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与《战国策》的成书

刘向与《战国策》的成书

探讨任何一部古典文献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局限，首先需要回溯其文本形成的历史过程。《战国策》作为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言行的重要史料，其文本形态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从先秦时期的口耳相传与简帛抄写，到西汉皇家藏书的汇集整理，再到刘向的编校定本，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三十三篇文本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刘向的编辑工作构成了关键环节——他面对的是来源各异、真伪掺杂的原始材料，其编纂原则与方法不仅决定了《战国策》此后的文本面貌，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后人认识战国说士话语的基本框架。然而，刘向的编辑工作同时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介入，这使得《战国策》的文本呈现出复杂的层次关系：经过整理的定本与原始素材之间存在张力，经过筛选的话语与战国说士的真实表达之间存在距离。因此，考察刘向编订《战国策》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局限，分析成书过程如何影响文本的呈现方式，便成为深入理解这部文献的必要前提。

一、刘向校书的历史背景与学术动机

理解刘向编订《战国策》的意义，必须将其置于西汉成帝时期文献整理的宏观背景之中。绥和元年（前8年），汉成帝下诏命刘向主持整理皇家藏书，这一看似寻常的文化举措，实际上源于一个严峻的现实：自秦始皇焚书以来，先秦典籍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虽然汉朝建立后通过搜集、献书等方式有所恢复，但到成帝时期，皇家藏书散佚严重，存世的先秦文献不仅数量锐减，而且文本错乱、篇章残缺，亟需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整理。

刘向在此背景下受命领衔校书，并非偶然的人事安排，而是其学术地位与个人素养的必然结果。刘向出身宗室，历仕宣、元、成三朝，以经学素养深厚和学术声望卓著著称。他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校书方法：广搜异本、互相参校、厘定篇章、撰写叙录。这一方法论的核心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通过版本比对和内容考辨，追溯文献的原始面貌与学术源流。刘向的校书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主持编纂的《别录》之中，这部中国最早的解题目录学著作，虽然已经散佚，但其基本框架和学术理念通过刘向之子刘歆的《七略》得以部分保存。

值得注意的是，刘向的校书工作并非单纯的文献学技术活动，而是带有明确的学术动机和文化理想。在他看来，整理古籍不仅是保存文献的技术工作，更是传承圣王之道、维护学术正统的文化使命。因此，刘向在校书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价值判断：他倾向于选择那些内容醇正、符合儒家义理的文本版本，而对那些“诬罔不经”的内容保持警惕。这种价值取向在整理诸子百家文献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先秦诸子的著作往往带有各自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校书者需要在保存文献与维护正统之间寻求平衡。刘向对于《战国策》这类纵横家文献的处理，正是这种学术困境的具体体现：他在承认其史料价值的同时，又不得不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保持审慎态度。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刘向的校书工作标志着中国古典文献学传统的初步形成。他所确立的校勘原则、编纂体例和学术规范，对此后的文献整理产生了深远影响。《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大量两汉典籍，大多可以追溯到刘向的整理本。然而，这种“整理”也意味着原始文本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塑造——经过刘向校定的文本成为后世流传的定本，而那些未被采纳的异本则逐渐湮没。这一情形在《战国策》的成书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战国策”书名的含义及其演变

刘向将所编订的纵横家文献命名为“战国策”，这一书名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考察的学术问题。在刘向之前，这些文献流传着多个不同的名称，反映了其多元的文本来源和复杂的流传过程。

据刘向《〈战国策〉书录》记载，他所见到的相关文献包括《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多种称谓。其中，“国策”与“国事”侧重于地域属性，强调这些文献记载的是各国之事；“短长”一名则突出了文体特征，“短长”即“长短”，指的是游说之辞的修辞技巧，即通过分析利弊得失来说服对方，这种修辞方式在战国纵横家的游说实践中极为常见；“事语”一名则强调了这些文献以记录言论和事件为主的特点；而“长书”“修书”可能指的是篇幅较长的单独文本。这些名称的并存，说明在刘向之前，纵横家文献并非一部完整的著作，而是由多个来源不同、篇幅不等、名称各异的文本群组成。

