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其人

第 1 章 斯坦因其人

斯坦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牵涉到理解他全部西域考察活动的关键。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末穿越亚洲腹地，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遗址，攫取数以万计的古代写本与文物，这一行为本身蕴含着多层互相交织的动力：个人的学术抱负、所接受的东方学训练、所属的大英帝国利益、以及当时欧洲学术界的竞争格局。任何单一视角的解释都无法穷尽斯坦因的动机。

本章沿四条线索展开。第一节追溯斯坦因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蒂宾根、牛津的学术训练路径，揭示其作为东方学家所受的方法论锻造。第二节分析他作为英属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的特殊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如何决定了他西域考察的政治经济基础。第三节以《古代印度》（1911）为案例，剖析斯坦因从亚历山大路线切入中亚史的学术野心。第四节讨论三部巨著《古代印度》《亚洲腹地》《西域考古记》的递进关系。最终，本章希望让读者理解：斯坦因的每一步行动背后都有学术与帝国的双重动力；阅读《西域考古记》时，必须同时考虑这两种维度。

一、从布达佩斯到牛津：东方学家方法论的锻造

斯坦因的全名是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 年 11 月 26 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弗朗茨·斯坦因经营着当时颇具规模的烟草生意，并在当地的犹太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中介的角色。家庭虽然富裕，却并未与犹太传统保持紧密联系，年轻的斯坦因日后在英国定居后改宗新教，这一选择本身就反映了他与原生宗教文化之间的某种疏离。

斯坦因的童年正处于奥匈帝国文化繁荣的尾声。1867 年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Ausgleich）签订后，布达佩斯获得了空前的自治权，城市急速现代化。犹太中产阶级在这股现代化浪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既是经济资本的主要提供者，也是文化机构的主要赞助者。斯坦因从小便浸润在德语与匈牙利语的双语环境之中，进入中学后即以德语为主要学术语言。这一语言能力为他日后进入德语世界的东方学重镇奠定了基础。

1880 年代初，斯坦因先后在维也纳大学、蒂宾根大学和牛津大学完成学业。这三所学校的学术传统各有侧重，恰好为他提供了古典东方学所必需的多重训练。

维也纳大学阶段的训练重心在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维也纳大学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是德语世界古典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与柏林大学并称。斯坦因在此主要研习拉丁语与希腊语文献，特别关注古代历史地理学和铭文学。这一阶段的训练看似与中亚考古无关，实则奠定了日后解读古代铭文、辨识遗址年代的基本功。在西域考察中，斯坦因多次根据希腊化时代的钱币、希腊文和婆罗谜文（Brahmi）混合书写的碑铭来判断遗址年代和性质，这种能力直接来自古典语文学的训练。

转入蒂宾根大学后，斯坦因进入了印度学（Sanskritistik）的核心训练阶段。蒂宾根大学的印度学讲座由鲁道夫·冯·罗特（Rudolf von Roth）主持，此人是吠陀梵语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曾编纂《梨俱吠陀》（Rig-Veda）的重要校订本。在罗特门下，斯坦因系统学习了梵语、俗语（Prakrit）、以及与印度古代史相关的考古学方法。更为关键的是，他在此结识了一批后来活跃在英属印度的德国东方学家，这层网络关系在他前往印度任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蒂宾根学派的学术风格强调语言学考据的严格性，这种风格贯穿了斯坦因此后的全部研究。

结束蒂宾根的学习之后，斯坦因前往牛津大学继续深造，时间大约在 1883 至 1885 年间。在牛津，他接触到了更为系统的考古学方法论，特别是与英属印度相关的考古学传统。牛津的印度学传统源远流长，十九世纪初期便通过霍雷肖·海·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等学者建立了与东印度公司的密切联系。斯坦因在牛津期间完成的学位论文研究便与古代印度史相关，这为他日后进入英属印度教育与考古系统铺平了道路。牛津的训练还让他掌握了英国式的田野工作方法：系统的测量、规范的记录、严谨的报告撰写，这些方法后来在他的西域考察报告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三段学术训练的累积效应是：斯坦因并非业余探险家，而是受过完整古典学、印度学与考古学训练的学者型考察者。他能阅读梵语、俗语、波斯语、突厥语等多种古代和近代东方语言，能辨识婆罗谜文、佉卢文（Kharosthi）、藏文、汉文、于阗文等多种古代文字，这种综合语言能力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东方学家中并不普遍。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他能在西域沙漠遗址中迅速辨识出文书年代与来源，这一能力并非天赋，而是长达十年以上的严格训练成果。

