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怎么"写"才好看

第 1 章 历史怎么"写"才好看

你随手翻开一本今天出版的历史书，和一百年前的先辈打开一本历史书，读到的可能是两个物种。

十九世纪末德国教授写给大学生的史学讲义，开头通常是这句话："历史是过去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读下去，一段一段像接力赛：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那个人物做了什么事，那份条约签了几款。读者跟着作者的叙述走，像跟着导游参观博物馆，路线是固定的，展品是不可移动的。

今天的历史书不再这样写。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书，作者可能花两百页讨论"革命"这个词是怎么被发明的，是谁在什么政治环境下让它获得了今天的含义，再花五十页讲街头妇女喊的口号如何被不同的报纸改写，最后才用三十页告诉你1789年7月14日到底发生了什么。读者拿在手里，脑子必须跟着转起来：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这本《史笔的方向变了》要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一百年，历史学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它的面貌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我们今天打开任何一本历史书之前，最好先知道这一点。

接下来这一章，先给你介绍这本书的"导游"——一位跨大西洋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他用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小书，把整个二十世纪史学方法论的变迁梳理成了一份导览。然后我会告诉你这本书的路线图：它会带你穿过哪些车站，每个车站又会停靠一个具体的方法论事件。我会用一个真实的案例开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百年间是如何被反复推翻重建的。最后我会说明这本《史笔的方向变了》的读法：你可以从头读，也可以跳着读。

读完这一章，你手上会拿到一份"史学百年变局"的简明地图，外加一个看待任何历史书的新视角。下次你再翻开一本历史著作，你不再只是被故事吸引，而是会开始问——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他用了什么史料？他相信什么样的历史观？

一本书的导游：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先认识一个人。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年生于汉堡。父亲是面包师，母亲在他十几岁时因癌症去世。1938年，纳粹的迫害开始降临到犹太家庭头上，伊格尔斯一家迁往美国。他在路易斯维尔上了大学，二战期间曾短暂入伍，战后去芝加哥大学读历史学博士，导师是研究文艺复兴的著名史学家汉斯·巴隆（Hans Baron）。拿到学位后，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了一辈子书。

这个简历有什么特别？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德裔美国人。一个在汉堡出生、十二岁去美国、但一生都用德语和英语双语写作的人。这个身份给了他一个独特的本事：他既懂德国古典史学的底子，也懂英美社会科学的方法；他既能把德国传统"内在化"，也能跳出这个传统去批评它。从这个双重视角出发，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写了好几本书，《二十世纪的史学》（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最有影响的一本，出版于1997年，篇幅不大，但读完之后你脑子里会有一张地图。

伊格尔斯这本书的中文译本201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译名《二十世纪的史学》。它和我们手里这本《史笔的方向变了》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站在它肩膀上走的。伊格尔斯做了三十年苦功，把德语史学从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一路讲到二十世纪末的后现代转向，把法语年鉴学派的兴衰讲了，把英语世界社会科学化史学的来龙去脉讲了，把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也讲了。这本《史笔的方向变了》做的事情，是把这些内容用更通俗的方式重新讲一遍，加入更多具体的案例、更多的场景描写、更多对当下读者的提醒。你不需要读过任何一本专业史学史，也能跟着读下去；你读完之后，再去翻伊格尔斯原书，会觉得亲切很多。

伊格尔斯本人已于2017年去世。在他的人生最后几年，他一直关注中国史学的变化，希望看到中国学界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对话。我们这本书，多多少少也是这个对话的一部分。

一百年史学，三个主旋律

二十世纪的史学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剥掉外壳，里面有三条主线贯穿始终。第一条叫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第二条叫跨学科化（interdisciplinarity），第三条叫批判化（critical turn）。

专业化讲的是历史学怎么从"人人都能写"变成"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写"。十九世纪初，写作历史还主要是业余爱好，国王、主教、律师、退职军官都可以写历史。大学的史学讲座开始建立之后，情形慢慢变了。到二十世纪初，德国大学已经把史学变成一门严格训练的学科：要当历史教授，先得读七八年书，再写一本专著博士论文，再熬十几年等教职。中国的情况晚一点但相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大学历史系毕业才被认为是"正经"训练过的史学家。

