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第一章 一三四八年：黑死病里的佛罗伦萨

死亡来到阿尔诺河畔

要讲《十日谈》，必须先讲一场瘟疫。这不是讲故事的惯例安排，而是这本书身体里的东西。抽掉一三四八年，整部《十日谈》就散了架：十个年轻人不会相遇，乡间别墅无从谈起，一百个故事失去了讲出来的理由。后世读者常常急着翻过序言，直奔第一天的第一个故事去，这个习惯可以理解，却可惜了。因为欧洲文学里很少有这样一段文字，把一座城市的死期写得如此精确、如此克制，又如此深入骨髓。

一三四八年的佛罗伦萨，本来正站在一个尴尬的高点上。这座城在半个世纪里膨胀成了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城里人口按现代史学家的估算在十万上下，织机作坊、染坊、银行、货栈沿街密布，羊毛商行会与丝绸商行会掌控着城市的政治，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工程已经进行了五十年，乔托设计的那座钟楼立在那里，等着一个还没出生的建筑师来替它配上那个著名的穹顶。但是繁荣的底子已经开始烂。巴尔迪和佩鲁齐这两家曾借钱给英法国王的超级银行，在四十年代相继垮台，一连串中小银行跟着沉没；羊毛业开工不足，雇工闹事的前兆已经在街头巷尾积攒。布鲁克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里描绘这个世纪的佛罗伦萨，用的词是繁荣与脆弱并存：一个依靠信用、织机和远洋贸易支撑的复杂系统，抗打击能力其实很差。

然后瘟疫来了。薄伽丘在序言里说，这场瘟疫起于东方，几年间吞噬了无数人口，然后像一个不祥的信号一样，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扩张过去，最终在意想不到的季节里落到了佛罗伦萨。他说得很朴素：这座华丽的城市，也未能幸免。没有惊呼，没有形容词的堆砌，只有一句近乎公文式的通报。正是这种克制，让后面的描写有了真正的重量。

现代读者已经知道这场瘟疫是鼠疫，由鼠疫杆菌引起，经由鼠类身上的跳蚤传播，在人密集的地方转化为飞沫传染的肺鼠疫，杀伤力成倍增长。一三四七年，热那亚人的船把疫病带进地中海世界，马赛、比萨、热那亚相继沦陷，一三四八年春天，它顺着商路翻进托斯卡纳。三月初，佛罗伦萨开始死人。到了夏天，城市已经变成了薄伽丘笔下的样子。

有必要强调一点：薄伽丘不是在转述传闻。瘟疫爆发那年他三十五岁，就在佛罗伦萨城里，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这一点决定了他写下的每一个细节的质地。历史学家可以核对账簿和墓葬记录，文学家可以分析修辞，但只有亲历者的笔才会带着那种梦游般的准确。序言里那些骇人的场景，掘墓人抬尸、神父收费、家人遗弃，都不是从中世纪编年史里抄来的套话，而是一个幸存者不肯忘记的东西。

数字的问题

《十日谈》的序言给了一个数字：从三月到七月，按照当时众人的估计，佛罗伦萨城内死了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后来被引用了六百多年，也被人怀疑了六百年。理由不难找：十万死亡意味着全城灭绝，而佛罗伦萨显然没有死绝。

问题的根子在人口的分母上。佛罗伦萨一三四八年前究竟有多少人，学者们吵了几十年，给出的数字从八万到十二万不等，比较持中的说法是十万左右，连同郊区还要更多。布鲁克尔梳理过这些估算，他的判断是，这场瘟疫夺走的生命大约占全城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无论分母取哪个数，几个月之内，佛罗伦萨失去的人都在四万到六万之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每天，城里有几百具尸体需要处理；每隔一所房子，就有一户在办丧事；一个能装几万人的体育场的人口，在两个季节里从户籍上消失。

十万人这个数字该怎么看？我以为不必替薄伽丘辩护成统计学家。他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心理事实：当时的人真的相信、也真的在传十万人这个数。恐怖的数字在灾难里从来不是数学问题，而是感受问题。对一三四八年夏天站在街上的佛罗伦萨人来说，十万和五万的区别毫无意义，真正扎人的是每一分钟都有钟声，每一辆板车都在运尸，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等自己的名字被点到。薄伽丘记录的不是人口学的结论，而是恐慌的峰值。他甚至顺手交代了这个数字的来历，说是众人的看法，这种交代本身就有一种史家的诚实：他把传闻标注为传闻。

