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起点：改革开放前的深圳禀赋与历史沿革

1979年3月5日，宝安县革委会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刚收到的中央通知：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出口特区，试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当时的宝安县治深圳墟，还是一片只有3条泥巴路、常住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圩市：往南27公里是香港新界的落马洲，往北50公里是东莞虎门，往东是惠州惠阳，往南是珠江口的伶仃洋。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当时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1.1倍的落后农业县，会在45年后成为GDP突破3.4万亿元、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的全球创新中心。要理解深圳的崛起逻辑，必须先回到它的起点：1979年之前的宝安县，到底拥有哪些被时代选中的初始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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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重区位：边陲属性与枢纽价值的矛盾统一

深圳的初始禀赋第一重来自其独一无二的地理区位——它同时具备“粤港边陲”和“内地南下门户”的双重属性，这种矛盾统一的区位特征，是其他沿海县域完全不具备的。

从地缘格局来看，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核心节点，是广九铁路的终点站，也是内地联系香港、东南亚的最短陆路通道：向北通过广九铁路连接广州、武汉等内地核心城市，向南通过文锦渡、沙头角两个正式口岸对接香港，向南通过珠江口航运网络连接全球海运通道。1978年之前，从深圳墟到香港尖沙咀的陆路距离仅28公里，比从广州到深圳的距离还近；到东南亚各国的海运距离比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近30%以上，物流成本优势极为明显。

这种区位在全国沿海县域中属于稀缺品：上海、宁波等传统沿海城市距离香港超过1000公里，无法直接承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福建、浙江的沿海县虽然距离东南亚近，但距离珠三角制造业腹地超过300公里，缺乏产业配套支撑；而珠三角内部的顺德、中山等经济强县，虽然乡镇企业基础雄厚，但距离香港超过100公里，没有陆路口岸，无法直接对接香港的市场。1979年之前的宝安县，恰恰是“边陲限制”和“枢纽价值”的结合体：一方面它位于粤港交界，长期作为“边防前线”实行严格的边境管制，经济发展受到制度性限制；另一方面它又是内地南下的必经节点，是连接内地与香港、全球市场的天然桥梁。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区位关系图直观理解1979年深圳的区位独特性： ```mermaid graph TD A[京九铁路/广九铁路交汇枢纽] --> B[深圳墟（1979年宝安县城）] B -->|27公里/文锦渡口岸| C[香港特别行政区] B -->|北接50公里| D[东莞·珠三角制造业腹地] B -->|东接60公里| E[惠州·粤东资源腹地] B -->|南临| F[珠江口·南海国际航运通道] G[东南亚/全球海运网络] --> F H[内地南下第一门户] --> B style B fill:#f9f,stroke:#333,stroke-width:2px style C fill:#9f9,stroke:#333,stroke-width:2px ``` 这张图清晰展示了深圳的区位组合优势：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具备“陆路口岸、铁路枢纽、紧邻国际金融中心、背靠制造业腹地”四个特征的县域，这种组合刚好匹配了改革开放初期“承接香港产业转移、对接全球市场”的核心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位优势在1979年之前是被“边陲管制”掩盖的：当时宝安属于边防禁区，内地居民要进入必须办理边防证，跨境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区位价值无法转化为经济价值。但这种管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宝安没有像珠三角其他县一样被纳入内地计划经济的工业布局体系，没有大型国有工业企业，没有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试验留出了充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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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沿革：半开放经济传统的长期积淀

宝安县的建县史几乎和深圳的崛起史一样漫长，其独特的历史沿革，为它积累了一种其他县域没有的“半开放经济传统”。

宝安县最早设立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当时 set up 宝安县，隶属东官郡，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深圳、香港全境；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更名为新安县，是广东沿海重要的海防和商贸口岸；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189

1979年3月5日，宝安县革委会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刚收到的中央通知：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出口特区，试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当时的宝安县治深圳墟，还是一片只有3条泥巴路、常住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圩市：往南27公里是香港新界的落马洲，往北50公里是东莞虎门，往东是惠州惠阳，往南是珠江口的伶仃洋。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当时人均GDP为630元、仅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381元）1.65倍的落后农业县，会在45年后成为GDP突破3.4万亿元、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的全球创新中心。要理解深圳的崛起逻辑，必须先回到它的起点：1979年之前的宝安县，到底拥有哪些被时代选中的初始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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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重区位：边陲属性与枢纽价值的矛盾统一

