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笑生的真身
嘉靖四十年腊月某个夜半,清河县城(今属山东临清)东南一座临街书房的窗纸透出昏黄灯光。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搁下毛笔,在散稿的封面写下五个字——兰陵笑笑生。他当然不知道这张纸后来的命运。若干年后,这五个字会变成一个比《金瓶梅》本身还要庞大的谜案,一个让吴晗、鲁迅、郑振铎、潘开沛、徐朔方、黄霖等几代学人争辩不休的题目。这位作者究竟是谁,他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为什么会写一部这样的小说?三道题构成本章的全部任务。
一、八种假说与一把没有钥匙的锁
三百多年来,关于兰陵笑笑生的真身,至少有过八种主要假说。它们大多出现于清代,成型于二十世纪,争论至今没有停歇。
最早成型、流传最广的是王世贞说。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代"后七子"的文坛领袖。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王昶的《金瓶梅考证》,后被顾公燮《销夏闲记》坐实。故事说王世贞父亲王忬被严世蕃陷害致死,王世贞为报仇而作《金瓶梅》,故意在书页上涂抹毒药,借书商之手献于严世蕃,严氏中毒而亡。这个传说戏剧性极强,在清代几乎成为定论,连《聊斋志异·续黄粱》都借用了类似的情节。但这个传说从一开始就有硬伤。1934年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做了系统的史料考订:严世蕃伏诛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而王世贞中进士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写《金瓶梅》的最早可能时间也在嘉靖三十年代之后,从时间线上看,王世贞下笔时严世蕃尚未伏诛,"投毒复仇"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吴晗的这一判断至今未被推翻,所谓"投毒说"基本可以判定为清人附会。
第二种是贾三近说,由张远芬在1980年代系统提出。贾三近(1534—1592),字德修,号石葵,山东峄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曾任吏部郎中、给事中,外放浙江、陕西,官至光禄寺卿。峄县古属兰陵,与署名的"兰陵"二字恰好相合。证据包括:贾三近的诗文集《滑耀编》中有大量市井描写,与《金瓶梅》相通的语言习惯;峄县至今流传"贾三近写金瓶梅"的民间传说;贾三近的部分散文中对运河商业、戏曲风俗的描写,与《金瓶梅》中相应段落有相似气息。但反对者指出,《滑耀编》中没有《金瓶梅》那样大规模的白话长篇,且贾三近的官阶过高,与小说中流露的落魄文人气不吻合。黄霖主编的《金瓶梅大辞典》对此说持保留态度,认为"证据链尚不完整"。
第三种是李开先说。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曾任太常寺少卿,嘉靖二十六年(1547)因上疏批评朝政被罢官归乡。李开先家中藏书极富,擅词曲,有《宝剑记》传奇、《市井艳词》辑本传世。章丘距清河县不到二百里,且李开先罢官后纵情声色、与市民阶层交往频繁,与西门庆形象存在多重重合处。此说最早由吴晓铃主张,后由王利器撰文推广。弱点是缺乏直接文本证据,亦未能在《宝剑记》《市井艳词》中找出与《金瓶梅》直接对应的字句章回。
第四种是屠隆说。屠隆(1542—1605),字长卿,号纬真,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颍上知县、礼部主事,后因事被劾罢归。屠隆为人浪漫纵诞,喜谈佛道,与《金瓶梅》中多处显露的禅宗趣味相合。屠隆作品中亦有大量市井描写。反对者指出屠隆为浙江人,与"兰陵"署名不合,且屠隆个人气质更接近名士清谈,缺乏山东运河沿岸的市井感。
第五种是集体创作说,兴起于1950年代,主要提倡者有潘开沛、霍松林等。他们认为《金瓶梅》是文人集体创作,或在说书底本的基础上由多人加工而成。证据是《金瓶梅》中确实存在大量词曲,且叙事风格前后不完全一致,某些段落(如武松故事)的写法明显粗率,而另一些段落(如潘金莲、李瓶儿之死)则细腻异常。但反对者指出,"集体创作"必须有一个主笔人,主笔人仍可能是笑笑生本人,所谓"集体"与"个人"在此并不真正对立。
此外,还有徐渭说、汤显祖说、冯梦龙说,以及晚近的李渔说、丁耀亢说等等,都各有零星证据但缺乏系统性论证。值得注意的是黄霖在《〈金瓶梅〉作者之谜》一文中的总结性判断:诸说"莫衷一是",根本原因不在学者功力不足,而在现存史料本身不构成闭合的证据链。
把这八种假说并列,会看到一幅让人泄气的图景:没有一种证据链是完整的。每一说都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每一种反驳都能找到反例。王世贞说在文学想象力上最饱满,但被吴晗的史学考订基本证伪;贾三近说在地理与署名上最贴切,但作者身份的官绅位阶与小说语气的"江湖气"落差过大;李开先说在生活履历上最接近,但找不到直接文本证据。笑笑生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正是因为史料在这件事上保持沉默。
二、史料学方法:哪些证据可用,哪些只是猜测
面对这种僵局,专家读者最值得掌握的,不是哪一种假说正确,而是史料学的方法——什么样的证据可用,什么样的证据只是猜测。
《金瓶梅》作者问题的证据,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最贴近文本的是内证。从《金瓶梅》本身可以提取的、关于作者身份的线索,包括作者的籍贯(通过方言词汇的考订)、作者的阅历(通过典故与官职描写的密度)、作者的兴趣(通过佛道、词曲、戏曲知识的浓度)、作者的态度(通过议论与叙事伦理的偏向)。这些证据是间接的、可推导的,但解读空间极大。同一段方言描写,山东籍学者读来就是山东话,吴方言学者读来就是吴语区作品。同一种议论,有人读出世故,有人读出酸腐。文本内证的好处是不依赖外部材料,坏处是几乎不可证伪。