二、英属印度高级官员：学术与帝国之间的中介角色

理解了斯坦因的学术训练之后，还需要理解他在英属印度的制度性身份，否则便无法解释他为何能在二十世纪初持续获得大量资源支持其西域考察。

1888 年，斯坦因首次前往印度，担任旁遮普省东方学院（Oriental College，今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前身）的院长，并同时进入英属印度的教育系统。1890 年代，他在印度政府的教育督察岗位上任职，先后在西北边境省（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和俾路支省（Baluchistan）担任教育督察，逐步进入英属印度的中高层行政体系。西北边境省是英属印度与阿富汗、波斯、中亚接触的前沿地带，斯坦因在那一地区的行政经验使他获得了关于亚洲内陆地缘政治的第一手认知。

斯坦因真正获得开展大规模中亚考察的制度性平台，是通过他与英属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的合作。考古调查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鲜明帝国色彩的机构：它成立于 1861 年，主要任务是调查、记录和保护英属印度的古代遗迹。斯坦因在 1890 年代后期开始与该机构合作，1900 年他向时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提交了第一份前往中国新疆考察的申请书，获得了正式批准。

寇松批准斯坦因考察计划的动机并非纯粹的学术支持。十九世纪末正是大英帝国中亚战略的关键时期：俄国沙皇政权的势力已经深入中亚腹地，1880 年代吞并了土库曼地区，1895 年控制了帕米尔高原的若干山口；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政府担心俄国势力进一步南下进入塔里木盆地，威胁到印度北部的安全。在这种被后人称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语境下，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派出一名兼具学术能力和行政执行力的考察者，本身就具有战略侦察的意味。寇松本人对亚洲事物怀有浓厚兴趣，曾撰写过关于俄国中亚政策的专著，他对斯坦因计划的支持既有学术考量，也有情报与地缘政治层面的多重动机。

斯坦因的身份因此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他一方面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东方学家，其考察报告具有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他是英属印度政府的代表，其考察活动得到了帝国行政资源的支持。考察经费主要来自印度政府，考察队伍由印度边境警备队的士兵护送，考察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服务于帝国的情报需求。

这种双重性并不意味着斯坦因是一个伪装成学者的间谍。他本人的学术兴趣是真诚的，西域写本和文物对他的吸引力是真实的。但他之所以能够将这种学术兴趣付诸实践，是因为他的身份刚好契合了帝国在中亚的战略需求。个人抱负与帝国利益在此交汇，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斯坦因日后在回忆中也提到，他在提交第一次考察计划时，便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问题，但他选择将这种身份转化为优势：帝国的资源让他能够进行任何单一学者都无法完成的考察，而学者的训练则让他能够将考察成果转化为学术价值。

斯坦因在中亚考察中所获的文书和文物最终通过不同渠道流向英国。其中最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写本，便是通过斯坦因之手运抵伦敦，部分入藏大英图书馆，部分入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1907 年斯坦因第二次考察期间，他在敦煌莫高窟以极少的银两从看护藏经洞的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批写本和文物，这一过程在《西域考古记》中有详细记录。在斯坦因看来，这是一种公平交易，他用帝国货币购买的是无人管理、即将散佚的古代遗物；但在中方看来，这是对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攫取。这一争议本身就折射出斯坦因身份的双重性，他的行为在当时的国际法框架下或许勉强说得通，但其背后的帝国不平等结构是无法否认的。

理解斯坦因在英属印度的制度性位置，是理解他西域考察活动的关键前提。任何把他单纯描绘为探险家或学者的叙述，都无法解释他为何能在二十世纪初的前三十年时间里，连续四次深入中亚沙漠腹地，每次都调动数十至上百人的队伍，耗费大量帝国资源。

三、《古代印度》与亚历山大路线的学术野心

在讨论斯坦因的西域考察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他在 1911 年出版的《古代印度》（*Ancient India: A Brie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ketch*）一书。这部看似与西域考察无直接关联的著作，实际上反映了斯坦因学术野心的核心逻辑。

