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文学语境

文艺复兴的文学语境

1593年3月，伦敦的书商理查德·费尔德从一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年轻剧作家手中接受了一部手稿。这部名为《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叙事诗篇幅不长，以奥维德《变形记》第十卷中的爱情故事为蓝本，采用古典六音步抑扬格写成。当这部作品以四开本形式出版时，题词献给了年轻的南安普顿伯爵亨利·里奥谢思利。书名页上的作者署名是“威廉·莎士比亚，演员，伦敦剧坛新秀”。这是莎士比亚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原创作品，也是他日后声名鹊起的起点。然而，若要真正理解这部作品何以诞生于此时此地，为何采用如此独特的形式与题材，就必须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伊丽莎白时代文艺复兴文化、人文主义出版热潮、典雅爱情文学传统以及新古典主义诗学原则交汇融合的产物。本章将逐一考察这些历史因素，揭示这部叙事诗诞生的时代土壤。

伊丽莎白时代的文艺复兴文化

要理解《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创作背景，首先需要把握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社会的整体文化氛围。1558年至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执掌英格兰王位凡四十五年。这一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英国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也是英国从相对闭塞的岛国迈向欧洲文化中心的转型期。然而，将英国的文艺复兴与意大利那种绵延数百年的艺术繁荣等量齐观会产生误导。英国的文艺复兴进程呈现出独特的时间表和特征，它更多是一场迟来的补课，而非本土文化的自然演进。

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英国在欧洲文化版图中的地位尚不显赫。意大利城邦自十四世纪起便成为人文主义研究的重镇，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作品早已进入欧洲知识分子的阅读视野，而英国知识界对古典文化的系统接受则要晚一个多世纪。真正推动英国文艺复兴加速的是一连串政治与宗教变革。1520年代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打破了与罗马教廷的文化纽带，却也意外地为英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接触古典文献的新动力。当修道院被解散、教会财产被没收时，大量古典手稿和艺术收藏品流入了新贵族与人文主义学者的手中。牛津和剑桥的学者们开始系统整理这些材料，将其视为理解基督教真理的重要补充而非竞争对手。

1558年伊丽莎白登基时，英国已经具备了文艺复兴深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位女王本人便是人文主义教育的典范产物。她自幼接受良好的古典语言训练，能够流利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原典，对奥维德、西塞罗、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了然于胸。伊丽莎白本人也是一位相当活跃的译者，她曾将罗吉尔·阿斯科姆的拉丁文论文译成英文，还尝试翻译霍勒斯的《诗艺》。女王对古典学问的热爱为宫廷文化树立了标杆。贵族们争相效仿，在自己的庄园中建立图书馆，收藏古典著作的校勘本和译本廷臣们以能够用拉丁文交谈、引用古典典故为荣。伊丽莎白的宠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是一位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他的图书馆藏有大量希腊罗马文献，其至还撰写了关于罗马历史的著作。

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事件对英国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胜利不仅确保了英格兰的海上安全，更极大地提振了民族自信心。英国人开始以更加平等乃至俯视的姿态看待欧洲大陆的文化成就。一种“我们也能做到”的信念在知识界蔓延开来，直接推动了本土文学创作的热情。正是在这场胜利之后不久，英国出现了第一批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文学杰作。埃德蒙·斯宾塞的长诗《仙后》前几卷于1590年出版，这部作品将古典神话、骑士传奇与新教伦理熔于一炉，被誉为英国文艺复兴诗歌的巅峰之作。1593年，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多尼》问世，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文化繁荣的深度与广度。

宫廷的倡导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来自伦敦作为出版与商业中心的崛起。这座城市既是政治权力的所在地，也是文学商品流通的枢纽。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古典文本不再只是贵族书斋中的奢侈品，而成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取的印刷商品。新兴的中产阶级读者渴望接触古典文化，出版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需求，开始大规模出版古典著作的英译本。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普及运动，为《维纳斯与阿多尼》这样融合古典题材与大众趣味的作品奠定了读者基础。

