这个故事表面上是讲"死后情感可以穿透生死"，但放到战国时期宋国的历史背景中去读，它就是一出对暴君强夺人妻的控诉。
再比如《搜神记》中大量记载的"死后复活"故事：一个叫李娥的人病死入棺，复活后说自己到了地府，在那里见到了已经死去的亲戚；一个叫颜畿的人病死入棺，邻居听到棺木中有人声，凿开棺材，颜畿竟然活了。这些故事看似荒唐，但它们的潜台词是：人间的死亡并不是一件单纯由医生、家人来定义的事件，它有更深层、更复杂的过程。
干宝在《搜神记》中收录这些故事，与他在《晋纪》中记录洛阳大火、长安陷落，其实是同一种史学冲动——他想搞清楚"人世到底发生了什么"。只不过在《晋纪》里，他用的是官方文献；在《搜神记》里，他用的是民间传说。两种史料在他的笔下被并列使用，被赋予同等的"记录权"。
这种做法，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
因为魏晋之际，史学的边界正在发生剧变。汉代以来，"史官"几乎等同于"国家档案管理者"，所记之事必须是有据可查的官方事件；"小说"则被归入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范畴，被认为不值得史官收录。但是到了干宝这一代，国家档案本身已经严重失实——永嘉之乱把洛阳的国家档案焚毁殆尽，《晋纪》能依赖的史料残缺不全；在这种情形下，民间传说反而保留了许多官方档案里没有的细节。
干宝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转折。他在《搜神记》自序里写道：
>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这段话的意思很直白：我所记录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全都有亲耳听闻的依据；我所依据的，既有前人的载籍，也有当代的遗闻；如果有错误，我愿意与先贤前儒共同承担批评。这句话看似是在"自我辩护"，实则是在做一件根本性的事：他要把"载籍"与"遗闻"放在同一个证据等级上。
对于一个写过正史的史官来说，做出这个声明需要极大的勇气。这等于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传闻"比"档案"更接近真相。
这就是干宝的独特之处：他既没有被官方史学的体面束缚住，也没有滑向纯粹的小说家想象。他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当时还少有人走过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后来被我们叫做"志怪"。
四、自序里的自我辩护：干宝如何为"志怪"正名
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写下了也许是魏晋志怪体裁中最重要的一段自我辩护。这段话文字不长，但每一句都值得展开来看。
> "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
第一句先把责任摆明：我所记录的都是近世之事（指魏晋以来的事），如果其中有错误，我愿意和前辈圣贤一起承担批评。这句话的妙处在于"分其讥谤"四个字。他不是在说"我有错我负责"，而是说"我和前贤共享一份批评的责任"。这意味着他认为前贤——也就是他引用的那些典籍——也并非完全可靠。
这种对前贤的"分责"，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姿态。两汉经学讲究"疏不破注"，晚出的学者不能轻易质疑先贤；干宝却用"分其讥谤"四个字，悄悄把这种权威格局打乱了。
> "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
第二句承认事实：我所记的并非全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告诉读者，干宝并没有声称自己亲眼见过那些鬼神，他只是把别人见过、别人说过的记录下来。这种态度，是对"史官"身份的一种延续——史官从来不要求自己亲历所有事件，他只要求自己如实记录。
> "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第三句是全序的核心判断："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意思是说，这些故事足以证明，神鬼之道并非虚妄。这句话直接挑明干宝的写作目的：他不是在"娱乐读者"，不是在"搜奇猎艳"，他是在"发明"——揭示、阐明——神道之真实存在。
在中国古代，"发明"二字是很有分量的。它是经学话语里的核心动词之一，意思是"阐发前所未明之义"。干宝用"发明"二字来描述自己记录鬼神故事的目的，等于是把这件事从"小说"提升到了"经学"的层面。
但是，自序中更值得拆解的是干宝援引的那些典籍。他在序文中提到，他之所以采撷这些异事，是因为它们"足以裨补《河图》、《洛书》、经传疏缺"——也就是说，能够补充《河图》、《洛书》、经传之中的疏漏之处。
这里需要略作说明。《河图》《洛书》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由龙马、灵龟从黄河、洛水中背负而出的两幅神秘图案，被认为是儒家经典的源头之一。干宝把《搜神记》的故事与《河图》《洛书》相提并论，等于声称：这些故事虽然来自民间，但它们与上古经典具有同等的"神圣来源"。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论证策略。
他实际上是在说：经典不是凭空产生的，经典背后有更古老的、更具神秘性的源头；这些源头在过去被遮蔽了，现在借着这些民间故事，它们可以被重新看见。这种论证方式，与汉代今文经学中"谶纬"那一派的思路很接近，但干宝并没有走向谶纬的政治化操作，他只是把民间传说当成经学的补充材料。
让我们把干宝的论证拆成几步：
