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第 1 章 逼上梁山：官逼民反的结构原理

翻开《水浒传》的人，多半带着一个先入之见：这是一部造反的书。这个印象对了一半。造反确实是它写的内容，但小说真正深刻的地方，不在于喊出造反的正当，而在于一层一层地展示造反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官逼民反四个字常被当作主题口号来引用，其实它首先是一种结构原则，决定了谁出场、按什么顺序出场、以什么方式被一步步推到梁山泊去。换句话说，官逼民反不是《水浒传》说了什么，而是《水浒传》怎么做。这一章要处理的就是这个总纲，它是理解后面十四章的钥匙。

开卷的一块石碑

百回本的第一回叫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嘉祐三年的京师瘟疫，仁宗派殿前太尉洪信去龙虎山请张天师做法事。洪信在山上骄横自恃，遍寻天师不见，走到伏魔殿前，见到一座四面封锁的殿宇，门上重重叠叠贴着封皮，每张封皮上都押着字号。住持真人告诉他，此殿内锁着魔王，唐洞玄国师封锁在此，至今五六代祖师誓不敢开。洪信不信邪，命人掘开殿中央的石碑。石碑前面凿着四个真字大字，遇洪而开，连住持都说这是天数。碑下的万丈地穴里，一道黑气冲上半天，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那殿里锁的，正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一百单八个魔君。

这个开头历来被当作套话跳过，其实它是全书的总开关。从叙事学看，它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预支：读者从第一回起就知道，往后出现的每一个好汉，无论多么穷凶或多么冤屈，都是石碑下跑出来的魔君。这等于在故事开始之前，先把一百单八人放进一个命运的匣子里。第二是赦免：魔君下界是遇洪而开的天数，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暴力的责任，被一只手悄悄转给了天。这种神话框架在中国小说里并不新鲜，《红楼梦》的石头转世、《说岳全传》的大鹏金翅鸟，都是同一个路数。但《水浒传》用得最狠，因为它要赦免的不是一段情缘或一桩冤业，而是整整一部杀人放火的编年史。

细读这一段，还有两处闲笔最见用心。一处是那道门上的封皮。住持真人说，此殿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于此，里面传下一代天师，亲手添加封皮，重重叠叠，各押一印，使一代天师一手封一次，故有五六十道封皮。五六十年间，没有一代天师敢动这个念头，直到洪信来。作者用一个外来官员的傲慢，完成了对专业敬畏的嘲弄：真正懂它威力的人不敢开它，不懂的人一挥手就开了它。另一处是数字。三十六与七十二，在道教星神谱系里是北斗丛辰的名目，在民间话语里是天罡地煞的常谈，但落在北宋末年的语境中，三十六首先是一个历史数字。《宋史》侯蒙传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三十六个真实的历史亡命者，在说书人的口中被七十二地煞扩充为一百单八，数目翻了三倍，而扩充的动机，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商业的：听众越多，好汉越多。石碑上锁的与其说是魔君，不如说是不断膨胀的听众需求。神话框架的每一次使用，背后都站着瓦舍勾栏的票房。

不过小说真正的用力处，恰恰不在神话，而在神话之后的现实肌理。魔君跑了，镜头一转，第二回写的是一个破落户子弟高俅。这个衔接的节奏值得细看：天上的妖气刚刚散开，地上立刻接上一个市井小人的发迹史。神话负责给暴力发放许可证，现实负责演示这许可证如何被一张张签发出去。金圣叹在这一回的批语里点破了一层意思，他说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单八人，却先写高俅，是乱自上作。这四个字后来成了评价《水浒传》政治洞察力的定评。要知道，说强盗可恨容易，说强盗是被朝廷亲手造出来的，在帝制时代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还有对权力运作的透彻观察。小说选择了后者，这就是它超越一般侠义故事的地方。

高俅先出场：乱自上作

高俅的履历，小说写得像一份讽刺小品。东京汴梁人，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都顺口叫他高毬，后来发迹了，才把毛旁的毬改作人旁的俅。他先帮闲于一个生铁王员外家的公子，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王家告到官府，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这样一个人，几经转手，最后到了驸马王诜府里。端王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徽宗）在府中看气毬滚到脚下，高俅一记鸳鸯拐踢还回去，踢出了他一生的富贵。不到两个月，哲宗驾崩，端王即位，高俅抬举做到殿帅府太尉，执掌天下兵权。

