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这本书之前
翻开这本书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本一千一百多年前写的书，今天的孩子为什么还要翻开它？
不是爸爸妈妈小时候读的书，而是他们爸爸妈妈小时候读的书。一本1908年出版的、来自遥远加拿大的、讲述一个红头发小姑娘的故事。它怎么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传到今天，依然有那么多孩子翻开它，被它迷住？
这本书叫《绿山墙的安妮》，作者叫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要回答"为什么今天还要读它"这个问题，我们得先认识这位作家，看看她经历了什么，又是怎么把那个叫安妮的小姑娘带到世界上来的。
在卡文迪许的小房子里
1874年11月30日，在加拿大东边的一座小岛上，一个女婴出生了。那座岛叫爱德华王子岛，形状像一片弯弯的树叶，静静地躺在蔚蓝的大西洋海面上。
女婴出生的地方叫克里夫顿，外祖父外祖母的家却在岛中部的卡文迪许小镇。离她出生还不到两年，小露西就被送到了那里。她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因为肺病去世了。她还没学会喊妈妈，就已经永远失去了喊妈妈的机会。
外祖父叫亚历山大·伍尔纳，外祖母叫露西·伍尔纳，他们住在卡文迪许的一栋小木屋里，离海边不远，周围是大片的农田和树林。外祖母很疼她，把她抱在怀里，给她讲故事，给她唱歌。但外祖母是个沉默的人，她不太会用语言表达温柔。她表达爱的方式是：每天早晨给小露西梳好头发，冬天把火炉烧得旺旺的，夏天让院子里的花开得整整齐齐。小露西从外祖母身上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爱不一定要说出来，它也可以藏在细节里。
外祖父是个严肃的老人，话不多，但有一双能看见美的眼睛。他会指着窗外的红色土地对小露西说："你看，那片地多红啊，像烧起来一样。"他还会带她走过一条白色的小路，那条路被贝壳和细沙铺得发亮，在阳光下闪着光。
那条路很长，从家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丘，两边是挺拔的云杉和桦树。小露西走在路上，抬头看树叶间漏下的阳光，听风穿过林子的声音。她开始学会一件重要的事：观察。她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把那些美丽的细节偷偷记在心里。
这套小木屋里，有一扇永远开着的窗户。
不是因为窗户坏了，是因为外祖母觉得屋子需要新鲜的空气。无论冬夏，窗户都留着一道缝，风会从那道缝里吹进来，带着外头的青草味、海的味道、或者雪的气息。
多年以后，蒙哥马利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写作的时候，永远打开一扇窗。"她没有解释为什么，但读到这句话的人都能猜到，那个从窗口飘进来的风，陪伴了她整个童年，也陪伴了她一辈子的写作。
爸爸呢？露西两岁多的时候，爸爸离开了爱德华王子岛，去了遥远的西部做生意。他每年只回来一两次，待上几天就走。露西后来在日记里写过这件事。字里行间没有抱怨，只有理解。她理解父亲的不易。
但小孩子的心里终究是寂寞的。她常常站在那条白色的小路上，望着远方，想象着远方是什么样子。
想象力，就这样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想象花开的地方，不在远方，就在她心里那片没有爸爸妈妈陪伴的空白里。她编故事，自己和自己说话，给树取名字，给风取名字，给路边的石头取名字。她和外祖母一起去教堂的时候，会在唱诗班里偷偷观察别人的脸，给每个不认识的人编一段人生故事。
这个习惯，她保持了一辈子。
笔记本上的安妮
1896年，蒙哥马利考进了爱德华王子岛上的戴尔豪斯学院，那是岛上最好的学校。她在那里读文学、读历史、读诗歌，成绩总是第一名。但她心里还藏着另一件事：写作。
她十六岁那年就偷偷写诗，把笔记本藏在枕头底下，怕外祖母发现会说她不务正业。她也写短篇小说，投给当地的报纸和杂志，偶尔被登出来，她会激动得睡不着觉。
但她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
1899年前后，蒙哥马利已经从戴尔豪斯毕业，回到卡文迪许准备教师资格考试。她在一次回家的路上，走进自家的小阁楼，找东西。
阁楼堆满了旧家具和杂物。她翻到一个旧笔记本，本子的扉页上不知道被谁写过几个字。她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一会儿。那是这本笔记本之前的主人随手写下的字句。
那几个字里，有一个名字在她脑子里亮了一下：安妮。
"安妮"旁边还有几个字，意思大概是"绿山墙"。蒙哥马利后来回忆那一刻时说，她看着那几个字，一个红头发的小姑娘忽然从字里走了出来，站在她面前。那双眼睛是绿色的，脸上有雀斑，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那是蒙哥马利第一次"看见"安妮。
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一边当老师、一边照顾外祖母（外祖母身体越来越差），一边悄悄写安妮的故事。她把故事写在另一个新笔记本里，一页一页地写，有时候一天写好几页，有时候一周也写不出一行。
1905年，外祖母去世了。蒙哥马利悲痛得几乎无法写作。她后来写道，外祖母是那个教她用眼睛去看世界的人。
但她没有让安妮的故事停下来。
1907年，安妮的故事基本写完了。蒙哥马利把它整理成书稿，装进一个大信封，寄给了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出版社。
