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许仲琳
谁是许仲琳
打开任何一本《封神演义》，扉页上印的作者永远是"许仲琳"。这个名字从中学语文课本到大学文学史，似乎从不需要解释。但只要翻开学术文献，读者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所谓"许仲琳著"的证据，只剩下一行十七世纪刊本上的题署。这行字有多可靠？和"J.K.罗琳"署在《哈利·波特》封面上比，"许仲琳"三个字的证据链短得多，也脆得多。
要谈《封神演义》的作者，必须先承认一个前提：这部书的作者身份，是一个被文学史"贴标签"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被史料"考证"出来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的学术争论，本质上是不同流派在争夺这个标签。鲁迅给了它定调，胡适、顾颉刚、孙楷第等人接力梳理，但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证据链是完整的。
本章要做的，就是把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摊开，让读者自己判断"许仲琳"这三个字到底有几斤几两。
一、鲁迅的"定调"与一双看不见的手
1923年，鲁迅在北京大学讲小说史，讲义后来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明代神魔小说时，他写下一段后人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封神传》明许仲琳撰"。短短几个字，给《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画上了句号。此后的文学史教材，几乎无一例外都把"许仲琳"三个字摆在作者栏，鲁迅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但鲁迅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翻一翻他的注释，可以看到他引用的来源是日本内阁文库藏的明代万历金阊舒载阳刊本。这个本子的扉页上，题有"钟伯敬先生评"和"许仲琳编次"两行字。鲁迅抓住的是后者。
问题是，鲁迅有没有核对过这行字的真实性？答案是没有。他也没必要。在他的时代，《中国小说史略》的立论基础是"白话小说"作为一门文学的合法性建设，作者名字只是标签，重要的是文本本身。鲁迅的真正贡献，是把《封神演义》从"神怪小说"提升到"文学史关注的对象"。至于作者是谁，反倒是次要的。
但后世学者的态度正好相反。他们把鲁迅的"定调"当成了结论，开始为这个结论找证据。鲁迅的"定调"太过结实，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要么为他辩护，要么想驳倒他，没有人能绕过这个标签。
真正的学术突破发生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容肇祖在1928年发表《陆西星与封神演义》，第一次系统提出陆西星说。胡适在给《醒世姻缘传》作考证时，曾顺手提及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的承袭关系。孙楷第在1930年代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开始有意识地爬梳版本谱系。
但这些声音始终没有压过鲁迅的"定调"。直到1980年代以后，陆西星说才逐渐获得更多支持，尤其在道教文学研究领域，学者发现《封神演义》的神仙谱系、术语使用，与陆西星的内丹派著作高度吻合。柳存仁在《和风堂文集》中提出的"陆西星可能性最大"，是这场争论的真正转折点。
但这仍然不是定论。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持续一百年的"作者争论"，至今没有胜负手。
二、三个嫌疑人：许仲琳、陆西星、李云翔
把这三个候选人放在一起比较，能清楚看到这场"作者迷局"的难处。
许仲琳这个名字，唯一的实证来源就是万历金阊舒载阳刊本扉页的那行"许仲琳编次"。这位人物的其他信息几乎为零：籍贯、生平、师承、科举、官职，一概不见于府县志与文人笔记。唯一能找到的"许仲琳"，是乾隆年间编纂的《嵩县志》里提到的一座祭祀建筑的作者，名字是"许仲琳"，但这个许仲琳是明朝洪武年间的木匠，和小说作者完全不在一个时代。
换言之，舒载阳刊本上的"许仲琳"三个字，可能是真名，可能是笔名，可能是书坊主雇用的文人代为署名，也可能完全是书坊主的营销手段。明代书坊刊书，托名、伪托、攀附名人的现象极为常见。"许仲琳"是隆庆、万历年间一个真实存在的姓名组合，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署名就是可靠证据。
陆西星（约1520-约1606）是这场争论中最具学术张力的候选人。他是扬州府兴化县人，出身士族但终身未仕，自称"吕洞宾门下弟子"，是明代中后期内丹东派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著作包括《方壶外史》《楞严经说》《老子玄览》《参同契测疏》等，是研究明代道教思想的核心文献。