对照其他史料，倒能看出薄伽丘的保守。有的编年史家说佛罗伦萨死了九万六千人，有的城市记录显示某些堂区的死亡率超过七成。锡耶纳的阿尼奥洛·迪·图拉写过一句惨绝人寰的话：父亲抛弃子女，兄弟抛弃姐妹，妻子抛弃丈夫，因为这场病好像一口咬住了呼吸本身，从早到晚只能听见下葬的声音。同时代的欧洲，从阿维尼翁到伦敦，留下的记载都指向同一个量级：这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死亡密度。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那边失去了他歌唱了一生的劳拉，那位四月六日成为他诗歌纪年起点的女子，同样死于一三四八年的四月。彼特拉克后来写，我原以为我的悲伤只属于我自己，后来才发现整个世界在同我一起哀哭。这不是修辞。那年整个欧洲都在哀哭。

对这本书来说，数字还有另一层意义。十个讲故事的人，是从这样一个减半的城市里走出来的。他们每个人的家族、朋友圈、社交网络，都被这场瘟疫撕掉了一半。小说没有明写这些姑娘和小伙子死了哪些亲人，只交代了他们的处境：有闲、有钱、无牵无挂到可以一走了之。这份轻装，是死亡给的。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后文别墅里那些歌舞、玩笑、打情骂俏底下垫着的是什么。那不是无忧无虑的青春，是劫后余生者强撑出来的节庆。薄伽丘的深刻在于，他不写幸存者的眼泪，他写他们怎么笑着把自己从废墟上领走。

死亡在城内的分布也不均匀，这一点各家的记载罕见地一致。穷人区最惨：那些挤在圣十字堂一带、阿尔诺河两岸的手艺人，一家几口睡在一间屋里，染疫的速度如同火烧干草，整条巷子整条巷地空掉。富人跑得掉的跑了，乡下有别业的举家闭门，留下的宅子成了空巢。修士与神父的死亡率高得反常，因为他们必须守在病人与死者身边，听忏悔、行圣事、主持下葬，职业把他们钉在了疫线的最前排，不少堂区的神职人员几乎换了一茬。教士死了，医生死了，药剂师死了，公证人死了，连掘墓人也大批死去，死亡收割的对象恰恰是维持城市运转的人，这是这场灾难最刁毒的一笔。后世研究者从遗嘱档案里数出的数字比编年史更冷静，结论却一致指向同一个量级：佛罗伦萨的人口表在那两年断崖式下跌，此后一个世纪都在坑底爬坡。

与瘟疫同行的还有两样人性的祸害，必须记上一笔。其一是找替罪羊。疫病无因可解，恐惧就要找出口，谣言先说井水被投毒，继而指向犹太人，说他们在水井里下毒散播瘟疫，于是从西班牙到德意志，一场接一场针对犹太社区的暴行爆发，财产被劫掠，人被烧杀，若干城镇的犹太区整个被抹掉。教会上层有人出面辟谣，说瘟疫是神的旨意，人不该妄加罪名，但辟谣的速度追不上暴行。薄伽丘在书里没有正面写这段，他笔下最著名的犹太人梅尔基塞德是全书的智者之一，这个安排放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其二是对自我的鞭笞。成群的信徒赤足游行，一路互相鞭打，以血肉之苦祈求上帝息怒，队伍越滚越大，教会先是默许，继而害怕失控而明令禁止。找替罪羊与自虐赎罪，一个把痛苦向外砸，一个向内砍，恐惧的两条出路，在瘟疫年代的欧洲各流成河。有了这两条背景，才能掂出花园里那十个年轻人何等可贵：他们既不打人，也不打自己，他们去乡下唱歌讲故事去了。这第三条路，是薄伽丘给恐惧开出的文明处方。

秩序怎样崩溃

《十日谈》序言的后半部分，是一份社会崩溃的现场记录。我每读一遍都感到不安，因为它描写的不是混乱，而是规矩本身的死亡。

瘟疫一来，最早失效的是医学。薄伽丘写道，病一开始不分贫富，来势汹猛，医生们开的方子、做的手术全都没有用处。这不是医生无能的指责，而是那个知识体系在细菌面前的整体破产。放血、敷膏药、烧香驱邪，十八般武艺用尽，病人照样三天内死掉。更要命的是，病还挑人：有人前一天还好好地在病人床边伺候，第二天自己倒了；有人从不接触病人，却也染上了。医学解释不了，人就转向迷信，转向对命运的认领。城里开始流行各种偏方与禁忌，而薄伽丘带着一丝冷冷的观察记录下来：这些法子有没有用，看结果就知道了，人人都一样会死。

