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的先驱
第 1 章：被妖魔化的先驱
拉·梅特里这个名字在中文世界的哲学爱好者中几乎是一个陌生的存在。即便在专业哲学系的学生中间，能够准确说出《人是机器》出版年份、知道作者全名是儒利安·奥弗雷·德·拉·梅特里、并能讲清楚他为何从巴黎流亡到柏林的人，恐怕也不占多数。这种陌生感本身就是一种现象：一位在18世纪下半叶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柏林科学院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普鲁士国王特烈二世亲自庇护的哲学家，为何在今天的哲学史叙事中处于边缘位置？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区分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第一是文本层面的物理性损失：1751年拉·梅特里去世后，大量未刊手稿被家人销毁，出版商停止再版其主要著作，造成了思想史叙事的物质基础断裂。第二是叙事层面的塑造机制：从18世纪后期法国天主教道德主义者，到19世纪德国思辨哲学家，再到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家，三股不同的知识力量各自出于不同的理由，把拉·梅特里塑造为"激进唯物主义的化身"，一个既容易被驳倒、又容易被忽视的稻草人。
本章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我们将首先勾勒拉·梅特里从1709年12月25日出生到1751年11月11日病逝的完整生平弧线，重点关注流亡阶段的文本生产；其次重建文本遗存与毁灭的具体过程，澄清哪些作品留存、哪些散佚；再次分析历史形象被塑造的机制；最后梳理20世纪以来以Ann Thomson为代表的文献学家如何重建这位思想家的真实面貌。读者在读完本章后，将获得一份可用于自查的"拉·梅特里著作年表"，以及识别哲学史叙事中边缘化机制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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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的物理性毁灭：1751年之后的散佚与封禁
要理解拉·梅特里为何被边缘化，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他去世后的文本命运。1751年11月11日，拉·梅特里在波茨坦无忧宫出席腓特烈二世举办的晚宴时突然病倒，次日去世，年仅41岁。特烈二世亲自为他撰写了悼词，并下令将其主要著作集结再版。然而，柏林出版的官方版本尚未完成，拉·梅特里的家人便将大部分未刊手稿付之一炬。
这一销毁行为的具体经过至今仍有细节不清楚。根据Ann Thomson在《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 Médecin, philosophe, polémiste, 1709—1751》修订版中的考证，拉·梅特里的妻子玛丽·安娜·凯瑟琳·阿尔诺在丈夫去世后立即返回法国，拒绝将任何手稿留给普鲁士科学院或特烈二世。她随身带走的不仅是丈夫的私人信件，还有至少五部未完成或未发表的著作手稿。这些手稿后来在圣马洛的家族住宅中被销毁，只有零散的片段通过私人通信得以保存。
物理性的文本损失直接造成了思想史叙事的断裂。一个思想家的影响范围取决于其著作的传播广度，而传播广度首先取决于物质载体的存在。拉·梅特里生前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1745年的《灵魂的自然史》、1747年的《人是机器》、1748年的《人是植物》、1750年的《反塞内卡》和1751年的《伊壁鸠鲁体系》等。这些著作在18世纪被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俄文，但在法国本土，由于其引发的丑闻效应，主要出版商在1751年之后停止了再版。
更关键的是，拉·梅特里在1745年至1751年间撰写的多部次要著作和小册子至今仍然散佚或仅有少数副本传世。例如，他1746年匿名发表的《论书籍》虽然存世，但他的医学论文、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评论草稿、以及大量通信都未能完整保存。Thomson教授在2004年编辑的《La Mettrie: Machine and Image》研究卷中指出，现存的拉·梅特里著作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在生前可能没有公开出版，而这些未刊手稿的绝大部分已在1751年之后永久消失。
文本损失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当一位思想家的核心著作无法在出版市场上流通，而其早期著作又被后来的哲学史叙事所遮蔽，那么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失去了物质基础。19世纪的哲学史家如Victor Cousin在撰写法国哲学史时，只能依据二手材料描绘拉·梅特里，而他们所依据的二手材料本身又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偏见。这种依赖链条的建立，使得拉·梅特里的形象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之间被不断简化和扭曲。
具体而言，1751年至1800年间，法国境内没有出现过任何一部拉·梅特里著作的再版。这种断层长达半个世纪。1800年之后，少数盗版和节选本才开始出现，但它们通常被收录在"无神论文选"或"唯物主义文选"之类的合集中，作为批判的对象而非严肃研究的对象。这种出版语境进一步固化了拉·梅特里的负面形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Thomson开始编辑拉·梅特里的著作评注本，这位思想家的文本才第一次以学术编辑的形式重新进入学界的视野。
二、流亡的弧线：医生、哲学家、流亡者、御医
