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与战国策的编定

刘向与战国策的编定

理解《战国策》的文本，首先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今人所见的《战国策》是经过刘向编定的文本，而非战国时代的原始文献。这一区别并非无关紧要的版本学细节，而是关系到如何阅读和理解这部书的基本前提。刘向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领校秘书期间，将此前流传的《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多种名目的文献，整理汇编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并撰写了著名的《战国策叙录》。这次编纂从根本上奠定了《战国策》的文本形态，也深刻影响了后人对其内容的理解方式。本章的核心任务是考察刘向编纂《战国策》的历史语境、方法原则与学术判断，并梳理从刘向编定本到今本的版本流变过程，为后续深入阅读《战国策》奠定文献学基础。

刘向校书的学术背景与政治语境

刘向校书并非单纯的学术行为，而是发生在他复杂的政治生涯与西汉后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要理解刘向为何以及如何编定《战国策》，必须将这次校书活动置于他的生平经历和政治立场之中加以考察。

刘向（约前77年—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人，汉高祖刘邦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作为宗室后裔，刘向的一生与西汉后期的政治斗争紧密交织。他在宣帝朝以宗室子弟的身份入仕，因献淮南王衡山案及议论石显专权而两度下狱，险些丧命。元帝即位后，刘向与其子刘歆同为著名经师儒生，活跃于朝廷。然而，元帝朝正是宦官弘恭、石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两股势力激烈争斗的时期。刘向因上书弹劾弘恭、石显，险些再次入狱，最终被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刘向虽被重新启用，但始终未能进入权力中枢，终其一生都在以言官身份与专权外戚和宦官进行斗争。

刘向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的学术取向。他坚定地站在皇权一侧，反对任何形式的权臣专政。这一立场在其奏疏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在著名的《论星气山地震对》中，将当时频繁出现的灾异现象与朝政失序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上天对人君失德的警示。在刘向看来，朝廷中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正是因为皇帝未能遵循儒家伦理，修身正德。这种天人感应的灾异论，在当时既是政治批评的武器，也是一种学术话语。

刘向校书正是在这一政治与学术的交叉点上展开的。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受诏领校秘书的刘向开始主持一项规模空前的文献整理工程。在此之前，秘府藏书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篇章散乱、文字错讹的情况极为普遍。成帝下令刘向组织人力对这些典籍进行系统校理，其初衷固然有保存文献的考虑，但也有整合思想资源、强化官方学术话语权的深层意图。作为一位政治立场鲜明的儒臣，刘向在校书过程中必然会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带入文本选择和编纂原则之中。

刘向校书并非一人独任，而是组织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校书团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参与校书工作的还有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刘向本人则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三大类。《战国策》属于诸子类中的纵横家文献，自然归入刘向的校理范围。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战国策》这样一部与儒家正统观念格格不入的文献，刘向如何为其寻找存在的合法性，又如何在编纂过程中处理其中大量存在的权谋、诈术、游说之辞？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乎《战国策》一书的命运，更关乎刘向处理“非正统”文献的整体原则。从刘向的现存著作来看，他对儒家经典持有坚定的信仰，对诸子百家则持批判吸收的态度。他曾多次上书强调六经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六经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道。然而，刘向并非迂腐的复古主义者。他在《说苑》《新序》《列女传》等自己编撰的著作中，大量采用了非儒家的历史故事和寓言传说，用于阐发儒家的伦理教化。这一做法表明，刘向在坚持儒家基本价值立场的同时，并不排斥利用非儒家的材料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教化目的。

刘向校定《战国策》的背景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那就是西汉后期经学与纵横之术之间的张力。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纵横家言作为一条独立的政治进路，在理论上已被边缘化。然而，现实的朝廷政治中，游说、权谋、合纵连横的策略从未消失，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刘向作为一位深谙政治运作的儒臣，自然清楚这些“术”的存在价值。他整理《战国策》，既是对这一历史文献的保存，也可能包含着用历史智慧为当世提供借鉴的意图。

《别录》体例与《战国策》编纂原则

刘向校书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别录》之中。《别录》是刘向为每一部校理过的典籍所撰写的提要，原书已佚，但部分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的注文以及《文选》《太平御览》等书的引文中。从现存材料来看，《别录》的体例包含三个核心部分：确定书名与作者、比较异本与校正文字、撰写叙录说明编纂原委。这三个环节构成了刘向校书的基本流程，也是理解《战国策》如何被编定的方法论框架。

