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异之书的诞生

干宝是东晋初年的史官，大约公元286年前后出生，336年以后去世。他字令升，新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蔡县。根据《晋书·干宝传》记载，干宝起初担任郎中一职，后来被晋元帝司马睿征召，授予著作郎的官职，参与编撰国史。在史学方面，干宝并非无名之辈，他编撰的《晋纪》共二十三卷，连唐太宗都读过并给予高度评价。《晋纪》后来亡佚，但从残存片段来看，它的史学价值在当时是得到承认的。

就是这样一位正统史官，写出了《搜神记》这样一部“谈鬼说神”的书。《晋书》同时记载干宝“好阴阳术数”，撰有《搜神记》三十卷，在自序中他明确说明编撰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史官与术数爱好者、官方史书与志怪小说，这两组看似对立的身份与作品，在干宝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干宝为什么会走上编撰志怪小说这条路？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干宝个人身上找原因，还需要放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理解。干宝生活的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589年隋朝统一，这四个多世纪里战乱几乎从未停止。三国纷争、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北方五胡乱华、晋室南渡、东晋内部的权力斗争，每一场政治动荡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社会崩溃。

这种生存环境的极度不稳定，对时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相对太平的年代，儒家礼教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但当战乱打破了日常秩序，当死亡成为随时可能降临的威胁，人们开始思考一些平时不会去想的问题：人死后会怎样？有没有超越人类的力量在主宰命运？现实世界的苦难有没有超越性的意义？这些追问为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魏晋时期的思想界因此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儒家虽然仍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力已经减弱。玄学清谈成为士族知识分子的风尚，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到魏晋时期开始广泛传播，道教也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为“谈鬼说神”提供了思想背景。

干宝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开始他的志怪写作。他并不孤独——与他同时代或稍前的曹毗、祖台之等人都有志怪作品问世。干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史官身份，以及他试图用史学方法来论证鬼神存在的努力。

“死而复生”的故事在《搜神记》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出自干宝本人的自述，而非后人添加的传说。干宝在自序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这件事成为他相信鬼神存在的关键契机。

故事的主角是干宝父亲的宠妾。在干宝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这位妾室很得宠爱，有时甚至在干宝母亲之上。干宝的父亲去世后，这位妾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当时社会流行活人殉葬的风气，干宝的父亲生前对她格外宠爱，干宝的兄弟们就打算让她殉葬。干宝的母亲当然不同意，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事情过了二十多年，这位妾忽然去世了。

家人打开棺材准备安葬的时候，惊异地发现她的身体完好无损，“视其面，生人色矣”，而且她的身体还是温的。这显然是一件极其罕见的异事。干宝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这成为他后来编撰《搜神记》的直接动因。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它触及了理解《搜神记》的几个关键问题。这个“死而复生”的案例为什么会发生，古人的解释是灵魂曾经离开肉体，现在又回来了。这种解释方式在古代中国很常见——古人相信人由“魂”和“魄”组成，魂主精神，魄主形体，两者分离人就会死，重新结合人就可能复活。这种信仰为各种“死而复生”的故事提供了理论基础。

干宝对这件事的反应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自序中明确说，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他绝对不会相信“死人复生”这种事。但亲眼所见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开始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进而相信鬼神是存在的。这说明干宝的鬼神观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他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用自己亲眼所见来验证传闻的真假。

从史官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很有道理。史官的基本职责是记录事实，对于无法验证的传闻，史官通常持谨慎态度。干宝对鬼神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原本并不相信，但因为亲眼见到了“死人复生”的证据，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从这个角度说，干宝的鬼神观并不是盲目的迷信，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经验的判断。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干宝所见到的“死人复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很可能只是某种假死状态，或者尸体保存得异常完好，而不是真正的死而复生。古人缺乏生理学和医学知识，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灵魂离开又回来是很自然的。但干宝把这个个案当作鬼神存在的决定性证据，这显然是一个逻辑上的跳跃。

从史官的角度来看，干宝的态度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史官在编撰史书时，经常需要处理一些无法验证的传闻。在干宝看来，既然亲眼见到了这样的异事，就不能简单地否认鬼神的存在。这种态度既体现了他作为史官的严谨，也体现了他作为那个时代人的局限。

更重要的是，干宝用“死人复生”的故事来说明编撰《搜神记》的必要性。他在自序中先引用古籍中关于鬼神的记载，然后说“若此之类，皆审所自”。意思是说，像这样的事，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确实会让人怀疑。但干宝见到了，所以他认为鬼神之事并非虚妄，他有责任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

这就是干宝编撰《搜神记》的直接动机。他相信鬼神存在，而且认为这些鬼神之事是值得记录的史实。作为史官，记录事实是他的天职；如果鬼神之事是事实，那么记录鬼神之事同样是史官的职责。干宝正是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开始了他的志怪写作。

