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复兴
第 1 章 孟学复兴
一、为何今日仍须重读《孟子》
任何严肃的思想史研究,在动笔之前都必须先回答一个看似琐屑却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在当下的知识语境中,究竟还能说什么新话?对于《孟子》而言,这个问题尤为尖锐。这部书在过去两千年里被反复注疏、诠释、质疑与重塑,从未真正退出过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场域。也正因如此,围绕它所积累的解释传统,既是一份丰厚的学术资源,也是一道难以穿透的诠释屏障。今天想要重新处理《孟子》,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我们当下所讨论的文本,究竟处于何种经典位置?这种位置又是由哪些历史力量塑造而成的?
《孟子》值得在二十一世纪继续讨论,并非仅因为它是所谓"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不可回避,来自两个相互交叠的层面。从哲学问题层面看,《孟子》中的若干核心议题,尤其是性善论、仁政与民本,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心性基础。理解这些议题的内在结构,有助于澄清当代中国政治伦理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权威与民意的张力究竟如何调和?道德理想与制度安排之间的鸿沟如何弥补?个人德性与公共秩序之间的衔接如何可能?这些不是单纯的"古为今用"式的套话,而是《孟子》文本本身所蕴含的哲学张力。从学术史层面看,《孟子》的每一次升格与重新诠释,都伴随着具体的政治文化危机。把握这条诠释脉络,本身就是理解中国古代知识与权力互动关系的一条重要线索。
本书聚焦于三个核心议题:孟子的性善论、仁政学说与民本思想。三者在孟子的整体思想结构中相互支撑。性善论提供了仁政的可能性条件,仁政将性善的内在德性外化为政治制度安排,民本思想则为性善与仁政奠立了"民"这一政治本位的概念基础。围绕这条主线,本书将依次处理若干具体问题:性善论在先秦人性论的整体格局中处于何种位置?仁政在战国中期的列国竞争中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民本思想如何在后世被误读为某种"民主"概念的替代品?这些问题的回答,要求研究者首先回到《孟子》的文本本身,同时关注历代注疏与当代诠释的方法论分歧,并对自身的诠释立场保持警觉。
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处理一个前置任务:《孟子》在历史中究竟经历了怎样一条由"子"到"经"的升格之路?这一升格并非凭空发生,而是与具体的学术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学者讨论《孟子》时所立足的不同诠释传统。
二、由子入经:《孟子》经典化进程中的学术与政治
《孟子》在历史中的位置变迁,是中国经典化进程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一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汉唐时期与诸子并列的"子书"身份,宋代以降的入经运动,以及晚清至近代的哲学化转译。每一个阶段背后,都有具体的学术与政治逻辑在起作用。
汉唐时期,《孟子》的文献身份相对模糊。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孟子》被归入"诸子略"的"儒家类",与《论语》、《孝经》等并置。这并不意味着《孟子》在当时毫无影响,而是说它的经典地位尚未被官方的学术体制正式确立。赵岐的《孟子章句》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注本,成书于东汉末年。这部书为孟学的文本流传提供了基本骨架,七篇之内的章节划分至今仍被沿用。然而赵岐的注本并未赋予《孟子》独立于子学的特殊位置。唐代韩愈在《原道》、《师说》等文章中大力表彰孟子,提出"道统"概念,把孟子定位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者。但直到此时,在官方的经学体制中,《孟子》仍然只是子书之一。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五代十国至北宋。后蜀主孟昶在刻石经时,首次将《孟子》与《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并刻,合称"十一经"。这一举措的政治意涵耐人寻味:孟昶本人姓孟,选择将《孟子》纳入经典行列,难说完全没有私心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时代背景是,自中唐以来,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和道统论的广泛流传,孟子作为儒家"亚圣"的身份在士大夫群体中已经被普遍接受。北宋孙奭等人校订《孟子》时所作的疏注,进一步为《孟子》进入科举体制奠定了文本基础。这是《孟子》从"子"升格为"经"的关键一步。