古典神话的复兴与人文主义传统

《维纳斯与阿多尼》的直接素材来源是奥维德的《变形记》，这部拉丁长诗完成于公元8年左右，讲述了从创世到凯撒升天期间无数神奇变形的故事。要理解莎士比亚为何选择这一题材，以及他如何处理这一题材，就必须考察古典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人文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回归古典原文，重新发现被中世纪经院哲学遮蔽的古典智慧。在文学领域，这意味着重新发掘希腊罗马的诗歌、历史和哲学著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率先开始了这一事业，彼特拉克对西塞罗书信的搜集、薄伽丘对古典神话的研究，都成为后来者的典范。随着人文主义向北传播，英国学者也开始系统整理本土的古典遗产。托马斯·莫尔爵士虽以《乌托邦》闻名，却也曾深入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原文。威廉·格罗辛内斯特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期间，培养了新一代能够直接阅读古典文本的学者。

奥维德在古典神话复兴中扮演了特殊角色。这位拉丁诗人的作品兼具文学魅力与神话知识性，比起更为严肃的维吉尔或荷马，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变形记》讲述了数百个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几乎是古典神话的百科全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率先将这部作品校订出版，1466年波佐·达·布奇托在罗马印行的《变形记》成为后来所有校勘本的基础。到了十六世纪，《变形记》已被译成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各国的出版商都在争夺这部作品的版权与市场。

英国对奥维德的接受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的英译工作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但那些译文多为散文节译，质量粗糙，难以传达原诗的韵律之美。真正奠定奥维德英语传播基础的是亚瑟·戈尔丁的贡献。这位牛津学者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将《变形记》完整译成英语，于1565年出版。戈尔丁的译本采用亚历山大格式，每行十二音节，押尾韵，这种形式虽然与奥维德的六音步格律相去甚远，却符合英语诗歌的审美习惯。更重要的是，戈尔丁的翻译忠实于原文的每一处细节，为英国读者提供了可靠的奥维德入门读本。此后的几十年间，《变形记》成为英国文人的必读书。斯宾塞在《仙后》中大量引用奥维德神话，锡德尼在《 Astrophel and Stella》中频繁化用奥维德典故，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更是充满了《变形记》的回声。

然而，《维纳斯与阿多尼》并非简单的奥维德故事复述。莎士比亚在创作时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将拉丁诗人的文字转化为英语诗歌的韵律？他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放弃英语诗歌中更常见的亚历山大格式或斯宾塞格式，转而采用古希腊罗马史诗专用的六音步抑扬格。这一选择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相当罕见。六音步抑扬格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有其内在的音乐性，但在英语中强行套用这一格式往往显得生硬拗口此前罕有英国诗人尝试在英语中使用这种古典诗体。莎士比亚选择这一困难的形式，显示出他想要直接与古典传统对话的雄心。用六音步抑扬格讲述奥维德的故事，既是对古典诗学的致敬，也是对诗人技艺的考验。

人文主义传统还为《维纳斯与阿多尼》提供了另一层文化意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普遍相信，古典神话虽然表面讲述神祇与英雄的故事，实则蕴含深层的道德与哲学真理。这种寓意化解经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波阿提乌斯、马克罗比乌斯等学者都曾对古典神话进行 allegory 解读。到了文艺复兴，这种 allegorical 阅读方式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奥维德被解读为一位深谙宇宙真理的哲人，他的变形故事讲述的是灵魂的净化与升华。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莎士比亚在《维纳斯与阿多尼》中也暗示了多重解读的可能。维纳斯的肉欲之爱与阿多尼斯的冷静自制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理解为理性与激情之间的永恒角力；阿多尼斯最终被野猪杀死的悲剧结局，也可以被赋予灵魂超越肉体束缚的寓意。