*1. Dual Geographic Position: The Contradictory Unity of Borderland Attribute and Hub Value*

深圳的初始禀赋第一重来自其独一无二的地理区位——它同时具备“粤港边陲”和“内地南下门户”的双重属性，这种矛盾统一的区位特征，是其他沿海县域完全不具备的。

从地缘格局来看，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核心节点，是广九铁路的终点站，也是内地联系香港、东南亚的最短陆路通道：向北通过广九铁路连接广州、武汉等内地核心城市，向南通过文锦渡、沙头角两个正式口岸对接香港，向南通过珠江口航运网络连接全球海运通道。1978年之前，从深圳墟到香港尖沙咀的陆路距离仅28公里，比从广州到深圳的距离还近；到东南亚各国的海运距离比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近30%以上，物流成本优势极为明显。据1978年交通部调研数据，从深圳到新加坡的海运距离为1800海里，比上海到新加坡的2600海里缩短30%，单箱海运成本可降低120美元，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吸引力极强。

这种区位在全国沿海县域中属于稀缺品：上海、宁波等传统沿海城市距离香港超过1000公里，无法直接承接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福建、浙江的沿海县虽然距离东南亚近，但距离珠三角制造业腹地超过300公里，缺乏产业配套支撑；而珠三角内部的顺德、中山等经济强县，虽然乡镇企业基础雄厚，但距离香港超过100公里，没有陆路口岸，无法直接对接香港的市场。1979年之前的宝安县，恰恰是“边陲限制”和“枢纽价值”的结合体：一方面它位于粤港交界，长期作为“边防前线”实行严格的边境管制，经济发展受到制度性限制；另一方面它又是内地南下的必经节点，是连接内地与香港、全球市场的天然桥梁。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区位关系图直观理解1979年深圳的区位独特性： ```mermaid graph TD A[京九铁路/广九铁路交汇枢纽] --> B[深圳墟（1979年宝安县城）] B -->|27公里/文锦渡口岸| C[香港特别行政区] B -->|北接50公里| D[东莞·珠三角制造业腹地] B -->|东接60公里| E[惠州·粤东资源腹地] B -->|南临| F[珠江口·南海国际航运通道] G[东南亚/全球海运网络] --> F H[内地南下第一门户] --> B style B fill:#f9f,stroke:#333,stroke-width:2px style C fill:#9f9,stroke:#333,stroke-width:2px ``` *The diagram above intuitively illustrates the unique geographic advantage of Shenzhen in 1979: it is the only county-level region in China that simultaneously possesses four core attributes—land port, railway hub, proximity to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backing from a manufacturing hinterland. This combination exactly matched the core demand of "undertaking Hong Kong's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connecting to the global market"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位优势在1979年之前是被“边陲管制”掩盖的：当时宝安属于边防禁区，内地居民要进入必须办理边防证，跨境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区位价值无法转化为经济价值。但这种管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宝安没有像珠三角其他县一样被纳入内地计划经济的工业布局体系，没有大型国有工业企业，没有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试验留出了充足的空间。据《宝安县志·工业志》记载，1978年宝安全县仅有7家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仅3200万元，占全县总产值的16.2%，远低于同期顺德县工业产值占比62%的水平，几乎没有需要改制的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成本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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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沿革：半开放经济传统的长期积淀

*2. Historical Evolution: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Semi-open Economic Tradition*

宝安县的建县史几乎和深圳的崛起史一样漫长，其独特的历史沿革，为它积累了一种其他县域没有的“半开放经济传统”。

宝安县最早设立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当时设置宝安县，隶属东官郡，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深圳、香港全境，是广东沿海重要的海防和商贸口岸；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更名为新安县，凭借临近香港的盐田优势和港口优势，成为明清时期华南地区重要的海盐集散地和对外贸易口岸，当时的深圳墟（今罗湖一带）已经是新安县的商贸重镇，有“一街挑两省，百货聚千商”的说法；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新安县的管辖范围被压缩到现在的深圳和东莞部分区域；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新安县被正式分割为两部分：新界、九龙半岛、香港岛归英国管治，深圳墟所在的宝安县归中国管辖，这是深圳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