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是这一升格进程中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并以《孟子集注》作为官方科举经义的解读标准。这一处理不仅改变了《孟子》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一种以心性论为核心的诠释范式。在朱熹看来,《孟子》并非单纯的政论文本,而是儒家关于"心"、"性"、"理"、"气"的核心讨论场所,《告子》、《尽心》诸篇所讨论的人性问题,与《大学》、《中庸》所讲的"格物致知"、"中和"等议题具有同等的理论深度。这一诠释范式延续了数百年,直至清末仍是士子研习《孟子》的主导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获得"经"的身份之后,还曾面临过被"逐出"经学的威胁。明朝洪武年间,曾短暂发生"孟子罢祀"事件。起因是朱元璋读到《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议论,认为有悖于君主专制。钱唐等大臣力谏之下,这一禁令最终撤销,但事件本身就足以说明:一部经典的命运,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并不完全取决于文本本身,更取决于权力人物的判断。到了晚清,这一经典化的逻辑再次以新的形式出现。
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是传统经学时代对《孟子》进行总结性注疏的代表作。焦循以训诂学的方法,广泛征引汉唐以来的注解,对《孟子》进行了相当彻底的语义重建。他的工作既是传统经学方法的延续,也为后来的学术转型提供了文本基础。戴震稍后所作的《孟子字义疏证》,从另一个立场出发对朱熹的心性论诠释提出了系统质疑,虽然其核心关切是"理"与"欲"的关系问题,但其所采用的"以经典还经典"的方法论对后世启发甚大。
清末民初,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激烈质疑传统经典体系的可信度,其矛头主要指向古文经学。但康有为同时也高度评价《孟子》,将其视为支持孔子改制理论的儒家代表。这一处理背后,折射的是晚清士人在面对西方冲击时,试图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应对资源的努力。从子到经,从经到哲学文本,《孟子》在不同时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的更替,既是学术内部演化的结果,也与具体的政治文化事件紧密相关。
三、哲学翻译:新儒家与西方哲学的对接
进入二十世纪,《孟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诠释挑战。从外部看,西方哲学的引入迫使每一位中国学者重新思考传统文本的形态与功能。从内部看,传统经学的诠释范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学术训练的要求。在这一双重压力下,新儒家学者进行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哲学翻译"工作。
马一浮(1883-1967)是这一进程中的先驱之一。他通过对"六艺"概念的重新阐释,试图把《孟子》纳入一个更为整全的儒学体系。在马一浮看来,《孟子》讨论的"心"不是孤立的心理实体,而是"仁心"或"道心"的具体展现场域。这一立场为后续的心性论讨论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框架,也避免了把《孟子》简单还原为西方意义上的"道德心理学"。
熊十力(1885-1968)的《新唯识论》虽以佛学为出发点,但其中关于"心体"的讨论深受《孟子》影响。他主张"心体"既是认知主体,也是宇宙本体。这一立场明显带有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思想的痕迹,熊十力本人也多次明示其心体论的儒家渊源。熊十力的工作,为《孟子》的心性论进入现代哲学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本体论根基。
牟宗三(1909-1995)是新儒家第二代中系统讨论《孟子》与西方哲学关系的关键人物。他最具影响力的工作是将康德哲学与孟子心性论进行对比。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等著作中,牟宗三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基于"认知心"的立场,断言人类无法形成关于"物自身"的智的直觉;而孟子所讲的"本心"或"良知",则具有康德未曾识别的"智的直觉"。在他看来,正是通过这种能力,人才能够把握"物自身"而非仅仅把握现象,而这也正是儒家哲学对世界哲学的独特贡献。
牟宗三的诠释策略引发了大量争议。赞同者认为他成功地把孟子哲学置于世界哲学的对话场域,反对者则认为他过度比附康德,反而模糊了孟子思想的本然意涵。这场争论本身就是新儒家诠释史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哲西哲"对话中不可回避的张力。
唐君毅(1909-1978)的工作与牟宗三有别。他更注重从思想史的整体格局出发,把《孟子》置于"心通九境"的层级结构之中加以定位。在唐君毅的体系中,孟子代表的是道德主体的自我挺立,这种挺立既是内在的德性觉醒,也通向超越的天道。这一框架吸收了柏拉图关于"善的理念"的部分洞见,但更强调孟子心学中"反身而诚"、《尚书》所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实践品格。
徐复观(1903-1982)从艺术与文化批判的角度切入,提出了"心的文化"这一富有特色的论断。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或"哲学",而是一种以"心"为枢纽的德性文化。这一文化在《孟子》中得到了集中展现,因为《孟子》不仅讨论道德哲学,更描绘了一种以"心"的觉醒为基础的整体生活方式。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对"匠"与"士"两类心灵类型的对比,正是孟子"大体"、"小体"之分(《孟子·告子上》)的现代延伸。