专业化带来了好处。历史学有了职业标准，史料使用有规范，引用要注明，论证要站得住。业余时代的胡说八道大量减少了。但专业化也带来了问题。它把史学变成了一座高墙里的专业，外面的普通人看不到里面在干什么，里面的人也渐渐忘记历史学最终是要给别人读的。更麻烦的是，专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实证主义"信仰：以为只要老老实实堆史料，历史的真相就会自己浮出来。这种信仰，把史学变成了一种笨拙的科学。

跨学科化是二十世纪史学的第二次大浪潮。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叫"年鉴学派"的运动，创办人是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克（Marc Bloch）。他们主张历史学不能只读文献，还要借其他学科的工具：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布洛克写《封建社会》，不光读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典，还读地形、气候、考古、方言。布洛克研究法国国王的"奇迹触摸"治病传说，不是为了证明国王有没有这个本事，而是为了搞清楚一个社会的集体心理如何运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的第二代、第三代陆续登场，把史学和相邻学科的结合推到极致——人口史、心态史、环境史、性别史等等。

英美世界的跨学科化和法国略有不同路径。它主要借的是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涌入大量受过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训练的人，他们把计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带进历史学。一个研究十九世纪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历史学家，可以像经济学家一样做回归分析；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派别的人，可以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画出各派别之间的结构。这种史学被称为"社会科学化史学"（social science history）。

跨学科化带来了史学的大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当史学被各种相邻学科轮番借用之后，它的核心领地在哪里？还有什么是历史学必须做而别的学科不做的？这是后来"批判化"浪潮的导火索。

批判化是二十世纪史学最复杂也最容易被误读的一条线。它的核心主张是：史料不是"天然的"，史料是被生产出来的；史料是某个时代某个人因为某个目的而写下的；史料和它所记录的历史之间有距离，这个距离必须被审视。最早把这一点讲清楚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边缘人物布洛赫的老师之一、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弟子、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等，但真正把这种批判推到极致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美国历史哲学家，1973年出版《元史学》（Metahistory）。怀特的核心论点是：历史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历史学家选择怎么编排事件、怎么设置开头和结尾、用什么修辞手法，这些都不是"客观"的，而是受时代和作者偏好的影响。怀特并没有说"历史可以随便编造"，他的真正意思是，"史料"和"叙事"之间存在一道过去被忽略的工序，这道工序需要被反思。这种反思打开了史学的新可能性，也带来了危机——既然叙事都是一种"写作"，那么史学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专业化、跨学科化、批判化，这三条线不是顺次登场，而是交织在二十世纪史学的每一年里。它们有时互相支持，有时互相拆台。弄清这三条线，你就大致有了二十世纪史学史的骨架。

案例开场：法国大革命，百年百种写法

抽象讲三条主线，读者容易走神。让我用一个具体案例把抽象话变成可感的画面。

1789年7月14日，巴黎。一群武装市民冲进巴士底狱，释放了几名囚犯，杀死了守卫，缴获了一些火药。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两百年里，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反复回到这一天，回到之后那一连串的事件，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这场革命到底是什么？

十九世纪上半叶，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给出了第一个有影响力的答案。在米什莱笔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人民对抗暴政的壮丽史诗。1789年7月14日是这一天，勇敢的市民拿起了武器，他们的鲜血换来了自由。米什莱的写作深受浪漫主义影响，文字华丽，带感情，他笔下的革命像一首颂歌，开篇就给一群英雄命名。米什莱的史学是文学的，但不是虚构的——他依据了大量档案和回忆录，但他选择写什么、怎么写，已经带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立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兰克学派的法国继承者、史学家奥拉尔（Alphonse Aulard）给出了另一个版本。奥拉尔是巴黎索邦大学历史教授，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官方史学的代言人。在他的笔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理性的胜利，是启蒙运动思想的实现，是公民意识对抗封建特权的进步过程。奥拉尔的版本冷静、客观（至少表面上），档案详尽，引文精确。奥拉尔的写作已经受了专业化训练，他的革命没有米什莱式的浪漫，但有清晰的因果链条：启蒙运动 → 旧制度的危机 → 三级会议 → 巴士底狱 → 共和国。