*Bao'an County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the 6th year of Xianhe Perio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31 AD), with a jurisdiction covering the current Shenzhen and the whole of Hong Kong. It was an important coastal defense and trade port in Guangdong. In the first year of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1573), it was renamed Xin'an County,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sea salt distribution center and foreign trade port in South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anks to its salt field advantage and port advantage near Hong Kong.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Nanjing in 1842, Hong Kong Island was ceded to Britain,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Xin'an County was compressed to the current Shenzhen and part of Dongguan. The signing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 in 1898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atershed in Shenzhen's history, when Xin'an County was formal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New Territories, Kowloon Peninsula and Hong Kong Island were under British rule, while Bao'an County where Shenzhen Market Town is located remained under Chinese rule.*

1898年的分割彻底改变了深圳的发展轨迹：一方面，原来的新安县腹地（新界）被英国控制，深圳墟从原来的县城变成了边境圩市，原有的商贸腹地大幅缩水；另一方面，中港边境的形成也让深圳墟成为连接内地和香港的唯一陆路节点，反而催生了独特的边境贸易传统。1949年之前，深圳墟凭借文锦渡口岸的贸易优势，再次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商贸口岸，当时有“小香港”之称：据《宝安县志·商业志》记载，1947年深圳墟有商户532家，涵盖百货、餐饮、金融、运输等多个行业，还有广东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文锦渡口岸1947年的进出口总额达1.2亿港币，占广东省陆路口岸贸易额的42%，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当时的深圳墟还有赛马场、电影院、电报局等近代化设施，是珠三角东部最繁华的圩市。

1949年之后，深圳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是1952年，宝安县被划为广东省边防禁区，实行严格的边境管制，内地居民进入需要办理边防证，跨境贸易被严格限制，深圳墟的商贸功能被大幅压制，到1960年代，深圳墟的常住人口下降到不足1.2万人，商户只剩不到100家，街道破败，大部分房屋空置；第二次是1978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宝安调研，看到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17元，远低于香港水平，逃港现象屡禁不止，提出“要搞点特殊政策，让宝安的群众富起来”，随后广东省委向中央提交了在深圳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报告，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历史沿革流程图直观理解深圳的关键发展节点： ```mermaid graph LR A[331年 东晋设宝安县] --> B[1573年 明朝更名新安县] B --> C[1842年 香港岛割让 新安县腹地缩小] C --> D[1898年 新界租借 宝安县分割 深圳墟成边境圩市] D --> E[1949年 深圳墟“小香港” 商贸繁荣 口岸贸易占广东42%] E --> F[1952年 划为边防禁区 边境管制 经济衰退] F --> G[1960-1970年代 逃港潮 年均逃港超5万人] G --> H[1978年 习仲勋调研 提出设出口特区] H --> I[1979年3月 国务院批准 深圳设为出口特区] style I fill:#f9f,stroke:#333,stroke-width:2px ``` *The flowchart above clearly shows the key development nodes of Shenzhe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Bao'an County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o the approval of the special zone in 1979, each node has shaped Shenzhen's unique initial endow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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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79年之前的人口结构与经济基础

*3.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before 1979*

要理解深圳被选中的逻辑，必须客观看待1979年之前宝安县的落后状态：它不是一个有产业基础、有城镇化的发达县，而是一个典型的边陲农业县，其落后本身也是其被选中的重要原因——没有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改革试错成本极低。

3.1 人口结构：极低的城镇化水平与特殊的跨境人口联系

*3.1 Population Structure: Extremely Low Urbanization Level and Special Cross-border Population Ties*

据1978年宝安县人口普查数据，全县总人口为31.2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8.46万人，占比91%，非农业人口2.81万人，占比9%。在非农业人口中，近一半是驻军、机关工作人员和家属，真正的城镇常住人口仅1.5万人，城镇化率仅为4.8%，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17.9%的水平，也低于广东省平均12.5%的水平。当时的宝安县没有成型的城镇体系，只有深圳墟、南头、蛇口三个小型圩市，街道总长度不足10公里，没有自来水系统，没有污水处理设施，大部分居民饮用井水，生活条件极为落后。

*According to the 1978 Bao'an County census,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county was 312,700, of which 284,600 wer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ccounting for 91%, and 28,100 wer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ccounting for 9%. Nearly half of th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were stationed troops, government staff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e actual permanent urban population was only 15,000, with an urbanization rate of only 4.8%, far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17.9% at the same time, and also lower than the provincial average of 12.5%.*

宝安县人口结构最特殊的地方，是其与香港的跨境人口联系：由于历史上长期和香港同属新安县，宝安县有近20万港澳侨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