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的诞生

一部书的诞生

公元1067年正月的一个深夜，开封皇宫内灯火通明。新即位的宋神宗赵顼正捧着一份奏疏反复阅读，眉头紧锁。这份奏疏来自一位刚刚从地方调回京城的中年官员，内容却不是政务建议，而是一个近乎荒诞的请求——请求皇帝批准他调集一批学者，用十余年时间，编纂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编年体史书。

皇帝放下奏疏，召来近臣询问这位官员的来历。臣下回答说：此人名叫司马光，官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以直言敢谏著称，是朝中少有的敢于顶撞权贵的老臣。

神宗沉吟片刻，提笔批复：准。

这个深夜的决定，诞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但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这部书有多重要，而是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司马光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一个在仕途上本可以有更大作为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一项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的工程？

答案藏在司马光的生命故事里。

一个陕州少年的早慧与倔强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司马光出生于陕州夏县（今山西运城境内）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他的父亲司马池官至兵部侍郎，为人刚正不阿，在朝中以清廉著称。司马光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有文化底蕴、又不乏骨气传承的环境中度过的。

关于少年司马光，最著名的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砸缸。

那是在他七岁那年。有一天，司马光和一群小伙伴在庭院里玩耍，其中一个孩子失足跌进了大水缸里。水缸又深又大，孩子随时可能被淹死。其他孩子吓得四散奔逃，只有司马光搬起一块石头，砸破水缸，让水流出来，救了小伙伴的命。

这个故事流传了一千多年，但我们需要问的是：它为什么会被如此重视？仅仅是因为一个孩子机智勇敢吗？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个故事恰好体现了司马光一生最核心的品质——当常规方法无法解决问题时，他愿意采取非常规的手段，而且敢于承担后果。七岁的司马光没有去叫大人，因为那样来不及；他砸缸是因为他知道必须立即行动，哪怕这个行为可能会招致责罚。

这种性格，在他此后的生命中反复出现。

司马池对儿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司马光少年时读书，有一个习惯：每读一遍书，都要在书页上做标记，直到把书读“透”才换下一本。这种近乎执拗的认真态度，为他日后治史奠定了基础——因为他后来编纂《通鉴》时，正是靠着这种态度，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比较、抉择。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在科举时代，这是无数读书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而司马光几乎是在最年轻的年纪就达到了。

但进士及第只是仕途的起点。司马光入仕后的前二十年，升迁并不算快。原因很简单：他太较真了。

他担任县官时，发现前任留下的账目有问题，于是花大力气重新清点核实，哪怕得罪了当地的豪强大族也在所不惜。他担任中央官员时，只要发现皇帝的决定有不妥之处，必定上书直言，哪怕皇帝已经做出决定，哪怕批评会招致权贵的记恨。

仁宗朝后期，司马光已经是御史台的骨干力量。御史台的职责是监察百官、弹劾不法，许多官员对这个位置避之不及，因为一旦履职就意味着四面树敌。司马光却在这个位置上干得津津有味，先后弹劾了多位朝中重臣，一时间“直声震于天下”。

但正直的声名，并没有让司马光的仕途一帆风顺。因为在真实的政治世界中，仅有正直是不够的。

洛阳的十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要理解《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到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司马光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1068年，刚刚即位的神宗皇帝召见了司马光。这位年轻的皇帝胸怀大志，想要一扫宋朝的积弊，让国家重新焕发活力。他听说司马光敢于直言，就想听听这位老臣对国是的看法。

司马光面见神宗时，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这句话，成了理解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的第一把钥匙。

神宗想要变法。推动这场变法的核心人物，是比他年轻两岁的王安石。

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比司马光小两岁，但二人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司马光少年成名，一路顺遂；王安石则在基层沉潜了二十多年，当过县官、干过判官，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了解。

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国家干预来增加财政收入、振兴军事力量。具体措施包括青苗法（国家在春荒时向农民放贷，秋收时收息）、募役法（以雇募制取代差役）、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

这些措施触及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商人的利益格局，在朝野引发了巨大争议。而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变法的手段是否正当？

支持者认为，宋朝立国近百年，积弊已深，不动大手术不足以起沉疴。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激进，但目标明确——富国强兵。如果不变法，大宋的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会越来越严重，最终无药可救。

反对者则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从根子上就错了。政府的职能是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与民争利。把国家变成一个大公司，让官员变成商人，最终只会导致官府失信于民，而且新法的执行过程中必然会走样变形，祸害百姓。