刘向最终选择“战国策”作为书名，这一命名体现了他的学术判断。“策”在古汉语中有多种含义，此处主要取“策谋”“策略”之意，用以概括这些文献的核心内容——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游说之辞与政治谋略。“战国策”三个字既点明了文献所涵盖的历史时段，又揭示了其内容性质：这是战国时期谋略与权术的汇编。这一命名方式在刘向的其他校书工作中也有体现，如《尚书》《春秋》等以时代或内容特征命名，都体现了目录学命名的一般原则。

书名的确立不仅是文献学问题，更涉及文本性质的界定。刘向将纵横家文献单独编为一类，实际上是在承认其独立价值的同时，也将其与其他先秦典籍区分开来。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体系中，“纵横家”被列为诸子九流之一，与“儒家”“道家”“法家”等并列，这一分类框架正是以刘向的校书成果为基础建立的。换言之，刘向通过命名与分类，参与了战国思想史文献的秩序化过程——他将原本混沌多元的文献材料纳入一个条理分明的学术体系，从而影响了后人认识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基本框架。

三、原始文献的来源：《国策》《国事》《短长》《事语》诸本的合流

刘向编订《战国策》的直接依据，是他所接触到的多种来源不同的文献版本。这些版本并非一时一地产生，而是经历了从先秦到西汉的漫长流传过程，其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官方搜集的先秦遗书、民间献纳的典籍、以及从其他文献中摘录引用的内容。

先秦时期，纵横家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其言论和事迹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同时也以简帛形式被记录下来。《史记·苏秦列传》提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读之”，《战国策》本身也多次提及“献书”“致书”等行为，说明战国时期已经存在游说辞令和政治谋略的书面记录。然而，这些早期文本并未以完整的面貌保存下来，而是散落于各国的史籍和私家著述之中。

西汉建立后，高祖、惠帝、文帝等时期都有征集图书的举措。《史记·六国年表序》记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这段话说明秦火之后，诸侯史记损失惨重，但《诗》《书》等典籍因“多藏人家”而有所保存。武帝时期又采纳公羊派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客观上推动了儒家经典的整理与传播。成帝时期的大规模校书，则是对前期文献搜集工作的系统总结与提升。

刘向在校书过程中接触到的大量异本，正是上述历史背景下积累的文献遗产。在这些异本中，与纵横家文献直接相关的包括《国策》《国事》《短长》《事语》等多种称谓的文本。学者根据刘向《书录》的记载推测，这些不同名称的文本很可能源自不同的来源：《国策》和《国事》可能出自官方史官的记录，篇幅较为完整，叙事较为系统；《短长》可能出自纵横家的私家著述或门徒记录，侧重于游说辞令的收录；《事语》则可能是杂记各国大事与相关言论的文本。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引用材料，如《史记》所引用的“秦记”等史籍，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著作中涉及的纵横家言行片段。

这些文本来源的多元性，导致了《战国策》在内容上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从题材看，有些篇章以叙事为主，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些篇章以记言为主，详细记录了策士的游说辞令；还有些篇章则是叙事与记言的结合，兼及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言论。从可信度看，不同篇章的史料价值也存在差异：有些内容可以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反映了较为可靠的历史信息；有些内容则带有明显的夸张、虚构成分，可能是策士或后人的夸耀之作。刘向在校理这些文献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这种文本异质性的问题。

刘向的工作方法是首先汇集所有可得的版本，然后进行系统的比对校勘。他在《〈战国策〉书录》中明确记载：“所校中书《战国策》章，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这段话说明刘向面对的原始材料存在严重的“错乱相糅”和重复问题，他通过“以时次之”和“以相补”的方法，重新编定了篇章结构，最终确立了三十三篇的定本。这一过程涉及大量的文本选择、排序、删削和整合工作，其编辑原则和具体操作方式，成为考察刘向学术方法的关键切入点。

