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其人
干宝其人
读完《搜神记》的人不少，能记住作者是谁的没几个。提起来都说"干宝"，再往下问干宝是哪一年的、哪里人、干什么的，多数读者就开始支吾。比起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这些史学大家，干宝在大众记忆里的位置尴尬得几乎没法形容。他写过《晋纪》，这部书在东晋一朝被公认为良史，与王隐、虞预等人的同类著作并列为"五家晋史"，王导读完称他有"良史之才"，但这部书到唐以后渐渐散佚，等到明清人回头去找，只剩些零章断句。他写过《搜神记》，这部书倒是靠着后人辑佚一直流传了下来，但流传下来的版本早已不是干宝原稿，而是明清以来不断增补、改订、重新编次的产物。一个作者，作品跟他的名字严重不匹配，名字还远不如作品响亮，这在中国古代文人里算个特例。
特例不等于不重要。干宝这个人值得我们专门停下来看一眼，因为他身上叠着好几层不太协调的身份：他出身儒学家庭，父亲做过县令；他自己是东晋朝廷认证的史官，负责过国家历史的编修；他同时又收集、记录、整理了一大堆鬼神精怪的故事。这些身份在今天看是矛盾的，在魏晋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却不矛盾。要理解《搜神记》为什么会被写成今天这个样子，第一件事就是把"干宝"这个标签从"《搜神记》作者"这六个字里解放出来，看看他到底是谁、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动手写这部书。
生平复原：从史书、墓志到逸事之间
关于干宝的生平，主要材料集中在三个来源：《晋书》卷八十二的本传、零星见于《世说新语》的几条逸事、以及1980年代在河南偃师一带出土的《干统墓志》。这三条材料彼此互补又彼此打架，需要小心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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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晋书》本传，干宝字令升，新蔡人。新蔡在今河南驻马店一带，那一带在两汉是汝南郡的核心区域，到了西晋归豫州管辖，是典型的中原腹地。干家不是显赫士族，但显然也不是寻常百姓。本传没有交代干宝的祖父一辈，但从干统做过丹杨令这一线索可以反推，丹杨是吴地的核心县份，西晋初年的丹杨令基本由中原士人或南下侨士担任，干统能被派到这个位置，至少说明他在西晋官僚系统里已经达到了中等以上层级。干统墓志印证了这个判断，墓志称干统"历官丹杨、会稽"，说明他不止做过一任地方官，且是会稽这样的要地。出土文献与传世史书能在这一点上互相印证，证据链算是相当结实。
干宝的出生时间，本传没有明说，目前学界基本采用两种说法：一种以清人钱大昕为代表，推算干宝生于建安二十年（215）前后；一种以近人余嘉锡为代表，认为应该再晚十余年。无论哪种说法，干宝童年都是在西晋的"太康盛世"里度过的。太康元年（280）吴国灭亡，天下重归一统，从280年到306年前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恢复，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被后世称作"太康文学"的小高峰。干宝的少年时代赶上了这个尾巴。
接下来是干宝自己叙述的童年异事。这一段材料是他自己在《搜神记》自序里讲的，原文已佚，幸而《晋书》本传整段引录，本传又见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证据链相对完整。干宝说，他的父亲生前宠爱一名婢女，婢女死后父亲也已下葬。母亲怀疑婢女是借死逃避劳作，开棺查验，结果婢女居然还有气息，过了一段时间苏醒过来。她说她在地狱里见到了干统，干统正在地狱里受苦，托她回来报信。这件事直接成了干宝写《搜神记》的契机。
这件事透露了两层信息：第一，西晋中期的中原士人家庭里，鬼神观念已经深植于日常生活，连母亲的第一反应都不是去查死因、而是怀疑"装死"，反过来要开棺验证；第二，干宝本人在叙述这件事时，是相信婢女所言的，没有把它当作"或许她在撒谎"的素材，而是当作确凿的事实来引证。"明神道之不诬"这四个字就是这么来的。
干宝的仕宦起点，本传说得很简略，只说"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以才器"三个字说明他不是凭门荫入仕，而是凭才能被辟举。西晋的著作郎隶属中书省或秘书监，职责是起草文书、整理图籍，离正式史官的职位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干宝进入中枢机构的第一步。时间大约在元康、永康年间（291—301）。