司马光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司马光并不反对国家需要改革。他的核心主张是：改革应该从节约开支、裁撤冗官入手，而不是增加收入入手。在他看来，宋朝的问题是“开源”太多而“节流”太少——官僚机构臃肿，俸禄支出庞大，皇室用度奢华，边境岁币沉重。如果能把这些不必要的开支省下来，根本不需要向老百姓多收一分钱。

更重要的是，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在执行层面必然失败。为什么？因为任何政策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而人性是自私的。当国家把放贷、收税、征兵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时，这些官员必然会把公权力变成谋私利的工具。新法在纸面上或许完美，但在实际执行中一定会走样。

这个判断，后来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这只是一种预见，而非确凿的事实。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分歧，更是两种治理哲学的分歧：政府应该积极作为，还是消极守成？应该相信制度设计的力量，还是承认人性固有的弱点？应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是接受润物无声的长期过程？

这两种哲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缺陷。问题在于，在一个急于求成的时代，居于庙堂之上的人往往会选择前者。

熙宁三年（1070年），变法进入高潮。司马光的反对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变法派的猛烈反击。当年二月，王安石的盟友唐介等人弹劾司马光，说他“专欲破陛下所欲为而乐从人言”，要求将他外放。

神宗最终没有完全采纳这个建议，但司马光知道，自己在京城已经待不下去了。

从这一年起，司马光开始了他在洛阳长达十五年的谪居生涯。

书局初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洛阳是北宋的西京，也是许多失意官员的归宿地。当一个人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朝廷通常会把他安置到洛阳，保留一个荣誉性的头衔，让他赋闲养老。

大多数被贬到洛阳的官员，都会选择诗酒风流、颐养天年。但司马光没有。

就在抵达洛阳的第二年，司马光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请求把自己从天章阁待制贬为闲职，以便有更多时间完成一项他已经筹备多年的工作。

这项工作，就是编纂《通鉴》。

但《通鉴》的编纂，其实早在司马光进入洛阳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让我们把时间线往回拨十五年。

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司马光在朝中担任起居舍人（负责记录皇帝言行）。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记录。

司马光发现，中国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关于历史的编纂却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一部完整的、按年代编排的通史。

什么叫通史？就是从古到今打通来讲的历史。中国最早的通史是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但《史记》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各篇之间相对独立，无法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

到了宋代，现存的编年体史书只有三部：西晋荀悦的《汉纪》、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南朝梁沈约的《宋记》。这三部书加起来，也只覆盖了从西汉到刘宋几百年的历史，而且都有各自的缺陷。

司马光认为，如果能有一部编年体通史，把从战国到五代的全部历史按年月编排，让读者能够在时间线上清晰地看到事件的前因后果，那将是治理国家最有力的参考工具。

因为司马光的终极关怀始终是政治。他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寻找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

1057年，司马光正式向仁宗皇帝提出编纂一部编年体通史的建议。仁宗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只是给了他一个名义，并没有拨给专项经费和人员。

司马光只能自己动手。他拿出俸禄积蓄，招募了几位助手，开始了漫长而孤独的编纂工作。

最初几年，进展极为缓慢。因为史料太多，而司马光的标准又太高。他要求助手们对每一段史料都要反复核对原文，绝不能凭记忆或转述。在他的设想中，这部书应该是“论史之准绳，观史之镜鉴”，容不得半点错误和含糊。

直到1066年，司马光的编纂工作才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正式关注。

那一年，英宗皇帝听说司马光在编一部大书，召他入宫进呈了已经完成的几卷。英宗读后大加赞赏，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立书局，拨给专项经费，并指定司马光的主编地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出面、以国家力量支持私人编纂史书。

但英宗在位仅四年就驾崩了，即位的神宗对变法更感兴趣，对司马光的史书编纂只是延续了先帝的支持政策。书局虽然成立了，但司马光本人却因为反对变法而被边缘化，最终在1070年被外放到洛阳。

从这一年起，《通鉴》的编纂工作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司马光在洛阳没有俸禄收入（因为他主动辞去了正式官职），书局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经费时断时续。助手们陆续散去，最后只剩下两三个人愿意跟他一起苦撑。

而司马光本人，也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的政敌们并没有因为他离开京城而放过他。变法派时不时会散布谣言，说司马光编书是假，逃避政务是真，说他的史书充满私心、歪曲历史。这些攻击让司马光愤怒不已，但他无力反驳——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编书上，根本没有余暇去应付政治斗争。