这段发迹史有史料底子。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高俅本是苏轼手下的小史，笔札颇工，苏轼外任时把他荐给曾布，曾布嫌人多，又转荐给王诜，此后因缘际会上了端王的船。小说对这个材料做了两处改造，都见匠心。其一是把苏轼从高俅的履历里抹掉了，让他的发迹纯粹系于蹴鞠一脚，功名出于玩物，这是对徽宗朝政治品质最简洁的判词。其二是在名字上做文章，毬改作俅，一笔之改，改不掉骨子里的轻贱。金圣叹在这里连批数语，说书名不写高俅便罢，既写高俅，则一百单八人皆有出身为据。他的意思是，高俅是整座梁山的一块奠基石。

这段发迹史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副主题：逆向淘汰。高俅的每一步上升，都踩着别人的失格。他因帮闲被逐出东京，是市井社会对他的第一次否决；他转投董将士，董将士不敢留，转荐苏学士府上，是小地主与士人阶层对他的第二次否决；最后驸马府收留了他，端王看中了他，皇帝提拔了他，越往上，越没有人觉得他脏。这个阶梯的坡度本身就是判词：下层社会还有基本的是非，越接近权力顶端，判断标准越是只剩下好用二字。踢得一脚好球的浮浪子弟，最终执掌殿帅府，总督天下兵马，小说在这里已经把徽宗朝的军政格局定性为一场大型儿的游戏。后来梁山泊上一百单八个魔君搅动天下，追根溯源，第一根线头就在这一脚气毬上。

高俅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整肃教头王进。王进之父王升曾一棒打翻高俅，新仇旧账，高俅点视之日便要拿他问罪。王进是个明白人，当晚与老母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母子二人连夜私走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去了。小说写王进，只有半回文字，此后他再没有出现。金圣叹赞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从结构上看，王进是第一个被高俅逼走的人，他提供了一条对照线：有老母可奉、有边庭可投、无家室可恋的人，还能从体制的夹缝里逃出去。而他教过的徒弟史进，无路可走，先上少华山，后流落江湖，在赤松林里遇见已经出家的鲁智深时，昔日锦衣玉食的史大少爷正在剪径讨饭。一个王进走脱，一个史进沦落，官逼民反的第一组数据就此录入。作者没有发一句议论，两条人生的对照就是议论。

好汉的链条：一个人的尾声是另一个人的开头

《水浒传》前七十回的叙事组织，用的是说书人相传的链式结构。鲁提辖在渭州酒楼上听见隔壁啼哭，引出金翠莲父女，拳打镇关西之后亡命出走，五台山出家，桃花村打周通，瓦罐寺杀崔道成，野猪林救林冲，一路把故事接力下去。林冲上了梁山，为了一个投名状，在山下碰见杨志；杨志丢了花石纲，卖刀杀了牛二，充军大名府，押送生辰纲，又被吴用等七人智取。每一节故事的结尾，都埋着下一节故事的线头。金圣叹在读法里给这种手法起名，叫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链式结构的好处是顺，坏处是散。《水浒传》如何做到形散而神不散，答案就在逼字上。

链式结构的外壳上还保留着说书艺术的全部胎记。每回回目都是一副工整的对子，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人名、地名、动作两两相对，本身就是微型的情节预告。回末必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收束，正事讲到一半，横里杀出一段闲文，说书人管这叫拴马桩。文中时时插入有诗为证的韵文，写景状物，垫场换气。这些形式痕迹提醒读者，《水浒传》先是一部在耳朵里存在的书，然后才是一部在案头存在的书。耳朵不接受过于复杂的结构，却要求极强的方向感，这正是链式叙事的长项。明代文人接手整理时，没有抹平这些口语的毛边，反而在可读性上精心打磨，遂使一部市井的说部，成了白话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胡适对此评价极高，他说水浒的好处，在于它是活的文学，是四百年间无数无名文人与艺人共同锻打出来的白话。