伊丽莎白时代的出版业与诗歌发表文化

《维纳斯与阿多尼》的诞生与伊丽莎白时代出版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十六世纪之前，诗歌在英国主要以手稿形式流传，诗人之间相互传阅作品，偶尔有贵族赞助人慷慨解囊。印刷术的传入改变了这一切。1476年，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设立了英国第一台印刷机，开启了英国出版业的时代。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伦敦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书商公司——后来的英国出版商公会——垄断了绝大多数书籍的印刷与发行，在女王政府的监管下运作。这一体制既保证了审查的便利，也为企业化的出版运作提供了制度框架。

理解伊丽莎白时代出版业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商业市场。出版商不再仅仅服务于贵族赞助人的小众趣味，而是开始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生产商品。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娱乐性阅读的需求，共同推动了出版业的扩张。1580年代到1590年代，伦敦的印刷作坊从数十家增加到近两百家，每年出版的书籍数量从不足百种增长到两百种以上。诗歌，尤其是古典题材的翻译与仿作，在这个市场中占据了相当份额。

1593年是理解《维纳斯与阿多尼》创作语境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伦敦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瘟疫，剧场被迫关闭，演员们失去了谋生手段。作为剧场诗人的莎士比亚面临两难选择：剧场停演意味着收入断绝，而此时他尚未建立起足以维持生计的声誉。出版诗歌成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维纳斯与阿多尼》并非这一年唯一出版的重要诗作。塞缪尔·丹尼尔的《迪莉娅》十四行诗集于1592年出版，次年再版，引发了英国十四行诗热潮。迈克尔·德雷顿的叙事诗《恩底弥翁与菲奥》也于同年问世。在瘟疫肆虐的阴影下，伦敦的书店反而成为诗人们竞相展示才华的舞台。

《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出版策略显示了莎士比亚作为文坛新人的精明算计。这部作品采用了 folio 对开本之外最正式的格式—— quarto 四开本，这通常是已经获得一定认可的作家才会选择的版式。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题词的写法。莎士比亚将作品献给南安普顿伯爵里奥谢思利，这位年轻贵族以资助诗人著称，与锡德尼等人关系密切。题词中的措辞极为谦卑，诗人自称“此作的初产，其瑕疵与青春的热度密不可分”，将作品呈献给可能成为赞助人的贵族。这种向权贵献诗的做法延续了中世纪文人寻求庇护的传统，但同时也显示出莎士比亚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他敢于将一部实验性的作品献给赞助人，期待获得认可而非施舍。

出版业的发展还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意识。当作品被付印流通后，诗人们开始更加注重读者的反应，也更加关注同行之间的竞争与评价。《维纳斯与阿多尼》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匿名作者的续作《贞女阿多尼斯》，试图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竞争。这种竞争表明当时的读者市场已经相当活跃，也说明莎士比亚的尝试获得了初步成功。出版业不仅为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生态，在这种生态中，作品的质量和受欢迎程度可以直接转化为作家的声誉和经济回报。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伊丽莎白时代的出版业为文艺复兴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人文主义学者精心校订的古典文本、新一代诗人融汇古典与现代风格的原创作品，都通过印刷机得以批量复制、广泛流通。《维纳斯与阿多尼》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设施上诞生的。如果没有成熟的出版业，莎士比亚的尝试可能只会停留在手稿传阅的阶段，难以产生广泛影响。正是印刷文化的普及，使得一位地方剧场出身的年轻诗人有机会将自己的作品送入更广阔的文学场域。

典雅爱情传统的延续与变异

《维纳斯与阿多尼》讲述的是爱神维纳斯追求美少年阿多尼斯而不得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出自奥维德之手，但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情感维度。理解这一维度，需要引入一个来自中世纪却在文艺复兴时期持续发挥影响力的文学传统——典雅爱情（courtly love）。