总体上看,新儒家学者的工作有其显著的方法论特征。他们倾向于把《孟子》的核心概念与西方哲学概念进行对应性的比较,通过这种"哲学翻译"使孟子思想获得现代学术的形态。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扩大了《孟子》的理论对话空间,代价则可能是在比附过程中失掉孟子思想的某些本然意涵。正因如此,后续学者的多元化诠释才有了现实的必要性。
四、当代诠释的分流与方法论立场
二十世纪后半叶,《孟子》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经学注疏传统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不同学科训练与问题意识的多元化诠释路径。这种分流,在劳思光、刘述先、刘笑敢、黄克剑等当代学者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清晰。
劳思光(1927-2012)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是当代中国哲学史写作的范本之一。他把《孟子》定位为儒家心性论的奠基性文本,详细讨论了"本心"、"良知"、"四端"等概念的内在结构。劳思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方法论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必须服务于揭示哲学问题的内在逻辑,而不仅仅是复述古人的见解。这一立场使得他对《孟子》的处理具有更强的哲学论辩性,而非简单的史料编纂。劳思光对心性论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过渡环节的细致剖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
刘述先(1934-2016)的工作带有更明显的"全球伦理"关怀。他试图从《孟子》的心性论中提炼出可供世界哲学共享的伦理资源。在他看来,孟子"四端"的概念可以为当代人权伦理提供一个儒家版本的理论支持,这一立场与二十世纪后期海外汉学家试图使中国哲学进入世界哲学对话的努力相一致。
刘笑敢(1947-)的方法论立场与上述学者有较大差别。他长期关注《老子》文本的演变问题,在《老子古今》中提出了"文本的客观性与诠释的主观性"之间区分的纲领。这一方法论原则同样适用于《孟子》研究。他认为,任何对古典文本的诠释都必须以原始章节的语义结构为基础,同时承认不同诠释视角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反向诠释"的概念,试图揭示经典在不同时代被接受、被改造的多种可能路径。
黄克剑(1949-)的工作则带有更明显的批判性立场。他对当代新儒家的若干基本预设提出了严厉质疑,认为心性论诠释框架在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时存在解释力的局限。在黄克剑看来,《孟子》中关于仁政与民本的具体论述,比心性论的形而上维度更值得深入挖掘。这一立场看似回归传统政论,实则带有强烈的当代关怀。
这四位学者的差异并非琐屑的学术分歧,而是反映了对《孟子》整体定位的不同理解。有的侧重于心性论的哲学建构,有的侧重于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有的侧重于文本的语义重建,有的侧重于对前人诠释的反思与批判。面对这种多元格局,当代研究者必须自觉地选择自己的方法论起点。
基于对上述诠释传统的反思,本书确立三条贯穿始终的研究方法论原则。
文本优先 是本书首要的方法论要求。这一原则要求,所有义理推演都必须首先回到《孟子》原始章节的句法脉络之中。这意味着,讨论孟子的"性善论"之前,必须先弄清《孟子》中"性"字的具体用法及其语境差异;讨论"仁政"之前,必须先弄清《孟子》中"仁"与"政"的实际所指及其关联。这一原则看似朴素,执行起来却极为困难,因为它要求研究者暂时悬置后世注疏的预设,直面文本本身。
语境重塑 是本书第二条方法论原则。它要求把孟子置于战国中期的百家争鸣与列国竞争格局中加以定位。脱离了战国语境,孟子的"仁政"主张很容易被误读为某种抽象的道德理想;而一旦回到具体语境,我们就会看到,孟子所针对的是兼并战争、礼坏乐崩、纵横家盛行等具体的历史情势。脱离了这一语境,性善论、仁政与民本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难以被准确把握。
问题导向 是第三条方法论原则。它要求每一个概念的讨论都需追问其哲学问题意识,而非仅仅停留在语义层面。例如,"性善论"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描述,而是针对"善从何来"、"善何以可能"等具体哲学问题的回答。问题导向意味着,我们的解释必须能够应对相同问题的另一种竞争性回答,比如告子的"性无善恶论"或荀子的"性恶论"。它要求研究者把《孟子》放回先秦人性论的整体格局之中,在与竞争性立场对话的前提下展开诠释。
这三条原则之间存在内在张力。文本优先要求克制对义理的过度发挥,问题导向则要求充分调动哲学想象力。在具体的章节展开中,本书将根据论题的性质,在三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五、案例:杨墨之辩与孟子出场的思想地形
理解《孟子》在思想史中的位置,需要把它还原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在孟子的活动年代(约前372-前289年),他所面对的最直接的思想对手并非孔子传统的内部竞争者,而是来自儒家外部的杨朱与墨子。"杨墨之辩"是理解孟子出场方式的关键事件。
孟子对杨墨的激烈批判,集中在《孟子·滕文公下》一段:"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整部《孟子》中极为罕见的措辞激烈的论述。在《孟子》一书中,即使对待农家、纵横家等异见,孟子也极少使用"禽兽"这样的字眼。他之所以在这里使用如此激烈的措辞,正透露了儒家在特定历史处境下所感受到的存亡压力。