胡适一九二〇年作的《水浒传考证》给这个问题提供了文献学的答案。他考订《水浒传》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宋元以来四百年民间传说、说话、戏文层层累积，最后由一位或几位大手笔整理成书的产物。累积型文本天然带着松散的接缝，但《水浒传》的成书者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把千百个独立的英雄段子，全部重新编码为受害与复仇的连续档案。每一个好汉的出场，都要先出示伤口。武松的伤口是兄长冤死，柴进的伤口是丹书铁券护不住祖传的宅子，杨志的伤口是三代将门之后沦落到街头卖刀，宋江的伤口是仗义疏财换来刺配江州。伤口与伤口相认，复仇与复仇并联，梁山的聚义才有了逻辑。链式结构提供了骨架，官逼民反提供了血液。

这里可以引入叙事学的一个区分。西方小说的经典结构是网状的，人物关系多维交织，情节在交点上进发，《红楼梦》是极致。链式结构是线性的，一段人物带出下一段人物，线与线再拧成缆。线性结构本是说话艺术的商业逻辑使然，听众明天还要来，必须在今天的故事末尾挂出钩子。但《水浒传》把这种商业性的粗糙形式提升为一种世界观的表达：罪恶是传导的，冤屈是接力的，一个人被逼到绝路，他的绝路就成了下一个人的入口。林冲在山神庙杀了陆虞候，雪夜上梁山，王伦逼他交投名状，他在山下遇见的杨志，正是一个刚刚被体制抛弃的同行。施耐庵们的深刻在于，他们让读者看见，恶不但在朝廷里，恶还会沿着逃亡的路线传播。

链条在后半程换成另一副齿轮。杨志丢了生辰纲，与鲁智深会合，杀了邓龙，占了二龙山宝珠寺，同寨的还有武松、施恩、张青、孙二娘；桃花山李忠周通、白虎山孔明孔亮，加上二龙山，三山人马会攻青州，宋江率梁山来援，战罢合兵一处，这是三山聚义打青州。与此同时，宋江一线自己也在滚雪球：郓城县的押司亡命江湖，清风寨、对影山、黄门山，一路走一路收，走到江州劫了法场，白龙庙里二十九个小聚义，浔阳江上樯橹如林。所有的链到最后拧成一根缆，缆头对着梁山泊。读者如果翻到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之前，把各路人马的来路清点一遍，会发现所谓大聚义，其实是七八条各自独立的冤屈史的总装。链式结构至此完成它的使命：把无数个我被逼了，汇拢成一句我们在。这也是聚义二字的本义，不是思想的统一，是伤口的会师。

官的谱系：从生辰纲到一件公案

要理解官逼民反，得先看清官的谱系。《水浒传》写官府，从不写孤立的贪官，它写的是一张网。网的顶层是东京的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奸。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每年岳父生日，都要送十万贯的金珠宝贝上京，谓之生辰纲。小说特意交代，前一年的十万贯已经被劫，至今无获，今年照送不误。这笔账算得冷酷：十万贯是十万中人之产，一年一度，从北京百姓身上刮到东京太师府上，被劫了，明年再刮。晁盖吴用白胜等人在黄泥冈上劫的，是民脂民膏的二次流转。小说没有给劫掠者任何道德粉饰，但也没有给被劫者任何同情，因为它把判断权交给了读者：赃物失窃，天下称快，这个效果本身就是判词。

与生辰纲并行，小说还埋着另一条抽血线，花石纲。杨志的第一次出场，就是作为失陷花石纲的殿司制使。为了修艮岳，东南应奉局在江南搜罗奇花异石，用大船装载，十船编作一纲，经运河千里北运，号的正是花石纲。这是徽宗朝最著名的恶政，史书说东南为之耗竭，方腊起事，打的正是诛朱勔的旗号。小说对花石纲着墨不多，只让它作为背景虚火在杨志的履历里烧了一下，但这一虚一笔极重：好汉们的刀口上，一劈是贪官的寿礼，一劈是皇帝的园林。生辰纲连着蔡京，花石纲连着徽宗，两条线在梁山泊外汇合，等于小说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同时指向了宰相与天子。这在帝制时代是了不得的笔力，只可惜腰斩本与评点家的忠义说，常把这层锋芒遮过去。

网的中层是州府一级。江州蔡九知府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断案全凭黄文炳的构陷；青州慕容知府是慕容贵妃的哥哥，剿匪不力，杀良冒功；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纵容妻舅殷天锡强夺柴进叔父的花园，柴家有太祖皇帝钦赐的丹书铁券，高廉全不放在眼里，一句反坐的罪名，就把柴进打进死囚牢里。网的底层是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是孟州的施恩，是张都监张团练这样的中下级军官。武松在孟州被张都监设局，先抬举做亲随，中秋之夜诬他为贼，下入死囚牢，发配恩州，途中飞云浦上杀手齐出。这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每一步都有法度可依，每一步都是法度的反面。基层司法的日常，在小说里就是一条流水线，原料是良民，产品是罪犯。

