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屠格涅夫
认识屠格涅夫
你听说过“俄国”这个国家吗？它曾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漫长的冬天，有一望无际的白桦林，还有许多许多的故事。在19世纪，有一个俄国作家把发生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故事写成了小说，他的名字叫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一位很特别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也就是说他的家庭很有钱，有很多土地和农奴。但是，他却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述农奴们的生活，讲述他们的快乐和悲伤。你可能会问：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为什么要去写穷人的故事呢？
这就是屠格涅夫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有些人住在大房子里，穿着华丽的衣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另一些人却住在简陋的小木屋里，一年到头辛苦劳动，却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屠格涅夫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把这种不公平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这位作家活到了65岁，写了《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很多著名的作品。他的小说不仅在俄国很受欢迎，还被翻译成法语、英语、德语等几十种语言，全世界的人都在读他的故事。直到今天，150多年过去了，他的作品依然在书店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那么，屠格涅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生活在怎样的时代里？他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伟大的作家吧。
屠格涅夫的生平与时代背景
贵族庄园里的少年时光
1818年11月9日，屠格涅夫出生在俄国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庄园里。奥廖尔省在莫斯科的南边，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有肥沃的黑土地，有茂密的森林，还有弯弯曲曲的河流。屠格涅夫家的庄园叫“斯帕斯科耶”，占地很大，有自己的森林、湖泊和村庄。
屠格涅夫的父亲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身材高大但身体虚弱的贵族，他年轻时是近卫军的军官，后来解甲归田，在庄园里过着悠闲的生活。屠格涅夫的母亲叫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出身于更显赫的贵族家庭，性格严厉而果断，是庄园真正的主人。
童年的屠格涅夫生活在一个奇特的世界里。一方面，他是个养尊处优的小少爷，有专门的保姆照顾，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精致的食物。另一方面，他每天都能看到另一种人的生活：那些住在简陋木屋里的人，那些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人，那些被称为“农奴”的人。
农奴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农民。他们不是雇工，不是佃农，而是属于地主的“财产”。在那个时代的俄国，一个贵族地主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农奴是很平常的事情。农奴们住在地主的土地上，种地、干活、缴纳租金，他们不能随意离开，不能自由结婚，甚至不能随便支配自己的时间。如果地主不高兴了，可以把农奴卖掉，就像卖掉一头牛或者一匹马一样。
屠格涅夫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他看到过母亲严厉地惩罚犯错的农奴，也看到过父亲温和地与农民交谈。他看到过农奴孩子纯真的笑脸，也看到过老农奴浑浊的泪眼。这些童年的记忆像种子一样埋进了他的心里，后来都变成了他笔下最动人的故事。
有一件事对屠格涅夫的影响特别大。他家有一个聋哑的农奴，名叫安德烈。屠格涅夫的母亲买下他之后，给他取了个小名“木木”。安德烈虽然不会说话，但他有一双非常温柔的眼睛，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特别喜欢一只小狗，给它取名“木木”。后来，因为小狗总是打扰女主人的休息，母亲命令把狗扔掉。安德烈亲手埋了小狗之后，第二天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这件事在屠格涅夫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很多年以后，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木木》，讲述一个聋哑农奴和他心爱的小狗之间的故事。小说里的农奴叫加夫里拉，小狗叫木木。故事的最后，加夫里拉望着被扔进河里的小狗，慢慢地沉入水底。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感人的短篇小说之一。
求学之路：从莫斯科到柏林
1833年，15岁的屠格涅夫离开了家乡，来到莫斯科求学。他考入了莫斯科大学，这是一所创办于1755年的古老大学，是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在大学里，屠格涅夫学习语言、文学和哲学，开始接触到西欧的先进思想。
当时的俄国大学是进步思想的温床。许多教授和学生都在讨论一个话题：俄国社会怎样才能变得更好？有些人认为应该学习西欧，进行改革；有些人则认为应该保持俄国的传统。年轻的屠格涅夫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1837年，屠格涅夫从莫斯科大学毕业，获得了学位。两年后，他又来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继续深造。在德国的三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德语、哲学和古典文学，还结识了一些来自俄国的进步青年。他们一起读书、讨论、争论，共同探索俄国的未来。
在欧洲的游历让屠格涅夫大开眼界。他看到了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看到了正在进行革命的法国，也看到了相对落后的德国。他对比着俄国和西欧的差距，思考着自己的祖国为什么这么贫穷、这么落后。
一个重要的发现摆在他面前：西欧早已废除了类似农奴制的封建束缚，农民是自由人，可以自由地工作、自由地迁徙、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俄国还在实行农奴制，几千万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这种差距让年轻的屠格涅夫感到震惊和困惑。