典雅爱情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十二世纪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那是行吟诗人们——图卢兹的贝特朗·德·博恩、马恩河畔的贝尔纳里·德·旺塔杜尔等人——活跃的年代。这些诗人歌咏一种理想化的爱情：骑士对贵妇的爱应当是谦卑的、顺从的、纯粹的，如同宗教信徒对上帝的崇拜。这种爱不是占有，而是渴望；不是平等，而是仰视；不是肉欲，而是升华。骑士为了获得贵妇的认可而不断完善自我，爱情成为道德完善的动力而非阻碍。在阿基坦的埃莉诺及其女儿香槟的玛丽等贵族女性的沙龙中，典雅爱情成为了一种社交艺术和伦理准则。

典雅爱情的核心张力在于“欲望与克制”的永恒对立。恋人永远处于追求者的位置，永远无法完全得到所爱之人。这种痛苦并非诅咒，而是爱情本身的组成部分。正是在不可得之中，爱才保持了其崇高性。奥维德的《爱经》为这一传统提供了另一重古典资源：这位拉丁诗人同时撰写了教人如何赢得爱情的《爱经》和讲述变形故事的《变形记》，两个传统在中世纪晚期逐渐融合，形成了典雅爱情与古典神话的独特结合。

典雅爱情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并未消亡，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当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演变为文艺复兴的宫廷文化时，典雅爱情也随之调整了表现形式。在意大利，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将典雅爱情升华为对劳拉的理想化崇拜，但丁在《神曲》中将这种精神化的爱情推向极致。在法国，七星诗社的诗人们将古典形式与典雅爱情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风格。当这些传统传播到英国时，它们首先通过手抄本和早期印刷品进入贵族圈子，后来又通过斯宾塞、锡德尼等诗人的创作融入了英国文学主流。

锡德尼的《 Astrophel and Stella》是英国典雅爱情传统的巅峰之作。这部未完成的十四行组诗讲述了主人公 Astrophel 对美丽的 Stella 的爱情故事，其情感深度和艺术技巧标志着英国文艺复兴爱情诗歌的最高水准。锡德尼本人是典雅爱情理想的践行者：他将诗集手稿在朋友圈中传阅，诗中的情感似乎暗示着某种真实的经历，但诗人从未明确表态。这种暧昧性本身就是典雅爱情传统的特征——爱情存在于追求之中，而非实现之后。

典雅爱情传统如何影响了《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创作？最明显的痕迹是作品中的情感结构。维纳斯对阿多尼斯的爱是一种典型的典雅爱情：她处于追求者的位置，她的爱是炽热的、渴望的，而阿多尼斯则如同高不可攀的贵妇，始终保持着冷淡与距离。维纳斯在诗中反复恳求、劝说、甚至哀求阿多尼斯接受她的爱情，这种姿态与典雅爱情传统中恋人谦卑求爱的模式完全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将这一模式置于一个神话框架中，使得原本可能显得矫揉造作的典雅爱情修辞获得了更大的戏剧张力。维纳斯是爱神，她的爱具有宇宙性的力量，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无法征服一个凡间少年的心。这种神力与挫败并存的设置，既是对古典神话的忠实再现，也是对典雅爱情主题的深化。

然而，莎士比亚对典雅爱情传统的态度并非完全认同。诗中阿多尼斯对维纳斯的拒绝可以被解读为对爱情至上主义的质疑。在典雅爱情传统中，被爱的人通常是女性，她的冷漠被理想化为一种激发追求者完善自我的力量。但在《维纳斯与阿多尼》中，阿多尼斯是一个男性，他拒绝爱的理由是“贞洁”和“对狩猎的热爱”。这种设置打破了典雅爱情传统的性别假设，暗示着对理想化爱情的某种反思。莎士比亚是否有意通过这一神话故事批判典雅爱情的局限性，学界至今仍有争议，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确实触及了爱情本质这一永恒命题。

新古典主义诗学原则与创作实践

《维纳斯与阿多尼》不仅是一部典雅爱情传统的延续之作，更是一部体现新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创作实验。要理解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的形式选择，就必须考察当时英国文坛的主流诗学观念。