当然，干宝的鬼神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深植根于他所处的文化土壤。魏晋时期鬼神信仰在社会上非常普遍，这与战乱、疫病带来的大量死亡有关。当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人们自然会对死后世界产生好奇，鬼神信仰也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干宝的父亲宠妾“死而复生”的故事之所以会在干宝家中发生，说明当时人们对这类事情并不陌生，很可能类似的事情干宝还听说过不少。魏晋时期的社会氛围，为《搜神记》的诞生准备了土壤。

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成熟于唐代，一直沿用到清代。这个体系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下面再分若干类。《搜神记》在四部中的位置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变迁过程，这个变迁本身就折射出古人对这部书性质的认识变化。

《搜神记》在唐代初年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中被列入史部杂传类。杂传是史部的一个子类，收录各种人物传记和相关记录。《搜神记》被归入这一类，主要是因为它记录的人物事迹，虽然这些事迹涉及鬼神。

史部杂传这个分类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在古代目录学中，志怪书最初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史书。古代史官的职责并不限于记录政治事件，还包括记录灾异祥瑞、天文地理、奇闻异事等。鬼神之事虽然不是政治事件，但同样被认为值得记录。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等早期史学著作，其中都有关于鬼神的记载。

到了宋代，《新唐书·艺文志》开始把《搜神记》列入子部小说家类。这个分类一直延续到明清。明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把《搜神记》放在子部小说家类，这个分类反映了古人对《搜神记》性质的重新认识。

子部小说家这个分类的含义需要解释一下。在古代目录学中，“小说家”这个词的意思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不同。《汉书·艺文志》解释“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意思是说记录民间传闻的知识分子。这个定义强调的是信息来源的民间性，而不是内容的虚构性。

更重要的是“子部”这个位置。在四部分类法中，“子部”收录的是诸子百家的著作，代表各家各派的思想和学说。《搜神记》被放在子部而不是史部，说明古人认为它的性质与一般的史书不同。

这个分类变迁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古人对虚构与非虚构、史书与文学之间区别的认识过程。《搜神记》被从史部移到子部，说明人们逐渐认识到它不是“信史”，而是一种带有虚构性质的叙事作品。这个认识过程是缓慢的，但《搜神记》被列入子部小说家这个事实本身，已经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萌芽。

当然，这个分类也有它的局限。在现代文体学中，“小说”的定义强调虚构和叙事，而《搜神记》虽然包含虚构成分，但它在形式上更像是一部故事汇编，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它的故事大多是短篇，独立成篇，缺乏长篇小说的情节连贯性和人物塑造。这种形式特征使它在古代被归入“杂传”或“小说家”，而不是归入“史部”或“集部”。

从文体的角度来说，《搜神记》属于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志怪小说。这种文体有几个显著特征：记录鬼神怪异之事、篇幅短小多为数百字、独立成篇的故事汇编。干宝的《搜神记》是这个文类的代表作，它的编撰体例和叙事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繁荣的时期。《搜神记》并不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志怪作品，也不是最早的志怪作品，但它是最重要的一部。

在《搜神记》之前和同时，已经有多种志怪书问世。西晋武帝时期，博物学家张华编撰了《博物志》，内容包括山川地理、奇鸟异兽、神仙方术等。《搜神记》的编撰可能受到《博物志》的影响。西晋中后期至东晋，又有曹毗、祖台之等人编撰《志怪》，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只有《搜神记》保存得比较完整。

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组织门客编撰了《幽明录》《宣验记》等志怪书。梁代任昉编撰了《述异记》，也是志怪书的一种。这些作品与《搜神记》一起，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完整图景。

《搜神记》之所以在这些作品中脱颖而出，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规模宏大，《搜神记》原书三十卷，四百多条故事，是魏晋志怪书中规模最大的。二是内容丰富，《搜神记》的故事来源广泛，既有古籍记载，也有民间传说，还有作者同时代人的见闻。三是保存完整，《搜神记》虽然原书在唐宋之间亡佚，但明代以来有多种辑本流传，现存版本保存了大部分重要内容。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搜神记》代表了魏晋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搜神记》的成书和版本流传情况比较复杂。《晋书·干宝传》记载他编撰了《搜神记》三十卷，干宝本人在自序中说他搜集了四百多个故事。但原书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散佚了。

原书亡佚的时间大约在宋代以后。《宋史·艺文志》仍然著录了《搜神记》三十卷，说明宋代还有完本。但到了元明时期，就很少有人见过原书了。原书亡佚的原因可能有几种：战乱导致图书散佚；后世辑本逐渐取代了原书；原书内容被其他书籍吸收合并。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原书的散佚是确实的。

现存《搜神记》是后人的辑本。现存版本主要有两种系统：二十卷本和八卷本。其中二十卷本被认为更接近原书面貌，是目前通行的版本。

二十卷本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的《秘册汇函》丛书，后来被收入《古今逸史》《四库全书》等丛书。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汪绍楹校注的《搜神记》，以《秘册汇函》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进行了标点和校勘。这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也是学界最常引用的版本。