1841年，屠格涅夫回到俄国。第二年，他通过了政府的考试，获得了在教育部工作的资格。从此，他开始在圣彼得堡生活和工作，同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初涉文坛与人生转折
屠格涅夫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是在1840年代初期。那时候他已经二十多岁，在政府部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想成为一个作家。
1843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诗《巴拉莎》。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年轻诗人爱上了一个美丽姑娘的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虽然这首诗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它标志着屠格涅夫正式踏上了文学之路。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屠格涅夫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法国女歌唱家波琳·维亚尔多。波琳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女中音之一，她的歌声让无数人为之倾倒。屠格涅夫在一个音乐会上第一次听到她的演唱，立刻被她深深吸引。从那以后，他们建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屠格涅夫成为波琳家的常客，陪他们一家搬迁到巴黎，住在他乡的几十年里，波琳一家成为他最亲近的人。
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对屠格涅夫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终身未娶，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文学创作上。后来的文学史家们常常讨论：屠格涅夫为什么终身不婚？波琳·维亚尔多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波琳的出现让屠格涅夫的生活有了另一个重心，也让他更加专注于文学创作。
1840年代是屠格涅夫文学创作的探索期。他尝试了各种体裁：诗歌、小说、戏剧、随笔。他还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文章，逐渐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现代人》是当时俄国最进步的文学期刊，由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好友涅克拉索夫创办，聚集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这个圈子里，屠格涅夫如鱼得水，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然而，1850年代初，屠格涅夫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1852年，他因为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得罪了沙皇政府，被逮捕并流放到自己的庄园。这一待就是一年多，期间他不能离开庄园，不能与外人交往。
但正是在这次流放期间，屠格涅夫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猎人笔记》。这部由多个短篇故事组成的作品，以猎人的视角讲述了俄国农村的故事，塑造了农奴们的鲜明形象，控诉了农奴制的不公。《猎人笔记》让屠格涅夫一举成名，成为俄国文坛最耀眼的新星。
19世纪俄国的社会转型
农奴制：笼罩俄国的阴影
要理解屠格涅夫的作品，首先要了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要了解那个时代，就必须先了解一个词：农奴制。
农奴制是一种古老的封建制度，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但到了19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经废除了农奴制，只有俄国还顽固地保留着这个制度。这就像班级里的同学们都已经学会了自己整理书包，只有一个人还在等着别人帮他收拾。
农奴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在一个俄国村庄里，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一个地主。村里的农民不是自由人，他们被“绑定”在土地上，是地主的“财产”。他们不能随便离开村子，不能随意更换工作，更不能自己选择住在什么地方。如果地主想卖掉一块土地，土地上的农奴就会连带着被卖给别人。
农奴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们住的是简陋的木屋，窗户小得只能透进一点点光。屋里没有暖气，冬天冷得像冰窖。他们吃的主要是黑面包和稀粥，很少能吃到肉和蔬菜。一年四季，他们都在为地主劳动：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还要去森林里伐木、砍柴。
农奴们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不能接受教育，不能阅读书籍，不能去教堂祈祷的自由都要看地主的脸色。如果他们犯了“错”——有时候这个“错”只是地主观感上的不高兴——就会被鞭打、被关禁闭，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最可怕的是，地主对农奴拥有“生杀大权”。虽然法律上不能随意杀人，但地主可以用各种方式折磨农奴，让他们生不如死。有些农奴因为受不了虐待而逃跑，但逃跑被抓住后等待他们的是更残酷的惩罚。
这种制度不仅摧毁了农奴的身体，也摧毁了他们的精神。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下，许多农奴变得麻木、顺从，甚至忘记了自己也是人。他们不敢有梦想，不敢有希望，每天睁开眼睛想的就是干活、吃饭、睡觉。
屠格涅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亲眼看到了农奴们的苦难，亲耳听到了他们的呻吟。这些童年的记忆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源泉。在《猎人笔记》中，他写道：“在俄国生活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富有，多么显赫，他的脚下都有一条线——农奴制的线——把他和那些被奴役的人连接在一起。”
改革的呼声与时代的觉醒
农奴制的黑暗笼罩着俄国，但也有一些人在黑暗中点起了蜡烛。
1825年，一批年轻的贵族军官发动了起义，要求废除专制制度、解放农奴。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这是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农奴制。