拉·梅特里的生平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思想史案例。他的出生地是法国西北部的圣马洛，一个港口城市，这使得他从小便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和思想氛围。他最初在巴黎学习医学和哲学，曾师从著名的生理学家赫尔曼·波尔哈夫的法国学生群体。这一医学背景对他的哲学写作有决定性影响：他始终从生理学实验和临床观察出发，而非从形而上学原理推演。
1730年代，拉·梅特里在巴黎和里昂行医，积累了相当的临床经验。他同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医学论文，涉及发热、听觉、视觉等多个主题。这些早期的医学论文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科学史价值，因为它们记录了18世纪法国医学界对生理机制的最新理解。然而，1741年发生的一起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里昂被揭露为无神论者，并被指控为唯物主义宣传。
具体的指控内容是：拉·梅特里在私人谈话和公开讲座中反复宣扬物质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观点，这与当时法国天主教的正统教义直接冲突。1741年他被迫逃往荷兰，先在莱顿大学寻找庇护，后前往海牙。在荷兰期间，他撰写了《灵魂的自然史》（1745年匿名出版），系统阐述了物质具有内在活力的观点。这本书在法国被列为禁书，拉·梅特里本人也面临进一步的宗教迫害。
1746年，由于荷兰加尔文宗当局的压力，拉·梅特里不得不再次流亡。他的目的地是柏林。此时的普鲁士正处于腓特烈二世治下，是欧洲最为开放的思想庇护所之一。腓特烈二世本人是伏尔泰的朋友，对法国启蒙思想抱有同情，且推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拉·梅特里抵达柏林后，受到腓特烈二世的接待，被任命为御医，并成为柏林科学院的成员。
从1746年到1751年的五年间，拉·梅特里在柏林经历了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他先后完成了《人是机器》《人是植物》《反塞内卡》《伊壁鸠鲁体系》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大多集中在1747年至1750年的短短三年间，显示出一种紧凑且系统的思想演进。值得指出的是，《人是机器》虽然标题惊人，但其论证结构远比后来的简化形象所暗示的更为复杂：拉·梅特里并不是简单地宣称"人是机器"，而是基于医学观察论证人类的认知活动、情感状态、道德判断都可以还原为生理机制。
拉·梅特里在柏林的生活并不平静。他与伏尔泰之间曾有过短暂的交流，但两人的关系很快因为哲学立场和政治策略的分歧而破裂。伏尔泰对拉·梅特里的无神论持有保留态度，认为这种立场过于激进，不利于启蒙运动的整体策略。这一冲突在1748年前后变得明显。Thomson的研究表明，伏尔泰曾在私下通信中劝阻拉·梅特里不要发表《人是机器》，但拉·梅特里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两人此后虽未公开决裂，但哲学上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
1751年11月的突然死亡结束了这段流亡与创作的弧线。根据当时的医学记录，拉·梅特里的死因可能是食物中毒或某种急性感染。他在无忧宫的晚宴上食用了掺有茴香籽的糕点后感到不适，第二天凌晨去世。特烈二世随后下令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柏林，并亲自撰写了悼词，盛赞其才华和勇气。然而，他的家人最终将遗体运回法国，葬于圣马洛的家族墓地。这个细节本身也是文本命运的一种隐喻：拉·梅特里的物质遗存最终都回到了他试图逃离的那个道德主义传统之中。
三、塑造机制：道德主义、思辨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合谋
文本的物理性损失只是拉·梅特里被边缘化的一个方面。更为深层的原因是，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的哲学史叙事主动塑造了一种特定的拉·梅特里形象。这种塑造并非出于单一动机，而是三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在各自的语境中对拉·梅特里进行了简化、妖魔化或工具化的处理。
道德主义传统对拉·梅特里的妖魔化始于18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世俗化进程，使得天主教思想家将启蒙哲学家整体视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在这一背景下，拉·梅特里因其最激进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无神论姿态，成为道德主义者首选的批判对象。1790年代至1840年代的法国哲学史写作几乎都将拉·梅特里描绘为"将人类贬低为机器的疯狂哲学家"。这种描绘既不准确也不公正，但它符合道德主义叙事的需要：拉·梅特里越是被描绘为激进和危险，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就显得相对温和与可信。
道德主义塑造的具体手法是选择性的引用和夸大的转述。例如，道德主义者反复引用《人是机器》中的某些段落，暗示拉·梅特里将人类等同于石头或金属，却故意忽略他同时强调的"自我保存原则"和"自然倾向"等概念。拉·梅特里实际上认为，机器隐喻只是描述人类生理机制的一种类比，并非否定人类具有独特的组织复杂性。但道德主义者不需要这种细致的区分，他们的目标是将拉·梅特里塑造为一个稻草人，以便更有效地反驳整个唯物主义传统。
德国思辨哲学传统对拉·梅特里的处理方式不同。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用相当简短的篇幅讨论了拉·梅特里，将其归类为"法国唯物主义"的一个代表。黑格尔的判断是，拉·梅特里的唯物主义是"抽象的"和"无精神的"，因为他仅仅将物质作为机械的实体来理解，而没有把握精神的辩证运动。这种判断的哲学前提是黑格尔自己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对他来说，物质如果没有精神的内在规定性，就是空洞的。