新古典主义诗学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他们试图从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中提炼出一套适用于当代创作的规范体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以及后来的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构成了这一传统的核心理论资源。新古典主义者相信，古典文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遵循了某种普遍的美的法则，这些法则可以被归纳、被学习、被效仿。诗歌不应仅仅是个人的情感宣泄，而应当是对普遍真理的揭示和对读者的道德教化。诗人的职责不仅在于取悦读者，更在于提升读者的心灵。

新古典主义对诗歌形式有着严格的要求。在叙事诗领域，六音步抑扬格被视为最高贵的诗体，因为它是从古典史诗借用而来的格式。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奥维德的《变形记》都使用这种格律，它赋予诗歌一种庄严、肃穆的气质。新古典主义诗人追求一种“合式”（decorum）的理想，即作品的形式应当与其题材相匹配。严肃的题材应当使用严肃的形式，轻快的内容可以使用更灵活的格式。在这一标准下，改编古典神话这种崇高的题材理应采用六音步抑扬格，而非当时更流行的亚历山大格式或押韵体。

新古典主义诗学还强调对前人作品的模仿与转化。古典文本不是被束之高阁的文物，而是活的范本，诗人的任务是在模仿中创新。人文主义者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引喻、化用、变奏技巧，使得当代创作能够与古典传统形成对话。莎士比亚创作《维纳斯与阿多尼》时显然深谙此道：他对奥维德故事的改编既保留了原典的基本框架，又注入了英语诗歌特有的韵律感和意象。这种“创造性模仿”正是新古典主义美学的核心。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坛，新古典主义已经确立了其主流地位。诗人们普遍认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认为诗歌是对行动的模仿，应当具有情节的完整性和因果的必然性。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原则被广泛接受，诗人自觉地承担起道德教化的职责。在形式方面，六音步抑扬格被少数敢于挑战的诗人引入英语诗歌。托马斯·纳什的《 Summer's Last Will and Will》采用了这种格律，但其间夹杂着大量蹩脚的音节替换，显示了这一形式在英语中的困难。乔治·查普曼翻译荷马史诗时也部分采用了六音步，但他的译文更接近散文的节奏感。

在这种背景下，莎士比亚选择用六音步抑扬格创作《维纳斯与阿多尼》就显得格外大胆。他不仅采用了这一困难的形式，而且完成得相当成功。后世的评论家注意到了莎士比亚如何在英语的束缚中找到了六音步的韵律美感：通过灵活的音节处理、巧妙的轻重交替，他创造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诗歌声音。这种声音与维纳斯炽热的爱情告白形成了独特的呼应——古典的形式承载着现代的情感，严肃的诗体表达着奔放的内容。

新古典主义诗学还影响了莎士比亚对故事素材的处理方式。在奥维德的原典中，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故事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插曲，其道德寓意在于教导人们不要对爱过于自信。莎士比亚大幅扩展了这一故事，增加了大量心理描写和场景细节，将一个古典寓言转化为一部具有内在张力的戏剧化叙事诗。这种处理方式符合亚里士多德对“情节整一性”的要求——故事被赋予了清晰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各部分之间形成了有机的因果联系。维纳斯的爱从热烈到绝望，阿多尼斯的冷漠从坚定到动摇，都有了充分的铺垫和合理的转折。

《维纳斯与阿多尼》与时代精神的契合

1593年《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出版恰逢其时。莎士比亚的这部作品在多个层面上与时代精神产生了共鸣，这解释了它为何能够迅速获得成功，并在随后几十年间多次再版。

首先，这部作品满足了读者对古典文化的好奇心。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正处于文化认同的塑造期，他们既为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自豪，又渴望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同样能够与欧洲大陆比肩。阅读古典题材的原创作品，而不是依赖翻译，能够满足这种民族自尊心。《维纳斯与阿多尼》用英语写成，却直接对话古典传统，正好契合了这种心理需求。

其次，这部作品提供了一种处理爱情主题的新方式。典雅爱情传统在英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锡德尼、斯宾塞等前辈诗人已经将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莎士比亚的创新在于，他没有简单地重复典雅爱情的模式，而是对其进行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