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首先交代了编纂对象的历史来源：“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这段话包含了几层关键信息：第一，“中书”指秘府所藏的宫廷藏书，刘向校理的是秘府本而非民间流传的版本；第二，这些“中书余卷”处于“错乱相糅莒”的混乱状态，既有篇章散乱的问题，也有不同来源的材料混杂在一起的情况；第三，“国别者八篇”是按国别编排的八个部分，但内容不完整。刘向所做的工作是“以时次之”，即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编排这些材料，“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意味着将无序的材料与有序的部分相互参照补充，“除复重”则是在此基础上删除重复的内容，最终得到三十三篇。

刘向校书的核心原则是“部类相从”与“去其重复”。这两条原则看似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涉及复杂的文献学判断。以《战国策》的校理为例，“部类相从”首先意味着按照国别对材料进行分类，将涉及同一国家的游说、行事、谋略归为一类。“以时次之”则要求在国别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年代排列，使读者能够了解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的纵横活动。然而，战国史料本身的年代标注往往模糊不清，刘向在排列材料时不得不依赖相对年代或事件先后进行推断，这就引入了编纂者的主观判断。至于“去其重复”，则是指删除不同篇章中重复出现的相同或相似内容。这一工作需要逐篇比对，辨别哪些是真正的重复、哪些是有意为之的强调或变文。战国策士在游说时经常重复使用同一故事或论据来增强说服力，这些“重复”究竟是策士原文如此还是后人编纂时的失误，很难截然区分。

刘向在校书过程中还特别重视文字的校正。《别录》中经常出现“或字误”“文字异者”的校记，说明他对字词的准确性有很高的要求。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里的“撮其指意”就是概括每篇的主旨大意，以便皇帝了解全书内容。从现存《战国策叙录》的残文来看，刘向对《战国策》内容的概括相当精要，点出了该书作为“权变”之书的特点。

然而，刘向的编纂原则在处理《战国策》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张力。战国纵横家的言论原本具有高度的即时性和情境性，策士游说君主往往针对具体问题、在特定场合发表意见，带有强烈的修辞策略和表演性质。当这些材料被整理汇编为一部“书”时，它们不可避免地被去情境化了——具体的历史场合被省略，游说的即时效果不再可感，留下的主要是“说了什么”而非“在什么情况下说”。刘向“以时次之”的编排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去情境化的效果，将原本活生生的政治交锋转化为一种可供按图索骥的“策略汇编”。

这一问题的深远影响在于：今本《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已经无法判断其确切的年代和场合。有些材料可能确实源自战国时代的策士原话，有些则可能是后人的追记或拟作，还有些可能经过汉代人的改编。刘向在校理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他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按照已有的线索尽力排列，而无法对每一篇的年代真伪做出明确判断。这种文本生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是阅读《战国策》时必须始终保持警惕的背景。

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还表达了对该书性质的判断：“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这段话的关键在于“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一句。刘向承认，《战国策》中的策略智慧不能用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道德教化，但在紧急危难之时，这些“奇策异智”确实能够发挥“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作用。这是一种有限度的肯定——既不将其等同于六经的崇高地位，也不将其完全否定为无益之物，而是赋予其在特定情境下的实用价值。

这一价值判断对于理解刘向编纂《战国策》的动机至关重要。他并非简单地出于学术兴趣或保存文献的目的来处理这部书，而是有意识地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和教育视野。在刘向看来，战国纵横家的智慧虽然不能作为治国的根本遵循，但可以作为权宜之计的参考；虽然不能教导人成为圣君贤相，但可以训练人应对危局的实际能力。这种将“非正统”材料纳入儒家框架加以利用的做法，与刘向在其他著作中使用寓言故事进行教化的思路一脉相承。

刘向序文的核心观点与价值判断

《战国策叙录》是研究刘向编纂思想的核心文献。这篇叙录的全文已不传，现存的内容主要保存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以及《文选》李善注引文中，内容相对完整，是考察刘向对《战国策》定性的主要依据。分析这篇叙录的结构和内容，可以揭示刘向编纂《战国策》的学术判断和价值取向。