陆西星说的核心证据有三：第一，《封神演义》中大量运用内丹术语（如"元神""精气""筑基""温养"），且用法地道，不像外行抄书；第二，《封神演义》对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十二金仙等道教神谱的设定，与陆西星在自己著作中勾勒的体系高度一致；第三，《封神演义》中对殷商王系、地理、风俗的描写，明显带有淮海一带的地方记忆，而陆西星正是淮海人。
但陆西星说也有软肋。陆西星本人是道教徒，《封神演义》中却有大量对道教的戏谑甚至批判（如对通天教主的负面化、对方术之士的嘲讽）。一个虔诚的道教徒，为什么要在小说里把道教的某些传统形象描绘得这么不堪？陆西星的支持者通常会说，这是"借说神魔以讽当世"，是道教徒的内部反思。但这个解释稍显勉强。
李云翔是这场争论中最弱的候选人。他的登场源于清代钟伯敬评本卷首的"李云翔为霖甫"题署。这行字的意思是"由李云翔（字为霖）撰写定稿"。但这个题署出现在清代版本中，是后人追加的可能远大于作者本人标注。此外，李云翔本人的生平信息也极少，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能与小说作者对应的人物。
钟伯敬评本本身也是一个麻烦。钟伯敬（钟惺，1574-1624）是明末竟陵派的创始人，以"幽深孤峭"的文学主张闻名。这样一个文坛领袖，为什么会评点一部当时还被视为"俗书"的《封神演义》？这本身就是个谜。一种解释是，明末时期，小说评点已经从"营销封面"演变为一门独立的文学批评，钟惺的评点本身具有学术价值。但这个解释仍有推测成分。
把三个候选人放在一起，结论很清楚：三个人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一个人有直接的、独立的、可以穿越时空的"硬证据"。换言之，《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不可能最终解决"的问题，所有结论都只能是"最可能"。
三、万历金阊舒载阳刊本：唯一的明代"原本"
要谈《封神演义》的版本，必须先承认一个让人泄气的事实：所谓"明代原本"，我们能找到的只有一个，万历金阊舒载阳刊本。
这个本子藏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现已数字化公开），是中国本土早已失传的版本。它为什么流到日本？明清鼎革之际，大量中国古籍通过贸易渠道流入日本，舒载阳刊本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本子的幸存，对《封神演义》研究来说是巨大的幸运。没有它，我们连一个"明代印刷品"的实物参考都没有。
舒载阳刊本是什么样的？从形制上看，它是分上下两栏的白棉纸本，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封面正中印有"刻全像封神演义"（横向），扉页左侧为"钟伯敬先生评"，下方为"金阊舒载阳梓行"。内文首页有"许仲琳编次"四字。第二卷末有"万历金阊舒载阳刊"字样。
这个刊本的全貌被日本学者多次研究过，包括太田辰夫、矶部彰、上田望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万历原本的全貌已经基本复原。这个本子有几个关键特征：
第一，文字粗糙，偶有错字、未完成段落、未填入的诗作。明代书坊刻书的常态是边销售边修订，舒载阳刊本显然未完成这种修订。
第二，叙事节奏不均匀。某些回目（如第七回"纣王宠妲己"）详尽繁复，某些回目（如第百回"周武王封列国诸臣"）则草草收尾。这种不均匀可能反映了原稿或底稿的状态。
第三，文中大量征引《武王伐纣平话》《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历代神仙通鉴》。这些征引不是"间接影响"，而是"近乎原文复制"。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详细展开。
清代的几种主要版本（四雪草堂本、蔚蓝堂本、钟伯敬评本）基本上都源于万历原本，但做了不同程度的"润色"。四雪草堂本对文字做了较多修订，蔚蓝堂本增加了插图，钟伯敬评本则添加了大量评点。后世通行的"人文社排印本"等，又是在这些清代版本基础上整理的。
换言之，我们今天读到的《封神演义》，距离"明代原本"至少有四道工序的滤镜。每一道工序都意味着文字的二次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严肃的《封神演义》研究必须区分"原本"与"通行本"，因为它们其实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文本。
四、文本考古：哪些回是"原创"，哪些是"层累"
如果说"作者"问题让人泄气，那么"文本构成"问题则让人兴奋。哪怕我们找不到作者是谁，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文本分析，逆推这部小说的"生产过程"。
学术界的共识是，《封神演义》的文本至少由四个层次叠加而成。
第一个层次是武王伐纣平话。这是现存最早的、以"武王伐纣"为题材的完整叙事文本，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新刊，是《封神演义》最直接的"故事骨架"。从第一回"纣王女娲宫进香"到第四十七回"纣王自焚于鹿台"，基本框架都沿着平话走。某些回目（如第七回"贾氏坠楼"、第八回"方弼方相"）甚至在情节段落上与平话一一对应。
