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性质与任务

形而上学的性质与任务

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认真对待哲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挑战。自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发起系统清算以来，哲学家们不得不在两个极端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彻底抛弃形而上学，将其视为无意义的胡说；要么为形而上学寻找新的根基，使其免于被逐出知识王国的命运。斯特劳森的选择是后者，但他采取了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不是为传统形而上学辩护，而是从根本上重构形而上学的任务与方法。这条中间道路的起点，必须从澄清“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以及“它究竟应该做什么”这两个根本问题开始。

形而上学的古典根源与第一哲学的定位

要理解斯特劳森的形而上学重构，首先需要回到形而上学的古典定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即指出，哲学起源于“惊异”——人类因对周围世界的困惑而产生求知欲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惊异驱使我们追问最根本的问题：存在是什么？什么是实体？个别事物与普遍性质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追问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核心议题。

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意指它是所有学科中最基础、最普遍的一门学问。与研究特定存在领域（如自然、数学）的具体科学不同，第一哲学追问的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普遍道理。这种追问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它不预设任何特定的理论框架或概念体系；其二，它试图揭示其他一切学科和日常思考所依赖的深层概念结构。亚里士多德将这种研究对象称为“本体”或“实体”（ousia），认为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实体的种类、等级以及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

这种“第一哲学”的定位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延续了这一传统，将形而上学视为关于存在本身的科学，处理上帝、天使、灵魂等超越自然的存在者。康德之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特别是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进一步将形而上学系统化为一个包括理性宇宙论、理性神学和理性心理学在内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形而上学被视为运用纯粹理性能力就能获得关于终极实在的先天知识的学问。

然而，这种宏大的形而上学抱负在康德那里遭到了根本性挑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证明，人类的认识能力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的概念结构只能应用于可能经验的对象，而无法触及“物自体”。传统形而上学的许多核心论题——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宇宙作为整体——都被康德判定为超越人类理性能力的问题。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二律背反，纯粹理性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

康德的批判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它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基础，表明我们不能通过纯粹概念推理来把握终极实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形而上学保留了某种空间——如果我们调整形而上学的任务，不再将其视为关于超验实在的知识，而是视为对人类理性能力边界的探索，那么形而上学仍然可以有其合法性。康德本人正是通过“实践理性”领域的论证，为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等理念保留了“调节性”功能，尽管它们不再具有认识论上的确定性。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发展揭示了形而上学概念的核心张力：它既是对最普遍存在的追问，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于特定的概念框架和认识能力。形而上学的“第一”地位既是其力量所在——它追问的问题最为根本；也是其脆弱之处——它无法像具体科学那样诉诸经验检验。这种张力在20世纪以更加尖锐的形式重新浮现，成为斯特劳森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修正性形而上学与描述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分

斯特劳森对形而上学的重构，建立在他对两种形而上学类型的明确区分之上。这一区分首次系统表述于其1959年出版的《个体：论描述性形而上学》一书中，成为理解斯特劳森哲学方法的关键钥匙。

修正性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它的特征是主张现有的常识概念框架或科学理论框架存在根本性错误，需要被彻底推翻或系统修正。修正性形而上学家相信，通过深入反思和理性建构，可以发现比日常观念更真实、更准确的概念体系，从而揭示日常观念所遮蔽的终极实在。柏拉图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都可以归入修正性形而上学的阵营。修正性形而上学往往具有强烈的反直觉倾向，因为它要求人们接受与常识明显相悖的结论。

描述性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则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它的目标不是推翻而是忠实描述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即我们实际上如何思考存在、事物、属性、关系等根本范畴。描述性形而上学承认，日常概念体系虽然在细节上可能需要澄清或修正，但其基本框架具有根本性的正确性，因为它构成了人类思想和交流的基础设施。任何试图彻底颠覆这一基础的做法，不仅注定失败，而且会失去理解人类经验的可能性。