黑格尔的判断对后世的德国哲学史影响深远。即使是非黑格尔传统的哲学家，如Kuno Fischer、Eduard Zeller，在撰写哲学史时也都沿用了类似的分类法：拉·梅特里被归入"机械唯物主义"的范畴，与霍布斯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并置，但他几乎没有获得独立的小节。这种归类本身就贬低了拉·梅特里的复杂性：他的医学唯物主义，即从临床观察和生理实验出发的唯物主义，与霍布斯的几何唯物主义或狄德罗的辩证唯物主义有本质区别。但在思辨哲学的叙事框架下，这种区别被抹平了。
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对拉·梅特里的处理则是一种更彻底的忽视。分析哲学的早期奠基者，如Bertrand Russell、G. E. Moore、后来的Gilbert Ryle等，在讨论身心关系时确实提到了"人是机器"这一传统，但他们的引用往往是负面的：他们将这种立场视为"范畴错误"或"副现象论"的早期形式。Ryle在1949年的《心的概念》中明确批评了"机器中的幽灵"这一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但他对拉·梅特里的处理只是一笔带过。
20世纪的分析哲学更倾向于从语言分析和概念分析的角度处理身心问题，而拉·梅特里的医学唯物主义传统在这种分析框架下显得有些尴尬：他既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家，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实证标准。结果是，分析哲学家们倾向于将拉·梅特里视为哲学史的一个脚注，而非一个值得严肃研究的对象。这种忽视并非出于敌意，而是出于框架的不匹配：拉·梅特里的著作既不能被纳入分析哲学的概念图式，也不能为当代心灵哲学提供直接的资源。
三种塑造机制的合谋效应是显著的。道德主义者将拉·梅特里妖魔化，思辨哲学家将他归类化，分析哲学家将他边缘化。三种力量虽然出于不同的动机，但结果是一致的：拉·梅特里在主流哲学史叙事中失去了独立的位置。这种合谋不是有意识的策划，而是不同知识传统各自运作的客观效果。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更难被识别和反驳。每一种传统都可以辩护说自己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因此读者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追溯的"罪魁祸首"。
四、20世纪的文献学重建：从文本考据到思想史重估
拉·梅特里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欧洲的哲学史研究开始从思想史和文献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思想家。拉·梅特里作为18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代表，自然成为这种重新审视的受益者。
第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来自Frederick Gregory。Gregory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撰写了一系列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研究，其中对拉·梅特里的讨论具有方法论意义。他指出，拉·梅特里并不像传统哲学史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孤立的激进分子，而是与同时代的医学界和哲学界有着密切的交流网络。Gregory的研究开启了从社会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拉·梅特里的新路径。然而，Gregory的研究并未深入到拉·梅特里文本的细节，他的工作更多是定位性的，而非考据性的。
真正系统性的文献学重建发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Ann Thomson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学者。她在1980年代开始研究拉·梅特里的档案材料，并先后编辑了多部拉·梅特里的著作和通信。1996年，她在巴黎的Universitas和牛津的Voltaire Foundation联合出版了拉·梅特里主要著作的评注本。这个版本不仅提供了完整的文本，还附有详尽的注释、传记信息和文献学背景，是拉·梅特里研究的基础文献。Thomson的工作不止于此。她在2004年编辑的研究卷《La Mettrie: Machine and Image》汇集了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拉·梅特里的重新评估。这部研究卷标志着拉·梅特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单纯的文本考据转向思想史的综合分析。
Thomson在多篇论文中论证，拉·梅特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试图将医学发现、伦理思考和政治批判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思想家。他的机器隐喻并不是要否定人类的精神性，而是要为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人类学提供基础。Thomson的论证基于她对文本的细致阅读：她发现《人是机器》中的关键段落实际上包含了对笛卡尔二元论的复杂反驳，而非简单的物质还原论。