接着失效的是家庭。这是序言里最残酷的段落。瘟疫的传染性太强，以至于哥哥丢下弟弟，叔叔丢下侄儿，姐姐丢下妹妹，妻子丢下丈夫。更骇人的是父母丢下亲生子女，任他们躺在街上没人管，仿佛那些孩子不是自己骨血。薄伽丘甚至写到一个细节：因为死的人太多，照顾病人的事雇佣妇来做，而那些收了高价的佣妇，往往干的就是在病人咽气之前顺手摸点东西走人的勾当。垂死的人得不到照护，死了连个合眼的人都没有。有人早上替邻居下葬，晚上就轮到别人替他下葬。

然后是公共秩序。死人多到教会墓地埋不下，只好买地开新坟，挖出巨大的坑，一具尸体放进去，盖一层土，再放一具，像码放船舱里的货物。这个比喻是薄伽丘自己打的，原文的语气平静得可怕。教堂的丧钟不再为每个人敲，因为敲不过来了。送葬不再有队列，不再有亲友，只剩雇来的掘墓人，抬着一副用木板现钉的担架，把尸体晃晃悠悠运去大坑。这些人的要价一天比一天高，钱挣得快，命也丢得快。薄伽丘对这一群人的描写几乎没有道德谴责，只有记录，这反而是最重的谴责。

最后失效的是行为规范。薄伽丘把城里剩下的人分成三种。一种人抱团自我封锁，躲进没有病人的宅子，锁上门，断了外界消息，只跟自己人待着，吃精致的食物，喝好酒，听音乐，适度娱乐，谁也不谈外面的祸事。另一种人走向反面，认定躲是躲不掉的，不如及时行乐，从一家酒馆喝到另一家酒馆，别人家里的事当自家的做，让瘟疫来见鬼去。大多数人在两者之间摇摆：他们照常出门，手里攥着花束、香料或浸过醋的海绵捂在鼻子前，好像瘟疫是一种气味，挡住气味就挡住了死。薄伽丘写完这三种人，加了一句立场极其克制的话：究竟哪种做法更可取，他说不好。这话说得滑头，也说得诚实。他没有资格裁决，因为他也只是幸存者中的一个。但整部《十日谈》其实就是他的答案：他选择了第一种人的活法，并且把它放大成了一本书。十个年轻人躲进乡间别墅，锁门，吃饭，唱歌，讲故事，不谈瘟疫，这正是序言里第一种人的方案，被文学执行了一遍。

薄伽丘的眼睛

序言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薄伽丘对疾病本身的观察。他不是医生，却写得像一份出色的临床报告，这份报告在医学史上常被提起。

他先写病症。多数患者腹股沟和腋下会长出肿块，有的像鸡蛋，有的像苹果，老百姓管它叫加沃乔利。接着，肿块会从身体的一个部位窜到另一个部位；再往后，大腿、手臂、胸口、背部会浮现黑色或青黑色的斑块，有的稀疏，有的密集。肿块和斑块都是死亡的判决书，几乎没有救。病程极快，症状出现后多数人两三天内死，多数人连忏悔、立遗嘱的余裕都没有。薄伽丘特意补了一句：还有些人，头天晚上还好好地吃饭睡觉，第二天早上被发现已经死了；有人正在挖坟，倒下去就再没起来。这种对暴毙速度的白描，比任何渲染都恐怖。

再看他对传染的观察。他提出几条假设：这病要么是人与人接触传染，要么经由空气，要么病人用过的衣物也带病。在不知道微生物存在的年代，能同时想到接触传播、飞沫传播和媒介物传播，已经接近现代流行病学的框架。他还注意到一个更微妙的现象：有的病人没人碰过也病倒了，有的成天守在病人床边、亲手替死者合眼的人反倒活了下来。这个观察让当时的人困惑，也让薄伽丘困惑，他坦白地说这病似乎不按理路走。今天的解释很清楚：腺鼠疫的主传播链是鼠蚤，人接触不接触病人根本不是关键变量，屋里的老鼠和跳蚤才是。照顾病人的人未必被咬，路过的人未必幸免。薄伽丘不知道杆菌和跳蚤，但他的眼睛没有骗他，他如实记下了传染的不规则性，而正是这种不规则，恰恰是蚤媒疫病的指纹。六百多年后回头看，这段文字几乎可以当作流行病学观察的标本。