《古代印度》是一部印度古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纲要性著作，全书篇幅不大，但视角独特：它不按照传统的王朝更迭叙事来组织材料，而是从地理与交通路线的角度切入印度古代史。斯坦因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几条贯穿印度次大陆的古代交通路线，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路线的路径，即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开辟、其后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要通道的路线系统。

斯坦因对亚历山大路线的高度关注并非偶然。在牛津与蒂宾根的学术训练中，他接触到了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东方世界的丰富文献，特别是斯特拉波（Strabo）、阿里安（Arrian）、库提修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等古典作家关于亚历山大远征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描述了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还透露了当时印度西北部和中亚南部的地理、交通、物产等信息。斯坦因敏锐地意识到：亚历山大东征所经之地，正是日后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也是佛教东传的关键通道。换言之，理解亚历山大路线，就是理解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早期形态。

《古代印度》集中体现了斯坦因提出的核心论点：印度古代文明的诸多特征，并非纯粹在印度次大陆内部发展而成，而是与中亚、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这一观点本身并不新鲜，自亚历山大·冯·洪堡以来便有学者持类似看法。但斯坦因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在书斋中提出这一论点，还通过自己后续的西域考察行动去实证它。书中关于犍陀罗（Gandhara）艺术、希腊化钱币、贵霜帝国交通网络的论述，都在后来他的考察报告中得到了实物印证。

《古代印度》出版于 1911 年，此时斯坦因已经完成了第一次（1900-1901）和第二次（1906-1908）西域考察。第三次考察（1913-1916）和第四次考察（1930）尚未进行。换言之，《古代印度》是斯坦因对自己已有考察成果的初步理论化，也是对他后续考察方向的预先规划。这本书出版之后，他才真正踏上了第三次西域考察的征程。

斯坦因选择从亚历山大路线切入中亚史，还有一层学术竞争方面的考量。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东方学界存在激烈的国家间竞争：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瑞典、日本的考察队纷纷进入中亚，试图在该领域确立各自的优势地位。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考察队与斯坦因的考察队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两人在敦煌藏经洞写本的攫取上几乎形成竞赛。斯坦因在《古代印度》中对亚历山大路线的强调，部分也是为了将自己的学术路径与法国学者所偏重的中亚佛教、于阗文等研究区分开来。他希望强调自己是从更宏观的印度—希腊化世界视角切入，能够提供比单纯语言学考释更具综合性的历史叙事。

这种学术竞争的张力延续到了实地考察层面。1907 年斯坦因在敦煌与法国学者之间的间接较量、1914 年第三次考察期间与俄国学者奥登堡（S. F. Oldenburg）考察队的同时作业，都反映了中亚研究领域的国际博弈。《古代印度》所确立的学术路径，使斯坦因在竞争中获得了独特的理论制高点。

四、三部巨著的递进：学术逻辑与考察实践的螺旋上升

斯坦因的学术生涯跨越了从 1880 年代到 1940 年代的六十余年。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三部巨著构成了理解他西域考察活动的核心文献：《古代印度》（1911）、《亚洲腹地》（1928）、《西域考古记》（1921）。三部著作的出版顺序与斯坦因四次考察的时序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呈现出学术逻辑与考察实践的螺旋上升。

《西域考古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通常被视为斯坦因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全书共五卷，1921 年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详细记录了他在 1906-1908 年和 1913-1916 年两次考察中所发现的遗址、文书、文物与地理信息。该书至今仍是研究中亚考古和丝绸之路历史的必备参考。然而，这部巨著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古代印度》的理论框架之上。

《亚洲腹地》（*Inner Asia: Its Geography, Climate, and Inhabitants*）则相对独立。该书出版于 1928 年，主要记录了斯坦因在 1906-1908 年考察期间对中亚地理、气候、民族的观察。如果说《西域考古记》是考古学报告，那么《亚洲腹地》则更接近于地理学与人种学考察报告。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水文、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生活方式的细致描述。这一部分内容在《西域考古记》中也有涉及，但《亚洲腹地》提供了更为系统的地理与民族志框架。斯坦因本人将该书定位为理解中亚的入门读物，认为任何研究西域的具体考古问题之前，都必须先理解这片土地的宏观地理与人文背景。