起义的领导者们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他们在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去过欧洲，亲眼看到了西欧的自由与繁荣。回国后，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俄国的落后与黑暗，于是决定用武力改变这个国家。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在俄国知识界传播开来。1830年代和1840年代，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声疾呼，批判农奴制，呼吁社会改革。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别林斯基。他是《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和精神领袖，他的文章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农奴制的心脏。他写道：“农奴制是一种罪行，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上帝的亵渎！”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比别林斯基年轻一代，但同样激烈地批判农奴制。他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解放农奴、分配土地、建立宪政。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俄国人。
还有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冈察洛夫……这些名字在俄国思想史上熠熠生辉。他们构成了俄国知识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声音代表了俄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潮。
在这种环境下，俄国的文学也发生了变化。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写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他们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开始用笔来批判不公。
普希金写出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果戈理写出了《死魂灵》，用讽刺的笔法揭露了俄国社会的虚伪和腐朽。而屠格涅夫，则写出了《猎人笔记》，用温柔的笔触讲述了农奴们的真实生活。
1850年代的俄国，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农奴制的根基在动摇，改革的思想在传播，整个社会都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1861年：改变俄国的一天
1861年2月19日，这一天被永远载入了俄国历史。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解放农奴宣言》，宣布废除农奴制。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俄国的夜空，无数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场改革是由上而下的，也就是说，不是农民自己起来革命，而是沙皇主动宣布解放农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为什么沙皇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农奴制实在太落后了，严重阻碍了俄国的发展。没有自由的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生产效率极其低下。俄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如果不改革，俄国就会被时代淘汰。
其次，农奴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如果不及时改革，俄国可能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最后，欧洲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了英法两国，这暴露了俄国的落后。沙皇意识到，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才能让俄国重新强大起来。
然而，这场改革并不彻底。
农奴获得自由是有代价的。他们必须从地主那里“赎买”自己的份地，否则就一无所有。大多数农奴付不起赎金，只能向政府贷款，然后慢慢还。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名义上自由了，但实际上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另外，地主保留了大量最好的土地。农奴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却得不到足够的土地来维持生计。很多人不得不继续给原来的地主干活，或者流入城市成为工人。
这场改革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社会的撕裂。
激进派认为，改革太保守、太不彻底，应该进行更彻底的社会革命。他们不满意1861年的方案，继续推动更激进的社会变革。
保守派则认为，改革走得太远了，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他们怀念旧日的生活，对新事物充满恐惧。
两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撕裂了整个俄国社会。这种撕裂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小说里的“父辈”代表保守的旧贵族，“子辈”代表激进的年轻一代，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正是那个时代社会撕裂的缩影。
屠格涅夫的主要创作成就
《猎人笔记》：为农奴发声
1852年，《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了。这部作品让屠格涅夫一夜成名，也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猎人笔记》由二十一个短篇故事组成。这些故事是屠格涅夫在1847年到1852年间陆续写成的，最初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一个猎人的口吻来叙述，通过猎人打猎时的所见所闻，展现俄国农村的生活画面。
为什么要用“猎人”这个视角呢？这其实是屠格涅夫的一个巧妙设计。猎人是一个到处游走的人，他可以去任何地方，见各种各样的人。农奴们看到一个猎人，不会像看到地主那样紧张和害怕，反而更愿意和他聊天、交谈。这样，猎人就能听到农奴们真实的声音，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
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农奴形象。