接下来是干宝一生中最戏剧化的时段：八王之乱（291—306）和永嘉之乱（311）。这两场乱事不必细说，但要记住的是，干宝个人的人生轨迹在这段时间里被打得粉碎。西晋的官僚系统在这两场动乱中几乎全面瘫痪，大量中下层士人流离失所，干宝本人据说也有过南渡的经历。本传对他这一段经历语焉不详，只用"避乱"二字带过。结合《晋书》其他人物的传记和《世说新语》的一些零星记载，可以大致确定：他在建康一带度过了东晋立国前后的若干年。
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次年称帝，是为东晋元帝。这是干宝生涯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不再是流亡的中原文士，而成了新朝史官。本传记载，元帝时干宝以著作郎领国史，正式负责《晋纪》的编纂。这部《晋纪》是干宝一生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全书二十卷，记录西晋一代近一百年的史事，写作时间大致在317到330年之间。史载，王导读后"称其有良史之才"，后世刘知几《史通》把它与王隐、虞预的同类著作并列为"五家晋史"中的上品。
但干宝并没有满足于写一部正经史书。在编纂《晋纪》的同时，他开始系统地收集、整理、撰写志怪故事。这就是《搜神记》，一部与《晋纪》在题材上几乎完全相反的作品。同一个人的两部作品，一部是正史笔法的编年实录，一部是志怪笔法的神鬼传说，这种分裂本身就是理解干宝的关键。
解读"明神道之不诬"：一份写给自己的写作誓言
干宝《搜神记》原本有自序一篇，详细说明他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这篇自序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靠《晋书》本传和《搜神记》历代辑本的相关引文拼合而成。序里有一句话被后人反复引用，几乎成了理解整部书的钥匙：
> 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以明神道之不诬也；若其无闻者，亦云本其所见闻以为传据焉。
干宝自己点出了两层意思：一、他收录的故事，凡是有前人典籍记载的，是要证明神鬼之事并非虚妄；二、即使没有任何典籍记载，只要是当事人亲见亲闻，他也愿意相信并收入书里。前一条是文献学层面的表态，后一条是经验层面的承认。两层合起来，干宝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他不是把《搜神记》当成小说家言，而是当成一份关于神鬼的"档案"。
"明神道之不诬"这四个字，要放到魏晋思想史的语境里才能读出味道。汉代以来，主流儒家对鬼神的态度是"存而不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中庸》讲"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但侧重的是祭祀的礼制意义而不是神鬼本身的客观存在。到了东汉，随着谶纬之学的泛滥和民间巫祝传统的抬头，儒家学者开始更直接地讨论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王充《论衡》专门辟有《订鬼》《言毒》《无形》等篇，是汉代反鬼神论的代表作；但同时期应劭《风俗通义》、许慎《五经异义》又保留了大量鬼神故事，态度暧昧。干宝的"明神道之不诬"，其实是在接续东汉以来这条"为鬼神辩护"的传统，并且把它推到更激进的位置：他不是把鬼神当作民俗或礼制的附属物，而是当作与人事并列的、独立的、可以证实的事实领域。
这跟干宝本人的家庭记忆有直接关系。自序里讲的那桩父婢复生的事，是他写《搜神记》最直接的触发点。但干宝的论证并不依赖单一个案。他紧接着还列举了另外几件事，包括他自己童年时"见其兄而生，见其父而亡"的奇异经历。原文的具体含义学界仍有争议，但大意是说他有某种可以看见常人看不见之物、或感知人神之际状态的能力。这些亲历让他不可能接受"鬼神虚妄"的立场。而他对前人典籍的征引——干宝在自序和正文里反复提到《史记》《汉书》《博物志》《异苑》等书——则是把个人经验上升到文献层面的论据。
