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其人

干宝其人

一千七百年前的某个深夜，一盏油灯在书案上摇曳。一个叫干宝的中年男人正埋头整理从各地搜集来的故事——有妇人死后剖腹取子的惨烈记载，有冤魂化作厉鬼复仇的惊悚传闻，也有东海孝妇的冤屈感动天降六月飞霜的传奇。他一边研读，一边用毛笔将这些故事一一抄录，偶尔停下来陷入沉思。这个人不会想到，他正在做一件在后世看来既颠覆又伟大的事：他要以史官的笔法，记录下那些被正统士大夫嗤之以鼻的鬼神传说。

这个人叫干宝。他编撰的那部书叫《搜神记》。然而在认识这位作者和他的著作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生活在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身居史官之位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倾注巨大心力去记录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坚信“鬼神之事”绝非虚妄？

这一章将带读者回到干宝生活的时代，重新打量这个被正史一笔带过、被小说家津津乐道的历史人物。我们将从时代背景出发，逐步揭开干宝的身份之谜，深入理解他创作《搜神记》的真实动机，并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寻找那些塑造其鬼神观念的隐秘线索。

一个乱世的见证者：干宝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

理解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必须将他放回其所处的时代语境之中。干宝生活的年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正值“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风暴中心。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史称西晋。这个统一仅维持了三十七年的王朝，从一开始就显得先天不足。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巩固皇族势力，大肆分封宗室为王，埋下了日后骨肉相残的祸根。更致命的是，西晋统治阶层陷入了一种极度奢靡腐败的风气之中。《晋书》记载，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令人瞠目结舌：石崇用蜡烛当柴烧饭，王恺就用蜂蜜刷锅；石崇用香料涂墙，王恺就用赤石脂刷墙。达官显贵们竞相攀比财富与享乐，完全无视帝国正在滑向深渊。

干宝出生于公元286年前后，此时距离西晋覆灭还有不到二十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西晋统治日益腐朽、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年代。公元291年，“八王之乱”爆发，这场持续十六年的皇族内战将整个华北地区拖入了血海。八个封王为了争夺权力，彼此攻伐，战争的范围从洛阳、长安逐渐扩大到整个中原。军队所过之处，城镇化为废墟，百姓流离失所。据史书记载，八王之乱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而间接死于战乱、饥荒和瘟疫的百姓更是难以计数。

比八王之乱更具毁灭性的是紧随其后的“永嘉之乱”。公元311年，匈奴贵族刘聪的军队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纵兵屠杀城中百姓。史书记载当时洛阳城中“死者三万余人”，而实际死亡数字恐怕远不止此。公元316年，刘曜再次攻破长安，晋愍帝被俘，西晋正式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标志着北方大片土地沦入异族之手，中原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大量的北方汉族士族和百姓被迫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朝政权，史称东晋。江南地区虽然相对安定，但政权内部始终存在着北方士族与南方本土士族之间的深刻矛盾，边境上的军事威胁也从未停止。

干宝正是这场大动荡的直接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的家乡新蔡郡鲖阳县（今安徽阜阳临泉县）在战乱中沦为前线，他很可能随同北方士族一道南渡，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公元318年前后，司马睿正式称帝，建立东晋政权，新政权急需大量的史官和文士来修纂晋朝的历史，干宝正是在这时被征召入朝，开始了他的仕途。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干宝生平与时代背景

286年前后 : 干宝出生于新蔡郡鲖阳县<br/>西晋正处于全盛期，但隐患已伏

291年-306年 : 八王之乱爆发<br/>干宝青少年时期见证战乱

311年-316年 : 永嘉之乱<br/>西晋灭亡，北方沦陷

317年 : 东晋建立，司马睿称帝<br/>干宝约三十岁，可能已南渡

318年-330年 : 干宝入仕<br/>历任佐著作郎、尚书郎等职

326年-329年 : 参与平定苏峻之乱<br/>后入荆州恒温幕府

约320年-350年 : 《搜神记》编撰完成<br/>记录四百余则神异故事

336年前后 : 干宝去世<br/>《晋纪》与《搜神记》流传后世 ```

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战争、死亡、离散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在死亡如此普遍、如此轻易的时代，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自然变得格外丰富而强烈。当一个人的父母妻儿可能在战乱中一夜之间全部丧生，当身边的邻居朋友昨日还在一起饮茶今日便已身首异处，当整个社会秩序在暴力中土崩瓦解，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追问：死亡是终结吗？那些死去的人去了哪里？那些冤屈的灵魂是否会回来讨回公道？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权贵，是否也会在阴间接受审判？

