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重读马汉

第 1 章 引论：重读马汉

海权论"过时"了吗

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重读马汉，首先要直面一个看似直觉上无法回避的反对意见：海权论已经过时了。这个反对意见并非空穴来风，它在三个具体的历史转向中获得了表面上的支持。

第一次转向发生在冷战结束后的 1990 年代。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海洋被建构为自由贸易和民主制度扩散的天然通道，制海权被视为"已被自由国际秩序解决的问题"。1991 年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的表现，以及 1990 年代美国海上力量的绝对优势，似乎印证了马汉式的制海权命题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已经自我实现。1992 年美国海军部长 H.劳伦斯·加里三世发布《由海向陆》白皮书后，美国海军战略的注意力从远洋决战转向对陆投送，这一战略转向在学术上的副产品是：学界对制海权本体的研究兴趣大幅下降，相关研究被吸收到更宏观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叙事之中。

第二次转向发生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 2010 年代前期。这一时期中国海军现代化加速推进，"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成为美国战略界讨论的核心议题。围绕东风-21D、东风-26 反舰弹道导弹的争论，使制海权被重新纳入大国竞争的话语框架。但此时的讨论高度战术化，主要集中在航母生存性、舰艇防空反导能力、水下作战等具体军事技术问题，鲜有学者回到马汉文本本身，去追问海权论在战略战术之外的政治哲学内核。这一转向的实际效果是：海权论在战略实务界回温，在政治哲学层面则继续被边缘化。

第三次转向始于 2015 年前后，以无人机系统、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在海上作战中的应用为代表，制海权的物质基础正在被重新定义。分布式海上作战、马赛克战等新概念的出现，使传统以战列舰、巡洋舰为载体的"舰队决战"图景被显著改写。航母作为海上力量核心载体的地位虽然在 2020 年代初期仍得到维持，但围绕其未来角色的争论已经明显加剧。这一技术转向对海权论提出的挑战最为根本，它直接质疑了马汉所依赖的物质前提。

这三次转向都指向同一个表面结论：马汉过时了。但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关键在于它隐含了一个未经检验的等式：海权论等于海军战术论。按照这个等式，马汉被读作一位以海战案例论证舰队决胜论的战史作家，其理论意义被压缩在战术史的范畴内。一旦这个等式被接受，那么任何战术层面的技术变革都会被读作对马汉的根本否定。但如果这个等式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技术变革与马汉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事实上，马汉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如何打赢海战"，而是"海洋秩序与国家政治体制之间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不是战术问题。制海权在马汉那里首先是一种国家能力的配置方式，其次才是一种军事能力；是一种关于国民财富、商业扩张、对外政策、海军建设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性政治安排，其次才是一种海军作战的方式。当中国学术界把马汉简化为"决战论"倡导者时，它实际上错过了马汉文本中关于海洋宪制、海洋治理、海洋法律秩序的丰富讨论。这些讨论在 21 世纪的海上丝路、海洋命运共同体、印太战略等新议题中，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显现其相关性。

因此，本书的基本立场是：海权论的命运不等于马汉的命运；海军战术的演变不等于海权政治哲学的失效。在新作战样式不断模糊攻防边界的当代，重新回到马汉文本去追问其政治哲学内核，不是出于对一位 19 世纪海军上校的怀旧，而是出于对当代海洋秩序政治本质的持续困惑。

中文世界接受马汉的三条路径

要重读马汉，首先必须对中文世界既有的马汉接受史做一次诚实的盘点。过去三十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对马汉的接受大体沿三条路径展开，每条路径对应不同的读者群体、不同的诠释目的，以及不同的政治想象。

第一条路径是军事译介路径。这一路径以 1990 年代以后中国军事科学院、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机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机构组织的系统译介活动为代表，核心成果包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海军战略》《美国利益与英国反对》等核心著作的全译或节译。译介路径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海军院校学员、军事理论工作者和职业军人，因此其解读侧重于战术史和战例分析。读者在马汉著作中看到的是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战术选择、纳尔逊的指挥艺术、英荷战争中制海权的争夺细节，是英国舰队如何通过封锁切断荷兰商业、法国舰队如何在地中海与英国舰队反复争夺制海权。这种解读的优势在于保留了马汉著作的实证厚度，避免了脱离史实的高谈阔论；其盲点同样明显，即把马汉简化为一位以海战案例论证"舰队决战"必要性的战史作家，忽视了他对国家海上力量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更忽视了他对美国宪制安排、对外政策传统、商业扩张动力的系统反思。军事译介路径的最大问题是它把马汉文本军事化了，把它从一个跨学科的政治哲学著作改造为一部海军战史教材。