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区分可以进一步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来把握：

| 区分维度 | 修正性形而上学 | 描述性形而上学 | |---------|--------------|--------------| | 目标取向 | 建构全新的概念框架 | 揭示并澄清既有的概念框架 | | 对常识的态度 | 认为常识概念根本错误，需要革命性修正 | 认为常识概念基本正确，只需澄清和完善 | | 方法论特征 | 高度思辨的理性建构 | 对日常语言的细致分析 | | 与科学的关系 | 主张科学揭示的实在与日常世界根本不同 | 关注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连续性 | | 典型代表 | 柏拉图、莱布尼茨、黑格尔 | 亚里士多德、斯特劳森本人 |

斯特劳森明确表示，自己的工作属于描述性形而上学。他在《个体》序言中写道：“描述性形而上学的标志是对人类思想中实际起作用的概念结构的关注……它不像修正性形而上学那样，致力于提出更好的概念结构来替代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这一立场并不意味着描述性形而上学完全排斥任何概念修正。斯特劳森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科学进步确实要求我们对日常概念进行修正（比如物理学对时间、空间概念的修正）。但关键在于，这种修正是局部性的、有节制的，而不是整体性的颠覆。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区分，我们可以考察一个具体案例：日常世界中桌子、椅子、山川、河流等“固体对象”是我们最基本的存在范畴。修正性形而上学可能会主张，这些固体对象不过是永恒流变的粒子或场的某种“丛”，固体性本身是一种幻象。描述性形而上学则不会做这样的断言；相反，它会追问：我们为什么如此自然地将世界理解为由持存的个体对象构成？这种概念框架具有什么样的逻辑结构？它在日常实践和科学探究中如何发挥作用？描述性形而上学的回答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固体对象的实在性，而是深入分析“个体对象”这一概念在人类概念图景中的核心地位。

这种区分对于理解斯特劳森的形而上学计划至关重要。它意味着，斯特劳森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不是来自外部——不是像实证主义者那样宣称形而上学无意义——而是来自内部，通过区分两种形而上学类型，将修正性形而上学的问题归咎于其方法论野心，而为描述性形而上学保留合法地位。这种“内部批判”的策略是斯特劳森形而上学正名方案的核心。

日常语言哲学与概念结构的发现

描述性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如何得到论证？斯特劳森的回答与20世纪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工作，为斯特劳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灵感。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语言哲学观。他不再像《逻辑哲学论》时期那样追求语言的逻辑本质，转而强调语言的实际使用方式。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概念，认为词语的意义不在于对应某种抽象的实在或心理状态，而在于其在生活形式中的使用。不同语境下的语言使用遵循不同的规则，构成不同的“游戏”。这一洞见彻底改变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基础：形而上学问题往往源于对语言逻辑的误解——我们被语言的表面语法所迷惑，错误地以为某些表达式指称了不存在的实体或属性。

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如赖尔、奥斯汀和斯特劳森本人（早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分析思路。他们通过对日常语言的细致分析，展示日常词汇和句式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概念区分和逻辑结构。以“知道”为例，赖尔在《心的概念》中详细分析了“知道如何做”与“知道某事”的区别，揭示了日常语言对能力的理解与行为主义解释之间的复杂关系。奥斯汀则通过对“假言”（if）和“即便”（even if）等表达式的分析，展示了日常语言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条件关系和让步关系。

这种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表明日常语言不是粗糙的、不精确的，而是经过长期演化、能够捕捉微妙概念区分的精细工具。日常语言的概念结构不是哲学反思的起点需要被超越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构成了哲学反思必须尊重的土壤。正如斯特劳森在《个体》中所指出的，描述性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日常语言和日常思维已经隐含地包含了对存在范畴的系统区分。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关键概念：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斯特劳森认为，人类思想并非一盘散沙的概念集合，而是具有内在关联和逻辑秩序的整体。这种关联和秩序不是某个天才哲学家的发明，而是隐含在日常语言和日常思维之中的。描述性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分析揭示这种概念结构。例如，当我们说“苏格拉底是聪明的”时，我们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复杂的概念框架：个别事物（苏格拉底）与其属性（聪明）之间的归属关系；属性作为可重复例示的普遍性质；以及命题作为可真可假的思想单元。日常语言的使用者无需明确意识到这些预设，但它们构成了语言使用和思想活动的逻辑基础。