让我们想象一下司马光在洛阳的生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处理一些家务和杂事，然后坐到书案前，开始一天的工作。他要核对史料、撰写文稿、修改助手的初稿、规划下一步的工作。工作到深夜，偶尔会抬起头，望一望窗外的月光。

这种生活，他过了整整十五年。

三位助手：一部书背后的无名英雄

司马光在洛阳的十五年里，有三位助手对他的帮助最大。他们的名字是刘攽、刘恕、范祖禹。

了解这三位助手的工作，是我们理解《通鉴》编纂过程的关键。

刘攽（1023-1089），字贡夫，江西新喻人，是三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刘攽出身史学世家，他的父亲刘蒙和叔父刘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刘攽本人尤其精通两汉史，是公认的汉代史专家。

刘攽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通鉴》中两汉部分（以及部分先秦内容）的史料搜集和初稿撰写。这部分工作看起来只是史料整理，实际上却极其繁重。两汉时期虽然距离战国不远，但留存下来的史料却远不如《史记》《汉书》那么系统完整。刘攽需要在正史之外，大量查阅《汉纪》《后汉纪》《东观汉记》以及各种杂史、类书、注疏，从中爬梳出可靠的记载，按年代编排成文。

刘攽还有一个特殊贡献：他是司马光在洛阳期间少数几个没有离开的助手之一。当其他助手因为看不到希望而另谋出路时，刘攽始终坚守岗位，与司马光同甘共苦。这份忠诚，司马光一直铭记在心。《通鉴》成书后，司马光在跋文中特别提到刘攽的贡献，称赞他“博闻强记，贯穿百家”。

刘恕（1032-1078），字道原，江西筠州人，是三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却也是学问最渊博的一位。刘恕少年早慧，十四岁时就因为聪颖过人而被推荐给司马光。司马光第一次见到他，出了一道关于南北朝历史的问题，刘恕当场背诵了整整两千多字的史料，一字不差。司马光大惊过望，当场决定收他为助手。

刘恕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司马光处理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部分的史料。这几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阶段，朝代更迭频繁，史料来源庞杂，而且各朝正史之间常常互相矛盾。刘恕的工作，是帮助司马光在这些混乱的史料中理出头绪，判断哪些记载可信，哪些需要存疑。

刘恕的工作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是三人中唯一一个能够直接陪同司马光审阅全部书稿的助手。刘攽和范祖禹各自负责特定历史阶段的撰写，而刘恕则需要通读全书，确保各部分之间的体例一致、时间衔接准确。这是一项对全局把握能力要求极高的工作。

但刘恕的结局最为悲惨。1078年，刘恕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前往汝州赴任的途中，年仅四十七岁。他死的时候，《通鉴》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完成。司马光得知噩耗后痛哭失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道原死于道路，赍志以没，天之不吊我国也！”（道原死在路上，带着遗憾离世，上天不保佑我们国家啊！）

范祖禹（1041-1099），字淳甫，成都华阳人，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最后加入的一位的。范祖禹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通鉴》中唐代部分的史料搜集和撰写。

唐代是《通鉴》中篇幅最大的部分，从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唐朝灭亡，共289年的历史，占了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范祖禹在加入书局之前，已经花了十余年时间专门研究唐代历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卡片和读书笔记。司马光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邀请他加入编纂团队。

范祖禹的工作方式很有特点。他不像刘攽那样主要依靠正史，而是大量使用了两《唐书》之外的史料，包括《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以及各种杂史笔记。他撰写的初稿文笔流畅、叙事清晰，很符合司马光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范祖禹在唐代史料的取舍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判断力。唐代留下了太多的史料，如果事无巨细全部收录，《通鉴》的篇幅将膨胀到无法承受的程度。范祖禹必须在“重要”和“次要”之间做出抉择，而他的标准只有一个：这件事是否与政治有关。

这是理解《通鉴》编纂原则的关键。司马光在写给范祖禹的信中明确说：“唐时辅相公议除授，皆先见其人行事，与所赐对问，然后用墨词。及（李）德裕之徒，多以禁中耳目，不赴省寺，不知当时书记，其间有于正史不同者。”这段话的意思是，唐代宰相的任命程序有严格的公文记录，但李德裕等人却绕过了正常程序，直接依靠皇帝的私人渠道获得情报。范祖禹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必须注意区分官方记录和私人传闻的区别。