第二条路径是战略通俗读本路径。这一路径以 2000 年代以后中国出版市场上大量出现的"大国海权""海洋战略""C 型包围"类畅销书为代表，作者多为军事记者、退役军官、国际关系评论员或海权问题爱好者。通俗读本路径的目标读者是对国际时事感兴趣的一般公众，因此其解读侧重于对当下热点事件的海权论解读：南海争端为什么重要、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中美海上博弈的长期趋势、台湾问题中的海上维度。通俗读本路径的优势在于将马汉与当代议题相连接，使海权论在公共讨论中保持可见度，对中国海洋意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盲点同样致命，即在将马汉"当代化"的过程中，往往抽空了他的历史语境和理论框架。一个 19 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基于特定政治、经济、地理条件所提出的政治哲学命题，被压缩为可被任意挪用的话语工具，可以在任何方向上为任何海上主张提供合法性论证。当一位中国评论员引用马汉论证南海主权的历史根据时，他实际上已经从马汉文本中抽取出了"历史连续性"这一片段，而完全忽视了马汉文本中关于海洋法秩序、商业开放、海上中立权的复杂讨论。通俗读本路径的最大问题是它把马汉文本娱乐化了，使海权论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意拼接的语料库。

第三条路径是哲学化解读路径。这一路径人数最少，学术含量最高，代表人物是那些注意到马汉文本与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之间潜在对话关系的思想史研究者，以及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中讨论海权论与英国学派、美国学派之间关系的学者。哲学化解读路径尝试把马汉放回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加以考察，询问其与英国海洋帝国传统、欧洲重商主义传统、19 世纪美国例外论之间的复杂关联。这种解读的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了马汉文本的层次性，证明了海权论并非单纯的海军战略学说，而是一种关于海洋秩序的政治哲学；但其盲点在于过度强调马汉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连续性，反而遮蔽了马汉身处的 19 世纪末美国具体历史语境。一个刚结束内战、正在向海外扩张、刚刚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国家，对海上力量所提出的特定需求，与 17 世纪霍布斯面对的英国内战、洛克面对的光荣革命、亚当·斯密面对的苏格兰启蒙，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哲学化解读路径的最大问题是它把马汉文本古典化了，使海权论变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哲学命题。

这三条路径分别从不同侧面捕捉到了马汉文本的某些维度，但都没有完整还原马汉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整体面貌。军事译介路径过度沉溺于战例细节而丢失了理论结构；战略通俗读本路径过度追逐当代议题而消解了历史语境；哲学化解读路径过度追溯古典传统而遮蔽了具体历史。这三种盲点共同构成了今天中文世界重读马汉所必须直面的接受史遗产。承认这份遗产，不是为了否定既有研究，而是为了在已有基础上推进讨论。

方法论声明：概念考古学与多元视角

本书拒绝在这三种既有路径之间做简单的取舍，也不试图提出第四条路径来替代它们，而是采取一种方法论上的组合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对马汉文本进行逐章、逐段、逐论证的"概念考古学"式还原：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军战略》《美国利益与英国反对》《大问题》等著作的论证结构拆解出来，识别出每一个核心概念（制海权、商业海权、海上航线、决战、政策、宪制、民族性格等）的具体定义、推理步骤、所依赖的经验证据、所援引的史例，以及论证内部的张力。

"概念考古学"这一术语借自福柯的同名著作，但本书在使用中更接近一种文献学的工作方法，即把马汉文本当作需要被精读的经典著作来处理，区分他明确说出的与他隐含假设的，区分他直接论证的与他预设前提的，区分他作为论辩的文本与他作为陈述的文本。这种阅读方式要求读者具备对 19 世纪末美国海军思想史的基本了解，对英国海洋帝国史的基本把握，以及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核心命题的基本熟悉。它本质上是一种慢读，要求读者愿意在马汉的每一段论证前停留，愿意去追问一个看似平凡的句子背后是否隐藏着特定的理论假设。

为了避免概念考古学陷入孤立的文本考据，本书引入了三种外部参照视角作为对照。这三种视角并不构成一种统一的方法论，而是各自揭示马汉文本的不同侧面。

第一种是施特劳斯学派的隐微阅读视角。施特劳斯学派对古典文本的阅读经验提示我们，一位 19 世纪的军事作家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可能以显白教诲的形式表达一层意思，又以隐微教诲的形式暗示另一层意思。本书将考察马汉是否在公开论证的背后隐藏着对当时美国政治走向的特定判断，及其文本中是否存在着不能从字面意思直接读出的政治哲学立场。例如，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反复强调英国海上力量与英国宪制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强调是否可以读作对美国宪制走向的某种暗示？马汉在《美国利益与英国反对》中对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批评，是否隐含着对门罗主义的特定重读？这些问题只有在隐微阅读的视角下才能得到系统处理。