我常想，一个文学家用什么姿势观察灾难，决定了灾难文学的等级。低一等的写法是嚎啕，把惨状翻倍，逼读者陪哭。高一等的写法是薄伽丘这种：把自己变成仪器，先把事实钉住。他的语调始终维持着一种压抑的平静，像一个人在梦里数尸体。偶尔才漏出一点温度，比如他提到，有些女人出于羞耻，病重了也不找男人照看，宁可死在自己床上；这一笔对女性处境的留意，在同时代作家里极少见。序言的伟大，不在它写了多少惨，而在惨状之上还立着一个清醒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就是后来那个讲故事的人。瘟疫杀死了城市，却把一个小说家的眼睛磨利了。

再往深处说一层医学史。这场瘟疫对欧洲医学的冲击，不亚于对人口与经济的冲击：盖伦传下来的体液学说在此全面失灵，放血、通便、芳香剂，十八般兵器轮番上阵，死亡率纹丝不动。大学的医生们被迫在两个方向上反思：一头是理论与实效的脱节，瘟疫过后，经验医学的声音渐起，解剖学的复兴在下一个世纪跟进；另一头是公共卫生的萌芽，威尼斯、米兰等城先后试行隔离病人、封锁疫区、查验往来船只，人类第一次把疫病当作可管理的市政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神罚。这条制度演化的线索，起点正是薄伽丘们记录的那些混乱现场。序言里挖大坑埋尸的场景，直接对应着后来城市公墓制度的改革；无主的死者无人收殓，对应着市政救济体系的建立。文学在此充当了档案的功能，把政策变革需要的证据，以叙事的形式存了档。一三四八年没有记者，薄伽丘就是记者，他的序言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深度报道，后世的城市管理者与医生，都从这篇报道里认领过教训。

隔离的想象

有一个事实值得单独拎出来：《十日谈》是这个星球上最早把隔离当作正面方案来描写的文学作品之一。

薄伽丘没有用过隔离这个词，现代概念也还没诞生。威尼斯人在一四二三年才建立第一座专门的疫病岛屿，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全面检疫制度更要晚。但序言里第一种人的方案，结伴、闭门、清谈、歌舞、与疫讯隔绝，在结构上就是隔离。薄伽丘不但如实描写了这种选择，还把叙事的宝押在了它上面。十个年轻人的乡间别墅，就是一座文学形式的隔离所。院墙外是死城，院墙内是歌、舞、故事和节制的享乐。隔离在这里不是消极的躲避，而是一种积极的共同体生活：他们订立规则，选举领袖，安排作息，用秩序的小岛对抗失序的大海。

这个设计在当时是超前的，甚至有一点反常识。中世纪的公共灾难有它固有的神学解释：瘟疫是上帝之鞭，人应当忏悔、祈祷、苦修，聚在一起求神宽恕。一三四八年确实有成群的人鞭打自己游街赎罪，也确实有人把病解释成犹太人投毒、寡妇行巫，接着就是一轮又一轮的迫害。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薄伽丘给出的方案竟是收拾细软去乡下唱歌讲故事，这几乎是对整个忏悔模式的釜底抽薪。他不否认瘟疫的可怕，却拒绝把它读成神的惩罚文本；他不劝人祈祷，劝人洗手、躲开、吃好、睡好、让心情愉快。这套朴素得近乎现代的防疫观，藏在故事的背景里，今天读来有种奇异的时代错位感。

当然不能把薄伽丘夸张成公共卫生的先知。他的隔离方案是贵族式的，要有别墅、酒窖、仆人和书，穷人与雇工没份。序言里那些被丢在街上的死者，绝大多数属于进不了别墅的阶层。薄伽丘对此并非没有知觉，他让十个年轻人享乐，也让序言里的城市替他们垫底。这本书从第一页起就建立在这个残忍的分工上：有人讲故事，有人死。意识到这一点，后文所有的笑声才有了阴影的层次。我认为这是理解《十日谈》的一把钥匙：它不是天真的享乐主义，它是幸存者的享乐主义，而幸存者的享乐里永远掺着愧疚。

在诸多证词里，教皇御医盖伊·德·肖利亚克的记录值得单独一提。这位当时全欧洲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在阿维尼翁亲眼经历了瘟疫，他在医学名著里写下两大类型：一类是伴着发热与咳血的肺型，接触病人即染，两三天内死；一类是腺肿型，腹股沟与腋下起核，五天后或死或溃。他主张隔离、通风与气味疗法，自己留在城里照护病人，没有逃。肖利亚克后来留下一句沉痛的自白，大意是：医生们束手无策，因为在如此迅猛的灾祸面前，一切学识都显得可笑。一位御医承认学问可笑，与一位作家承认法律死了、亲情死了，是同一种诚实。把薄伽丘与肖利亚克并排放着看，能看清一件事：一三四八年的欧洲，观察者在各个岗位上各自把看见的记下来，医学的记进医书，史学的记进编年史，文学的记进了一部故事集的序言。三种文体，三份证词，后世的读者公认写得最好的是文学这一份。这不是文学的胜利，是观察的胜利：薄伽丘看得最少偏见，也最少粉饰。