《通鉴》的编纂团队虽然只有这三位主要助手，但实际参与工作的人远不止此数。据司马光自己的统计，前后有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长期参与，加上范祖禹的儿子范冲以及数十位负责抄写的书吏，鼎盛时期的书局有将近二十人。

但无论助手有多少，《通鉴》的灵魂始终只有一个人——司马光。

所有史料的最后审定、所有文稿的最终定稿、所有体例的统一规范，都由司马光亲自完成。这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执念。

因为在他看来，这部书不仅仅是他的学术成果，更是他对国家的最后贡献。如果书中有任何错误和疏漏，他都无法原谅自己。

神宗的难题与书名的深意

让我们暂时放下司马光，回头看看神宗皇帝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神宗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岁。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祖辈留下的基业并不稳固：对外打不过辽国和西夏，每年要付出大量的岁币；对内养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套臃肿的官僚体系，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

神宗不想做守成的君主，他想有一番作为。

正是这种雄心，让他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希望。王安石的新法虽然激进，但目标明确——开源节流、富国强兵。如果能成功，大宋就能一扫百年积弊，重新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

但新法的推行并不顺利。许多措施在执行中走了样，引起了基层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不满。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便民新法如麻密，官司上下相蒙蔽。”地方官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指标，常常强行推行政策，不顾实际情况。

到了熙宁后期，神宗自己也对新法产生了一些疑虑。他开始怀疑王安石的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但作为皇帝，他不能公开否定自己支持的政策，否则会损害皇帝的威信。

就在这种微妙的处境中，神宗想起了司马光。

司马光在洛阳的十五年里，虽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但他的影响力并没有消失。他的文章和书信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他对新法的批评也常常被人引用。许多人虽然表面上不敢反对新法，但内心深处对司马光的见解是认同的。

神宗在107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审视司马光。他派人去洛阳探望司马光，询问他对国是的看法。当使者回报说司马光“家居如布衣”时，神宗更加感慨。

元丰七年（1084年），《通鉴》全书编纂完成。司马光亲自护送书稿进京，呈献给神宗。

神宗此时已经做了十七年皇帝，经历了新法的推行、挫折、调整，整个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于求成，而是开始反思过去的政策得失。

读罢《通鉴》全书，神宗感慨万千。他为这部书亲自作序，序文中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司马光的编纂宗旨：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这八个字，后来成为书名“资治通鉴”的来源。

让我们来拆解这八个字的含义。

“鉴于往事”，意思是“以往事为鉴”。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精彩，而在于它能为现实提供参照。前人犯过的错误，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前人做对的事情，我们可以借鉴效仿。

“有资于治道”，意思是“对治理国家有帮助”。司马光编这部书，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是为了给执政者提供决策参考。每一个历史事件，在他眼中都对应着某种治理智慧或教训。

神宗被这八个字打动了。他不仅亲笔写序，还把这部书推荐给太子和近臣阅读。一个曾经反对新法的老臣，编了一部为执政者服务的史书——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司马光的忠诚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反对的不是变法本身，而是变法的方式；他反对的不是皇帝的权威，而是错误的决策。

书名的确定，标志着《通鉴》从司马光个人的学术工程，转变为国家认可的官修史书。这是对司马光十五年努力的最高肯定。

但司马光已经等不到这一天了。

一千三百六十二天的倒计时

《通鉴》全书完成于元丰七年十二月（1085年初），但司马光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从1066年书局成立，到1084年全书完成，《通鉴》的编纂历时整整十九年。十九年里，司马光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通常在十个小时以上，最紧张的时候甚至通宵达旦。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了司马光的健康。他的牙齿在四十多岁时就开始脱落，五十岁后头发全白，眼睛也患上了疾病。他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的状态：“精神困惫，非复昔日。”

更让人心酸的是司马光晚年面对死亡的态度。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年仅三十八岁。年仅九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她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司马光。

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门下侍郎），全面主持朝政。

这时的司马光已经六十六岁，而且身体状况很差。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他也知道，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废除新法，变法派很可能在皇帝成年后卷土重来，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于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场景出现了：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以宰相的身份，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召集会议、处理政务、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不吃药、不休息，甚至不睡觉。他的助手和家人都劝他保重身体，他只是笑笑说：“死生有命，我只知道要报效国家。”

就这样，从元丰八年三月到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在宰相任上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半。但就在这一年半里，他主持废除了几乎全部新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