第二种是剑桥学派的话语史视角。剑桥学派主张把政治思想文本放回其产生的具体话语环境中加以理解，询问文本所回应的问题、参与的辩论、反对的对手，而不是抽象地询问文本的"真正含义"。本书将考察马汉所处的美国海军内部争论、海军与陆军之间的军种角力、海军与国会之间的预算博弈，以及马汉与同时代海军理论家之间的论辩。19 世纪末美国海军内部的现代化论辩、青年海军军官与传统老军官之间的代际冲突、东海岸商人对海上保护的政治诉求，这些都是剑桥学派视角所必须处理的具体话语环境。

第三种是政治社会学的利益分析视角。政治社会学提醒我们，文本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从来不是纯粹的思想事件，而是与特定阶级、集团、制度的利益结构相关联。本书将考察马汉文本的出版、传播、接受如何与美国东海岸商人集团、海军军官团、新教精英、扩张主义知识分子网络的利益和抱负相互呼应。马汉的著作最初能够由小布朗公司出版、能够被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政治人物热情推荐、能够在英国海军部内部形成专门应对备忘录，这些事件都不是纯粹的思想传播，而是特定社会利益结构推动的结果。

这三种视角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存在张力。施特劳斯学派强调文本的自主性，剑桥学派强调话语环境的约束力，政治社会学强调利益结构的支配作用。本书并不试图综合这三种视角形成一个统一的方法论，而是承认它们之间的张力，并在每一具体问题上选择最合适的分析工具。在某些章节中，概念考古学与隐微阅读相结合；在另一些章节中，概念考古学与话语史分析相结合；在又一些章节中，三种视角的对话本身成为分析的对象。

全书逻辑骨架：文本、脉络、回响

本书的整体论证按照"文本、脉络、回响"的三层结构展开。这一结构并非线性的章节顺序，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认知运动，每一层都建立在前一层的基础上，又反过来重新审视前一层。

文本分析层处理的核心问题是马汉说了什么和马汉如何论证。这一层以马汉的几部核心著作为基本文献，按照其内在的论证结构进行章节化处理。文本分析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要把每一个关键概念放回其论证链条中，考察其在马汉整体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例如，"制海权"这个概念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最初被定义为对一国海上交通线的控制，但到了《海军战略》中其内涵被扩展为对海洋空间的整体支配，到了《美国利益与英国反对》中又被进一步区分为和平时期的商业制海权和战时的军事制海权。这种概念演变不是简单的术语调整，而是马汉对海权本体理解深化的过程。文本分析层必须把这种过程精确还原出来。

思想脉络层处理的核心问题是马汉为什么这样说和谁影响了他。这一层把马汉文本放回 19 世纪末的思想史背景中，考察他所继承的英国海洋帝国传统（科贝特、克伦威尔、霍布斯）、他所回应的同时代理论辩论（哥伦比亚的"海上贸易论"、克劳塞维茨的陆战论、麦金德的陆权论雏形），以及他所面向的美国国内政治情境（内战后的国家重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海外扩张的早期争论）。思想脉络层不是把马汉的著作简化为对前人思想的影响史，而是要把马汉放置在一个由前人影响、当代辩论、国内政治三个维度构成的复杂思想网络之中。

历史回响层处理的核心问题是马汉错在哪里和马汉仍然对在哪里。这一层考察马汉文本在 20 世纪的实际历史影响，包括他对美国海军建设、英德海军竞赛、日本海权崛起、苏联海军战略的塑造作用；同时考察他的理论局限在 20 世纪后期如何显现，以及他在 21 世纪海上竞争新形态中可能仍然具有的解释力。历史回响层不是单纯的效果史研究，而是要把马汉文本的具体历史后果与其内在的理论假设联系起来，询问哪些后果是马汉本人预料到的，哪些后果超出了他的预期，哪些后果反过来证明了他的判断，哪些后果又证明了他的局限。

