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新娘与小说童年
第 1 章:狗新娘与小说童年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个年轻男子在山中迷路,误入一户陌生人家。这户人家有一位年轻女子,长得清秀端庄。双方交谈之后,男子对这位女子产生了爱慕之情。女子的家人似乎也默许了这门亲事。于是,男子将女子带回家中,结为夫妻。
这个故事听起来平淡无奇,对不对?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女子的真实身份是一条狗,你会不会重新打量这个开头?
这则故事出自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子日,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子日在路上遇到一位老妇人,老妇人说可以为他找一个媳妇,随即化作一只白狗。子日将白狗带回家,此后便有了“狗新娘”的奇异婚配。六朝人将这则故事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不是为了吓人,而是认真地探讨一个问题:人与异类之间的婚姻,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
这就是六朝小说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它讲述的那些故事,在今天的人看来往往匪夷所思,但六朝人却用完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们。在他们的世界里,一条狗可以成为妻子,一个梦可以预言未来,一只狐狸可以修炼成人与书生吟诗作对。这些故事不是消遣,而是六朝人理解世界、解释命运、安顿心灵的方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六朝小说?它和我们今天阅读的小说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学者们喜欢把它称为“中国小说的童年期”?在这个童年期里,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用“讲故事”的方式来理解自己身处的世界,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学遗产?这些遗产中有哪些值得今天的读者亲自去翻阅?
这一章,我们就从一则“狗新娘”故事开始,进入汉魏六朝那个光怪陆离却又无比真实的想象世界。
从一则“狗新娘”故事看六朝人的想象世界
“狗新娘”的故事还有后续。子日和这只白狗共同生活了三年,白狗竟然生下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都很有出息,各有两个名字,一个随父亲姓,一个随狗姓。这在当时的命名习俗中,意味着承认狗也是家庭的一员,承认这段婚姻的合法性。
这个故事的叙事逻辑值得我们注意。故事并没有回避“狗”身份的奇异之处,但也没有将这种奇异渲染成恐怖或荒诞。相反,叙事者用一种平静的口吻描述整个过程,仿佛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婚姻。如果你是六朝时期的读者,读到这则故事时,你的关注点可能不是“狗怎么会变成人”这样的问题,而是“这样的婚姻在道德上是否合理”“人与异类通婚的后代会是什么命运”这类问题。
这种叙事态度揭示了六朝志怪小说一个重要的文化功能:它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幻想文学”,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记录。六朝人相信,在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幽明之际”的领域,那里生活着鬼神、精怪、亡灵以及各种我们肉眼无法看见的存在。这些存在并非与人类完全隔绝,恰恰相反,它们经常穿越边界,与人交往、婚配、甚至发生冲突。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自序中明确说明了写作目的。他说自己为什么要收集这些神奇怪异的故事?因为他的哥哥曾经死而复生,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回来后讲述了大量阴间的见闻。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干宝,使他开始怀疑:我们平时深信不疑的世界,真的就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吗?那些被斥为荒诞不经的鬼神故事,是否也值得被记录下来?