四、刘向编辑工作的原则与方法

刘向在校订《战国策》时遵循了一套相对系统的编辑原则，这些原则既体现在宏观的文本架构上，也体现在微观的文字校勘中。通过分析这些编辑原则，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刘向的学术方法及其对《战国策》文本形态的影响。

第一项原则是“以时次之”，即按照历史年代顺序编排文本内容。《战国策》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这一框架的设定本身就体现了以国别为经、以年代为纬的编排思路。刘向将各国之事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排列，使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各国政治形势的演变脉络。这种编排方式与《史记》的纪传体年表有相通之处，都强调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

第二项原则是“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即对于那些时间顺序不明确的篇章，根据内容的相关性进行归并整合。在实际操作中，刘向可能参考了《史记·六国年表》等已有的年代框架，将散乱的材料安置到合适的位置。对于那些无法确定年代的片段，则根据其内容主题归入相应国别之下。这一原则体现了刘向在处理复杂文本时的灵活性——他不追求机械的年代对应，而是以内容的内在逻辑为依据进行编排。

第三项原则是“除复重”，即删除不同版本之间的重复内容。由于原始材料来源各异，同一篇章可能以不同版本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刘向通过比对，删除了这些重复内容，使定本的内容更加精炼。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复重”不仅涉及完全相同的重复段落，还可能涉及内容相近但表述不同的段落。刘向在处理后者时，需要做出判断：保留哪个版本？是否需要进行文字整合？这些判断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也成为后世学者讨论刘向编辑工作的焦点之一。

第四项原则体现在文字校勘层面。刘向在校书时广泛收集各种版本，进行细致的文字比对。他在《〈战国策〉书录》中提到“所校中书《战国策》章，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说明他面对的是文字混乱、篇章混杂的原始材料。他的校勘方法包括：比对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选择更为合理的读法；根据上下文语境判断文字的正误；参考其他可信的史籍进行校核。这种校勘实践奠定了中国古典校勘学的基本方法，即以“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相结合的综合校勘法。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刘向的编辑工作并非单纯的客观还原，而是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文本重构。以篇章的取舍为例，刘向面对的原始材料数量远多于定本所收录的三十三篇，他在《书录》中提到“臣向所校中书《战国策》三十二篇”，说明定本是在更大规模的材料基础上精选而成。被删除的材料并非因为质量低劣，而很可能是因为与刘向的编辑方针或价值标准不相契合。这一情形在其他古籍的整理中也普遍存在，整理者的主观介入是任何文献编纂活动都无法避免的特质。

刘向编辑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所撰写的叙录。在定本完成之后，刘向为《战国策》撰写了叙录，记录了校书缘起、所据版本、编排体例、内容概要等重要信息。这篇叙录是了解刘向编辑工作原始面貌的第一手资料，后世学者对《战国策》成书过程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篇叙录的记载。然而，叙录本身也是刘向主观叙述的产物，其中对文献来源和编辑过程的描述，是否完全忠实于实际情况，已无法确证。

五、定本确立后的版本流传脉络

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定本确立之后，其文本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多次传抄、翻刻和校补的过程。考察《战国策》的版本流传史，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定本确立之后的文本演变轨迹，以及刘向编辑工作对后世接受的深远影响。

刘向定本的原始形态，今已不可见。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当即刘向校定本。这一文本在两汉时期有多种传本，包括宫廷藏书（“中书”）和民间传本。刘向校书时已注意到“错乱相糅莒”的文本状况，说明即便在刘向生活的时代，定本的可靠性也已存在疑问。后经王莽之乱和东汉末年的战乱，书籍再次遭受损失，《战国策》的文本传承亦不能例外。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国策》的流传情况缺乏详细记载。隋唐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书籍的复制效率大幅提高，但《战国策》的刊刻情况史籍记载不详。现存最早的《战国策》完整刊本出自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姚宏重新校刻。这一版本，后人称之为“姚本”或“绍兴本”，是现存最早的足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姚宏在校刻时参考了多种版本，包括残缺的《战国策》古本，并撰写了详细的校记说明异文情况。