第二个层次是道教神谱。以《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万历年间成书，可能比《封神演义》更早或同时）和《历代神仙通鉴》（明代道教类书）为代表的道教文献，为《封神演义》提供了庞大的"神鬼档案"。姜子牙、哪吒、杨戬、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这些人物的设定，几乎都能从道教典籍中找到对应。
第三个层次是民间宝卷与戏曲。哪吒闹海的故事在《封神演义》之前已有独立的宝卷和戏曲；杨戬劈山救母的故事同样有早期形态；黄飞虎"五岳大帝"信仰的背景也在民间早已流传。这些民间素材被《封神演义》"收编"，成为小说的一部分。
第四个层次是原创整合。这是最微妙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层次。《封神演义》不是简单的"汇编"，它做了大量"世界观建设"的工作：把分散的民间故事统一在"封神"这一主题下；把不同的神仙派系整理成"阐教""截教"的对立；把武王伐纣的史实改写为"天命"与"劫数"的叙事框架。
这四个层次的比例如何？学界尚无定论，但有几种估算值得参考。下面这张图给出一个宏观的层次划分：
```mermaid flowchart TD A["封神演义 100回"] --> B["平话骨架层<br/>约20回"] A --> C["道教神谱层<br/>约30回"] A --> D["民间宝卷戏曲层<br/>约15回"] A --> E["原创整合层<br/>约35回"] B --> B1["武王伐纣平话"] B --> B2["春秋列国志传"] C --> C1["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C --> C2["历代神仙通鉴"] D --> D1["哪吒宝卷"] D --> D2["杨戬故事"] D --> D3["戏曲改编素材"] ```
来自武王伐纣平话的"骨架"成分，约占总回数的20%，即大约20回可以直接追溯到平话的具体段落。它们主要是前40回和最后10回。
来自道教神谱的成分，分布最广，几乎贯穿全书。但如果单算"几乎原文挪用"的部分，大约30回有明显痕迹，主要集中在40回至80回（神仙斗法部分）。
来自民间宝卷与戏曲的成分，约15回，主要集中在哪吒、杨戬、土行孙、邓婵玉等"小英雄"身上。
剩下的35回左右，属于"原创整合"。它们依托于前三层素材，但具体的叙事、对话、诗词是作者（或作者群）自己写的。
传统上主张"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学者（许时周、张政烺等）认为，《封神演义》不是一个天才作家的独立创作，而是一个长期的、多人参与的"累积过程"。武王伐纣平话提供了骨架，道教典籍提供了血肉，民间宝卷提供了细胞，而最终的"整合"工作由某个或某几个明代文人完成。
这种"累积型集体创作"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一个"作者"。因为这部小说的"作者"本来就是分散的、长期的、跨时代的。
五、案例：第八回"方弼方相反朝歌"的文本手术
抽象的比例分析容易让人迷失。下面用一个具体案例，让读者直观看到"层累"是怎么发生的。
第八回《方弼方相反朝歌》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纣王被妲己蛊惑，要杀武成王黄飞虎的两个儿子（黄天化、黄天禄）。镇殿将军方弼、方相两兄弟路见不平，愤而反出朝歌，路上又救出黄家兄弟，一同投奔西岐。
这个故事在《武王伐纣平话》中有一个极简版本。原文大意为：
> "纣王信妲己，诛斩无辜。镇殿将军方弼、方相，闻之不忍视，谓弟兄曰：'吾等身居宿卫，食君之禄，然君信谗而害忠良，社稷不久矣。'遂反叛出都，渡黄河，至孟津，遇黄飞虎，共议入西岐。"
这是不到一百字的"情节摘要"，连人物对话都很少。
到了《封神演义》第八回，这个情节被扩展为大约四千字的小说段落。扩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新增方弼方相的身世背景。二人原是梅山人氏，出身贫寒，本领高强，青年时曾游学访道。他们被纣王赏识，提拔为镇殿将军。这段身世背景，平话完全没有。
第二，新增黄飞虎的家庭背景。黄飞虎是"武成王"，他的妻子贾氏（第七回新设的人物）、儿子黄天化（已赴九仙山修道）、黄天禄（留在家中）各有故事。这个家庭背景，为黄飞虎后来"反出朝歌"埋下伏笔。
第三，新增了大量"过场戏"。包括方弼方相在朝歌街道上的遭遇、宫中侍卫的追捕、孟津渡口的对话、西岐城外的迎接等。这些场景在平话中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完全省略。
第四，新增了"道德论证"。小说不断让方弼方相反思"君臣大义""仁义之行"，为他们的反叛行为提供儒家的合法性论证。这是典型的"明代文人的道德话语"，平话中没有这种语调。
第五，新增了诗、词、赞赋。第八回中至少有四首诗词，其中"方弼方相"二人出场的"形容诗"是典型的"绣像小说"风格。这些诗词几乎可以肯定是原创。