要准确把握孟子的回应策略,有必要先拆解杨、墨各自的核心立场。第一步,识别杨朱的位置。杨朱(c.前440-前360)的核心主张是"贵己"与"为我"。这一立场可在《列子·杨朱》、《韩非子·显学》等传世文献中找到部分线索,虽其中多有后人的附会,但其基本思想轮廓尚可辨认。杨朱主张保全个人身心的完整性,反对以外在的仁义礼乐作为对生命的羁绊。在当时的兼并战争与礼乐崩坏的背景下,这种立场带有某种避世色彩,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诸侯国中下层士人尤其具感召力。
第二步,识别墨子的位置。墨子(c.前470-前391)的"兼爱"主张与杨朱恰恰相反。他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试图以无差别的爱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墨家的立场直接挑战了儒家基于血缘与等级的爱有差等原则。同时,墨子还提出"非攻"、"节用"、"尚贤"等具体主张,形成了一个在战国时期具有相当规模的实践共同体。孟子在世的年代,墨家势力虽已不及墨子本人鼎盛时期,但仍是儒家必须认真对待的竞争者。
第三步,辨析孟子的回应策略。孟子的回应并非简单的道德批评,而是将其上升到"无父无君"的政治高度。这一表述之所以分量沉重,是因为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无父无君"相当于在本体论层面否定了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把"为我"等同于"无君",把"兼爱"等同于"无父",这一修辞策略实际上是把杨墨的立场嵌入儒家所定义的"禽兽/君子"二元结构之中。
第四步,考察孟子这一论述的功能。"无父无君"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正是孟子反复强调的"仁"与"义"所要维护的核心。孟子用如此激烈的言辞批判杨墨,实际上是在通过反对杨墨,反过来确认了儒家"仁义"概念的边界与核心。在《孟子》其他章节中,孟子反复强调"仁者爱人"、"义者宜也"的儒家传统解释,这正是因为杨墨的"为我"与"兼爱"构成了对儒家"仁义"概念的双向挤压。
第五步,评估其方法论意义。杨墨之辩对理解孟子的整体思想结构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它告诉我们,孟子的性善论、仁政学说、民本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哲学命题,而是针对具体思想对手的回应性建构。脱离了这一历史语境,这些概念就失去了它们原本的问题意识。这种解读方式也对当代研究者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要求:任何对《孟子》核心概念的讨论,都不能停留在后世的注疏传统之中,而必须回到战国中期的具体思想地形之中,考察孟子在与不同思想对手的对话中所形成的独特位置。
本书后续章节将进一步展开这一思路。第二章将先勾勒先秦诸子关于"性"的整体论战,从告子、荀子、庄子等人的相关论述出发,确立孟子出场时的整个哲学地形。这是进入孟子性善论讨论的必要前置工作。
六、脉络图:经典化进程与诠释路径
为便于把握上述讨论所涉及的历史脉络,以下用图表展示《孟子》经典化进程的关键节点与历代诠释路径的分支关系。
```mermaid flowchart TD A[战国中期 孟子与杨墨辩] --> B[西汉 孟子单独流传] B --> C[东汉 赵岐 孟子章句] C --> D[唐代 韩愈 推尊孟子] D --> E[后蜀 孟昶 入十一经] E --> F[南宋 朱熹 集注入四书] F --> G[元代 科举定本] G --> H[清 焦循 孟子正义] G --> I[晚清 升格运动] G --> J[近代 新儒家 哲学化] J --> K1[马一浮 六艺统摄] J --> K2[熊十力 心体论] J --> K3[牟宗三 智的直觉] J --> K4[唐君毅 心通九境] J --> K5[徐复观 心的文化] K1 --> L[当代 分流] K2 --> L K3 --> L K4 --> L K5 --> L L --> M1[劳思光 方法论] L --> M2[刘述先 全球伦理] L --> M3[刘笑敢 文本重建] L --> M4[黄克剑 批判立场] ```
这一图表粗略地呈现了三条同时展开的脉络:从战国到清末的"经典化直线",从晚清到近代的"哲学化转向",以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当代分流"。任何研究者在进入《孟子》文本时,所面对的不只是一部先秦文献,而是由上述脉络共同塑造的诠释场域。
本章小结
本章论证了一个看似基础却极易被忽略的论点:当代关于《孟子》的研究,无法绕开其经典化的具体历史进程。从汉唐的"子"类身份,到宋元的经学地位,再到二十世纪的哲学化转译,《孟子》在每一阶段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诠释任务。这些任务的更替,既是学术内部演化的结果,也对应着不同的政治文化诉求与知识格局。
把握这一脉络,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如何阅读《孟子》。如果把《孟子》仅仅当作一部先秦政论文集,我们可能会错失其在心性论层面的深度;如果把它直接等同于康德哲学的儒家版本,我们又可能在比附中失掉其本然意涵。在文本优先、语境重塑、问题导向三条方法论原则的共同约束下,需要一种更克制也更具建构性的阅读方式。
本章以"杨墨之辩"为例,初步展示了孟子出场时的具体思想地形。这种把《孟子》置于具体思想地形中加以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