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的时代

干宝的时代

一个人为何要在修国史的间隙，去记录那些被正统士人视为“荒诞不经”的鬼神故事？干宝的选择看似矛盾，却在他所身处的时代找到了深层逻辑。要理解《搜神记》，必须先理解干宝所经历的王朝崩塌与重建、士人精神世界的剧变，以及一个时代对于“奇谈”的复杂态度。东晋初年的政治废墟与信仰真空，共同为这部志怪巨著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一、干宝生平考：史官之途与志怪之作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关于其生年，史书无明确记载，后世学者据其入仕时间与交游网络推断，约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年）前后；其卒年亦无确切记载，一般认为约在东晋成帝康帝至穆帝之间（336年前后）。这意味着干宝的一生横跨西晋的覆灭与东晋的重建，亲历了王朝易代的天崩地坼。

干宝的籍贯新蔡，位于今河南省东南部，在两晋时期属豫州汝南郡。这一区域在永嘉南渡之前尚属中原腹地，然而随着北方战乱的加剧与大量人口的南迁，江左逐渐成为东晋政权的根基所在。干宝本人是否随晋室南渡，史书无明确记载，但从其仕宦经历来看，他的主要政治活动集中在江左，其后半生与东晋政权深度绑定。新蔡——这个北方地名——反而成为他身份认同中一个遥远的原点，标记着他与中原士族网络的潜在联系。

干宝的入仕经历构成了理解其史学身份的关键线索。据《晋书·干宝传》记载，干宝以郡佐史出身，后被州郡察举为孝廉，又被司马睿（即后来的晋元帝）辟为司徒府掾属。这一仕途起点并不显赫，却显示出一条典型的两晋士人进身路径：由基层吏职而察举入仕，再因缘际会进入中枢幕府。

干宝真正获得历史地位，始于其史馆职务。他被任命为著作郎，主持修撰晋史。这一职责的获得并非偶然：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元帝即意识到“晋书”编纂的紧迫性——司马氏如何从曹魏手中夺取政权、如何经历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如何在南方重建正统，这些都是亟待书写和阐释的历史叙事。干宝以其史学才能与文献素养，被委以此重任。他的《晋纪》（又称《晋纪总论》或《晋纪》二十三卷）成为两晋之际最重要的当代史著作之一，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其评价甚高，称其“直而能婉”，在叙事简洁与史论深微之间取得了难得的平衡。

然而，这位以严谨著称的史官，留给后世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著作，却是《搜神记》——一部被正统史家长期边缘化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原书三十卷，今存二十卷，记载了从远古至东晋的各类神异故事、鬼魂传说、博物志怪。这种“史官修史，兼及志怪”的双重身份，使干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要解释这一现象，仅从干宝个人兴趣出发是不够的，必须将其置于他所身处的时代氛围中加以审视。

二、从西晋到东晋：乱世的创伤与信仰的危机

理解干宝的选择，首先需要理解他所经历的乱世。西晋的覆灭并非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长期积累的制度危机与权力争夺的总爆发。

晋武帝司马炎在完成统一大业后不久，即陷入一个致命的乐观之中。他以为分封同姓诸王可以藩卫皇室，却不知这恰恰为日后的骨肉相残埋下了引线。武帝驾崩后，惠帝即位，这位被后世目为“愚痴”的皇帝实际上是一个被权臣操控的傀儡。权力真空催生了觊觎者的野心，从元康元年（291年）开始，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正式拉开序幕。

这场动乱的残酷程度远超后世的一般想象。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八位宗王轮番登场，彼此攻伐，血流成河。洛阳与长安两京数度易手，中原地区的经济基础遭受毁灭性打击。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八王之乱彻底摧毁了西晋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司马氏骨肉之间可以毫无顾忌地互相屠杀，“忠”的道德律令便已荡然无存。

就在八王之乱尚未完全平息之际，永嘉年间（307-313年），北方少数民族势力趁虚而入。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汉国军队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纵兵焚掠，史称“永嘉之乱”。三年后（316年），长安陷落，晋愍帝被俘，西晋正式灭亡。整个北方陷入了“五胡乱华”的血腥漩涡，政权更迭之频繁、平民死亡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