叙录开篇即交代校书背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这是标准的《别录》体例，首先说明校理对象和现存状态。接下来，刘向说明了处理方法：“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这里的关键是“除复重”——删除重复内容是刘向校书的重要原则，也是造成战国策士原话与今本文字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刘向在叙录中用了相当篇幅论述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纵横家的兴起：“当此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中庸》之书五千余言。年没已来，七十余年。”这段话将战国纵横家的兴起置于百家争鸣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指出当时天下“以攻伐为贤”，而孟子所代表的儒家之道无法适应这一现实需求，因此只能退而著书立说。

刘向对这一历史格局的描述并非客观中立的叙述，而是隐含着明确的褒贬倾向。他将“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时代风尚视为一种负面现象，与儒家所推崇的“三代德治”形成对照。孟子的失败被归因于“所如不合”，即其学说无法适应战国乱世的现实需求。这种叙事策略将儒家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它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但在现实政治中却是无力的。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刘向对《战国策》的评价才显得意味深长。他说：“然则战国之权谋 rac敷有以异乎？说疾婴距衡，却秦兵；我楚之交，策于廊庙之上，以刑名家之说抗之也。是不以其文者要以其时也。”又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这两段话揭示了刘向评价《战国策》的核心逻辑：战国纵横家的策略智慧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时之权谋”，它们不能作为治国安邦的长远之计，但在紧急关头确实能够发挥作用。刘向用“一切之权”这一概念来界定纵横术的本质——所谓“一切”，即指权宜之计、应急之策，而非可以普遍适用的永恒法则。这种定位既肯定了《战国策》的实用价值，又将其限制在特定的适用范围之内，从而避免了将其与六经相提并论的危险。

刘向的价值判断还可以从他对叙录结构的安排中看出。在简述《战国策》的来源、编次和内容之后，刘向特意列举了该书涉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至向之所述，删去其异者，取其要者，以为《大明》《小雅》之说，以待后之学者。”这里的“删去其异者”表明刘向在校理过程中对原始材料进行了删改，而“取其要者”则说明他的删改是有选择的，保留的是他认为重要的内容。刘向对“大雅”“小雅”的引用表明他试图将《战国策》与《诗经》这部儒家经典联系起来，赋予其某种经典性。

然而，刘向的编纂原则在保存《战国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战国策士言论的原貌。原始的策士游说应该包含更多的修辞策略、场景描写和互动过程，而汇编后的文本则被压缩为一种更为简洁的“策略汇编”形态。刘向“以时次之”的编排方式进一步改变了材料的原始语境，使得原本需要通过理解历史背景才能把握其意义的游说言论，变成了一种可以脱离具体语境独立理解的“计谋大全”。

这种编纂策略的得失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刘向的整理使得原本混乱散乱的材料变得系统有序，便于阅读和利用。如果没有这次编纂，许多材料可能已经失传，后人将无从了解战国纵横家的思想风貌。另一方面，这次编纂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材料的原始面貌，使得后来的读者难以区分哪些是策士原话、哪些是编纂者的取舍和改动。

《战国策叙录》最后部分的文字现已残缺，但现存的内容已经足以揭示刘向的核心立场：他在承认《战国策》非正统性质的同时，为其赋予了“权宜之计”的定位，既肯定其实用价值，又将其限制在特定范围内。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刘向作为一位儒家学者的学术理性和政治智慧——他不必全盘否定《战国策》，因为其中确实包含有价值的政治智慧；他也不能完全肯定它，因为那样将动摇儒家经典的独尊地位。折中的方案是将其纳入一个恰当的分类体系，在承认其价值的同时划定其适用范围。

《战国策》版本源流：从帛书到今本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三十三篇是今本《战国策》的直接源头。然而，从刘向编定本到今本之间，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流传过程，其中穿插着多次抄写、刊刻、注释和整理，其间的版本演变直接影响着今本的面貌。梳理这一版本流变过程，不仅是版本学的学术任务，更是准确阅读和利用《战国策》文本的必要前提。

在刘向编定之前，《战国策》的材料以不同名称和形态流传。根据刘向的记载，当时秘府藏书中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多种名目的文献，总数“中书余卷”，说明数量相当可观。这些材料可能源自战国时期不同国家或不同编纂者的整理，其内容互有交叉重复，编排方式也各不相同。刘向的工作正是将这些分散的材料汇集起来，按照国别和年代重新编排，删去重复，形成了三十三篇的定本。