概念结构的发现为描述性形而上学提供了方法论保障：如果日常概念结构确实具有内在的逻辑秩序，那么对这种结构的忠实描述就不是任意的主观建构，而是对客观存在的概念关系的揭示。从这个角度看，描述性形而上学与经验科学具有某种相似性——两者都试图揭示独立于研究者个人偏见的客观结构，只是前者关注的是概念结构而非因果结构。

描述性形而上学的目标与方法论原则

在澄清了描述性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形而上学究竟追求什么目标？它遵循什么样的方法论原则？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决定斯特劳森如何具体展开其对形而上学的重建。

描述性形而上学的根本目标是揭示人类概念图景的基本结构。斯特劳森将这种研究比作绘制一张“概念地图”——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图，而是显示存在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图示。这张地图应当回答以下问题：我们有哪些基本的存在范畴？这些范畴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哪些范畴是独立的，哪些可以相互定义？哪些范畴是原初的，哪些是派生的？哪些区分是实质性的，哪些是表面性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描述性形而上学需要遵循一系列方法论原则：

第一，尊重常识的首要性原则。 描述性形而上学承认，常识世界——即由固体对象、动物、人、事件、过程等构成的经验世界——构成了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正确性不是需要证明的假设，而是任何哲学反思得以可能的条件。哲学家的任务不是站在常识之上对其进行审判，而是在常识之中揭示其隐含的概念逻辑。如果一种哲学理论与常识产生冲突，除非有非常强的理由支持这一理论，否则更可能是理论出了问题。

第二，分析的先验性原则。 描述性形而上学的分析不是经验性的归纳——不是通过对大量语言使用的观察来概括出规则；而是先验性的考察——通过审视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揭示它们的结构。这种先验性类似于康德的“先验分析”，但不涉及对认识能力边界的限定，而是对概念结构内部关系的澄清。例如，我们无需进行任何经验调查就能确定：如果某物是红色的，那么它就是有颜色的；如果某物存在，那么它就不可能同时不存在。这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是先验的。

第三，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原则。 概念结构不是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而是隐藏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因此，描述性形而上学必须通过对日常语言的细致分析来揭示概念结构。这包括考察：哪些表达式可以相互替换，哪些不能；哪些表达式预设了某些概念的存在；哪些表达式具有歧义需要澄清；哪些区分在语言中有明确标记，哪些没有但却是实质性的。斯特劳森特别重视对系词（是）和存在句式的分析，因为它们直接关涉形而上学的核心议题。

第四，可修改性的有节原则。 虽然描述性形而上学尊重常识的首要地位，但它并不认为常识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修改。科学进步确实可能导致某些日常概念的修正，如物理学对时间概念、量子力学对粒子概念的理解都超出了日常直觉的范围。然而，这种修改必须是有节制的、有充分理由的，并且往往只涉及概念的具体内涵而非基本范畴框架。描述性形而上学的立场是：日常概念框架的基本结构——即其核心范畴和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正确的；需要修改的只是某些特定概念的具体应用。

第五，跨文化的可比较性原则。 斯特劳森承认，概念结构的研究与具体语言密切相关，不同语言可能确实具有不同的概念结构。然而，他同时主张，存在某些普遍的概念结构，它们是人类认知能力本身的结果，不因文化和语言的不同而不同。物质对象、时间、空间、因果等范畴，在斯特劳森看来是人类思想的基本范畴，它们的普遍性根植于人类经验的普遍结构。这一立场使描述性形而上学不局限于分析英语或其他特定语言的概念结构，而是追问更为普遍的人类概念图景。