大批北方士族与民众在绝望中南下，史称“永嘉南渡”。据后世学者估计，南渡人口约占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大量精英阶层与文化资源的南迁，深刻改变了此后中国的政治文化格局。建康（今南京）取代洛阳成为东晋政权的中心，北方士族与南方本土士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

干宝是否亲历了洛阳的陷落与南渡的流亡？史料无明确记载，但从其生平推断，他在八王之乱后期至永嘉年间已进入仕途，完全有可能见证或听闻那些惨绝人寰的乱象。《搜神记》中大量关于战乱、死亡、魂灵复仇的叙事，很难说与那个时代的集体创伤无关。

乱世的创伤不仅在于生命的丧失，更在于信仰体系的崩塌。当一个政权可以如此轻易地被颠覆，当“正统”的道德承诺在血腥现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士人的精神世界必然面临根本性的重新定位。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在现实政治中彻底破产——精通儒经的名士往往成为最先被清洗的对象。一种深刻的虚无感与末世情绪在士人阶层中蔓延开来。

这种精神危机直接催生了对于超越性力量的迫切需求。当人间的秩序无法提供安全感与意义感，士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人世之外，投向那个或许可以解释一切、安慰一切的超自然世界。《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正是在这种集体心理需求的驱动下被创作和传播的。鬼魂显灵、神明惩恶、因果报应——这些叙事模式在乱世之后大量涌现，并非偶然。

三、魏晋清谈与志怪风气的交织

干宝的志怪编纂还需要放在魏晋以来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加以理解。这一背景的核心，是玄学的兴起与清谈之风的弥漫。

魏晋玄学以“老庄”为骨架，援“易”入道，构建了一套以“自然”“无为本体的哲学话语体系。从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的“贵无”之说，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西晋郭象的“独化论”，玄学思潮深刻重塑了士人的精神世界。玄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末、体用、有无、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对汉代经学僵化的一种反动。

清谈是玄学思想的社交形式。西晋以来，士族名士以谈玄论道为风尚，聚于园林邸第，辨析名理，裁量人物。《世说新语》生动记录了大量清谈场景，其中涉及的议题包括“圣人是否有情”“才性四本”“声无哀乐”“养生”等抽象命题。这种谈玄的风气逐渐从纯粹的哲学论辩，扩散为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趣味——对于“奇”与“异”的鉴赏与谈论。

“奇谈”“异闻”之所以成为时代风尚，与玄学对于“常”与“变”、“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有关。在玄学语境中，世俗礼法所认定的“正常”与“荒诞”的边界被重新审视。一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对于被视为“怪力乱神”的鬼神之事，往往不会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更重要的是，玄学所强调的“得意忘言”“以少胜多”的思维方法论，为品鉴和解读各类异常现象提供了美学工具。

西晋时期，志怪之风已然萌动。张华《博物志》、葛洪《神仙传》（虽葛洪稍晚于干宝）、以及更早的《列异传》等作品，都显示出一个时代的兴趣所在。张华《博物志》博采远及山川异物、远方传说，是典型的博物体志怪；魏文帝曹丕（尽管《列异传》是否为曹丕所作存疑）所撰《列异传》则以记述鬼怪故事为主。这些先行作品为干宝《搜神记》的编纂提供了范式参考。

干宝编纂《搜神记》的直接动机，在其自序中有明确表述。这篇自序是理解整部著作的关键文本，值得仔细分析。

干宝在自序中首先交代了编纂此书的缘起：他的父亲侍妾曾因“殉葬”而死，家人开棺时发现其面色如常，三个月后竟然苏醒，随后生育一子。这一亲历的“复活”事件成为干宝关注鬼神问题的契机。此后，干宝开始广泛搜集各类神异故事，“采访近世之事，耳目所亲”，历时二十余年，终成《搜神记》二十卷。

自序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这句话的意涵需要仔细辨析。“神道”在先秦两汉语境中原指神明的法则、天道运行的规律，后来也用来指称祭祀神明的途径或祠庙之道。“不诬”即“不虚妄”“不欺骗”。所谓“发明神道之不诬”，是说通过搜集和展示这些神异故事，来证明鬼神世界的真实存在。