如果把这一回拆开来看"哪些是层累、哪些是原创"，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图景：
```mermaid flowchart TD A["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br/>约4000字"] --> B["平话骨架<br/>约200字"] A --> C["黄飞虎家庭背景<br/>约600字"] A --> D["方弼方相身世<br/>约800字"] A --> E["道德论证<br/>约1000字"] A --> F["过场戏<br/>约800字"] A --> G["诗词赞赋<br/>约600字"] ```
这就是"层累"在具体回目中的呈现方式。请注意，这几种写法不是"并列"，而是"叠加"。黄飞虎家庭背景作为伏笔，方弼方相身世作为人物投射，道德论证作为话语重写，过场戏作为场景填充，它们层层叠加，最终生成了读者眼前的"完整一回"。
如果承认了"层累"，那么"作者"这个概念就必须重新定义。是在平话上做"道德论证"和"诗词赞赋"的那个人吗？是把"黄家背景"嫁接进来的那个人吗？是把"民间身世"嵌入方弼方相身世背景中的那个人吗？
这些"动作"可能由不同的人完成，可能跨越几十年，可能根本就是无意识的文学传统的累积。把"作者"这样一个整体性概念，套在这种"层累型"文本上，本身就是范畴误用。
六、当作者成了谜，我们还剩下什么
讲到这里，"谁是许仲琳"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部分答案：许仲琳是这场争论中证据最弱的候选人之一，但他仍然是最被广泛接受的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文学史对《封神演义》的偏见（"二流小说""文化拼贴""思想庸俗"），其实与"作者模糊"现象相关联。一个没有确定作者的小说，在文学史评价中天然地处于劣势。我们对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的作品，允许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的多种解读；但对一个"无名氏"作品，我们往往会用更严苛的标准。
这种偏见从清代就开始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不收录《封神演义》，给出的理由是"荒诞不经，徒乱视听"。这种"高级"与"低级"的二分法，在二十世纪被鲁迅、胡适等人重新调整，但他们仍然把《封神演义》放在"神魔小说"这一类目中，与"人情小说""历史小说"区分开来。
《封神演义》是不是"二流"？这不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但要问这个问题，必须先把"作者"这个前提问题解构掉。因为如果作者不明确，"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他的"风格就都是悬置的语法。我们唯一能谈的，是"这部小说"作为一种"层累型文本"的存在。
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仍然在扉页上印着"许仲琳"。这个标签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它在教学上方便，在销售上有用，在读者的认知中有一种"幻觉的完整感"。但严谨的学术读者必须知道，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一种"层累"。它和《封神演义》文本本身的层累性质是同构的。
我们会在下一章继续追问：当作者都成了谜，我们究竟在读《封神演义》的什么？是某个明代文人的"作品"，还是一个跨越数百年的"文学工程"？
本章小结
"许仲琳编次"五个字，是《封神演义》作者问题的全部起点。这个起点本身就是脆弱的：它来自一个十七世纪的明代书坊刊本，没有其他佐证。鲁迅的"定调"给它披上了权威外衣，但鲁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标签会有多深远。
许仲琳、陆西星、李云翔，三个候选人，三套证据，三种解读，但没有任何一套能给出"接近唯一"的答案。这是《封神演义》作者问题的真实状态：不是"尚未解决"，而是"不可能解决"。
比"作者"问题更重要的，是"文本构成"问题。一百回《封神演义》至少由四个层次叠加：武王伐纣平话提供的骨架（约20回）、道教神谱提供的血肉（分布最广）、民间宝卷提供的细胞（约15回）、原创整合（其余部分）。第八回"方弼方相反朝歌"的文本扩张，从不到两百字的平话节录到四千字的小说段落，是这种"层累"的微观样本。
作者问题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答案，而在于它暴露出文学史本身的"层累"性质。我们对《封神演义》的所有评价，都建立在一个"许仲琳"这样的标签上，而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一个未经考证的便签。
下一章我们要问：当作者都成了谜，我们还能如何谈论这部小说？换一种说法：当我们不再问"谁写的"，而是问"它怎么生成的"，我们对《封神演义》的理解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