三部著作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递进关系。《古代印度》是理论框架，提出了从亚历山大路线切入中亚史的学术视角；《西域考古记》是田野报告，用大量第一手材料支撑并丰富了《古代印度》的论点；《亚洲腹地》则是补充性视角，从地理与民族角度提供了理解中亚的另一种维度。三者共同构成了斯坦因学术大厦的三个支柱：理论支柱、田野支柱、宏观支柱。

三部著作的英文出版顺序与斯坦因考察活动的时序并不完全一致。《古代印度》（1911）出版于第二次考察之后、第三次考察之前；《西域考古记》（1921）虽然以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为基础，但出版时第四次考察尚未进行；《亚洲腹地》（1928）则是更晚期的总结性著作。这种出版顺序反映了斯坦因对自身学术成果的精心安排：他先建立理论框架，再呈现核心田野材料，最后补充宏观视角。这种安排本身也是一种学术策略，它让读者在进入细节丰富的考察报告之前，已经具备了一个理论框架，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田野材料的意义。

斯坦因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亚洲高原的古代遗迹》（*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Southeastern Iran*）虽然涉及印度西北部和伊朗东南部的考古，但与西域考察的直接关联较弱，本章暂不展开。他还留下了大量散见于《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等期刊的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构成了三部巨著之外的补充文献，读者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时往往会回到这些原始文献。

理解三部巨著的递进关系，对于理解《西域考古记》的成书逻辑至关重要。这本书不是一部单纯的考察日志，也不是一部单纯的考古报告，它是斯坦因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具体体现。阅读《西域考古记》时，如果不了解他在《古代印度》中所建立的理论框架，就很难理解他为何对某些遗址和遗物特别关注；如果不了解他在《亚洲腹地》中所呈现的地理与民族背景，也很难理解他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历史的整体判断。

为了帮助读者建立斯坦因生平的整体框架，本章以时间线呈现其关键节点：

```mermaid flowchart LR A["1862 出生于布达佩斯"] --> B["1880s 维也纳蒂宾根牛津学习"] B --> C["1888 抵达英属印度"] C --> D["1900-1901 第一次西域考察"] D --> E["1903 和田沙埋遗址"] E --> F["1906-1908 第二次西域考察"] F --> G["1911 古代印度出版"] G --> H["1913-1916 第三次西域考察"] H --> I["1921 西域考古记出版"] I --> J["1928 亚洲腹地出版"] J --> K["1930 第四次西域考察"] K --> L["1943 逝世于喀布尔"] ```

本章小结

斯坦因并非一个简单的探险家。从布达佩斯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出发，经过维也纳的古典学训练、蒂宾根的印度学训练、牛津的考古学训练，他在三十岁之前便掌握了古典东方学家所必需的全部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基础使他在日后能够辨识和解读西域遗址中各种语言的写本与铭文，从希腊文到婆罗谜文，从于阗文到藏文，无所不包。

但斯坦因也不仅仅是一个学者。他在英属印度的制度性身份，从旁遮普省东方学院院长到印度政府的考古高级官员，赋予了他开展大规模中亚考察的帝国资源。这种身份与大英帝国在中亚的战略需求形成了共振，使得斯坦因的学术考察同时具备了情报侦察和地缘政治评估的功能。他之所以能够调动数十人的考察队伍、配备武装护卫、持续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考察活动，并非凭借个人财力，而是凭借帝国体制的支持。

《古代印度》一书体现了斯坦因的学术野心：他试图从亚历山大路线这一贯通欧亚的交通网络切入，建立一种以文化交流而非王朝更迭为核心的中亚史叙事。这一理论框架在他后续的西域考察中不断得到充实和修正，最终在《西域考古记》和《亚洲腹地》中得到了系统呈现。从理论到田野再到宏观背景，三部著作的递进反映了斯坦因学术体系的内在逻辑。

理解了斯坦因本人，也就获得了阅读《西域考古记》的基础坐标。下一章将转入《西域考古记》本身的讨论：这部五卷本的巨著是如何成书的？它的写作过程、文献基础与文本结构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只有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进入斯坦因笔下的西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