信寄出去之后，她开始等待。
她等了很久，没有回音。她以为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了。
1908年，出版社的回信终于来了。信上说，他们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觉得结尾"过于悲伤"，希望蒙哥马利能把结局改得轻松一些、圆满一些。
蒙哥马利想了好几个晚上。她没有改。
她回信说：安妮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安妮的结局就是这个结局。她不能为了让读的人高兴一些，就把安妮变成一个不像自己的人。
出版社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同意按原样出版。
1908年，《绿山墙的安妮》正式出版了。
这本书一出来就轰动了加拿大的儿童文学界，然后是整个英语世界，然后是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一本一本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传到不同的国家。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印数超过五千万册。
一本好书是怎么"活"过一百多年的
蒙哥马利自己大概也没想到，她写的这个故事能"活"这么久。
"活"是一个有意思的字。书是用纸做的，纸放久了会发黄、会变脆、会碎掉。一本1908年的书，今天如果还能被翻开，那一定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刻，把它从遗忘的角落里捡了回来。
这些"某些人"包括：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家，是他们让一本书在另一个国家的孩子面前获得新的生命；在学校里向学生推荐这本书的老师，是他们把一本旧书变成一群孩子共同的记忆；改编成电影和动画片的导演们，是他们用光影让安妮走进更多人的眼睛；以及每一个在书架前偶然抽起这本书、翻开第一页就放不下来的孩子。
但这些都是外因。一本书能"活"过一百多年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它写到了人心里。
蒙哥马利写安妮的时候，并没有想着要写一部"经典"。她只是把她看见的、她感受到的、她经历过的事情，用最诚实的方式写了下来。她写安妮是个孤儿，所以她能写那种站在别人家门口、不敢进去的忐忑；她写安妮喜欢说话，所以她能写那种刚开口就停不下来的兴奋；她写安妮爱想象，所以她能写那种把池塘看成"闪光之湖"、把小路叫做"恋人的小径"的浪漫。
所有的故事技巧，都比不上一个字：真。
真不是真实。安妮是虚构的，红头发、绿眼睛、喋喋不休的小姑娘，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但她真，因为她身上有每一个孩子都能认出的影子，那种想要被看见、被喜欢、被理解的渴望，那种害怕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紧张，那种因为一个小小的赞美就能高兴一整天的简单。
经典，就是一本写到人心里去的书。
它经得起时间，是因为时间改变人，但人心里有些东西不会变：渴望被爱，渴望被理解，渴望"我是特别的"。一百多年前的孩子这样想，今天的孩子还是这样想，五十年后、一百年后的孩子，可能还是这样想。
蒙哥马利没有变，她只是把那个时代的孩子们心里的话，写了下来。
一条穿越一百多年的路
让我们用一条时间线，看看这本小书是怎么一步步走向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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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时间线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传"的动作。从蒙哥马利到出版商，从英文到中文，从纸书到电视剧，从一百多年前的某个小读者到今天的你。一本书能"活"过来，靠的就是这一连串的"传"。
时间线上有几个特别值得停下来的地方。比如1930年代，《绿山墙的安妮》被改编成舞台剧，在加拿大和美国上演了上千场，饰演安妮的小演员一夜之间就成了小明星。比如1970年代，这本书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掀起了一股"安妮热"，日本的小读者给爱德华王子岛写信，写给蒙哥马利的信多到要用麻袋装。再比如1985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拍了一部安妮的电视剧，那首主题歌在很多国家传唱，让从来没看过这本书的人也记住了那个红头发小姑娘。
每一个这样的节点，都像是接力赛里的一次交接。一本书能跑完这么长的路程，靠的不是某一棒跑得快，而是每一棒都没有让它掉到地上。
你即将开始的旅程
接下来翻开这本书，你不会只读到一个故事。
你会跟着安妮去爱德华王子岛，去看看那片红色的土地，去走一走那条白色的路。你会和她一起被绿山墙农舍的马修和马瑞拉收养，体会那种"从今天起我有了家"的感觉。你会听到她滔滔不绝地说话，看见她把每一个普通的事物都起一个不普通的名字。她会叫林荫道"白色的欢乐之路"，会把窗外的樱花树说成"新娘披着雪白的婚纱"。
你也会看见她犯错误，很多很多错误，闹出很多很多笑话。她打翻蛋糕，她骂同学，她顶撞长辈，她因为虚荣心去染头发结果变成了绿色。她不完美，她常常让人哭笑不得。