干宝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的鬼神观念，他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仰，并非来自书斋中的玄想，而是深深植根于那个血肉横飞的乱世经验。正是在一个鬼神“显灵”的故事如此频繁发生的时代，一个史官才会认真地记录下这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因为他身边就有人在讲述亲身经历，因为他自己或许就亲眼见证过某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现象。

东晋政权的建立，并未能真正治愈乱世的创伤。北方胡族的威胁始终悬在头顶，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此起彼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干宝开始了他作为史官和文人的双重生涯，也开始了他那项在后人看来“离经叛道”的事业——用史官的笔，记录鬼神的世界。

从史官到“小说家”：干宝的身份之谜

干宝在正史中的记载相当有限。《晋书·干宝传》是关于他生平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全文仅有寥寥数百字。然而就在这不多的文字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干宝身份的多重性。

干宝首先是一位史官。他因才华出众而被“察举”入仕，最初担任的官职是“佐著作郎”。这个官职隶属于秘书省，专门负责编纂国史。干宝在这个职位上展现出了非凡的史学才能，因此很快被擢升为“著作郎”，成为专职的史官。在东晋初期，他受命编纂晋朝的历史，最终完成了《晋纪》二十卷。这部史书在当时的评价相当高，《晋书》本传称其“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意思是文笔简练又不失委婉，被时人推许为优秀的史书。

史官的身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分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深刻阐述史官的职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官的使命是记录真实的历史，为后世提供借鉴。正是因为这一职责，史官在记述任何事件时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秉持严谨的态度。在传统的知识分类中，小说被视为“小道”，是“不经之谈”，与史官严肃、客观的职责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然而干宝恰恰是这样一个“跨界者”：他的本职工作是为晋朝修史，编撰的是被时人认可的史学著作；但他又花费大量精力去搜集、整理、编撰志怪故事，最终成就了《搜神记》这部被后世视为志怪小说鼻祖的作品。这种身份的张力，使得干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关于干宝为什么能够同时兼顾史官工作和志怪故事的编撰，我们可以从东晋初期的历史背景中找到部分答案。当时政权初建，百废待兴，朝廷需要大量的人参与文化建设工作。《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来源于干宝向朝中同僚的征集。据《搜神记》原书“序”中记载，干宝在编撰此书时，曾广泛向朝中的士大夫们征集各类神异故事。他说自己“先典所无，后史所不载”的故事，“博访知之者”。这说明《搜神记》并非干宝一人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他作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史官，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网络，向各阶层人士广泛征集故事后整理编纂而成。

干宝的另一重身份是“官员”。东晋时期，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世和官职。干宝从佐著作郎起步，后来还担任过散骑常侍等职。散骑常侍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虽无实权，但地位清贵。这种身份使干宝有机会接触到上层社会的各种人物和消息来源，也为他的《搜神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干宝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后世那种严格的“文学”与“史学”、“小说”与“史传”的文体分界。在魏晋时期，“小说”的概念与今天截然不同。《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指与大道相对的浅薄学说，而非今日意义上的叙事文体。直到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小说”才被正式列为一个独立的文类，被定义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虽然地位不高，但已获得官方的承认。

干宝的《搜神记》在当时并不被视为“文学创作”，而更接近于一种“博物志”式的知识汇编。中国古代士人向来有记录奇闻异事的传统，从《山海经》到《淮南子》，从《汉武故事》到《博物志》，各种记录神异之物、远方之事的著作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干宝的《搜神记》并非孤例，而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然而，即便如此理解，干宝作为史官而大量记录鬼神故事，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这是因为，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鬼神之事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史官理应秉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将主要精力放在记录人事之上。干宝的做法，显然与这种传统观念有所偏离。

“发明神道之不诬”：干宝为何要写《搜神记》

在《搜神记》的自序中，干宝明确阐述了他编撰此书的目的。这段话是理解整部书的关键：

>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一主不同其事。此固当事者颜面厚耳，而读者岂独不鉴其虚伪乎？然则斯集也，可以涉览于物外，摅滞而成来之学，若使近世才好事者为之，则欲亟闻而恶言之，故不复取舍于此，日是不足以伤骨耆欲也。”

在这段略显晦涩的文字之后，干宝明确写道他的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这句话出自《搜神记·原序》，意思是证明关于神道的记载并非虚妄不实。