这当然不是说干宝在以现代科学精神“证实”什么超自然现象。干宝的论证逻辑植根于两汉以来的“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宇宙观。在那套话语体系中，鬼神报应并非“荒诞不经”的迷信，而是天道运行的必然显现。一个史官关注神道，与他的史学职责并不矛盾——史学本来就承担着“明天道、正人伦”的功能，只不过干宝将这一功能导向了正统史书不太愿意正视的领域。

理解“自序”的第二层意涵，需要联系干宝的史官身份。他在自序中特意提到自己受命修撰《晋纪》，并自谦为“浅见寡闻”。这种自我贬抑的修辞，恰恰暗示着一种身份的紧张：修史是正业，记鬼神是余事。然而正是这位“浅见寡闻”的史官，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志怪集。

四、实录与志怪的张力：一个史家的内心矛盾

干宝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悖论，是他的史家身份与志怪编纂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两晋之际史学观念与信仰实践之间的深层裂缝。

中国传统史学自《春秋》《左传》以来，即以“实录”为最高准则。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班固修《汉书》，强调“寓论断于叙事”。这种实录精神要求史家严格区分“信史”与“传闻”、“事实”与“揣测”。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判断何为“事实”？对于鬼神之事，儒家经典中并不缺乏相关记载——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本身即承认了鬼神的存在，《春秋》庄公七年记载“星陨如雨”，《左传》中更有大量占卜、梦兆、鬼魂显灵的叙事。

干宝对于实录精神的理解，显然不包含将鬼神之事排除在“信史”之外的预设。在他看来，“神道”并非虚妄，而是值得记录的客观存在。一个史家的职责，恰恰包括将这些“幽明之际”的事情如实记录下来。这种立场在两晋时期并非孤例。干宝同时代的史家如孙盛、邓粲等，在各自的史书中也记载了大量神异事件，尽管他们的态度可能更为审慎。

干宝的实录精神更体现在《搜神记》的编纂方法上。尽管全书以鬼神故事为主，但他努力为每一则故事提供“出处”或说明其来源。他在自序中明确说“采访近世之事，耳目所亲，或得之于神祠里巷之间”，这种对信息来源的标注，显示出一个史家的职业习惯。《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并非干宝的原创虚构，而是他对当时流传的各类传闻进行采集、整理和编订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干宝的《搜神记》更接近于一部“新闻汇编”或“传闻集录”，而非原创小说。

然而，这种编纂方法本身也暴露了志怪与实录之间的内在矛盾。一个故事是否“真实”，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可验证，而取决于它是否在社会中流传并被相信。在干宝的时代，“众人所共传”的故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事实，值得被如实记录。这种“社会学的真实”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真实”的界定存在根本差异。

干宝自序中提到的父亲侍妾“复活”之事，为理解这种张力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这则故事首先是一桩家族秘闻，是干宝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事件。在干宝的认知框架中，这桩事件是他相信“神道不诬”的直接证据，而非需要质疑的传闻。然而，如果站在现代史学立场审视，我们无法确认这桩“复活”的真实性——它可能是记忆的扭曲、语言的误传，或者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释。

这正是干宝作为史家的内在困境：他试图以史家的方法来记录“不可记录”的内容，试图以实录的原则来对待“超越实录”的对象。这种困境并非干宝个人能力不足所致，而是他所处时代认识论框架的局限。在干宝的认知世界中，理性与信仰、史官身份与志怪编纂，并非不可调和的对立项，而是可以并存于同一知识活动中的不同面向。

理解了这种张力，我们才能理解干宝的独特价值。他没有将鬼神之事简单斥为“迷信”而加以排斥，也没有陷入狂热信仰而放弃史家的审慎。他所做的，是忠实地记录下一个时代对于“幽明之际”的全部想象与困惑。正是在这种记录中，我们得以窥见两晋之际普通人的信仰世界——那个在正史中几乎完全缺席的世界。

五、时代的需要：《搜神记》诞生的文化土壤

干宝编纂《搜神记》的行为，虽然带有个人色彩，但其最终成书并广为流传，则需要从时代需求的角度加以解释。

东晋初年，政权甫定，人心未稳。无论是北方南渡的士族，还是南方本土的豪强，都需要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来整合这个由流亡者与本地人共同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司马睿的“晋室正统”叙事需要证明：在经历了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奇耻大辱之后，司马氏仍然拥有统治的合法性。