干宝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天真,但在六朝那个战乱频仍、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却是一个真实的生存焦虑。当时的人们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瘟疫、战争、政治清洗,随时可能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死后世界、关于鬼神显灵、关于善恶报应的故事,就不仅仅是“猎奇”,而是人们试图在混乱中寻找意义、安顿心灵的精神寄托。
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志怪小说,它们的作者身份各不相同。有的是史官,比如干宝本人就是东晋的史学家,编写过《晋纪》(一部正经的历史著作);有的是文人,比如刘宋时期的刘义庆组织门客编写了《幽明录》;有的则是隐士或道士,比如陶渊明也写过《搜神后记》。这些作者的社会身份和教育背景差异很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记录“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值得做的事情。
这种记录的冲动,造就了中国第一批“小说”文本。虽然这些文本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小说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但正是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文类开始成型。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六朝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从萌芽走向初步成熟的阶段,是“童年期”的开始。
志怪与志人:两大小说门类的分野与交集
如果要为六朝小说画一张分类图,最基础的两大板块就是“志怪”和“志人”。这两个名称来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经典划分,后来的研究者基本沿用了这套框架。不过,“志怪”和“志人”的区分最初并不是一个有意的文体分类,而是后人根据内容特征进行的归纳。
先说志怪。顾名思义,“志”是记录的意思,“怪”就是奇异怪诞的事物。志怪小说记录的是神、鬼、妖、异、精、怪等各种超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这些存在之间的交往故事。上文提到的“狗新娘”故事,就属于典型的志怪内容。六朝时期最重要的志怪小说包括:《搜神记》(干宝)、《搜神后记》(陶潜)、《幽明录》(刘义庆等)、《异苑》(刘敬叔)、《齐谐记》(东阳无疑)、《冤魂志》(颜之推)等。
这些书的内容各有侧重。以《搜神记》为代表的早期志怪,更多关注因果报应的主题,故事往往有一个道德教训在里面。比如一个人因为不孝被雷劈死,或者一只狐狸因为报恩帮助恩人度过难关,叙事者在讲述这些故事时,隐含着明确的伦理意图。而稍晚一些的《幽明录》,则开始更多关注奇异本身的美学价值,有些故事的叙事更加细腻曲折,带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学自觉。
再说志人。志人小说记录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轶事,主要是士族名流的言行风采。六朝是一个讲究“品评人物”的时代,对一个人的才华、风度、气质进行观察和评价,是文人社交的重要内容。志人小说就是这种社会风气的产物。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六朝时期保存最完整、影响最大的小说类著作。全书按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个门类,记录了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大约四百年间一千多则人物故事。这些故事长短不一,短的只有一句话,长的也不过几百字,但每一则都像一幅速写,捕捉住人物最精彩的瞬间。
比如“雅量”门中有一则写东晋名相谢安:淝水之战的前线传来捷报,送信的人刚刚到,谢安正在下棋。他看完战报,随手放在一边,继续下棋。客人问他前线战况如何,他才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可是当他走下棋盘,门槛太高,竟然绊了一脚,鞋子都差点掉了。叙述者没有直接写谢安“心中大喜”,而是用这个细节暗示他其实非常激动,只是强作镇定罢了。
这就是志人小说的魅力:它不追求离奇的情节,而是追求对人物神韵的精准捕捉。读《世说新语》,你不是在读“故事”,而是在与一群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相遇,感受他们如何在乱世中保持风度,如何用玄远的谈吐对抗现实的粗鄙。
志怪与志人,虽然内容差异很大,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不少交集。首先,从作者身份来看,有些作家同时参与了两类作品的编写。其次,从思想背景来看,六朝时期的志怪和志人都深受玄学和佛道思想的影响,都对超越日常经验的世界抱有浓厚的兴趣。第三,在某些具体作品中,志怪和志人的元素经常混合出现。
比如《幽明录》中既有鬼神故事,也有人物品评的内容。更典型的例子是《搜神记》,其中有些故事与其说是“怪”,不如说是“人”——比如一则关于管辂预卜吉凶的故事,管辀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术士,他能够准确预测未来,但故事的叙事重心其实在于展示他的智慧和洞察力,而不是渲染神秘色彩。
理解了志怪与志人的分野与交集,我们就获得了进入六朝小说世界的第一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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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六朝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期”
“童年期”这个说法,最早来自鲁迅。他在分析中国小说发展史时,把六朝时期定位为中国小说从“残丛小语”走向独立文体的过渡阶段。用“童年期”来形容,是因为六朝小说在艺术形态上还相当稚嫩,没有完全摆脱史传和子书的影响,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那种完整的长篇叙事结构。但同时,童年也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六朝人在小说领域所做的探索,为后世小说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要理解为什么说六朝是“童年期”,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六朝时期的人写那些志怪和志人故事时,他们自己是怎么定位这些文本的?