但你也会看见她长大。从一个爱做白日梦的小姑娘，变成一个能在风暴中撑起家的大女孩。这个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一次一次摔跤、一次一次坚持、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
读这本书的过程里，你也许会发现，安妮身上有些地方很像你。她怕的事情你也怕，她想要的东西你也想要，她心里住着的那个"想要被爱"的小人儿，你心里也住着一个。
这趟旅程，蒙哥马利给你准备了一百多年了。
现在，是时候走进去了。
本章小结
蒙哥马利出生在1874年的爱德华王子岛，幼年丧母，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她把童年看见的红色土地、白色小路、永远开着的窗户，都写进了笔下的故事里。1899年前后，她在阁楼的旧笔记本里第一次遇见安妮。1908年，她坚持不改结局，《绿山墙的安妮》正式出版。这本书从一本笔记本出发，穿越一百多年，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依然在孩子手中传阅。
为什么今天还要读它？因为它写到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安妮，那个有点古怪、有点话多、有点害怕、但永远相信明天会更美好的小姑娘。
下一章，我们要从蒙哥马利的笔尖走向那座岛，去看看安妮是怎么来到绿山墙的，以及那扇门为什么在那个春天的下午为她打开。
蒙哥马利的大人世界
1908年《绿山墙的安妮》出版的时候，蒙哥马利已经34岁了。
如果你以为写出这么温暖的故事的人，一生都会被温暖包围，那就错了。
蒙哥马利的成年生活并不幸福。她在戴尔豪斯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回卡文迪许度假，在教堂里遇见一个年轻英俊的牧师，名叫尤安·麦克唐纳。两个人相爱了。但尤安被派到遥远的阿尔伯特省西部的班夫小镇去传教，那里气候寒冷、人烟稀少、连个像样的邻居都没有。蒙哥马利还是嫁给了他，跟着他去了那个她从没见过的地方。
她后来写道，那是一段"漫长、寒冷、孤寂"的日子。她远离了爱德华王子岛的红土地和白色小路，住进了班夫牧师寓所阴暗的石头房子里。她生了两个儿子，但她和尤安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更糟的是，尤安后来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那时候的人叫它"宗教忧郁症"）。他会一连好几个星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见任何人，不跟蒙哥马利说话，常常在半夜自言自语。蒙哥马利一个人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还要照顾丈夫。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要累垮了。"
那段日子里，写作成了她唯一的出口。
她在繁忙的家务间隙里写安妮的后续故事。她把女孩儿们想象成自己的孩子，把绿山墙农舍想象成自己回不去的家。她用文字建造了一个明亮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红头发的小姑娘在说话、在笑、在长大，而她自己站在那个世界的门外，向里面望着，借着那点亮光喘一口气。
她后来在日记里承认，如果没有写故事这件事，她可能早就熬不下去了。
写作，对她来说，不是工作，是救命。
她给孩子们写的故事，也成了救她自己命的药。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好书不一定是写的人过得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的。有时候，正是因为写的人过得不好，她才能写出那么真、那么暖的东西。因为她心里知道什么叫做冷，所以知道什么叫做暖；她知道什么是孤独，所以能把孤独写成陪伴；她知道什么是没有家，所以才能写出一个家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全世界的小孩都爱安妮
蒙哥马利自己大概也没想到，她写的这个故事能"活"到今天，而且不是勉勉强强地"活"，是热气腾腾地"活"。
我们可以看看几个真实的故事片段。
1930年代，《绿山墙的安妮》第一次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小学课堂。日本当时刚经历了二战，正在缓慢地重建。日本的小读者翻开这本书，发现了一个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女孩——红头发、绿眼睛、住在遥远的加拿大——但那个女孩心里的感觉，自己全都懂。
日本掀起了一股"安妮热"。爱德华王子岛的加拿大邮局，每天都能收到从日本寄来的信。那些信大多是小学生写的，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安妮收"，或者"蒙哥马利小姐收"。邮局的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只好专门雇了一个人来回复这些信件。爱德华王子岛后来在岛上修了一座"安妮的小屋"，门口常年摆着世界各地读者寄来的信和礼物，成为一个小小的景点。
类似的场景在韩国也出现过。1990年代，《绿山墙的安妮》在韩国出版后，连续几年霸占童书畅销榜第一名。韩国的孩子写信给蒙哥马利，出版社把信翻译成英文寄给蒙哥马利在爱德华王子岛的故居。故居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信一封一封整理出来，足足装了好几个大抽屉。