这种正统性论证为鬼神叙事提供了空间。当人间的政治逻辑无法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时，天命的证明往往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祥瑞、灾异、梦占、谶纬——这些在汉代政治文化中已经高度成熟的运作模式，在东晋初期继续发挥功能。《搜神记》中大量关于“冥间”“阴司”“因果报应”的叙事，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当现世的法律无法惩恶扬善时，阴间的审判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正义来源。

民间信仰的活跃是《搜神记》流传的另一重要背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并逐渐本土化，道教也从民间宗教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信仰。佛道的传播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灵魂不灭、神通变化的想象空间。《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佛教因果报应观念或道教修仙思想的影子。这些信仰实践为志怪叙事提供了素材与受众——干宝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一个时代信仰潮流的集中呈现与系统整理。

士族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样不可忽视。东晋士族虽然以谈玄论道为风尚，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并非只有抽象的哲学论辩。园林宴饮之间、书信往还之际，一则新鲜的奇闻异事往往成为社交的话题。《搜神记》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这种“谈资”需求——它提供了大量可以转述、改编、讨论的故事素材。从这个角度看，《搜神记》的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其内容，更因为它恰好填补了一个时代对于“志怪知识”的系统性需求。

干宝本人作为史官的声誉，为《搜神记》的传播提供了合法性加持。一部由“正经史家”编纂的志怪集，与纯粹出于好奇或迷信的志怪传闻相比，在士族圈子里更容易获得认可与传播。干宝的史官身份，客观上为《搜神记》贴上了一张“可靠”的标签。

干宝编纂《搜神记》的行为本身，也折射出两晋时期知识阶层对于知识分类的新思考。传统儒家的“六经”体系将知识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但在实际的知识活动中，大量“边缘”内容——博物、志怪、方术、谶纬——无法被这些既有范畴所容纳。《搜神记》的出现，预示着一种新的知识分类意识的萌动：关于“不可思议之事”的知识，可以也应该被单独收集、整理和研究。这种意识在后来的《四库全书》分类中发展为“子部·小说家”与“子部·道家”“子部·释家”的复杂格局。

本章小结

干宝所身处的东晋初年，是一个充满断裂与重建的时代。八王之乱与永嘉南渡摧毁了旧秩序的表面安稳，也动摇了士人对于儒家经世学说的信仰确信。正是在这种精神危机中，一种新的关注点浮现出来——“神道”成为人们重新寻找意义与秩序的尝试性路径。

干宝本人兼具史官与志怪编纂者的双重身份，这并非矛盾，而是时代特征在他个人身上的投射。实录精神并不必然排除鬼神记载——在两晋时期的认识论框架中，“神道”恰恰是值得如实记录的重要领域。干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史家的职业习惯与一个时代对于超越性力量的普遍关注相结合，创造出了一部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志怪巨著。

《搜神记》的诞生，是时代需求与个人选择的交汇产物。乱世的创伤、信仰的危机、清谈的风尚、佛道的传播、士族的文化消费需求——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搜神记》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干宝的贡献，在于将散落四方的“奇谈”汇聚成编，使一个时代的集体想象得以系统化地呈现。

理解了干宝的时代，便理解了他为何要“搜”。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进入《搜神记》的文本世界，分析其叙事模式与信仰内涵，看看这位史官如何以“搜”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了一幅魏晋之际幽明之际的全景图。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干宝生平与时代大事对照

286年前后 : 干宝出生于新蔡 西晋统一未久，社会尚称安定

291-306年 : <span>八王之乱爆发</span> 宗王混战，中原动荡

311年 : <span>永嘉之乱</span> 洛阳陷落，怀帝被俘

316年 : <span>西晋灭亡</span> 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317年 : <span>东晋建立</span> 司马睿在建康称晋元帝

318-322年 : 干宝仕宦江左 被辟为司徒府掾属

约320年 : 干宝受命修撰《晋纪》 著作郎，领国史

326年前后 : 干宝编纂《搜神记》 “采访近世之事，耳目所亲”约二十年

336年前后 : 干宝卒 《晋纪》《搜神记》并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