《霍里和卡里内奇》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农奴的故事。霍里是个精明能干的农民，他精打细算，善于经营，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卡里内奇则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喜欢唱歌、弹琴，相信灵魂不死，热爱大自然。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但性格完全不同。屠格涅夫通过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农奴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喜怒哀乐。
《白净草原》讲述了一群牧童的故事。几个农民的孩子在草原上看守马群，他们围坐在篝火旁讲鬼故事，在星光下入睡。这些孩子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纯真、善良、充满生命力。屠格涅夫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这些孩子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农奴阶层中蕴含的希望和未来。
《歌手》讲述了一个叫雅科夫的农奴的故事。雅科夫是个出色的歌手，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能唱出最动人的歌曲。地主的宴会上，人们让他唱歌，他就唱了起来。歌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欢快，时而悲伤，让所有人为之动容。歌声结束，雅科夫转身离开，消失在夜色中。屠格涅夫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农奴也是人，他们也有才华，也有尊严。
《猎人笔记》的出版在俄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称赞这部作品，称它是“埋葬农奴制的第一声钟”。即使到了今天，《猎人笔记》仍然被认为是批判农奴制最有力的文学作品之一。
然而，《猎人笔记》不只是一部政治作品。它首先是一部艺术作品。屠格涅夫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俄国农村的自然风光——春天的草原、夏天的森林、秋天的麦田、冬天的雪原。他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农奴们的心理活动，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的欢乐与悲伤。这种艺术性是《猎人笔记》能够流传百年的重要原因。
《罗亭》与“多余的人”
1856年，屠格涅夫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罗亭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他能言善辩，侃侃而谈，谈吐间充满了对自由、真理、美的向往。他宣称自己决心献身于某项伟大的事业，要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他遇到年轻美丽的姑娘娜塔莉亚，立刻坠入爱河，向她表白自己的感情和理想。
娜塔莉亚被罗亭的才华和热情所打动，爱上了他。她愿意为了罗亭抛弃一切，和他私奔。但是，当他们真的要去实现这个计划时，罗亭却犹豫了、退缩了。他找各种借口推脱，说时机还不成熟，说需要更多的准备。娜塔莉亚渐渐看透了他的本质：罗亭是一个只会说漂亮话、永远不会付诸行动的人。
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娜塔莉亚被家庭强迫嫁给了一个有钱人，罗亭则继续四处游荡，继续谈论理想，继续一事无成。他后来参加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在战场上受了伤，最终默默无闻地死去。
屠格涅夫为什么要写罗亭这样一个人物呢？因为罗亭代表了他所观察到的俄国社会的一种典型现象：贵族知识分子中的“多余的人”。
什么叫“多余的人”呢？简单来说，就是那些在俄国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他们受过教育，有思想，有理想，但他们的理想只停留在嘴上，从来不会变成行动。他们既不能融入旧贵族的圈子——因为他们太进步了，又不能成为革命者——因为他们太软弱了。他们就这样悬在半空中，成为社会的“多余者”。
这种“多余的人”在19世纪的俄国非常普遍。屠格涅夫之前的大诗人普希金就创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的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是这种形象的延续和发展。
罗亭这个人物的塑造显示了屠格涅夫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他通过罗亭的言行举止，揭示了这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罗亭的夸夸其谈背后，其实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他知道自己软弱，知道自己不会行动，所以要用更多的言辞来掩饰自己的弱点。他像一个演员，不断地给自己和别人演戏。
同时，屠格涅夫也没有把罗亭简单地写成一个小丑或骗子。在某些时刻，罗亭的话语确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对真理的追求也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在于：他有美好的理想，却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和勇气。
《罗亭》的出版让屠格涅夫的名声更上一层楼。“罗亭”这个名字在俄国几乎成了“空谈家”的代名词，人们常用“又一个罗亭”来形容那些只会说不会做的人。这种影响力持续至今。
《父与子》：两代人的对决
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了《父与子》。这是他最重要的小说，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父与子》的故事发生在1859年的俄国。年轻的医科大学学生巴扎罗夫和好友阿尔卡季一起来到乡下的姑妈家度假。巴扎罗夫出身平民，性格冷峻，信仰科学，自称是“虚无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否定一切传统权威，认为只有科学和理性才是可靠的。
姑妈家的邻居巴威尔·基尔萨诺夫是当地的大地主，一个典型的贵族绅士。他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举止优雅，讲究礼节，但思想保守，崇拜英国的贵族制度。巴威尔和巴扎罗夫一见面的对话就充满了火药味。两人在政治、哲学、艺术等所有问题上都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从第一次握手开始就互相看不顺眼。
小说的核心冲突就是“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冲突。巴威尔代表的是旧贵族阶层，他们保守、傲慢，坚守着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巴扎罗夫代表的是新一代的民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