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重要的新版本登场。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法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给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在索布尔笔下，1789年不是抽象的"理性"与"特权"的对决，而是城市资产阶级、乡村贫农、城市工人三种社会力量之间真实的阶级斗争。巴士底狱的行动背后，是巴黎底层民众的愤怒和自发组织。索布尔的写作吸纳了大量社会经济史料，他让"人民群众"回到历史舞台中心。

二十世纪下半叶，新的版本再次翻转。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勒费弗尔（François Furet）的法国历史学家，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写了《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对索布尔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派发起批判。勒费弗尔的革命史观有一个著名命题："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他的意思是，革命的集体激情和意识形态动员已经耗尽，那个把革命当作解放叙事的传统已经走不下去了。勒费弗尔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他让革命研究从阶级斗争回到"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层面，重新讨论革命话语本身的运作方式。

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新的版本继续登场。一些文化史家研究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节日"——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革命历法、人民节日——发现革命不只是政治事件，也是一种仪式和象征的发明。另一些女性主义史家发现，米什莱、奥拉尔、索布尔、勒费弗尔的革命叙事中，"妇女"是缺席的；1793年10月，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要求国王回到巴黎，这是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常常被一句"妇女受男人煽动"打发掉。

同一个1789年7月14日，至少已经有五六种版本。每一种版本都不纯粹是"史料堆出来的"。每一个作者都带着自己的时代政治、自己的史学训练、自己选择使用的工具，写下了那个版本的革命。这就是二十世纪史学方法论转向的全部戏剧性。读历史书的人，不能不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让你看清这五条线索的内在关系，我画了一张简化的时间图。

```mermaid flowchart LR A[米什莱<br/>浪漫主义史学] --> B[奥拉尔<br/>专业化实证史学] B --> C[索布尔<br/>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 C --> D[勒费弗尔<br/>政治文化批判史学] D --> E[索基耶等<br/>文化史转向] style A fill:#fff style B fill:#fff style C fill:#fff style D fill:#fff style E fill:#fff ```

读这张图要小心：箭头不是简单的"后来者推翻前者"，而是"后来者站在前者肩上"。米什莱的浪漫方法后来成了职业史学家反感的对象，但米什莱那种"让历史活起来"的目标从未消失，而是换了形式继续存在。奥拉尔的档案专业训练被马克思学派和社会史学借用，并被量化。勒费弗尔的批判反过来又被后辈从新的角度继续批判。每一次"翻转"都不是返回出发点，而是在更高一层的螺旋。

这本书的路线图：每章停靠一个方法论事件

这本书按史学方法论的主要流派和事件分章，每一章都会停靠一个具体的史学转折场景。

第一章是导览（即你现在读的这一章），负责整张地图。第二章去十九世纪中叶的柏林，拜访被尊为"科学史学"开山祖师的兰克，看看他是怎样把历史从文学改造成一门专业学科的。第三章去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看米什莱和泰纳（Hippolyte Taine）等人的浪漫史学怎么为职业化让路。第四章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斯特拉斯堡，看费弗尔和布洛克在那里创办《年鉴》杂志，年鉴学派第一声炮响如何改变法国史学的面貌。第五章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时，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和费弗尔的传记作品怎么把史学变成研究"集体心态"的方法。第六章去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的美国，看计量方法和"社会科学化史学"如何在各大学历史系推开。第七章去1960年代末的法国，看第二代年鉴学家（以勒费弗尔、杜比 [Georges Duby] 等人为代表）如何让"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成为时尚，再看它如何在1980年代被批判。第八章去1970年代的英国，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E.P. Thompson）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社会史和"文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开出新花。第九章去1979年伦敦，看《年鉴》杂志主编之一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另一主编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怎样在1970年代末的论战中让"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走向极限，又怎样在1980年代招来反弹。