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韩说胄命人献《战国策》于朝廷，曾巩据以校正，这就是“曾巩校本”。曾巩的校补工作包括补足残缺篇章、校正文字错误、调整篇目次序等。然而，曾巩的校本是否忠实于刘向定本，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认为曾巩在校补过程中进行了较多的主观改动，其校本不能完全代表刘向编辑的面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曾巩的校补基本保持了定本的原貌，其改动多为技术性的校勘订正。

进入明清时期，《战国策》的刊刻形成了多种版本系统。以鲍彪注本为代表的“鲍本”在元代刊行后广为流传，成为明清时期最通行的版本。鲍彪在注释《战国策》时对篇章次第进行了调整，按照他自己的学术理解重新编排了全书结构，这一做法虽然便于阅读，但也偏离了刘向定本的原有格局。明代吴勉学刊刻的“吴本”则试图恢复刘向定本的原貌，在版本校勘上较为审慎。姚本、鲍本、吴本三足鼎立，构成了明清时期《战国策》流传的主要版本系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这批帛书共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十六章则是久已失传的佚文。这批帛书的出土，为考察刘向编辑工作之前的原始文本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通过比对可以发现，今本《战国策》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在文字、篇章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很可能就是刘向编辑工作介入的结果。例如，帛书中苏秦的很多言论在今本中被移植到张仪名下，篇章的编排顺序也有调整。这些发现揭示了刘向编辑工作的主观介入程度远超此前的估计。

从版本流传的整体轨迹来看，刘向定本虽然在后世多次被翻刻校补，但其基本框架得以延续，“三十三篇”的格局始终未变。这说明刘向的编辑工作在确立文本形态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没有改变纵横家文献的基本内容结构，而是通过整合、排序和校订，赋予这些文献一个相对稳定和规范的文本形态。然而，版本流传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校补和改动，也说明刘向定本在后世学者看来并非完美无缺，不同的校书者根据各自的学术判断，对定本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正。这种持续不断的校勘活动，既是对刘向工作的继承，也是对其局限性的弥补。

本章小结

本章考察了《战国策》从原始素材到刘向定本的历史过程，核心问题在于理解刘向编辑工作的学术贡献与历史局限，以及成书过程如何影响了文本的呈现方式。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刘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面对来源各异、真伪掺杂的原始材料，通过系统性的汇集整理，为纵横家文献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框架，“三十三篇”的定本格局奠定了后世流传的基础。其次，他确立的“以时次之”“以相补”“除复重”等编辑原则，体现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校书方法论，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传统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他撰写的《〈战国策〉书录》保留了珍贵的校书记录，为后人了解成书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然而，刘向的编辑工作同样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作为西汉儒臣，他不可避免地以儒家的学术标准和价值取向介入了文本的筛选与重构。被删除或改编的篇章，可能包含着反映战国说士真实话语的珍贵信息，却在整理过程中被过滤掉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已经证明，今本《战国策》与原始文本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正是刘向编辑工作介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策》的文本呈现方式是历史形成的产物，包含了刘向的主观判断和时代局限；后人在利用这部文献时，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既充分肯定其史料价值，也要保持审慎的批判距离。

刘向编订《战国策》时所面对的文本异质性问题，实际上触及了古典文献研究中一个普遍的方法论困境：整理者如何在保存文献原貌与赋予文献秩序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困境在《战国策》成书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为后续章节深入文本肌理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下一章将以刘向定本为基础，考察《战国策》的文体特征与文本结构，分析纵横家话语的表达方式与修辞策略，从而在文献学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这部著作的内在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