在中国，安妮也有过两次"火起来"的高潮。第一次是1980年代，翻译家马爱农把《绿山墙的安妮》带进中国，那个红头发小姑娘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孩子的书桌上。一时间几乎所有小学的图书角都有这本书，女孩子之间见面就聊"你是喜欢安妮还是戴安娜"。第二次是2010年代以后，各种新的译本、改编的电视剧、动画电影层出不穷，安妮又重新火了一把。一百多年过去，她还在火。
这不是偶然。
一本好书在不同国家的孩子心里种下的，是同一颗种子：相信自己。 安妮从孤儿院被领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她没有漂亮的脸蛋（她自己说是"红头发的丑丫头"），没有漂亮的衣服，没有优等的成绩，连自己亲生父母的样子都不记得。但她有一种东西，比这些都贵——她相信自己是特别的，相信自己的生活里会发生好事。
这种相信，是没有国界的。日本的孩子需要它，韩国的孩子需要它，中国的孩子需要它，加拿大的孩子需要它，巴西的孩子、肯尼亚的孩子、俄罗斯的孩子，都需要它。
一本能"活"过一百多年的书，就是这样一本书：它说出的是人心里最深处、最朴素、最不会过时的话。
为什么蒙哥马利不愿意改结尾
让我们再回到1908年那个故事。
出版社说："我们愿意出版，但是结尾太悲伤了，希望您能改得圆满一些。"
蒙哥马利想了想，没有改。
她后来在日记里解释过这件事。她写道，安妮的故事就是安妮的故事，它不能为了让读者高兴，就把安妮变成一个不像自己的人。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非常难。
你想，1908年的蒙哥马利，处境其实挺艰难的。她当时已经34岁，外祖母去世了，爸爸也去世了，她一个人住在阿尔伯特省的班夫小镇，丈夫身体不好，她要照顾孩子和家。她好不容易写出了一本她认为很好的书，现在出版社要她改，她能不改吗？改一改，书就能出版，她就能挣到稿费，她的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但她不改。
为什么？
因为她心里有一个比"让日子好过一点"更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对自己写的东西的诚实。
她知道，安妮不是她自己，但她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安妮身上的很多东西，是她自己心里的话、她对生活的理解、她对"一个女孩儿应该怎样长大"的回答。她不能为了讨好读者，就把那个回答换成另一个。
这是一位作家的骨头。
有些作家写东西，是为了取悦读者，读者喜欢什么就写什么；有些作家写东西，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让读者佩服自己；蒙哥马利不是这两种。她写东西，是为了说出自己相信的话。
她相信什么？她相信一个女孩儿就算没有漂亮的头发、没有优渥的家，只要心里有想象、有热情、有爱自己的人，就能长大。她相信生活里会有悲剧——安妮确实失去了很多她爱的东西——但悲剧不等于失败。她的结尾虽然带着眼泪，但也带着希望。
这种"有眼泪也有希望"的结尾，比"从头甜到尾"的结尾，要难写得多，也要真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蒙哥马利在文学史上不是普通的畅销书作家，而是经典作家。她宁愿少卖一点钱，也不愿意让安妮少一点真。
经典是写出来的，也是传出来的
到这里，我想你大概已经明白了，《绿山墙的安妮》能"活"过一百多年，靠的不是一个原因，而是好几个原因一起。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第一，蒙哥马利的童年给了她写作的根。 爱德华王子岛的红土地、白色小路、永远开着的窗户、外祖母沉默的温柔、外祖父那双能看见美的眼睛——所有这些东西，都化成了她笔下的细节。她写的不是想象出来的小岛，是她真正住过的小岛。
第二，她成年后的艰难给了她写作的真。 班夫的寒冷、丈夫的忧郁、家务的繁重——这些不容易的日子，让她知道"温暖"两个字值多少钱。她写绿山墙农舍的火炉、窗外的樱花、邻居之间送来送去的小礼物，写得那么入骨，是因为她自己心里知道这些小事的重量。
第三，安妮这个人物写到了所有孩子心里去。 想要被爱、想要被理解、想要被看见——这三个"想要"，不分时代，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一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小孩子翻开这本书，依然能在安妮身上看见自己。
第四，蒙哥马利有一颗作家的骨头。 出版社让她改结局，她不改；市场让她写更"卖座"的故事，她不写。她守住了她相信的东西。这份守住，让她的书经得起时间。
第五，无数人在接力传递这本书。 从1908年到现在，翻译家、编辑、老师、导演、演员、读者……一个接一个，把这本书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一本书能跑完这么长的路程，靠的不是某一个人跑得快，而是每一棒都没有让它掉到地上。
五个原因叠在一起，才有了这本"活"过来的一百多年的小书。
经典，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好的。它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走，去看那座岛
现在你已经认识蒙哥马利了。你知道她怎么在卡文迪许的小木屋里长大，怎么在外祖母的沉默和外祖父的眼睛里学会了看世界，怎么在阁楼的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