今天读《搜神记》很容易把它当成"古代短篇小说集"或"志怪文学选本"，但干宝自己并不是这么定位这部书的。他在自序里强调的是"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这是档案编纂式的语言，不是文学创作式的语言。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收集者、记录者、甄别者的位置上，而不是发明者的位置上。这个自我定位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他对材料的取舍标准：凡是有传闻的，他尽量收录；凡是明显荒唐的，他会在叙事中留下怀疑的余地。
童年异事与家族记忆：写作动机的心理根源
把"明神道之不诬"理解为干宝的写作誓言，再回到他童年那桩父婢复生的事，这件事的份量才会真正显出来。魏晋时期关于鬼神复活的故事不少，但大多是文人笔下的传闻轶事，缺乏具体的家族坐标。干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说的那件事就发生在他自己家里，而且当事人在他写《搜神记》时多半还活着。换句话说，这是他亲眼能核实、可以反复追问细节的事情。
从心理传记的角度看，这种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会有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一个人如果在十岁之前就被告知"家里死去的人其实没死，地狱是真的，父亲在受苦"，那么他长大以后对官方宗教和主流哲学里关于鬼神的模糊表态就会非常不耐烦。干宝后来写《搜神记》、写《晋纪》时那种近乎偏执的记录欲，那种"宁可多记、不可漏记"的写作姿态，跟他童年这次经历的冲击是吻合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干宝对这件事的记述方式。晋书本传里那段文字写得非常克制，没有渲染，没有文学化的铺陈，就是把人物、时间、地点、经过交代清楚。这正是干宝写作风格的一个缩影：他的笔法是史官式的，而非小说家式的。我们读《搜神记》里那些鬼故事，最容易把它当成小说，但其叙事骨架——人物出场、对话、收尾——恰恰是正史笔法的简化版。这跟《晋纪》一脉相承。
童年异事还有另一层意义：它让干宝意识到，鬼神问题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具体的家庭伦理问题。父亲在地狱里受苦，婢女被派回来传话，这个叙事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儒家化的伦理场景：亡灵也有未竟的事务，人间的不公会延伸到阴间。干宝后来在《搜神记》里大量收录孝感故事、冤魂故事、阴司报应故事，意识形态上的根源在这里。鬼神在他的世界观里不是异国情调的奇观，而是与"父慈子孝、赏善罚恶"这一套儒家伦理直接挂钩的报应机制。
但这里有一个张力：干宝一方面是儒家官僚体系的史官，编纂《晋纪》时恪守纪传体的范式；另一方面他又相信阴司报应，相信人死后还有事务未了，相信亡灵可以与生者沟通。这两件事在今天看是矛盾的，在魏晋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里却可以共存。当时的士族家庭普遍同时相信"圣人之道"和"鬼神之道"，前者管生前仕宦与公共伦理，后者管家族祸福与死后世界。干宝并不是两头兼顾的"调和论者"，他的立场更接近"两头都信"。他既相信《春秋》笔削所体现的儒家政治伦理，也相信阴司地狱所体现的鬼神赏罚。
干宝的写作动机，要从这里去理解：他不是在搞文学创作，也不是在做哲学思辨，他是在为家族、为同代人、为自己的时代记忆"立档"。当一个社会的公共信任瓦解之后，私人记忆就成了最后一道防线。干宝的工作是把这道防线写下来，让它能传给后人。
史官身份与编纂意图：《晋纪》与《搜神记》的内在统一
既然干宝自己就是《晋纪》的作者，《搜神记》就不只是他的私人志怪笔记，而是与他的史官身份直接挂钩的产物。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需要这样一部书。
东晋立国的法统问题，从司马睿即晋王位那一天起就是困扰元帝朝廷的核心难题。西晋的覆亡不仅是军事失败，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崩塌。洛阳朝廷被摧毁，晋怀帝被俘，晋愍帝在长安投降，司马睿在江南即位的合法性在当时受到严重质疑，连他自己都承认是"继大乱之后"，不敢自称正统。在这种情况下，新朝急需一套能够论证"天命在我"的话语系统：需要证明司马氏的帝位有上天护佑，需要证明江东立国是应天之运，需要证明北伐中原是正义之举。这些都需要"祥瑞—灾异—天命"的话语框架来支撑。