网的最底层还有一间牢城营，值得单独放大来看。林冲刺配沧州，武松刺配孟州，宋江刺配江州，牢城营是所有好汉的必经驿站，也是小说里写得最细致的一个机构。新配军人须打一百杀威棒，这是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例；但一百杀威棒打不打、怎么打，全看人情。武松到孟州安平寨，不肯使钱，差拨发作，他偏要硬挺，管营却因施恩打了招呼，把杀威棒改作害病免打。林冲到沧州，得了柴进的书信，差拨立刻换了一副嘴脸，说什么此间管营差拨十分挣钱，无情棍棒也知道躲闪。杀威棒在这套叙事里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刑具的威慑力不在于落下时的重量，而在于悬着时的价格。牢城营因此成为全书最精辟的隐喻：帝国的法律在这里不是规则，是价目表。犯人进营，学的第一课不是悔罪，而是认识这个国家的真实运行方式。许多好汉正是在牢城营里完成了对体制的祛魅，从杨志到武松到宋江，皆是如此。

这张网最可怕的地方，是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杨志卖刀杀了牛二，自知有罪，主动到官府首告，官府念他是个好汉，杀了地方一害，刺配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反而看中他的出身，抬举他管军提辖使，让他去押送生辰纲。武松杀嫂，先请四邻作证，取了王婆口供，然后自首，阳谷县官吏念他是义士，只把供状改轻，脊杖四十，刺配孟州。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偶尔也讲人情，也在小处承认好汉的正义。但正是这些小开恩，反衬出大处的无望：单个的清官良知救不了系统性的掠夺。小说里最有名的清官东平府尹陈文昭，能给武松减罪，却动不了西门庆背后的官府网络。《水浒传》的政治现实主义，比许多后来者清醒得多，它不寄望于清官，因为它看清了官的结构。

逼的百样：官逼、恶逼与义逼

被逼上梁山的人，细看之下路径并不相同。先得把逼这个字从口语里捞出来，掂一掂分量。官逼民反是后人的概括，小说自己不这样说，它只做给你看。中国文学里写民之苦，有怨而不怒的传统，诗经的硕鼠，杜甫的三吏三别，都写到了极限，但总归是盼一个好天子、一批好官。水浒前所未有之处，在于它让受害者拿起了刀，并且写出了拿起刀的全过程。司马迁写游侠，游侠毕竟在体制外的暗处行走，救人急难而不问是非；水浒的好汉不同，他们多是体制中人，教头、提辖、押司、都头、制使，被体制亲手放逐之后，才到江湖上来另立山头。所以逼字的结构是双向的：官府先把人从体制里逼出去，江湖再把人往梁山泊里逼进来。两股力，一推一拉。细看之下，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官逼，林冲是标准样本，武松、杨志、解珍解宝都在此列，特征是受害者对体制尚存幻想，一步步退让，直到退无可退。第二类是恶逼，柴进因殷天锡夺宅而陷入高唐州死牢，卢俊义管家李固与妻贾氏通奸构陷，这一类逼来自具体的恶人，官府只是恶人的工具。第三类最为凶险，是义逼，逼人落草的不是官，不是贼，恰是梁山自己。这一类的存在，使官逼民反的公式露出了它的复杂性，也使小说获得了它最黑暗的深度。

秦明的案例触目惊心。霹雳火秦明被俘上山，宋江爱其勇武，劝降不成，便设毒计，叫人假扮秦明模样夜袭青州，青州城外旧数百人家被烧杀净尽。慕容知府信以为真，把秦明的妻小斩首示众。秦明赶回城下叫门不得，退无可退，宋江这才把花荣的妹妹许配给他作补偿。一夜之间，梁山替官府完成了对一名朝廷将领的绝户。朱仝的案例更冷。朱仝义释雷横，自己被发配沧州，知府爱他美貌长髯，让他每日抱着四岁的小衙内看灯。梁山要赚他入伙，吴用定计，李逵一板斧把孩子的头劈作两半。朱仝追着要和李逵拼命，柴进劝他上梁山，他说若要我上山时，你只要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这话背后是一个孩子和一个军官全部的仕途与良心。卢俊义的案例最著名，吴用扮作算命先生，口占四句卦歌，教卢俊义写在宅墙上：芦花丛中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每句头一个字连起来，是卢俊义反四个字。藏头诗上了墙，藏的不是谶语，是灭门的机关。