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我们必须回到干宝所处的思想背景中去。

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儒学虽然仍是官方推崇的正统思想，但其独尊地位已经动摇。老庄玄学大行其道，“清谈”成为士族阶层的风尚。佛教传入中国并开始广泛传播，与本土的道教和儒学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关于宇宙本体、生命意义、死后世界的讨论变得异常活跃。

“鬼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在当时并非一个可以轻易回避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每个人内心安顿的现实问题。当战乱使死亡变得如此普遍和廉价，当“一死以为休”的哀叹回荡在每一个经历过丧乱的人心中，人们迫切需要知道：生命是否有超越现世的维度？那些死去的亲人，是否真的存在于某个我们终将前往的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干宝站了出来，用史官的声誉和笔法，为“鬼神不诬”这一信念作证。他收集的四百多个故事，几乎涵盖了鬼神世界的所有类型：有冤魂复仇的传说，如“东海孝妇”因冤屈而死，最终感动天地，降下三年大旱；有鬼神显灵的事迹，如“李娥”的死而复生，以及她所描述的“冥间”景象；有妖怪作祟的故事，如“细腰”在人死后附身于活人身上，讲述阴间的审判；也有神仙降临凡间的记载，如“杜兰香”下嫁张硕的神话。

干宝在编撰这些故事时，显然并非简单地做一位故事收集者。他有自己的取舍标准和编辑意图。那些只讲述奇闻异事、缺乏道德教化意义的故事，往往被他忽略；而那些能够体现“善恶有报”“冤屈必伸”“生死轮回”等主题的故事，则被详细记录并赋予较高的叙事权重。

《搜神记》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干将莫邪”，讲述的是工匠干将与其妻子莫邪的悲剧。楚王命令干将铸造名剑，干将知道自己必死，于是藏剑不献。楚王怒而杀之。多年后，干将的儿子赤长大成人，发誓为父报仇，最终以自杀换取刺客，以头颅献于楚王，趁机杀死了这个暴君。这个故事充满了血腥与复仇，但干宝记录它的着眼点，显然不是猎奇，而是其中体现的“父仇不共戴天”的道德观念，以及正义终将实现的信念。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韩凭夫妇”。宋康王见韩凭之妻何氏美貌，强夺之。韩凭夫妇先后殉情而死，留下遗言希望合葬。宋康王故意将二人分葬，使他们不能相守。然而一夜之间，两座坟墓各长出一棵大树，枝条相连，根须交缠——这就是后来的“连理枝”和“相思树”的典故。干宝记录这个故事时，特意交代了宋康王的下场：不久之后，宋国被齐国所灭，宋康王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这种“恶有恶报”的叙事模式，正是“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具体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干宝的“证明”方式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完全不同。他并不试图用逻辑论证或经验证据来证明鬼神的存在；相反，他通过讲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故事，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这些事情或许真的发生过”的信念。这种“用叙事代替论证”的方式，恰恰是中国传统史学最常用的手法之一。

《左传》中就有大量关于鬼神显灵、占卜应验的记载。史官记录的“癸巳之夜，星陨如雨”“有神降于莘”之类的天象与神迹，从来不被认为是不合史法的。《史记·封禅书》更是系统记载了汉代的祭祀传统和神仙传说。干宝的做法，与这些史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他并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记录历史”——只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是鬼神而已。

然而，这种做法在后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搜神记》归入“小說家类”，评价说：“其书叙事古拙，而文意混淆，间有可以微证史传者，要不足以废之。”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是说：《搜神记》的文字记述比较古朴，但叙事有时混乱，其中虽然有些内容可以与正史互证，但整体而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搜神记》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保存了大量民间传说的原始面貌，为我们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学风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干宝的这项工作，许多故事可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正是通过《搜神记》，我们今天仍能听到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声音——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对正义的渴望、对亲人的思念。

史官身份与志怪写作：一种被误解的对立

在展开深入讨论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干宝作为史官去写《搜神记》，是一种“身份背叛”或“不务正业”。这种看法其实忽视了古代中国“史”的概念的丰富性。

在中国古代，“史”字的本义是记事者，引申为记录和编纂的工作。《说文解字》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官的根本职责是记录，但记录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政治事件和帝王将相的行止。从《山海经》记录的地理博物，到《穆天子传》记载的西王母传说，再到《搜神记》汇集的鬼神故事，这些都被视为广义上的“史”的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干宝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在做两件不同的事。在他的观念中，“发明神道之不诬”正是史官的职责之一。如果鬼神确实是存在的（干宝对此深信不疑），那么记录它们的事迹就是史官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或许荒诞，但在当时却有充分的思想依据。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载了曹刿谏阻鲁庄公祭祀的一段话：“夫礼，所以整民也。故祀以功，又有德于民则祀之。”这段话说明，在春秋时期，鬼神的祭祀已经与现实的政治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鬼神的存在和作用，被纳入礼制体系之中，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