关于现存版本的可靠性，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现存版本已经掺入了后人的增益，不完全是干宝原作。这个怀疑有一定道理。原书亡佚后，明代人编辑《搜神记》时，只能依据前人引用《搜神记》的书籍来辑录，很可能漏掉了一些内容，也很可能混入了一些非干宝原作的内容。

但也有理由认为现存版本大体可信。干宝自序保存在现存版本中，内容与史籍引用的《搜神记》相符。现存版本的故事风格与干宝所处时代的文风一致，保存了一些干宝个人经历的故事，如“死人复生”的记载。现存版本是最早的完整版本，后世版本都以它为基础。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版本的可靠性问题不需要过分担心。现存版本是目前研究《搜神记》的最权威文本，也是阅读《搜神记》的最佳选择。即使其中有少量非原作的内容，也不影响对《搜神记》整体内容和价值的理解。

阅读《搜神记》需要一些基本的方法和准备。选择可靠的版本是第一步。中华书局汪绍楹校注本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有标点、校勘和简单的注释，适合普通读者阅读。这个版本以《秘册汇函》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和标点，质量可靠。如果想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参看其他版本的校勘成果。

阅读时要留意干宝的自序。自序保存在《搜神记》卷首，记载了干宝编撰此书的动机、方法和目的。理解了自序，就能更好地理解《搜神记》的性质和价值。自序中说干宝编撰此书是为了“明神道之不诬”，他列举了古代典籍中关于鬼神的记载，并以自己父亲宠妾“死人复生”的经历作为证据。这个自序是理解《搜神记》的重要钥匙。

还要注意《搜神记》的叙事模式。《搜神记》中的故事大多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先介绍人物和背景，然后描述鬼神怪异现象的发生，最后交代人物的结局或故事的结局。这种模式化的叙事体现了干宝作为编辑者的编撰思路，也使读者能够快速进入故事。

理解《搜神记》的史料价值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搜神记》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重要宝库。这些故事虽然不能当作信史来使用，但它们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民众心理。例如，关于婚姻、爱情、复仇、报应的故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关于妖怪、神仙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传说。这些都是研究魏晋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

但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需要保持批判态度。《搜神记》被干宝编撰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这个目的决定了干宝在选择故事时会有所偏向。他更倾向于选择支持鬼神存在的故事，而不太关注反对鬼神的证据。这种偏向会影响《搜神记》内容的客观性。在使用《搜神记》作为史料时，需要注意这种偏向，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客观记录。

干宝为什么要编撰一部“谈鬼说神”的书？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回答。干宝编撰《搜神记》是为了“明神道之不诬”，证明鬼神的存在是真实的。这个目的既来源于他个人的经验——父亲宠妾“死人复生”的亲眼所见，也来源于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氛围——魏晋乱世中鬼神信仰的普遍流行。

干宝以史官的身份编撰志怪书，这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有内在的合理性。古代史官的职责范围比现代史学家要广，他们不仅记录政治事件，也记录灾异祥瑞、天文地理、奇闻异事。把鬼神之事当作史实来记录，是古代史学传统的一部分，不是干宝标新立异。

干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试图用史学方法来论证鬼神的存在。他不是简单地讲述鬼神故事，而是声称这些故事都有来源，有的是古籍记载，有的是时人见闻，有的甚至是亲身经历。这种编撰方式使《搜神记》具有了“史书”的外观，也使它区别于一般的志怪书。

《搜神记》在四部中的位置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变迁。它最初被列入史部杂传，反映了古人把它当作“史书”的一面；后来被列入子部小说家，反映了古人认识到它带有虚构性质的一面。这个变迁折射出中国古人对“小说”这一文体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观念的萌芽。

本章小结

干宝编撰《搜神记》的动机可以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两个层面来理解。个人层面，父亲宠妾“死人复生”的亲眼所见直接触发了干宝对鬼神的信仰；时代层面，魏晋乱世的思想解放氛围为志怪写作提供了土壤。干宝以史官身份编撰志怪书，表面矛盾实则合理——古代史官本就记录灾异祥瑞，把鬼神之事当作史实记录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搜神记》在古代文献分类中的位置变迁，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这一文体认识的深化。从史部杂传到子部小说家的转变，说明人们逐渐认识到它不是“信史”而是带有虚构性质的叙事作品。子部小说家这一分类位置，既承认了它的“子部”属性——表达某种思想或信仰立场，也承认了它的“小說”属性——来自民间传闻的叙事作品。这种双重属性正是《搜神记》的独特之处，也是理解它的关键。

下一章我们将进入《搜神记》的具体内容，看看干宝记录了哪些类型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怎样的鬼神观念，以及它们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