干宝的史官身份，在东晋语境里意味着他不仅负责记录历史，还负责为新朝提供话语资源。《晋纪》的编纂本身就有为司马氏重塑合法性的功能。它要给西晋的覆亡一个"天意如此、咎由自取"的解释，同时给东晋的立国一个"克复神州、理所应当"的铺垫。但《晋纪》是编年体正史，它能展开论证的空间有限，大量具体的天象、灾异、祥瑞、鬼神故事没法在编年体的框架下展开论述。
《搜神记》就承担了《晋纪》装不下的那一部分功能。干宝在自序里说，他收录的故事"足以明神道之不诬"，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读成：神鬼之事是真的，那么相应的"天命""祥瑞""灾异"叙事也是有现实根据的。把《搜神记》当成《晋纪》的"附录"或"补编"来读，整个写作意图就清晰了。史官干宝在编完正史之后，还需要编一份神道档案库，让新朝的整套天命话语有具体的、可援引的、看起来真实可靠的案例。
这就是为什么《搜神记》里收录的故事在题材上有明显的偏好：孝感、忠义、阴德、冤报、巫祝、祥瑞、灾异、卜筮、梦兆，应有尽有。这些不是随机的民间传说，而是被精心挑选过的、为政治话语服务的素材。比如"东海孝妇"式的冤魂故事，可以直接支持"冤气冲天、必见灾异"的论证；"黄龙现世"式的祥瑞故事，可以直接支持"天命在兹"的政治宣告。干宝在《搜神记》里做的事情，相当于为东晋朝廷建立了一个可以反复征引、随时调用的话语素材库。
但这并不意味着《搜神记》就是宣传品。干宝作为史官的工作伦理要求他对材料保持一定的客观记录姿态，不会在收录故事时直接表态"这是某某之兆"，那样会破坏档案的可信度。他做的是更隐蔽的工作：通过选材、通过分类、通过叙述的轻重取舍，让读者自己得出他想要的结论。这种写作伦理正是史官干宝在两部作品里共同遵守的：他不是宣传家，是记录者；但记录者的取舍本身就在说话。
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对照读，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晋纪》是干宝的"政治史官"角色，《搜神记》是干宝的"民俗史官"角色，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干宝。具体到笔法层面，这种角色差异体现得很清楚。《晋纪》是典型的正史笔法：人物出场用官职或籍贯交代身份，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引文有出处（"某书曰""臣某言"），结论由作者本人作出（"赞曰"）。叙事追求的是"事核而言文"，即事实准确而语言文雅。干宝写《晋纪》时恪守这套规则，所以他能获得王导"良史之才"的赞许。
《搜神记》虽然题材迥异，笔法却与《晋纪》一脉相承。书里的故事也按人物出场、对话、收尾三段式展开；地点、时间、当事人身份交代得相当清楚；叙述者很少直接表态，而是把"信不信"的判断留给读者。这正是史官笔法的简化版移植到了志怪题材上。今天读《搜神记》容易被其中的鬼怪情节吸引，把它当作小说来读，但干宝自己写作时的心态，恐怕更接近一位在编纂《晋纪》之余、顺手整理"神道档案"的史官，而非一位在创作"志怪小说"的小说家。
一个只读《晋纪》的人会以为干宝是个循规蹈矩的儒家史官；一个只读《搜神记》的人会以为干宝是个猎奇的志怪爱好者。两者都不完整。只有同时承认干宝既是史官又是志怪记录者，才能理解他在魏晋那个特定时刻所承担的真实工作：为新朝编纂一份关于"过去"和"神道"的完整档案。
本章小结
干宝（约215—336），字令升，新蔡人，东晋初年最重要的史官之一。他出身中下层士族家庭，父亲干统做过丹杨令等地方官；他少年时亲眼目睹父婢复生等异事，这段经历成了他写《搜神记》的直接契机；他以才器被辟举为著作郎，后领国史，编纂《晋纪》二十卷，这部书被东晋名臣王导赞为"良史之才"；与此同时，他系统收集、整理古今神鬼故事，写成《搜神记》三十卷，自序中提出"明神道之不诬"的写作誓言，为这部书确立了"神道档案"的定位。
理解干宝需要把握三个层次：家族记忆让他不可能接受"鬼神虚妄"的立场，这是写作动机的心理根基；东晋初年朝廷急需一套天命话语来论证立国合法性，干宝的史官身份让他既是记录者也是这种话语的供应商，这是写作的政治语境；魏晋天崩地裂的时代背景让鬼神观念成为社会共识，干宝的两部作品——《晋纪》的正史笔法和《搜神记》的志怪笔法——是同一套时代需要的两个不同侧面，这是写作的文化土壤。
下一章把视角从干宝个人拉高到整个魏晋社会，回答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集体相信鬼神，进入《搜神记》诞生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