第二层是版本外证,即《金瓶梅》各版本的序跋、批语、抄写者题识。现存最早明确署"兰陵笑笑生"的文字,是词话本卷首的欣欣子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盖谓世人生死荣枯,成败得失,皆相随而至,无足怪也。"这段话的语气是辩护性的——它要回答的问题是"笑笑生为什么要写这部海淫之书",回答是"寄意于时"。但"欣欣子"何人,本身是谜。紧接其后的东吴弄珠客序则写得更为决绝:"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作者把读者分成四等,把"效法"的读者骂作禽兽,这恰好从反面证明《金瓶梅》在当时已被视为"导淫"之作,序文必须承担起"我不是诲淫"的辩诬功能。明清笔记中的零星记载,如袁宏道致董其昌书札中提到"《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提供了《金瓶梅》在士大夫圈层流传的早期证据。但所有这些材料本身都有真伪问题——序跋常常伪托,笔记常常夸张。
第三层是同时代社会史料,即嘉靖至万历年间与《金瓶梅》成书同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料。吴晗1934年那篇文章之所以至今仍是经典,正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把《金瓶梅》放入社会史中考察,而非简单比对作者姓名。吴晗通过对小说中反映的货币形态(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铜钱使用相对减少)、服饰形制(某些流行女装款式)、社会风气(赌博、狎妓的繁盛)、官制细节(太监、巡按等职权的演变)的细致比对,得出"《金瓶梅》成书时代,当在万历中期"的判断。这一判断至今未被推翻。
掌握了三个层级的证据关系,才能在面对任何一种新的假说时,问出正确的问题:这种假说使用了哪一层级的证据?证据是否完整?是否存在反例?是否经得起跨层级的交叉验证?这是研究"作者问题"的史料学训练,比记住任何一种结论都更有价值。
三、嘉靖—万历:运河沿岸的时代底色
将《金瓶梅》放回嘉靖到万历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段,是理解作者问题的关键。理解作者是谁,绕不开理解他活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嘉靖朝(1522—1566)中期起,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繁荣。临清、济宁、东昌、张秋、聊城、滕县,这些在明初还只是军事驿站的城镇,在嘉靖年间逐渐变成北方最繁忙的商业节点。临清在万历时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城周逾三十里,砖窑多达数百座,粮店、布店、盐店鳞次栉比,户部曾在此设有钞关征榷。济宁则成为运河上最大的货运中转站,每年有数万艘漕船经过,带来江南的丝绸、瓷器、纸张,带走北方的棉花、粮食、皮货。隆庆开放海禁之后,运河的货物结构更加多元化。这种繁荣彻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居住其中的人。
万历前期(1573—1620),张居正推行考成法与一条鞭法,把全国财政与商品流通更紧密地绑在一起。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赋役折银征收,商业信贷蓬勃发展。山东运河沿岸的市井生活,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度。酒肆、茶楼、妓院、戏班、布庄、当铺、粮行,沿着运河码头铺展开来,形成了《金瓶梅》中描写的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与这种物质繁荣并行的,是士绅阶层的精神溃散。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礼议"之后,朝廷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党争序幕;严嵩父子专权十余年(1542—1562),士大夫的羞耻感被反复磨损。嘉靖中期以后,辞官归乡的士绅在山东大量出现:李开先(1547被罢)、贾三近之父贾宪(1549前后辞官)、于慎行(1577致仕)——他们带回的不是乡居的清高,而是对官场的厌恶、对市井生活的兴趣、对俗文学的偏爱。
李开先归乡后在章丘建对山书院,广交词客,与市井艺人频繁往来,家中有女乐一部。《宝剑记》传奇、《市井艳词》的编纂、《闲居集》的写作,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与《金瓶梅》可能成书的时段高度重叠。贾三近虽然官至光禄寺卿,但其父贾宪早在贾三近成进士之前就已归隐,家中长期保持山东士绅的生活传统。
另一条不可忽略的线索是小说出版业的勃兴。嘉靖三十一年(1552),汪谅、汪珙刻《新刊大宋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二十七年(1548)前后,《水浒传》多个版本在各地书坊印行;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西游记》定型出版。福建建阳、江苏苏州、安徽歙县三大书坊集群,在万历中期已经形成全国性的出版网络。万历三十八年(1610)前后,《金瓶梅词话》在苏州地区首刊,正是在这个出版网络之中。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吴中有人以鬻此书,坊贾欲借以媚分宜相者,遂撄其祸。"这段话提到"坊贾",说明《金瓶梅》在流传的最初阶段已经具有了商品性质。
在这样的时代底色下,一个山东籍的失意文人,在清河县或邻县的书房里,动用他毕生的市井观察、戏曲知识、佛道修养、官僚见闻,写下一部百万字的小说,并非不可能。难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我们没有留下他的姓名。
四、词话本与崇祯本:层层叠加的文本
谈完作者与时代,还必须谈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我们今天读的《金瓶梅》,究竟是哪个《金瓶梅》?