第十章去1973年的美国康奈尔，看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发表《元史学》，后现代转向如何开始动摇职业史学家对"史料"和"叙事"的基本假设。第十一章去1980年代的法国和英语世界，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如何被历史学家借用，又如何引来批评。第十二章去1989年以后的"新文化史"运动，看林·亨特（Lynn Hunt）等美国学者怎么把文化史变成一块新大陆。第十三章去1990年代以后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浪潮，看史学如何从国别史框架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更广的世界。第十四章去数字时代，看"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和"大数据历史"如何冲击传统的史料观和叙事方式。第十五章是总结，回到当下的读者：在一个史学方法论多元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读一本历史书。

读者朋友请注意：以上路线不必按顺序走。你可以从你最感兴趣的人物入手——如果你对马克思史学感兴趣，可以从第六章、第八章连带读；如果你对后现代转向感兴趣，可以从第十章、第十一章连带读。本书的每一章都设计成可以独立阅读的模块，章节之间通过标注相互引用衔接，整本读完是一个完整的史学百年史，挑感兴趣的章节读也照样能获得一个清晰的局部画面。

为什么普通读者也要关心史学方法论

可能有人会问：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圈子里的话题，一个不写历史书的普通读者，为什么要操心这些？

这里有一个朴素的答案：你读的任何一本历史书，无论写得多么通俗，它都受着某种方法论的塑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不再只是被故事牵着走，而是可以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读者。

举一个具体场景。假设你在书架上看到一本新出的某朝皇帝传记，写得生动，引用了大量宫廷档案，结尾说"这位皇帝由于性格上的懦弱导致了王朝的衰落"。如果你不知道史学方法论，你可能就接受了这个判断。但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方法论，你会问：这个"性格"是史料上有的，还是作者自己加的？如果是作者加的，作者为什么选择把王朝衰落归因于个人性格，而不是经济结构、官僚体制、人口压力？这种归因方式背后，是不是有一种陈旧的史学传统在作祟？

再举一个场景。你看到一本写法国大革命的书，封面上画着举旗冲锋的市民，书名里就有"革命"两个字。打开翻了翻，它花了大量篇幅讨论革命者使用的政治语汇、"自由"和"平等"这两个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然后才花较少篇幅讲具体事件。如果你不了解方法论，你可能会觉得"啰嗦"。但懂得一点方法论之后，你会意识到：政治语汇是政治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革命者用什么词来思考自己，往往决定他们采取什么行动。这本看似"绕"的书，可能比另一本按时间顺序讲故事的书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方法论的最大用处，其实是教会你读书时的警惕感。同一个事件，可以被写出一百种样子——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读历史书的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学会区分：哪些版本有更厚的史料基础？哪些版本在论证时偷换了概念？哪些版本的政治立场浓到让你无法信服？这三个问题，一个掌握了一定方法论的读者都能问得出来；一个没掌握方法论的读者，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也可能问不出来。

不要小看这个本事。在今天这个时代，新闻、社论、历史普及读物、自媒体长文、学术专著，都在争夺你对历史的解释权。你的判断力，决定你听到的声音是被你吸收了，还是被你审慎地评估过了。

下一站预告：柏林，兰克的那支笔

读完这一章，你应该已经在脑子里架起了一张大致的地图：二十世纪史学有三个主旋律——专业化、跨学科化、批判化；同一个法国大革命，已经有五六种不同的写法；这本《史笔的方向变了》的每一章会停靠一个具体的方法论事件；这些事件按时间线连起来就是一份史学百年变局的指南。

下一站我们要去十九世纪中叶的柏林。一百多年前，柏林大学有一间安静的研讨室，里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教授，名叫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这位教授写了一本拉丁文小书，叫《拉丁和条顿民族史》（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und teutschen Völker），书的序言里有一句日后被反复引用的话："历史学要说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这句序言日后将被奉为现代史学的"独立宣言"。但它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是要如实记录过去，还是要给史学立下比文学更高的标准？兰克之后的一百年，所有重要的史学流派都将从这句话出发，对它做出回应。

本章小结

史学方法论不是一袋抽象的概念，它是一组具体的写作实践。二十世纪的史学家共同做了三件大事：把历史学变成一门严格训练的专业，让它戴上更多其他学科的眼镜，最后再对"专业"和"方法论"本身提出批判。这三件大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史学的百年变局。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计量史学、英美的社会史、德国的文化史，再加上二十世纪末以后的后现代转向、文化史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