瘟疫作为文学装置

最后该谈谈瘟疫在这本书里的功能。文学研究者喜欢说框架叙事，《一千零一夜》用王后讲故事来延缓处决，《坎特伯雷故事》用朝圣旅程串起各色人等，框架给故事一个容器。《十日谈》的框架是瘟疫，这个容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容器，还是全书道德许可证。

想一想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一个恶棍靠临终装虔诚，死后竟被教会封作圣徒，全城供奉。这样的故事，放在平静年代讲出来，是渎神；放在几十万具尸体的背景下讲出来，成了另一种东西。瘟疫已经证明了旧秩序的破产：法律死了，亲情死了，教会的仪式死了，医学死了。既然支撑严肃的一切都已垮塌，那么笑，甚至是对圣徒、神父、修女的笑，就获得了暂时的豁免。别墅里的十个年轻人不是不敬畏神，是他们亲眼看到了敬畏所依附的世界如何见死不救。薄伽丘替他们安排的十天，是从废墟里偷来的十天，偷来的时间不欠旧世界任何恭敬。

瘟疫还给了故事一种时间的紧迫感。讲故事的人都知道死亡随时可能翻墙进来，这种悬念全书再没明写过，却始终悬在花园上空。每一天的歌舞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所以每一天都值得过得讲究：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讲故事，按时唱歌。这种把日子过成仪式的执念，是一群被死亡追捕的人发明的活法。后人常说《十日谈》歌颂现世生活，这话说对了一半；更准确地说，它歌颂的是死亡阴影下不肯熄火的现世生活。没有那场瘟疫垫底，现世不值得这样用力地赞颂。

从写作时间看，这本书动笔于瘟疫平息后不久，一般推断在一三四九年到一三五三年之间，具体年份学界仍有讨论。也就是说，薄伽丘是在记忆最烫手的时候写的。他不是怀旧，是趁热打铁：趁那些场景还没有被日常生活的恢复冲淡，趁自己还没有学会遗忘，先把它们钉在纸上。这也是我劝读者别跳过序言的原因。序言里的佛罗伦萨，是整本书的地基，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块如此坚实的地基。后来的小说写了六百年的灾难、幸存与讲述，说到底都在这个地基上施工：灾难夺走一切，人靠讲故事把一切夺回来。

同时代人的证词

薄伽丘的序言并非孤证。一三四八年前后，欧洲各地都有人拿起了笔，留下的大小文字如今互相对照着读，可以校准序言里每一个细节的可信度。

锡耶纳的商人阿尼奥洛·迪·图拉留下了那段著名的手记：父亲抛弃儿子，兄弟抛弃姐妹，妻子抛弃丈夫；死的人太多，只能用板子钉成担架运到城外；没有人埋葬谁，也没有人为谁哭。他写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我认为后人不会相信这些事。他错了，后人正是因为他和薄伽丘这样的人，才不得不信。锡耶纳与佛罗伦萨是近邻与宿敌，两座城的疫况文字几乎可以互换，这说明序言写的不是某座城的惨状，是那一年半岛的常态。

佛罗伦萨自家的编年史家更是直接的同路人。乔万尼·维拉尼，那位把佛罗伦萨的账目、人口、工商业写进巨著的伟大编年史家，本人就死于一三四八年的瘟疫，他的编年史写到那年春天戛然而止，成为这场灾难最残酷的注脚之一。他的弟弟马泰奥·维拉尼续写了编年史，在续篇里描述瘟疫的进程与死者的数量，语气同样克制。兄弟二人一死一继，史学世家几乎被疫情腰斩，这个事实比任何数字都直观。教会的记录同样佐证：许多修道院的会士名录在那一页上成片地画上了十字，有的修会整个会院几乎换了一遍人。后世学者核对婚姻登记、遗嘱档案与税收记录，得出的图景与文学描述基本吻合：死亡不是抽象的风暴，是档案里成排的墨迹。

再把彼特拉克的信拉来作证。一三四八年之后许多年，他仍会在信里回到那年：他说自己一想到那一天就要发抖，说世上的悲伤那时像洪水一样漫过一切。他失去的劳拉，至少在他的诗歌纪年体系里，死于那年四月。一个在阿维尼翁，一个在佛罗伦萨，两个后来成为文艺复兴双子星的文人，同一年被同一场灾难各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