答案是: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小说”意识。在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中,“小说”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但它的含义与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完全不同。“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原文是“饰小说以干县令”,意思是修饰浅薄的言论来追求高名美誉。这里的“小说”是相对于“大道”而言的,指的是那些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琐碎言论。
到了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出了一个“小说家”的类别,收录了十五家作品。班固对“小说”的定义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稗官是负责收集民间议论的小官,他们把街头巷尾的闲谈收集起来,上报给官府。这种“小说”在当时的定位是“道听途说”,其权威性远不如经史著作。
六朝时期的志怪和志人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文体认知背景下产生的。作者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创作“文学”,而是在记录“异闻”或“轶事”。他们的写作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证成鬼神之说,有的是为了展示人物的才情风度,有的是为了保存有用的知识(比如关于方术、占卜、医药等方面的信息),还有的仅仅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
这种“记录”而非“创作”的立场,决定了六朝小说的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篇幅短小。六朝小说大多由数百则独立的故事组成,每则故事的篇幅从几十字到几百字不等,很少有长篇叙事。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另一条传统——史诗和戏曲——形成了鲜明对比。后世的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其叙事规模在六朝时期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二个特征是结构松散。六朝小说的各则故事之间往往缺乏有机的联系,更像是一堆素材的汇编。读者可以从中任意抽取一则来读,而不会感到上下文衔接不上。《世说新语》虽然按照主题分为三十六门,但每门内部的故事在时间顺序和逻辑关联上都比较松散。这种结构特点既是六朝小说“幼稚”的一面,也是它独特的美学——它追求的不是情节的连贯,而是瞬间的精彩。
第三个特征是叙事视角的局限。六朝小说通常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这种“全知”是有限的。作者往往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却不解释“为什么发生”。故事的核心张力不在于悬念和反转,而在于事件本身的新奇性。读者阅读六朝小说,更多是满足于“知道有这样一件奇事”的好奇心,而不是被情节的曲折发展所吸引。
第四个特征是道德判断的介入。六朝志怪小说中有大量的因果报应故事,这些故事的叙事结构通常是“作恶——受报”或“行善——得福”。作者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往往会插入一些议论来点明道德寓意。比如某人在故事结尾写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或者“贪暴之祸,可不戒哉”。这种道德说教的介入,在现代小说中通常被认为是“艺术上的瑕疵”,但在六朝时期却是理所当然的——作者们本来就不以“纯文学”为目标,他们是在用故事来传达关于世界运行规律的信念。
尽管有这些“幼稚”的特征,六朝小说在小说发展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六朝人虽然不自觉,但他们已经在实践着小说创作的一些核心要素:虚构、叙事、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他们在“记录”的外壳下,实际上在进行着文学想象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六朝小说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和精神资源。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都可以从六朝志怪中找到原型和灵感。《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的猿猴精故事;《聊斋志异》中人与鬼狐的婚恋模式在六朝志怪中已经大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六朝小说不仅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期”,也是中国小说精神的源头。
理解六朝是“童年期”,还意味着我们要用一种“理解孩子”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文本。童年期的作品必然有它的局限和笨拙,但如果我们能够放下现代人的优越感,真正沉浸到六朝人的世界中,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稚嫩中蕴含的生机与创造力。
六朝小说的文献版图:哪些书还在,哪些已经散佚
走进六朝小说这座宝库之前,我们还需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了解这份遗产的保存状况。令人遗憾的是,六朝小说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经亡佚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六朝小说,只是当年实际创作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在古典文献学中并不罕见——时间本身就是最严格的筛选者,它会淘汰掉那些缺乏持久价值的文本。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散佚的文本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遗憾。
先说保存状况最好的作品。《世说新语》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也是整个六朝时期保存最完整的文献。这要感谢唐代学者欧阳询等人编纂的《艺文类聚》、宋代学者李昉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等大型类书,它们在编纂过程中大量引用了《世说新语》的原文,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此外,宋代以来《世说新语》一直有刊本流传,至今仍有多个版本存世,我们对这本书的文本面貌有相当清晰的了解。
《搜神记》的保存状况则要复杂一些。干宝的原著有三十卷,但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大半。今本《搜神记》是明代学者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中辑佚重编的,篇幅大约只有原著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如此,现存的四百多则故事仍然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六朝志怪材料。研究者通常将今本《搜神记》视为“残书”,在使用时需要保持谨慎。
《搜神后记》《异苑》《幽明录》的保存状况与《搜神记》类似,都是经过后人辑佚整理的版本。其中《幽明录》散佚最为严重,原书据说有二十六卷、数百则故事,但现在能够确认的仅剩一百多则,大量精彩内容已经永远消失了。
还有一些作品运气更差,只在别人的引用中留下了一些片段。《郭子》是东晋作家郭澄之的志人小说集,原书亡佚于宋代以后,但《太平广记》等书保存了八十多条引文。《裴子语林》是东晋裴启的志人小说集,同样亡佚,只有《续谈助》《绀珠集》等书保存了少量片段。
了解了文献版图,我们再来谈谈阅读策略。面对这样一个残缺的文献系统,读者应该如何选择入手点?