三层结构的关系可以用以下流程图表示：

```mermaid flowchart TD A[文本分析层] --> B[思想脉络层] B --> C[历史回响层] A1[马汉说了什么] --> A A2[如何论证] --> A B1[谁影响了他] --> B B2[为何这样说] --> B C1[他错在哪里] --> C C2[他对在哪里] --> C C -.重新审视.-> A C -.重新审视.-> B ```

三层之间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而是存在双重回溯：历史回响层的考察会反过来重新审视文本分析层和思想脉络层的解读，使对马汉的理解在循环中得到深化。例如，当我们从历史回响层看到马汉对英德海军竞赛的影响时，我们会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关于英国海军战略的具体论述，并发现一些在第一次阅读时被忽略的细节；当我们从历史回响层看到马汉文本在日本的本土化接受时，我们会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思想脉络层中关于马汉与日本海军传统之间关系的判断。

这一三层结构是本书的方法论骨架，也是本书的章节组织原则。本书的中间章节将主要承担文本分析层的任务，思想脉络层和历史回响层的任务将分别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以专题形式承担。但这种分工不是绝对的，每一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三层结构中的某些层面。

序章示例：1890—1905 年马汉思想的早期传播

方法论声明之后，有必要以一个具体的早期传播案例来示例本书的分析路径。这一案例覆盖 1890 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初版到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这十五年，正是马汉思想从一位普通海军上校的私人思考转变为英美日德各国海军战略共识的关键时期。

1890 年 5 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由波士顿的小布朗公司出版。这部著作的诞生过程本身已经预示了其命运的双重性。马汉 1886 年被任命为新港海军学院院长后，发现学院图书馆里的海战史藏书散乱无序，他在 1887 年开始系统整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读书笔记，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教学参考。手稿在最终提交出版之前经过了多位同事的传阅，其中包括当时美国海军中对海战史有专业兴趣的军官。手稿从教学参考转变为面向公众的出版著作，这一过程本身已经包含了从内部知识向外部话语的转换。

美国海军部对该书的反应相当冷淡。这一冷淡有具体的制度原因。1890 年的美国海军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官员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新式钢甲舰的引进和海岸防御体系的更新上，对一位海军学院院长关于十七八世纪风帆时代海战的抽象总结兴趣有限。马汉的论点，海上商业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强大的海军是保护商业的必要工具、通过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是海战的基本规律，在美国当时还缺乏具体的政策抓手。1890 年的美国海军规模有限，国会预算分配中海军始终处于弱势，军方高层更关心的是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上的具体殖民地利益，而非对历史规律的哲学化总结。马汉本人在写作此书时的直接身份焦虑，是为美国海军的扩张寻找历史合法性，他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论证，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而美国海军建设的滞后将导致严重的历史后果。这种焦虑在当时没有得到回响，因为美国国会和公众对海上力量的需求远未达到马汉所设想的程度。

然而在英国，马汉的著作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1890 年下半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英国版由伦敦的桑普森·洛公司出版，迅速引起英国海军部和战略界的高度关注。1891 年初，英国海军部内部形成了关于马汉著作的应对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核心判断是，马汉的论点虽然形式上是对历史的总结，但实质上构成了对美国海上崛起的战略预言，英国必须对这一预言做出战略回应。这一判断对随后十余年的英国海军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在 1889 年已经通过《海军防御法案》开始大规模扩充海军，马汉的著作则为这一扩充提供了理论合法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美国的海上崛起是否最终会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马汉在书中反复强调的"国家利益优先于道义原则"，被英国读者解读为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门罗主义"扩张路线的暗示。

1890 年代后期到 1905 年的日俄战争前后，马汉思想在日本获得了第三种独特的接受形式。日本海军对马汉的接受不是简单的翻译或模仿，而是带有强烈的本土化改造色彩。秋山真之（1865-1918）在 1900 年前后系统阅读了马汉著作，并将其与日本传统的海国兵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七段击"作战方案为标志的对马海战战术构想。对马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对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歼灭性胜利，在事后被广泛诠释为马汉海权论的成功验证。但更精确的分析表明，秋山真之的作战方案并非完全忠实于马汉的"决战"原则，而是结合了日本海军的特定技术条件和地缘环境做出的本土化调适。秋山对俄国舰队航线的预判，对日本海流和气象条件的利用，对俄国舰队分批到达所造成的"分而歼之"时机的把握，都带有超出马汉文本之外的具体技术创造性。值得注意的是，秋山真之在 1900 年前后还参与了日本海军内部关于"舰队决战 vs 渐减邀击"的辩论，这一辩论本身就是马汉文本与日本海权论传统之间复杂互动的一个具体表现。

这三个早期传播案例，美国冷淡、英国警觉、日本本土化，共同提示了一个重要事实：马汉文本的接受从来不是被动的思想传播过程，而是接受者根据自身政治、经济、军事条件进行的主动选择和改造。任何重读马汉的尝试，如果不把这种接受史纳入考察范围，都将不可避免地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面，无法解释马汉思想在 20 世纪的实际历史效力。这一早期传播案例同时也为本书的方法论组合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概念考古学要求我们精读马汉的文本本身；施特劳斯学派视角要求我们注意马汉在显白论证背后可能隐藏的特定政治判断；剑桥学派视角要求我们把马汉文本放回当时美国海军内部争论和英美海上关系的话语环境中；政治社会学视角要求我们考察马汉文本的接受与美国东海岸商人集团、英国海军部、日本海军军官团利益结构之间的关联。

本章小结

本章回应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