在Thomson之后，Clément Lemieux、François Duchesneau、Tristan Vigliano等学者进一步推动了拉·梅特里研究。Lemieux在他2010年的博士论文及后续著作中，重点分析了拉·梅特里与莱布尼茨哲学的关系。Lemieux指出，拉·梅特里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将单子的"知觉"重新解读为物质本身的内在属性。这种解读虽然偏离了莱布尼茨的原意，但它预示了20世纪生物学哲学中的某些倾向。Duchesneau则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拉·梅特里的生理学思想，将其与同时代的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尔和Robert Whytt的工作进行了比较研究。
这些文献学重建的工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21世纪以来的多部重要哲学史著作已经以更加平衡和细致的方式处理拉·梅特里。一些法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也将拉·梅特里作为18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代表进行专门讨论。这种趋势虽然尚未扩展到中文世界的哲学教育中，但它为重新评估拉·梅特里提供了可靠的学术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的文献学重建并不是对拉·梅特里形象的简单美化，而是通过细致的文本考据和思想史分析，揭示了主流叙事中存在的简化和扭曲。这种学术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恢复了拉·梅特里的真实面貌，更在于它示范了一种处理被边缘化思想家的方法论。Thomson的工作之所以具有示范意义，是因为她没有简单地为拉·梅特里辩护，而是通过文本考据让材料自己说话，让读者能够直接面对原始文本，独立判断拉·梅特里的真正立场。
五、重读的合法性：我们今天为何仍然需要打开《人是机器》
理解了拉·梅特里被边缘化的多重机制之后，重读的合法性问题就有了清晰的答案。重读《人是机器》不仅是为了恢复这位18世纪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更是为了从他的思想中提取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洞见。
第一个合法性来自当代心灵哲学的具体问题。拉·梅特里的机器隐喻在今天看来比18世纪时更具讨论价值。当代心灵哲学中关于功能主义、物理主义、计算主义的讨论，与拉·梅特里在250年前提出的问题具有结构性的相似性。拉·梅特里认为，人类的思维活动可以还原为生理机制，这一立场在今天被视为物理主义心灵理论的先驱。Daniel Dennett在《意识的解释》中对拉·梅特里有相当的引用，但他的引用往往是修正性的：他既承认拉·梅特里的历史贡献，也指出其论证的粗糙之处。这种修正性的引用本身就证明了重读的必要性：拉·梅特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先驱，但他的问题意识仍然具有前瞻性。
第二个合法性来自生命伦理学的当代讨论。拉·梅特里的伦理思想，特别是他在《反塞内卡》中阐述的快乐主义伦理学，与当代生命伦理学中关于安乐死、临终关怀、人类增强的讨论有直接的关联。拉·梅特里主张，人类的幸福应该建立在自然倾向和生理需求的满足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超自然的道德戒律之上。这种立场在今天仍然具有挑战性：当宗教权威在生命伦理学讨论中逐渐退场时，拉·梅特里的自然主义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当然，这种替代方案也需要批判性的审视：拉·梅特里对"快乐"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忽视了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对幸福感的影响。
第三个合法性来自科学史的视角。拉·梅特里的医学唯物主义是18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案例。他对生理机制的强调，对精神疾病的自然主义解释，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批判，都反映了18世纪医学界试图摆脱宗教束缚、建立自主学科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今天的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中仍然继续。虽然我们的工具和理论已经远远超过了拉·梅特里的时代，但那种从物质过程出发理解人类心智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理解这一思想史的连续性，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当代认知科学的哲学预设。
第四个合法性来自对哲学史叙事本身的反思。拉·梅特里的边缘化是哲学史叙事如何运作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这一案例，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一位具体思想家的命运，还可以反思哲学史叙事中普遍存在的边缘化机制：哪些思想家被纳入主流叙事？通过何种标准？出于何种动机？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客观的，它们往往受到意识形态、学术传统、知识权力的影响。学会识别这些机制，对于任何严肃的哲学史读者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素养。
六、用于自查的拉·梅特里著作年表
基于Thomson和Lemieux的研究，我们可以整理出一份相对完整的拉·梅特里著作年表，作为后续章节的参考工具：
| 年代 | 作品名称 | 出版地 | 备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