第一步，他承认自己记录的故事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苟有虚错"）。这是预先堵住最直接的反驳。
第二步，他把责任"分"给前贤，让自己也成为一个"传承者"而非"创造者"。这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第三步，他提出一个更大的判断："发明神道之不诬"。这等于承认，他写这本书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证明神道真实。
第四步，他把《搜神记》与《河图》《洛书》、经传并列，让这本书拥有"神圣来源"的合法性。
四步合起来，干宝完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自我辩护"。他既没有假装自己写的是纯粹的历史，也没有假装自己写的是纯粹的小说；他既承认材料的复杂性，又坚持写作的根本目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的末尾，还做了一个今天看来仍然很重要的表态：
> "是将来君子有好之者，吾将隐其姓名，托之古人，以自免于后之罪。"
意思是：将来如果有人喜欢这本书，我将隐去真实姓名，托于古人（指《搜神记》文本中那些故事的主角），以免去后世的批评。这句话进一步说明，干宝清楚地意识到，他在做一件在当时并不完全被认可的事。他不敢公开宣称自己对每一个故事都负全部责任，但又不愿意放弃记录这些故事的权利。于是他采取了"托之古人"的策略：故事名义上是别人讲的，我只是记录者。
这个策略，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形成对照。同样是写志怪，干宝更谨慎、更思辨、更具反思性。他不是简单地相信一切，他是在"相信"与"怀疑"之间反复权衡；他不是简单地记录一切，他是在"记录"与"辩护"之间反复切换。
这种气质，正是《搜神记》在所有魏晋志怪集中独具一格的原因。后世胡应麟、纪昀等批评家反复回到《搜神记》，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本书背后站着的干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搜集者，而是一个有意识地在"史官"与"志怪作者"两种身份之间来回挣扎的思考者。
五、一个人如何同时是史官与"鬼神记录者"
干宝的"分裂"身份，是理解《搜神记》全书的钥匙。
后世研究《搜神记》的人，常常把它简单归类为"志怪小说"——一种以记录超自然故事为主的文学体裁。这个归类有一定道理，但失之过简。《搜神记》在干宝手中，不是单纯的"小说"，而是"史"的延伸。
这从《搜神记》的取材范围就能看出。全书五百多则故事，时间跨度从上古神话一直到干宝所处的当代，覆盖了政治、军事、婚姻、家庭、动植物、自然现象等方方面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故事是与官方史书相互印证的。
比如《搜神记》中有大量关于魏文帝、晋宣帝、晋元帝等帝王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政治含义与正史相互呼应。又比如关于董卓之乱、司马氏篡魏、八王之乱的故事，与《三国志》《晋书》中的记载有大量重合。干宝并非凭空捏造，他是在用一种与正史并行的"另一种史料"，去补充那些官方档案里不会写、不能写、不敢写的事情。
这是一个史官的本能。
一个受过《晋纪》训练的史官，面对官方档案的失实，面对洛阳大火后国家档案的焚毁，面对衣冠南渡后大批史料的散佚，会本能地去寻找替代材料。干宝找到的替代材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这种替代选择，既是出于无奈，也是出于他对自己那个"童年追问"的执着回答。
事实上，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已经暗示了这种并行关系。他说，他之所以记录这些故事，是为了"明神道之不诬"——明，意思是阐明；不诬，意思是并非虚妄。这四个字，等于是承认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神道"作证。
但"神道"这个词很微妙。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术语，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术语。在汉代以来的语境里，"神道"既可以指天地神祇的运行之道，也可以指人事之中不可测、不可控的神秘力量。干宝用"神道"而非"鬼神"，其实是想强调一种秩序的存在：哪怕表面上世道崩坏了，幽明之间仍然有其秩序可循。
这种"秩序感"，贯穿了《搜神记》全书。
我们可以看几个具体例子。
《搜神记》卷十一有一则著名的"韩凭夫妻"故事，前文已经提到。这个故事表面上是讲死后情感可以穿透生死，但它结尾的处理其实非常冷静：韩凭之妻在遗书中写道"王利其生，妾利其死"，请求与丈夫合葬；死后两坟前的树根相交，宋康王试图砍断，结果树枝反而越长越茂。这种"死后依然有因果"的安排，体现了干宝对"人世秩序"的一种坚守——哪怕在死亡面前，善恶有报依然成立。
再比如《搜神记》卷三中收录的"夏侯弘见鬼"故事，说夏侯弘在东晋初年能见到鬼魂，被孙恩之乱的士兵抓住，他用法术召来鬼兵吓退敌人，最终得以保全。这个故事的深意是：在孙恩之乱那种极端混乱的局势下，连普通的史官都无法相信"因果报应"，但夏侯弘这个"奇人"却仍能依靠鬼神之力维持基本的安全。这里面有一种乱世中读书人对"秩序"的渴望。
这些故事放在一起看，会形成一个统一的画面：干宝通过《搜神记》记录的，并不只是"鬼怪故事"，而是一个史官在正史之外所做的另一种"史料整理"。他用这些故事填补了正史的空白，巩固了一种他认为必要的秩序感。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