刘向编定本的形态目前已无法确知。西汉时期的书籍主要以简牍或帛书为载体，《战国策》的原始形态应该是写在竹简或丝帛上的长篇文本。帛书本的特点是可以连续书写，不需要像竹简那样以“篇”为单位分卷。刘向编定的三十三篇究竟是以简牍还是帛书的形式流传，目前没有直接证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刘向编定本的出现标志着《战国策》作为一个独立文献单元的成立，此后一千多年间的流传都以此本为基础。

刘向之后，《战国策》的流传情况缺乏详细记载。两汉时期，该书可能主要在学者和官员中传抄，尚未出现广泛的民间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注本开始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高诱注本。高诱是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和文献学家，其注本的出现标志着《战国策》注释传统的开端。高诱注本的具体形态现已不存，但从后人的引文中可以得知，他对《战国策》中的文字和典故进行了详细注释，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阅读帮助。

姚宏续注是《战国策》版本史上的另一个关键节点。姚宏是南宋时期的学者，他在高诱注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续注和校勘工作。姚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高诱注的整理和续补，其二是对《战国策》本文的校勘。姚宏的校勘工作以多个本子互校，择善而从，同时也保留了异文的注释。这使得姚宏续注本成为一个兼具注释和校勘功能的复合文本，对于理解《战国策》的版本差异具有重要价值。

姚宏续注本与鲍彪注本代表了《战国策》流传史上的两大版本系统。鲍彪是元代的《战国策》学者，他重新编排了《战国策》的内容，改变了刘向编定本以国别为序的基本格局，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调整了篇章顺序。鲍彪本的问世标志着《战国策》编纂史上的一个转折——它不再严格遵循刘向编定本的结构，而是对原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这种改编的得失至今仍有争议，但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鲍彪本构成了一种独立的版本系统，与姚宏续注本形成对照。

姚宏续注本与鲍彪注本的文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文字异同。姚宏本和鲍彪本在用字上存在大量差异，其中既有因版本来源不同而产生的异文，也有因编者改动而产生的差异。有些差异涉及假借字的处理方式，如姚宏本保留了一些古字形态，而鲍彪本则改用了通行字体；有些差异涉及语序和虚词的调整，反映了不同编者的文字风格。第二是内容取舍。两个版本在篇目的设置和内容的分合上存在差异，姚宏本基本保持了刘向编定本的篇章结构，而鲍彪本则进行了大幅度的重组。第三是编排方式。姚宏本按国别编排，与刘向编定本一脉相承；鲍彪本则改变了这一编排方式，其结构与今本《资治通鉴》有些相似，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各国大事，将策士言论插入其中。

姚宏续注本在版本史上的地位是通过清人黄丕烈的校刻而确立的。黄丕烈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他以姚宏续注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刊刻于《士礼居丛书》中。黄丕烈校刻本的价值在于它系统地保存了姚宏续注的成果，同时附有黄氏本人的校勘记和题跋，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版本信息。士礼居丛书本问世后，很快成为学者研读《战国策》的重要依据，奠定了姚宏续注本在版本系统中的主流地位。

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战国策》的版本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系统：姚宏续注本系统和鲍彪注本系统。姚宏续注本系统的版本包括：宋刊姚宏续注本（残本）、元至正五年（1345年）刊本、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吴氏南京刊本、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杜诗济南刊本（以上为姚宏续注本系统的早期版本）、清嘉庆八年（1803年）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本、及其后各种翻刻本和排印本。鲍彪注本系统的版本包括：元至治三年（1323年）刊本、元至正十年（1350年）刊本、明成化元年（1465年）刊本、嘉靖七年（1528年）刊本、及其后各种翻刻本。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优劣之分，而是反映了不同的编纂理念和文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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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战国策》的文本主要来源于这两个版本系统，但两个系统的流通情况有所不同。在学术研究领域，姚宏续注本系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与黄丕烈士礼居本的广泛流传密切相关。在通俗阅读领域，鲍彪注本系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许多民间流传的《战国策》读本实际上来源于鲍彪本系统。值得注意的是，由