义逼的名单还可以往下列。呼延灼兵败梁山，连环马被破，只身逃往青州，途中丢了坐骑，宋江能使时迁去东京徐宁家里，偷了那副祖传的雁翎砌就圈金甲，再教汤隆把他一路赚上山来，为的是教使钩镰枪法。徐宁的遭遇算是最温和的一档，家传宝甲失窃，寻甲出京，一路被自己的表弟设局，酒里下药，醒来时已在梁山，家人也被接了上山。他没有像秦明那样家破人亡，小说甚至给了他排座次时的靠前位置作为补偿。把秦明、朱仝、卢俊义、徐宁四个案例并排放着看，能看出梁山手段的分级：对徐宁是拐，对卢俊义是构陷，对朱仝是杀一个孩子，对秦明是屠一城之郊外加灭门。手段的烈度与其说是需要，不如说是随手。招揽人才这件事，在梁山从来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要，只有做得到与做不到的算计。这才是义逼二字最冷的地方：它不是义气用事，是义气之名下的工程学。

官逼民反的悖论就在这里显形：梁山是官逼民反的产物，也是制造民反的机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有救林冲的义，也有劈向小衙内的斧。小说对这些手段没有回避，甚至写得面不改色，这种冷静近于冷酷的诚实，正是《水浒传》高出后来一切侠义小说的地方。它不许读者把好汉想象成干净的义士。评价这本书，绕不开这道阴影，本书第十一章将正面处理暴力问题，此处先立一问：当反抗者使用逼人落草的手段时，官逼民反四个字还能不能成立？我的看法是，能，但要换一种读法：小说展示的不是义的胜利，而是恶的总体化：官府行恶用国法，好汉行恶用义气，两边共用一个暴力市场。看见这一层，才算越过了快意恩仇的门槛。

妖魔转世：暴力的神话外衣

现在可以回到第一回的那块石碑了。石碣在全书出现两次，第一次在伏魔殿下，锁着一百单八个魔君；第二次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前，天门大开，火块坠地，掘出石碣，前后都是天书，侧首一边刻着天罡星三十六人姓名，一边刻着地煞星七十二人姓名。首尾两块石头，把百回大书锁成一个闭环。这个设计的叙事功能，可以从三方面估量。先看预言。石碣天文使前面七十回的长链聚合获得了一个目的论的外观，原来一切偶然的相遇、一切的逼与被逼，都是星宿的会合。再看赦免。魔君下界，替暴力卸除了道德重量，读者不必为李逵的板斧不安，因为天数如此。最后看出口。妖魔叙事在赦免暴力的同时，也预留了收编暴力的神学——第四十二回还道村中，九天玄女授宋江天书三卷，法旨说得明白：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魔君的归宿不是魔，是臣。神话的外衣底下，藏着招安的伏线。

对这种神话框架，可以引余国藩讨论中国古典小说宗教维度时的一个观察来对读。他指出中国长篇小说惯于借用宗教框架开场收束，但叙事的主体往往是彻底世俗的，宗教在此不是信仰，是修辞。《水浒传》正是如此。九天玄女的天书，在书中再也没有被真正使用过，它的功能不在情节，而在意识形态：它替宋江的招安路线提供了天命的背书。孙述宇在《水浒传的来历与心态》里走得更远，他推测水浒故事的源头与两宋之际北方抗金山寨武装的记忆有关，那些被朝廷抛弃又自称忠义的武装，正是替天行道口号的最初持有者。若此说成立，则石碑上的魔君更像是后加的一层漆，漆下面是一个真实得多的历史命题：当国家无力庇护它的百姓时，民间暴力以忠义之名自谋出路。神话是漆，历史是木。读《水浒传》，要能透过漆看见木。

神话框架里还有一支别动队，是入云龙公孙胜背后的蓟州罗真人一系。公孙胜下山斗法，罗真人每次出场都超然物外，李逵一板斧劈死他，第二天他好端端坐在床上，被劈的只是葫芦变的化身。这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