现存《金瓶梅》的版本,大致分为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词话本,也叫"万历本"。现存最早的完整词话本是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本,以及北京图书馆藏本。两个版本基本一致,以"词话"二字冠名,版式带有大量说唱文学特征——书中穿插了大量词曲、韵文,有些是叙事者的唱词,有些是模仿说书人的套语,有些则像是人物自己的歌咏。这种文体结构,在长篇章回小说中几乎是孤例。
第二个系统是崇祯本,也叫"新刻绣像批评本"或"第一奇书本"。现存最早的是天启间(1621—1627)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后被张竹坡在康熙年间批评为《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
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是阅读《金瓶梅》必须面对的问题。举几个具体的例子。第一,西门庆与潘金莲偷情的一段,词话本中有大段潘金莲弹唱琵琶的描写,文笔细腻,带明显的说唱文学节奏;崇祯本则大幅删节,只保留最简洁的叙事,文气更接近传统白话小说。第二,西门庆死后家中分崩离析的描写,词话本有专门的"普静禅师荐拔群冤"一回,以佛道超度的视角总结亡魂,带有强烈的宗教伦理色彩;崇祯本虽保留回目,但删削了大量宗教叙述,改以更冷峻的世情笔调收尾。第三,全书一百回的回目,词话本多以五言或七言对句为主,带说唱本子气;崇祯本回目更精炼、对仗更讲究,文人化程度更高。
这些差异告诉我们一个关键事实:《金瓶梅》不是一部静态的作品,而是一个动态的文本。它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改写,被不同的读者、书商、文人按照各自的理解重新塑造。我们今天读到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是这个改写链条上的一环。梅节校本以崇祯本为基础、酌校词话本,是目前学界最常用的整理本;但讨论宗教叙事时,词话本不可忽略;讨论世情笔法时,崇祯本更精炼。学者在引用时必须明确所据版本,否则很容易陷入"用A版的词话本内容批评B版的崇祯本叙事"这样的错位。
五、四大奇书中的位置:世情小说的胜利
把《金瓶梅》放在明代小说的谱系中观察,可以看到一个更清晰的轮廓。
明代"四大奇书"的说法,起源于冯梦龙。他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并列为"四大奇书"。这一排序本身就暗含一个判断:在这四部小说里,《金瓶梅》是最后出现、也是最晚被承认的。前三部的共同点,是题材来自历史或神话——《三国》写东汉末群雄,《水浒》写北宋末梁山,《西游》写唐代取经。它们都不直接写当下现实。而《金瓶梅》写的是当下的市井生活,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写的是山东运河沿岸一个商业家庭的家长里短。
```mermaid flowchart LR T1["1522 嘉靖元年"] --> T2["约1540 嘉靖中期<br/>李开先罢官归乡"] --> T3["1568 隆庆二年<br/>贾三近中进士"] --> T4["约1585 万历中叶<br/>《金瓶梅》约成书"] --> T5["1597 万历二十五年<br/>袁宏道见抄本"] --> T6["约1610 万历三十八年<br/>词话本初刻"] --> T7["1628 崇祯元年<br/>崇祯本改写"] --> T8["1644 崇祯十七年<br/>明朝覆亡"]
N1["《三国演义》<br/>元末明初"] -.-> T4 N2["《水浒传》<br/>嘉靖间"] -.-> T4 N3["《西游记》<br/>万历初"] -.-> T4 N4["《金瓶梅词话》"] --> T4 N4 --> T6 N4 --> T7 N5["《三言》《二刻》<br/>约1620—30"] -.-> T8 N6["《红楼梦》<br/>约18世纪中期"] -.-> T8 ```
这张时间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对比:《金瓶梅》在嘉靖末至万历中期间成书,比《三国》《水浒》晚出近一个世纪,却把长篇章回小说从"历史想象"拉回到"市井实录"。这种转向是悄悄完成的,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文坛的注意,直到崇祯年间才被冯梦龙、但明伦等人纳入文学史视野。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金瓶梅》归入"世情书"一类,明确指出"诸人情书中,《金瓶梅》为最有名"。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点出了《金瓶梅》最大的文学史意义:它是中国长篇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它之前,长篇章回小说被历史演义和神魔小说垄断;在它之后,世情小说才成为章回小说的主流——《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从《金瓶梅》开辟的道路上走出。《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脂砚斋批语中至少有十余处直接点出;《儒林外史》以讽刺士绅堕落为主旨,与《金瓶梅》写西门庆的市井沉沦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也没有清代世情小说的整个传统。