下面用一个简化的流程图展示描述性形而上学的研究步骤：

```mermaid flowchart TD A[从日常语言现象出发] --> B[识别关键概念和区分] B --> C[追问概念的逻辑预设和关系] C --> D[构建概念结构的系统图景] D --> E[检验图景的融贯性和完整性] E --> F[在必要处提出有节制的修正] F --> G[形成对基本存在范畴的理解] ```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步骤并非线性递进的机械程序，而是一个不断往返、逐步深化的诠释循环。研究者从日常语言出发，识别出某些概念区分，追问它们的逻辑基础，构建初步的理解图景，然后用这个图景重新审视初始的语言现象，检查是否存在遗漏或错误，在此基础上修正图景，如此往复，直至获得对概念结构的满意描述。

形而上学合法性的论证：斯特劳森的策略

回到本章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何在？斯特劳森如何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为其正名？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回答这一问题的全部概念资源。

斯特劳森的策略可以概括为“釜底抽薪”而非“正面辩护”。传统形而上学面临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休谟式的经验主义批评，认为关于终极实在的形而上学知识是不可能的；其二，逻辑实证主义的形式化批评，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因此是无意义的。斯特劳森不试图正面回应这些批评——不论证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其实是有意义的或可以用经验检验的——而是转换论题：如果我们接受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转换的关键在于对形而上学任务的重新界定。传统形而上学将任务设定为发现终极实在——超越日常经验的、永恒不变的本体或理念。逻辑实证主义正确地指出，这种任务在认识论上是无法完成的。但这里存在一个混淆：我们“无法认识终极实在”与“形而上学问题毫无意义”不是一回事情。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有意义，不是因为它们关涉某种特殊的神秘实在，而是因为它们追问的概念结构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和语言不可或缺的部分。

斯特劳森因此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类是关于“存在什么”的本体论问题——“是否真的存在属性、关系、事件、过程？”；另一类是关于“我们的概念图景如何组织”的概念论问题——“我们实际上用什么范畴来思考存在？”。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不在于追问本体论问题，而在于混淆了这两个层面，将概念论问题误当成本体论问题来处理。当柏拉图追问“是否存在普遍的苏格拉底性”时，他实际上在追问一个关于我们如何概念的哲学问题，却错误地将其理解为关于某个超验实体的问题。

描述性形而上学的合法性论证可以概括为以下论证链条：

• **前提一**：人类思想和语言必然预设某种概念结构；
• **前提二**：这种概念结构不是自明的，其深层逻辑需要系统分析和澄清；
• **前提三**：对概念结构的系统分析和澄清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
• **结论**：形而上学作为概念结构的分析是有意义的、必要的学问。

这个论证的关键步骤是前提一和前提二。前提一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任何思想活动都必须在某种概念框架内进行，不可能完全脱离概念来思考。关键在于前提二：我们为什么需要系统分析概念结构？难道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日常使用来掌握概念？斯特劳森的回答是：日常使用能够保证概念的正确运用，但不能保证对概念逻辑的充分理解。概念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和依赖网络，这些关系不是显现在日常使用中，而是需要专门的哲学分析才能揭示。例如，日常语言中“知道”与“相信”有明确的区分，但这种区分的逻辑基础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说“知道但不相信”？这些问题只有在系统分析中才能得到充分澄清。

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因此不在于它能提供关于超验实在的神秘知识，而在于它作为概念分析能够澄清我们思想的基本框架。这种澄清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增进我们对自身概念活动的理解——而且具有实践意义：许多哲学争议和形而上学困惑恰恰源于对概念的误解，通过澄清概念结构可以消解这些困惑。

本章小结

本章围绕“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何在”以及“斯特劳森如何为形而上学正名”这两个根本问题展开论述。通过追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形而上学发展史，我们揭示了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的传统定位及其面临的核心张力——它既是对最普遍存在的追问，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于特定的概念框架。康德的批判进一步凸显了这一张力：传统形而上学的宏大抱负与其知识论基础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斯特劳森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区分修正性形而上学与描述性形而上学来重构形而上学的任务。修正性形而上学试图推翻常识框架以建构全新的概念体系，而描述性形而上学则致力于忠实描述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通过引入日常语言哲学的洞见——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和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细致分析的方法——斯特劳森论证了日常概念结构具有内在的逻辑秩序，值得也必须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描述性形而上学遵循尊重常识、分析先验、语言分析、有节修正等方法论原则，其目标不是建构关于超验实在的宏大体系，而是揭示人类概念图景的基本骨架。

这一重构方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既回应了反形而上学的批评，又保留了形而上学的合法地位。通过将形而上学从关于终极实在的独断论转变为关于概念结构的描述性分析，斯特劳森为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这一方法论立场将直接决定我们如何理解《个体》一书中具体形而上学论题的处理方式。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斯特劳森如何运用描述性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分析“个体”这一核心概念，以及这一分析如何导向对物质对象与人的形而上学地位的全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