《世说新语》毫无疑问是必读的第一本书。它不仅是六朝志人小说的最高成就,也是了解六朝士族文化的一扇窗口。书中的人物故事涉及到政治、玄学、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阅读它不仅是在读小说,也是在读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首选。虽然是残本,但仍然保留了六朝志怪最经典的内容和叙事模式。读《搜神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六朝人是如何想象神鬼世界的,他们的因果报应观念是如何通过故事来表达的。
如果读完这两本还有余力,可以继续探索《搜神后记》(陶潜的版本,民间传说色彩更浓)、《异苑》(地理博物类的志怪故事较多)、《幽明录》(文学性较强的志怪杰作)。至于那些已经散佚的作品,可以阅读后人的辑本或相关研究著作,了解它们的大致面貌和价值。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的建议是:不必追求把所有六朝小说都读一遍——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选择几部核心作品深入阅读,感受六朝小说的独特魅力,比走马观花地浏览大量残篇断简更有价值。
本书的阅读地图:志怪线与志人线如何交织
这一章的目的是为整本书的阅读提供一个起点。现在我们已经对六朝小说有了基本的认识:是六朝时期(公元220年至589年)产生的志怪和志人小说,它们用今天看来奇异怪诞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超自然世界的想象和对现实人物的品评。
六朝小说虽然幼稚,但它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源头,为后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精神资源。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和保存条件的限制,大量六朝小说已经散佚,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沿着两条主线深入六朝小说的世界。
第一条是志怪线。我们将重点阅读《搜神记》《幽明录》《异苑》等作品,深入探讨六朝人的鬼神观念、因果报应思想、人鬼婚恋模式,以及志怪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得失。
第二条是志人线。我们将重点阅读《世说新语》,结合《裴子语林》等散佚作品的片段,全面了解六朝士族的名士风流、玄学清谈和人物品藻文化。
两条线索会在某些节点上交汇——比如某些故事同时具有志怪和志人的特征,某些作者同时创作了志怪和志人作品,某些文化现象(比如佛教因果观念)同时影响了志怪和志人的叙事。我们会在适当的地方停下来,指出这些交叉点。
在进入具体的文本阅读之前,我还想给读者提供一个实用的阅读建议:六朝小说虽然语言不算艰深,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仍然存在一定的阅读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典故和专有名词的隔阂——六朝小说中经常涉及历史人物、神仙名称、方术术语等,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二是语言习惯的差异——六朝文言与今天的白话文在句式、语气、表达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初读时可能需要放慢速度。三是文化心理的陌生——六朝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我们今天有很大差距,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在我们看来可能难以理解。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我建议读者在阅读六朝小说的同时,适当参考一些入门性的研究著作和工具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过六朝小说的点校本和选注本,这些版本通常有题解、注释和附录,是很好的阅读辅助材料。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狗新娘”的故乡出发,进入那个光怪陆离的六朝世界。那里有精怪与书生,有名士与狂徒,有因果报应的冷峻逻辑,也有风流人物的千古佳话。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两千年前,但它们所触及的人性主题——爱与恐惧、善与恶、生与死——至今仍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
六朝小说的童年期里,藏着中国人讲故事的最初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