六、被诅咒之书:从万历到乾隆的禁毁史
《金瓶梅》面世后,几乎立刻被列入了"不洁"的名单。
最早明确记录《金瓶梅》在士大夫圈层流传的,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致董其昌书札。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补记:袁氏得到的是抄本,"辗转阅三四处",说明当时还没有正式刊本。万历三十八年(1610)前后,词话本在苏州或吴中地区首次刊行,刊刻者不详,极可能是某位书坊主。
但词话本印行后,立即引起士大夫的反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道:"吴中有人以鬻此书,坊贾欲借以媚分宜相者,遂撄其祸。"这段话暗示《金瓶梅》早期流传曾牵涉严嵩家族的政治敏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内容本身——小说直接描写西门庆与多位女性的性关系,以极冷静的笔调叙述市井声色,与儒家正统文学观严重冲突。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记载,袁宏道得到抄本后"甚欣惬",但董其昌"恐人见之",劝其焚毁,反映出士大夫群体的矛盾心理:私下阅读与公开评价完全分裂。
崇祯年间,崇祯本对词话本做了大幅删改,部分原因正是为了减少色情描写的篇幅,争取更广泛的读者。但即便如此,《金瓶梅》仍不断被列入禁书名单。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金瓶梅》屡次被地方官府查禁。乾隆十九年(1754),江苏巡抚庄有恭下令销毁《金瓶梅》刊本,这是清代最严厉的一次全国性查禁。乾隆一朝颁布的禁书条例中,《金瓶梅》与《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同列,理由是"淫词小说"。
但禁毁并没有消灭《金瓶梅》。相反,它转入地下,以抄本形式继续流传,并在清代衍生出《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等续书。这些续书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共同证明《金瓶梅》的叙事框架有极强的可塑性。清宫中也藏有《金瓶梅》词话本抄本,说明禁书与禁者之间也存在张力。
值得一提的对比是:与《金瓶梅》同时被禁的《红楼梦》,在清代被禁的次数远多于《金瓶梅》,但《红楼梦》的传播反而更广。这印证了一个文学社会学规律:被禁本身是一种传播机制。禁书目录让一本小说进入"我想知道它究竟写了什么"的读者名单,这种心理驱动比任何官方推荐都更有效。《金瓶梅》能从万历到乾隆,跨越近一百五十年,仍在不断被阅读、被讨论、被改写,与其被禁的命运密切相关。
本章小结
到这里,关于"笑笑生真身"的讨论可以收束成几个判断。
兰陵笑笑生的真实姓名,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不可能被确证。王世贞说、贾三近说、李开先说、屠隆说各有部分证据,但都不构成完整的证据链。集体创作说绕开了作者问题,但没有真正回答"谁写了它"。这一僵局本身就是《金瓶梅》留下的最大谜案。
与其追问"是谁",不如追问"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作者"。嘉靖到万历的运河沿岸,商品经济勃兴、士绅阶层溃散、出版业兴起,这一切构成了《金瓶梅》诞生的现实土壤。在这样的土壤里,任何一个有足够市井阅历、戏曲修养、佛道趣味、官场见闻的失意文人,都可能写出这部小说。笑笑生是某个具体的名字,但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
《金瓶梅》不是一部静态的作品,而是一个文本链条。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差异,提示我们今天的阅读对象本身就是多层叠加的结果。版本意识,是研究《金瓶梅》的基本门槛。
《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是世情小说对历史演义与神魔小说的胜利。它把长篇章回小说从"帝王将相、妖魔鬼怪"拉回到"柴米油盐、男欢女爱",这条道路后来被《红楼梦》推向极致。从这个角度回看,《金瓶梅》的诞生既是明代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小说史的转捩点。
作者与时代已经铺设完毕。下一章,我们将走进笑笑生的主人公——西门庆的客厅,看这位运河边上的富商如何接待他的客人,如何在酒色财气中消耗他看似无限的财富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