《论语·为政》中孔子的著名论断“敬鬼神而远之”，常被后人引用来说明儒家对鬼神的冷淡态度。然而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忽视鬼神，而是说要优先做好人世间的事情，对鬼神保持敬畏但不过分亲近。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实用主义的神道设教”。

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人间政治的得失密切相关。灾异祥瑞、符命谶纬，这些在今天看来属于“迷信”的内容，在当时却是严肃的政治话题。史官记录这些内容，不仅是职责所在，甚至可能是皇帝的明确要求。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干宝的志怪写作与他的史官身份并不矛盾，反而形成了某种统一。他要证明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由物质因果支配的机械系统，而是一个有神灵监临、有因果报应的道德宇宙。记录鬼神的事迹，本身就是在记录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

当然，这种统一并非没有代价。干宝在记录这些故事时，必须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那些互相矛盾的故事？如何辨别真伪？《搜神记》序言中已经承认，作者“先典所无，后史所不载”的故事，“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无法保证每一则都“实有其事”。但干宝的解决办法是：不求每一则都确实无误，但求整体上证明“神道不诬”。

这种整体论的认识论，在今天看来或许缺乏严谨性，但它却符合古代中国处理复杂问题时常用的思维方式：不纠缠于个别的例外，而是关注整体的趋势和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干宝既是一位严谨的史官，又是一位虔诚的“信仰者”，两者在他身上并行不悖。

父亲的侍妾：从家庭悲剧到鬼神信仰

如果说上述讨论涉及的主要是干宝的思想和信念，那么要真正理解他为何对鬼神之事如此笃信，我们还需要追溯到他的个人经历。据《晋书·干宝传》记载，干宝早年经历了一场深刻影响他世界观形成的家庭变故。

干宝的父亲生前有一位宠爱的侍妾。这位侍妾在干宝的父亲去世后，按照当时仍然存在的“殉葬”旧俗，被迫为死人“殉节”——也就是说，她被活生生地埋入了干宝父亲的墓穴之中。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幼年干宝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据《晋书》记载，干宝的兄长在母亲去世后，担心父亲的侍妾会再次殉葬，因此在她还没死的时候就“先事将送”墓中。这个细节透露出当时社会的一个黑暗角落：殉葬并非罕见现象，而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父亲的侍妾被殉葬这件事本身，或许还不足以使干宝成为坚定的鬼神信仰者。真正改变干宝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这位被殉葬的侍妾，竟然在许多年之后“复活”了。

据记载，有一天干宝的父亲墓穴附近突然传出异响，人们打开墓穴后发现，那位侍妾竟然还活着，她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在“阴间”的见闻。干宝亲眼见证了这个“复活”的奇迹，因此对鬼神之事深信不疑。

这个故事在后世流传甚广，成为干宝之所以编撰《搜神记》的最有力解释。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史料的真实性。

首先，《晋书》成书于唐代，距离干宝生活的时代已有三百多年，其材料来源的可靠性难以考证。其次，“殉葬者复活”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并非孤例，往往带有后人附会的成分。再次，从现代医学和逻辑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被活埋后在墓穴中存活多年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即便我们怀疑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它在思想史和文化史层面的意义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干宝本人在《搜神记》中记录了大量“死而复生”的故事，如“李娥”死后复活、讲述自己在冥间的经历；“贾偶”死后复活，描述自己在阴间的见闻。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复活者通常会详细描述阴间的景象，包括阎王的审判、善恶的报应、以及各种具体的刑罚和奖赏。

这些故事的功能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死后世界的“知识”。在一个死亡如此普遍、如此轻易的时代，这种“知识”具有巨大的心理安慰作用：如果死后还有一个世界，如果在这个世界中善恶终将有报，那么人世间的苦难就变得可以忍受了。

干宝对鬼神观念的笃信，正是在这种双重作用下形成的：既有个人经历的震撼（即便那个“复活”的故事有夸大的成分，但家族中发生过与死亡和鬼神相关的“异常”事件是可信的），又有时代氛围的塑造（乱世中的普遍焦虑，使得关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变得格外活跃）。

这种信仰并非脆弱的盲目迷信，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